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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审美与文化经验 (阅读1351次)



新诗审美与文化经验
——从新世纪的诗歌生态说起
  子川
 
 
论及新诗审美,有必要了解一下新世纪中国新诗的现状。韩作荣在《新诗:被遮蔽的写作》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应当说,我们的新诗当下已有长足的发展,甚至是脱胎换骨的巨变。在经历了20世纪与整个世界精神的血液循环之后,中国诗人已进入自主写作的状态,其中一些优秀之作,即使和世界上一流诗人的作品相较,也并不逊色。”在这段话的前面,韩先生还说:“难怪有人明确指出,目前一些看似一般的诗人的作品,质量都超过上世纪80年代的名篇,却没有了当时的影响了。对此,我深有同感。”[1]
那么,到底是什么诱因,使得新世纪十年成为中国新诗发展中的重要时间刻度?或言之,新世纪十年诗歌是在一个什么生态环境下,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巨变”,这是一个值得追寻的问题。
新世纪的诗歌生态,有三个方面的现象值得关注:
 
  • 诗歌文体写作的冷与泛诗歌文化活动的热。
 
诗歌文体写作的冷,从根本上,在于当下社会的价值取向不断趋于功利、实用,且越来越向着物质化大幅度倾斜。饱受物质化的压迫,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带有紧迫感,心浮气躁几成生活常态,无名焦虑环绕四周,在这样的前提下,诗歌的阅读以及对诗美的追求,无疑是一种奢侈;再就是许多年来新诗美学教育的泛诗化的缺陷,导致一代代人已没有能力窥见现代诗美,而成为另一层意义上的扫盲对象,且诗歌文体写作的品质越是纯正,其接受难度越大。此二点注定了诗歌文体写作有着双重意义上的冷。
诗歌文体写作的冷,直接导致诗人头上的光环失色,那些与名利相关的附加值被消解,甚至有了这样一种不乏夸张的说法:“在八十年代一个清华的同学不懂诗歌会被笑话,而在九十年代谁懂诗歌会被笑话。”[2]附加值的被消解,分流、重组了诗人队伍,使留下的更多是一些不怕被“笑话”的人群;再就是强调文学承载的习惯意识,也不对一冷再冷的诗歌抱更大的希望,热衷于去寻找更适合当下传播且能得到呼应的新的载体。这些,都意味着曾经的诗歌大国,已经没有诗歌的位置与话语权,直接导致诗歌人口的剧减。从另一个角度,“冷”对诗歌文体写作的影响,未必全是负面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有助于推进自主化写作,毕竟,过于关注附加值以及强调文学的承载,都对诗歌文体写作害大于弊。
泛诗歌文化活动的热,是新世纪以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在电视、报纸以及网络等媒体上,人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由官方主办的诗歌节、诗歌朗诵会、以及征集与地方历史文化相关诗歌等活动的报道。这种热不是没来由的。首先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地方政府与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文化与文明重建的重要,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并不掩饰他们“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直接动机,因而把“泛诗歌”活动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谋略或应用于经济建设的手段;其次是“泛诗歌”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既有便于朗诵、传播的文体特点,同时也契合现行教育体制下泛诗歌美学的教育背景,即泛诗歌的接受人群要远大于对纯粹诗歌的接受人群;再其次,“泛诗歌”毕竟是诗歌的外延拓展和边界延伸,而诗歌作为公认的高雅艺术,在我们的传统中常常标示着一种文化品格,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或地方政府选择泛诗歌文化活动这种形式,已经暗含了官员的文化品质不俗以及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文化意识。
泛诗歌文化活动的积极意义在于,诗歌可以超出诗歌文体写作的冷而成为一个被媒体关注的话题,同时,由于这样的活动往往邀请一些诗歌界知名人士参与(一般这样的活动,都有诗人讲座或受众与诗人的直接对话这样一些内容),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介、普及新诗美学知识的作用,可以弥补课堂诗美教育之不足,尽管诗人的介入尚不足以改变其“泛诗歌”的主导倾向。值得警惕的倒是有些活动由于主办者对诗美的理解与诗歌相距甚远,以及参与者大都与诗歌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这时,就可能在一些推介、传播中,用越界的“诗”甚或是非诗的理念误导受众(尤其是中学生),产生负面的效果。
不管怎么说,诗人在文本之外,受到一定的社会尊重并为媒体所关注,也未必不是好事。这不妨可以视作当下在文化生态方面,朝向B模式[3]努力的一种有意义的追寻。
 
