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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尽险绝的诗歌叙述 (阅读2515次)



               务尽险绝的诗歌叙述


                     梁晓明


   一种诗歌的叙述,几乎是超然的。众多的人包围着世界的核心,众多的口在时间中沉重地论说着大街、饮食、短小的欢乐以及灾难。对于实存的现实,几乎所有的灾难与喜悦,都是依附在旁人的眼里和活动中的。而最最孤寂的灾难与长久激动的欢乐,却是在诗歌的内部:
          我小小的心
          为世界的反复存在而长久疼痛
   精神始终保留在瓷器的反光中,这种针对聂鲁达海洋地层的黑暗而被耶可布森所提出的瓷器上的反光,正是使那些从事精神生活的人得以存活的理由和家园。但现象的沉重我们却无可逃避,在沉重广大的手下,所有的理性思索都显得稚嫩、天真和文不对题。哲学始终是面向沉重,和准备在沉重中开出一条路的努力,它必定要走上对现象的思索、提问和解决的方法这样的一条有轨迹的道路上去。而诗歌的叙述却几乎是突如其来的,不能用道理来限定,它确实象一种神迹、一种神圣的降临和一种谬斯的寻找、拜托,在一种使人升腾和飞翔的光芒中,将叙述的心情和声音,通过具体的一个人,通过他在众人之中的生命将之表达和歌唱出来:
          太阳,它的轴在我身上
          它完整、清晰,正在叫嚷
   希腊的埃利蒂斯是这样唱的。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毛泽东作为一位诗人曾写出这样在个人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这里,也明显地出现了一种冒险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和叙述上的冒险,象一把尺,或者一架桥,将优秀的诗人腾起和递送到了最长久的欢乐和孤寂的灾难中,而非优秀的诗人,则被留在了对岸。
   务尽险绝的思想还表现在对于沉重的态度。一种历史的沉重和辉煌对于在时间中取妥协态度或者甘于淹没的人是座宫殿。这宫殿的庄严、雄伟、它的琉璃瓦、曲折回廊会成为他的心灵之家,成为一片树叶,使他挡在眼前而无视现实的沸腾和低陷。而将时间取一种阶梯、跳板的人,未来才是他的天空。(我们早期朦胧派的许多诗人便提出过这种口号)。问题是,往往在这种态度的天空中很难见到与黑子并存的太阳、因为夜晚才出现的星星。而只有将时间视作眼前的实体,它的一分一秒都是从对人类的战斗中获胜的凯旋梯队,它遭遇到人、战胜了人,然后将人遗弃而离开,并且它的队伍漫天盖地,永无尽头。只有深知这种阵营而奋起斗争和起征服之心的人,这种明知“没有希望却仍抱有希望”的人,他的生命中才会存在一种诗意的冒险。对于政治来说,这将会出现一种为人类谋利益的思想;而对于诗的创作,则更多地将是从死亡出发,将死亡推到再生的基础上,个人发出的声音便成为整个人类所需要的声音,虚幻的上帝形象也变的有迹可寻。而四平八稳的艺术态度便销声匿迹,在这里,我们也会看到纯粹美学的软弱和死亡。代之出现的,将是人的纯粹本质、有骨头有肉的身体,是灵魂的上天入地,和一种精神在现实物体中的遭遇、矛盾、融会和穿梭,直至向着光辉澄清的那个点上的飞翔的轨迹。(有趣的是它针对着时间,却又取了时间行路的方式)。
   务尽险绝的诗歌叙述,又象一个充满惊险情节的神奇故事,问题是,故事的终点是听众的满足,而务尽险绝的诗却近似一种要求,邀请和引领,它的终点是使人们看到在自身的存在中,将会有怎样的一片辉煌,是一种可能性的召唤。
   “他是个完美的诗人,他为我们指出,在全世界处于危机的时刻,诗是多么有用。在这方面,他跟马雅可夫斯基相似,让诗为大多数人服务,是以力量、温情、欢乐为基础,以真实的人性为基础的。没有它,诗只能发出声音而唱不成歌。阿尔贝蒂的诗永远可以唱成歌。”以上是聂鲁达在纪念阿尔贝蒂一文中的结尾。在我看来,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即诗人和诗。聂鲁达在论述阿尔贝蒂时说了“他是个完美的诗人”,而在论说他的诗时,却说到了“有用。为...服务。力量。温情。欢乐。人性。以及真实和歌唱。”在这里,他没有说到诗歌的完美。聂鲁达一定明白,完美不是评价好诗的尺度,诗与完美无关,正如黄昏对于老年人,诗写的接近完美便等于宣布诗歌远离了生长,远离了生机勃勃的本真生命和自然。完美的诗歌写作也如同闻一多的带着锁链跳舞。在这里,冒险会被认为不成熟和实验,而务尽险绝的诗歌创作,这种创作的真正意义也会被视作远离艺术而加以摒弃。
   诗歌是艺术品还是生命,这在当今大量的评论文章中也显出困惑和一片糊涂。我们的现代诗创作在读者眼中的失去标准和陷入普遍的混乱,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根源。

                                       1990年1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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