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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时代中国人精神失落的原因 (阅读5057次)



      市场经济时代中国人精神失落的原因


    当代中国人承受着双重痛苦,一种是不发达之苦,另一种则是信仰失落之苦;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种痛苦更为深刻,更为可怕,更为折磨人,没有什么比精神的虚无更为痛苦的了。
    五年前的克拉玛代火灾事件全世界震惊。三百多名该市最优秀的孩子被烧死,而当时火灾发生时传来命令“让领导先走”,那位副局长径直赶到了医院而没有指挥近在二百余米之外的消防队员灭火……我们不禁要问他的良心已丧失到什么程度?相似的故事发生在前几天的渤海,一艘渡船在从烟台到大连的途中起火,当时这艘船离烟台仅一、二小时的船程,然而过了七个半小时,才有船来援救,三百余人丧生……我们可敬的领导们还有起码的责任心吗?……这些事件的发生仅仅是偶然的个例还是具有普遍的社会心理基础?要想使思考得以深入,就必须以广泛的知识为基础。
    让我们先来简略地考察一下中国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文化里面,可以看到三种传统:道统、政统和学统。即《大学》中所归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意正心修身是灵魂,是道统,不仅政统(济家治国平天下)要受此制约,而且学统(格物致知)也是为道统而存在的。三统分别体现了体(道统)、用(政统)和文(学统)的等级关系,进则“兼济天下”;退亦可以“独善其身”。这似乎是一套完善的人格理论,所以儒家自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善儒术”之后,就成了中国的官方哲学,并且取得了准宗教的地位。儒家的思想本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实用理性为其特征,它适用于一个具有广袤的领土的大陆国家(当这个国家还处在农业文明的时期),因为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说,陆上的农业国家首先是由据有血缘关系的宗族制形成的。一个大的家族取得一片领地的统治权之后,就会自然扩张,并在族内形成等级,形成初步的权力关系,(以族长为中心的血缘关系正是“三纲五常”的礼教的思想表现,也是专制主义的来源)。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中国的历史一直是各路诸候的兼并史,直到公元前221年,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其政治统治的方式和印度文明、克里特文明、小亚细亚文明、埃及文明等众多陆上文明一样:是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农业文明。只有一个文明是例外,那就是希腊文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些岛屿的居民主要是由具有冒险精神的海上移民组成,海上移民和大陆移民的一个大的区别就是大陆移民可以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家庭这个最小单位不会遭到破坏,而海上移民则大多如哥伦布一般只身闯荡,他们逐渐聚集到如雅典、斯巴达等希腊岛屿,筑城而居形成城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关系而非家族的等级关系。于是自由和民主这种朋友之间的契约性关系自然形成,希腊文明可以称作海上文明,它是工业文明的胚胎……公元1667年,工业文明的革命首先在英国这个岛国发生,并席卷了整个欧洲……中国等其他陆上文明则没有从内部自然出工业文明(或称资本主义文明),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并且屡遭西方列强的蹂躏,传统的以内圣外王为其精神支柱的专制主义统治才遭到动摇。于是先有张之洞等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进行技术的改良,再有康梁变法以图制度的改良,又有孙文进行制度的革命,其主性旨只有一个:救亡。只有五四运动引进了科学与民主,宣扬个人主义,才是对人的思想的改造,但这场运动刚刚开始,“启蒙”就被救亡的潮流淹灭(百余年来,中国在思想上从未贡献出一个世界级的大思想家,鲁迅对我国文化传统的思考还缺乏广阔的文化史视野,更没有达到哲学层面,他的思考只是局部的深刻,远没有从整体上加以考察,这是可惜的)。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被作为思想工具(暴力革命论)在中国得到成功的运用并迅速上升为统治哲学之后,人们已把它尊为标准而仰视了。顾准先生已经揭示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理主义的唯物主义。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一切理想主义者都有一个终极理想:如共产主义或类似的乌托邦之类),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然而理想主义只是一种目标。而非手段,当人们硬要让理想主义摧生出手段时,它首先产生出的必是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本是一种手段,和理性主义是互不相干的,专制主义是权力失控、私欲膨胀的产物,专制主义是人们对整个社会的形态、结构、矛盾等各个侧面各个层次的认识还不够清楚的一种统治的便捷方法。