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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衡:燃烧与冻灭的两难 (阅读716次)



黎衡:燃烧与冻灭的两难

——对绍兴诗歌的一次样本观察,以蒋立波和回地为例



      “‘你的醒来,使我欢喜。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愿意携带你去,使你永不冰结,永得燃烧。’”(《野草 <死火>》)鲁迅的这句话就像是对诗人寻找诗歌语言的一个隐喻。诗人跋涉在“冻云弥漫”的“冰谷”里,为发现语言“死火”的“醒来”而“欢喜”,诗人希望把语言的“死火”带出晦暗的世界,使它“永得燃烧”,但“死火”却面临要么“烧完”要么“冻灭”的两难,一首优秀的诗往往保存了这一两难的瞬间。
        这是一部来自鲁迅故乡绍兴的诗人们的作品集。以地域来划分诗人的类属其实是十分困难的,正如用年代来归纳诗人有时会显得武断,因为诗人本质上是类别的反动者。真正的诗人绝不囿于特定的地域或时间,地域只是肉身上的一枚邮戳,时间也不是线性的,而是环绕的、平行的,死去的诗人甚至与未来的诗人处于完全同等的时间序列。尤其当一个强力的诗人或作家(如鲁迅)出现时,他的全部作品和精神世界,本身就是对时空的一次“重新洗牌”。这种“洗牌”意味着他在某个地方(如绍兴),又在(或不在)任何地方;他属于一定的时代,又僭越了“时代”这个对写作来说可疑的概念。更何况,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连不同国别和语种的诗歌,技巧和经验的差异都已渐趋变小,要发现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诗歌的地域性,简直就近乎竹篮打水了。因此,我更愿意把对这本合集的阅读看作是从一个切口考察当代汉语诗写作状态的机会。绍兴,仅仅是这些语言艺人的舞台背景。
        蒋立波的诗具有一种浓郁的俄罗斯、东欧诗歌的语言气质和精神品质。20世纪的俄罗斯东欧诗歌,因其艺术成就之卓越、精神质地之高贵,以及堪称典范的面对极权的独立和批判意识,而成为向全人类的伟大馈赠。由于曾有相似的政治背景,中国文革后的几代诗人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但很多时候,这种影响仍是很表面和策略性的,颇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味道。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蒋立波是少有的进入到了俄罗斯和东欧诗歌精神内核的中国诗人——这个内核就是基督信仰和基督教文化中强烈的悔罪意识、天赋意识、承担意识以及追求真理、持守价值的使命感。从蒋的诗中不难看出,即使他不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信徒,也肯定是一个有着丰富、真实的敬拜和祈祷体验的慕道者。他很少追求流行的叙事性,而是使诗艺呈现为一种质朴的抒情美德,“饥渴慕义”的心成为一件盛装词语的容器,内心经验代替现实经验奏响诗行之弦。他的渴慕、忏悔和挣扎的强烈情绪,因真诚而尤为珍贵。而面对暴政,他又保持着冷峻的警醒。
      蒋立波找到了林昭作为中俄之间精神向度隐秘的公约数。近年来,林昭逐渐成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普遍推崇的一位毛时代的先知式人物,林昭的殉道者形象被一系列纪录片、文艺作品重新塑造和传播,林昭的精神价值随着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谈论不断凸显。但真正深入地从她的基督信仰层面来进行探讨的作品仍是罕有的,蒋立波的《为林昭雕像落成而作》则正是这样一首杰作。


      在天使秘密散步的提篮桥
      国家的敌人,美的死刑犯,你赠予我密集的鞭伤


        在这里,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的林昭和诗人自己展开了精神的团契,耶稣“密集的鞭伤”由林昭“赠予”“我”。基督信仰的秘密就是灵的共在,“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4:24)作为灵的上帝与个体的灵魂超越地相互分享。“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约15:5)这种分享使小与大互相转化,彼此含纳,历时性变为共时性,神与个体灵魂就像树和枝子一样结为一体;不仅个体与上帝连为一体,而且个体与个体之间,也在灵的分享中共感、共振。十字架上遭受鞭伤的耶稣,不只是历史事件中过去式的独自承担的耶稣,而且是临在的持续着代世人受难的基督。
      而在诗人看来,林昭就是一位圣徒,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领有了基督的形象:她学着耶稣,进入真理,并因真理甘于卑贱;她像耶稣一样,成为“国家的敌人”(以色列中国)、“美的死刑犯”——受难意味着将“死”圣化为“美”。连惨酷的牢狱也受到祝福:“在天使秘密散步的提篮桥”。


