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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尔曼·拉什迪:关于写作与国家的评注 (阅读803次)



 (回地译)



  
 1

  乌鸫歌唱在西尔格威里的森林中,

  不知疲倦地,像一条小溪淌过青苔覆盖的岩石,

  没有苍老如考斯佛切诺的癞蛤蟆

  它感觉冰凉的皮囊松垂,裹着老骨头。

 

 

       很少作家像R.S.托马斯那样与他们的祖国深深相契,他是一位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他的诗歌通过关注、争辩和赞颂,寻找神话,将民族书写为凶猛而热情奔放的存在。然而,也是这同一个R.S.托马斯这样写道:

  

  仇恨生长

  经历时日漫长,而我自己的

  打一出生就在增强;

  并非因为畜生的兽穴……

  我发现

  这仇恨源于我的同类。

 

 

      在一位民族诗人的诗行中,发现一种几乎对民族的自我憎恨的招供,是令人震惊的。然而这也许是一个作家能够成为的唯一一种民族主义者。当想象力被激情赋予视野,它不但看见了光明,也看见了黑暗。轻蔑与骄傲,憎恨与爱,都感到如此剧烈。这些骄傲的轻蔑,这些憎恨的爱,常常为作家招致一个民族的盛怒。民族要求颂歌,旗帜。诗人带来不协和音,碎布片。

 

 

2

 

    在小说的“叙述”与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发展中,已建构起一种紧密关联。一个故事,通过它向着目标的一页页的发展,可与一个民族的自我形象相比:它通过历史,向着它的“天定命运”行进。这些年里,对于如此动人的比较,我持保留态度。十一年前,在纽约著名的国际笔会(PEN)代表大会上,全世界的作家讨论“作家的想象和国家的想象”这一主题,这一梅勒式的宏伟主题,当然是诺曼·梅勒的狂想。引人注目的是,对于那个小词“and”,究竟有多少种读法。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它意味着“对抗(versus)”。南非作家——戈迪默,库切——在那些种族隔离的岁月里,他们使自己抗衡于民族的官方定义。从那些囚禁它的人手中拯救真正的国家,或许。其他作家更多地与他们的国家协调一致。约翰·厄普代克唱了一首令人难忘的歌颂美国小邮筒的赞美诗,对于他,是观念的自由传达的象征。丹尼洛·基什( Danilo Kiš)被国家开了一个典型的“玩笑”:他在巴黎收到一封信,寄自他那当时还叫“南斯拉夫”的祖国。打开密封的信件,信纸的第一页盖有邮戳,上面写着:“此信未经检查。”

 

3

    国家不是指定它最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歌德,卡蒙斯,泰戈尔),就是想办法消灭他们(奥维德的流亡,索因卡的流亡)。两种命运都成问题。对文学缺乏尊重是不恰当的;伟大的写作在理智和内心激起伟大的不协和音。有那么一些人相信迫害有益于作家。这是错误的。

 

4

 

    当心那些自命为国家的声音的作家们。这是包含了种族、性别、性定向、有择亲和势的国家。这是“新利益主义”。当心利益!

    新利益主义要求发展,强调积极性,提供激动人心的道德指南。它厌恶生活的悲剧感。看到文学不可避免地是政治性的,它以政治价值替代文学价值。它是思想的谋杀者。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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