专制是蒙昧和混乱的产物,而在历史上当这个社会还未成熟时,专制主义就有了生存的土壤,它和理想主义的结合,就为它披上了一套合法合理的神圣外衣,它的欺骗性,它的残酷性得到了合法化,得到了神圣的名义,想一下斯大林和文革的小将们就很清楚了。而1949年以后,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逐渐转变成了保守而反动的专制主义(这和我国传统文化专制主义的实质:外申儒道之教,内行申韩之道一脉相承),然而人们并不是不需要理想,恰恰相反,人们在内心深处是需要一个精神的皈依的,人的理性认识越是深入,就越是发现理性本身的局限,而理性无法填补的认识空间就只能由对终极价值的信仰予以填补,而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心里,则存在着普遍而朴素的宗教情感。这就是五、六十年代为什么毛泽东的神话感染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人在艰苦的条件下热泪盈眶地幸福地跟着他走,因为他成了众人的神,人们的精神找到了依托,找到了归宿,找到了激情的对象,他是人们最高理想的具体化、形式化的体现,人们的内心需要一个神,只是他们找错了对象!导致这一悲剧性错误的原因便是在专制的时代,拥有理想是统治者的特权,服从这一理想是臣民们不可推卸的义务,因为只允许存在这一个理想,属于个人的与其不同的理想则被定为异端……这种单调的高调理想时代必然带来没有理想,没有信仰的时代——留下的是理想的全面真空。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近来了市场经济,个人的利益要求得到了合法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得到宣扬和鼓励,人们被允许通过各种手段(不管正当还是不正当)获取私利,在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终极关怀的社会里,人们的内心已经失去了敬畏感,一旦不再想念有绝对律令的存在,就只能听任自己受偶然性摆布,随波逐流,反复无常,被世俗和时尚牵着鼻子走。而我们的市俗和时尚又是什么呢?在一种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的社会基础上的时尚除了是对物质的追求之外不可能是别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物质被人们极端地渴求着、梦想着、崇拜着,物质逐渐变成了精神,因为到现在为止,人们对物质的需要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而在一个终极信仰真空的社会里,所有的法律规范与道德体系将无所依托,无所凭藉;最终将失去其神圣性和合法性。法律只是一纸空文,道德则成了一张面具,一张羊皮……行文到此,我已经不再奇怪在中国何以有克拉玛依事件、渤海事件,何以有如此普遍的权钱交易,腐败如此严重而国人们竟然熟视无睹……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两个:其一,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是一个权力得不到均衡和监督的专制主义国家。其二,我国的人民普遍地缺乏精神支柱:终极关怀。第一个原因前面已有较详细地考察,对于第二原因,补充思考如下:
    中国一直没有强大的宗教信仰,而只有准宗教(就其主流文化而言),实用理性有其精神的一面,但最后仍回到了物质性的功利的一面。(道家思想的力度还不够大)——而史官文化(见范文澜的有关论述)和专制主义的合流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后纷纷趋向实用的功利主义,因为和皇帝相比,大多数知识分子官员的权力有限。所谓“君主圣明,臣罪当诛”,连宰相都可以廷杖,他们根本不能施展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治国平天下是其最高精神支柱,此柱一倒,或则独善其身,或则同流合污……(大部分人走的是同流合污以获实利这条路),他的精神也就此跨掉。所以中国的精神硬度一直是弱的,我们缺乏海上文明的冒险精神、自由和平等精神,有的是血缘基础上的等级服从观念。缺乏宗教的虔诚和敬畏之心,有的倒是实用理性在功利趋动下的各显其能。——营营一生,也苟且了一生,到近代以及现当代,这种软骨病已形成一种传统,一种遗传。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现实功利已形成了精神的唯一趋动力,精神依附于其上,成其奴隶……
以上的分析也包括了建设的成份,那就是:对于这个社会以及个人来说:必须有各人自己的理想主义终极目标,然后走一条经验主义的路。(所谓经验主义是西方两大思想源流之一:一条为英美的经验主义,创自于培根,当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它导致了英美的资产阶段革命,其主要内核:提倡科学、民主,尊重个体的实践和体验,主张多元化等。另一条为法德的理性主义,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及俄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此不赘述)。

                                       199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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