      雕刀下,你沉默嘴唇的痛苦线条
      透露出圣餐肉体的全部奥秘


      “圣餐肉体的全部奥秘”,就是耶稣、林昭和“我”的痛感与爱感的共在;这奥秘,也是对耶稣的死的分享,让“死”成为每一个分享者的精神事件,并籍着他碎裂的肉体和宝血,与上帝联合,成为无限者的肢体。“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太 26:26-28)“圣餐肉体的全部奥秘”,也意味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把他全部的沉默和孤独、痛苦和荣光递交给了林昭,而“我”在临在的基督中与林昭相遇,并在这场精神的团契里经历“赴死”。“圣餐”透过“雕像”这一事体的转喻,获得了无形—有形、缺席—在场、凝定—自由之间的巨大张力。
      “在俄罗斯,虔敬就意味着十字架,意味着悲哀,意味着肉体的受苦和死亡。俄罗斯精神的宗教素质就是以这种虔敬感为基质,它与悲怜感、羞涩感一起,共同构成了俄罗斯魂的主要特征,即俄罗斯的理念。……俄罗斯理念的另一个重要特质是厚重的道德感。……19世纪末——20世纪初,……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的宗教哲学协会聚集了杰出的文人、诗人、学者和艺术家,发展出独特的知识分子基督徒团体。”(《走上十字架上的真<从绝望哲学到圣经哲学>》刘小枫)这种悲怜、羞涩和道德感,在蒋立波的诗作里表现得相当明显。有趣的是,从鲁迅到蒋立波这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两代绍兴人的作品中,依稀可以看出从绝望哲学到圣经哲学的精神进路。如果说,鲁迅孤绝地把中国文学带入到了一片前无古人的、弥漫着彻骨的虚无气息的“无物之阵”;那么,蒋立波以及其他许多中国当代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则凭藉基督信仰、基督教文化和圣经哲学带来的启示和巨大激情,进行创作和发言,在被鲁迅清理出的“无”中重建“有”,在无物中寻找终极之物,为中国文化的去向提供了新的值得期盼的可能性。
       对于缺乏了解的人而言,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基督信仰是一劳永逸的,不但会取消认识活动的复杂性,还将大大抑制生命历程的多元性。但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基督信仰恰恰是两难的信仰,认信决断的两难、灵与肉的两难、信心与行为的两难、现世与天国的两难、(基督再临的)即将发生和尚未发生的两难……一个知识人的信仰过程很可能使他置身更大的风暴(这样的例子在西方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不胜枚举),他在获得平安和喜乐的同时,也必将面临荒谬和挣扎。正如茨维塔耶娃在诗中所写:“基督,请让我明白,并非一切都是影子,最终,请让我拥抱的不是影子!……拯救者,请让我的灵魂,在可爱影子那安谧的王国中,奉献给影子。”(汪剑钊译)
      蒋立波诗歌的丰富性也在于此,他深知认信之路的艰难和拯救之路的狭窄。他品尝到信的甘甜:“我第一次叫出:主啊我第一次在灯下辨认你早已赐予的甜饼碎裂的瓶子里涌出的泉水”;又深感信的眩晕:“寻找天堂,却撞进了地狱那些火焰的舌头像幽禁中的修辞在倾斜的天花板上,写下清晨的晕眩和呕吐”。(《膝盖的祈祷词》)甘甜是因为上帝赐予的丰盛的智慧、救恩和自由。眩晕则是因为人每天都被抛掷于旷野,反复地受到三个试探,而且信仰意味着对不可思议之事的确信,这必然给惯于追问的诗人带来无穷多的谜团和困扰,从此卷入行为和思想的双重争战。这种争战有时会通过谦卑的告白完成内在的和解:“水珠在荷叶上奔跑,像光的信使但它仍然比光慢了一步我愿意成为其中无人认识的那一朵用滂沱的眼泪举行洗礼”。(《非美学的腰肢》)
      蒋立波的诗呈现出的信仰的尖锐的两难性,恰好与写作中言说与沉默的两难性同构。而对另一位诗人回地来说,两难则表现为文本和现实嬉戏中的彼此莫辨。回地带着强烈的元诗意识投入“对语言本体的沉浸”,依靠充满机锋的想象力,试图在知识与玄想的争执中展开互文,他款曲的智性最终意在建构一出令人讶异的“诗歌戏剧”。用马修•阿诺德的话说:“现代精神生活的主要因素……既不是感觉和理解,也不是心灵和想象,而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智。”回地则让想象力和理智产生了恰如其分的戏剧冲突,就像高低回旋的楼梯迷宫,既平衡又危险,在你走不出去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自己也被楼梯折叠了进去?
      《火化室》将火车运行和死亡想象拼接起来,最后收拢于对写作的隐喻和自省,这首写于2004年的诗几乎是对数年后发生在浙江境内的动车事故的一段诗谶,写作作为预言居然神秘地应验了:“(火车临时停车。欲望的接头被拉长。白沙地公墓,是否有一只白鹭升起?)”《时间系列(之一)》则直接以未来的神秘性为主题,自我的形象在衰朽中远逝,却被“反复认出”,“十年”和“十四年”后的面孔,以及待命名的“他”,“从车里”纷纭闪现,但是,车“永远没有到来”,回家之路进退失据。《给海伦·凯勒》从人的感知能力的有限性出发,让写作返回到创世的秘密里,回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命名的惊奇中:“孩子们用汉语摘下自己的眼球。他们一手交上作业,一手交上一颗冒着浓烟的地球。”哪个诗人又敢说,面对上帝布置的作业,自己是一个已经交出了合格的作文答卷的孩子?
    回地的“诗歌戏剧”,也并非悬置价值探讨,比如这首《五节诗》:


    五位数的死,
    可编号的死,
    多于单一的死?

    她,或者他,
    粉笔碎成几截:
    已不能在黑板书写语言。
    但找到了自己个体的死。

    第一次,死的荣耀
    照亮苟活者。
    第一次,
   “人”,与“民”
    用断裂的肢体抱头相认。
    在废墟里。


       这首写于汶川地震期间的诗,超越了所谓“地震诗” 的廉价悲悯和主题先行,让死亡展开意识形态和人道、政治学和语言学的激烈辩论。在一个“谎言喂养的国度”里,“五位数的死”的开诚布公甚至构成了对漠视“单一的死”的嘲讽,这些数字里不为人知的玄机,迎合了苦难美学的虚假抒情,让灾难变成“荣耀”,并“第一次”“照亮苟活者”。苟活者又如何在坍塌的黑板上重述“个体的死”呢?唯一能做的是从麻木的“编号”中,发现“人”与“民”拆分的秘密 ——原来,“人”之高贵与“民”之低贱,只有在死后的“废墟里”“抱头相认”。
      《一百年前有人想起你》则因为诗中反复出现的这个充满戏剧感的句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百年前的人当然会想起今天的“你”,但坐在百年跷跷板两侧的“他”和“你”,都是可以任意带入的X,在“你”看来,“他”是虚无的集体,正如在“他”看来,“你”是渺茫的个人。一百年也不是确数,而只是这幕历史“诗剧”中强力的能指。乌带党、光复会这些“进步会党”,王金发、谢飞麟这些同乡革命者,为同胞的未来在“冰雹里疾走”,“子弹捂得滚烫”,但未来不过是黑色幽默的:“他们吐出的每一个词都为了我的死。”他们甚至“想起愤怒的天空,出轨的列车……”百年前的一阵狂风,吹动了今日国族之大海中作为一束浪的“我”,狂风在百年间盲目地鼓荡。这让人联想到布克哈特在《历史研究》中的这句话:“一旦了解到,从未有过,将来也决不会有在某种想象意义上的幸福的黄金时代,人们就会免于糊涂地高估某些过去,免于盲目地失望当前或痴迷地期待未来,但人们会在对以往时代的思索中认识到无上高贵的事业之一,那就是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其生活和受难的经历。”或许,一百年后另一个作为X的“你”,也正被今天的“我”想起。
       限于篇幅,我很难详述选本中的所有诗人,只能挂一漏万地再谈一点粗疏的印象:俞心樵的诗不事雕琢,追求浑然的语势,排比句的铺陈给人以饱满的朗诵感。他虽对熟语并不避讳,却常有出其不意的细节,如《春天来了》中“故乡砸向了走向故乡的人祖国砸向了热爱祖国的人”。他的语调看似浪漫、乐观,在起承转合处却是挥之不去的伤感。杜客善于将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用诗歌进行表达,类似于生动的速写,提供了诗与艺术的跨界可能,其他诗也大多以飞蛾、马、池塘、码头等具体事物为题,有状物咏物之趣。骆艳英的《一组在父亲病房完成的诗歌》感人至深,再次证明了“孝”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创作中的有效性。李春筱的《天堂此时》和《王胖子》等诗,用叙事营造出些许玄学气氛,并有一种命运的紧张感。生于1992年的马故渊,诗歌的起点颇高,她依靠良好的语感,反复切换梦境般繁复、缠绕的幻视图景,引人入胜的童话蒙太奇和少女独有的骄傲气质跃然纸上。
       这本选集本身,也显示了新诗这种文体的民主品质,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参与和表达。当然,““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绍兴这片钟灵毓秀之地,仍将为诗歌勘照险远的去路。


 2012.2




    黎衡,青年诗人。本文原是黎衡先生为诗歌合集《越界与临在:江南新汉语诗歌12家》一书所作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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