  • 纸媒介质诗歌出版物的拓宽与官刊、民刊审美趣味的趋同
 
新世纪之初,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率先将月刊改成了半月刊,接下来改半月刊的是《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选刊》等省级诗刊,一时间,国内几乎所有诗歌媒体都通过这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版面或缩短了出版周期。这就使原有官办的极其有限的诗歌出版资源得到拓宽。与此同时,《扬子江》诗刊、《上海诗人》、《诗江南》等一些新增出版资源也先后投向诗歌现场,成为新增的诗歌出版园地。这些都是官办的纸媒介质的诗歌出版物。
纸媒介质诗歌出版物的另一个景观,是官刊与民刊的诗美趣味渐渐趋同,民刊已成为事实上的纸媒介质诗歌出版物的补充。
民刊肇始于新时期的文学复兴。民刊诞生的原动力,在于其诗美趣味以及美学追求方面与当时的官方媒体有较大不同,甚至有很大相悖,而一部分不能被官方媒体接受的“民间”诗人,采取了在当时尚不被认可的另类出版方式,自编自印书刊,通过赠阅在诗人之间传播。新世纪以来,这样一些并不进入图书市场、仅供赠阅交流的诗歌出版物,其出版传播过程中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小,出版的品种也越来越多,更由于官刊与民刊在诗歌美学趣味上已没有什么不同,许多最初从事“民间”写作的诗人,已经毫无障碍的在官刊上发表作品并受到应有关注,因而民刊相对于官刊,在诗美趣味方面,已从过去的对抗变成了一种补充。事实上,某些民刊由于受同人或圈子的局限,甚至没有官刊的开阔视野与包容度,一定程度显示出其狭隘性,过去那种所谓“好诗在民间”的说法不仅辞不达意,也不再契合诗歌现场当下的真实。
新世纪以来,纸媒介质的诗歌出版资源通过整合、拓展,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且诗美趣味在纯正诗歌的前提下日益趋同,过去那种所谓官刊、民刊、国刊、省刊、地方刊物等种种区别,已经在诗美、好诗这样一种普遍价值的理念下被重新整合、区分,也就是说,在诗歌界,在诗人眼中,一本诗歌读物的好与差,与它的身份已没有多大关系,关键在于谁在办、办得好不好、诗歌界是不是认同?
 
  • 网络传播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使诗歌的生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网络传播技术的便捷、即时、覆盖范围广等新介质的特点,以及其几乎不受限制的发布、传播、反馈方式,从创作、接受、批评等诸方面发生作用,给诗歌生态带来几乎是革命性的变化。
首先是创作主体。由于过去那种在纸质媒体发表作品的唯一性被打破,受制于诗歌编辑美学趣味的门槛也被拆除,写作的自主性有所增强。同时,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对具体作品的认同与反馈,几乎可在作品发布的同时即得到实现,这就使作品形成的过程——创作、发表、反馈、修正、再创作——周期缩短,创作主体的创作激情被激活,创作经验的积累在阶段时间内更有效率地丰厚起来。负面的内容是审美趋同因之被放大,在被模仿的包围中,成熟诗人产生被模仿的焦虑并试图一次次突围;一些成长中的诗歌作者,容易对阅读认同产生期待,从渴望被认同到具体作品的美学追求有意无意中向被认同倾斜,而网络传播中的这种缺乏自觉的阅读认同期待,由于认同者的虚拟性(匿名)及其美学素养的差异性,无疑是有害的。
其次是阅读接受。在线阅读是网络传播最显著的特征,在线阅读的便捷性与即时性,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纸媒的阅读途径与方式。在纸媒时代,如果手边没有诗歌读物,就无法读到具体诗歌作品,事实上,任何作品的最终完成都包含着读者的参与。网络阅读的即时便捷,可以最快的速度实现诗歌美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改变并提高诗歌读者的诗歌美学素养,从根本上改变始终滞后的课堂诗美教育,起到了不断扫除“诗盲”的效果,进而,扩大了阅读诗歌的人群。网络阅读的便捷,还使得诗歌的文本意义更加凸现,尤其是针对一些“著名”诗人,过去普通受众对他们的了解,往往得借助于媒体或批评界对其的关注,而现在,人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搜索引擎找到具体作品来读,其结果:一是能通过具体文本加深了对诗人、对优秀作品的理解,再就是具体文本也会让某些借助于媒体或批评造势的诗人掉下神坛,毕竟在文本面前,真伪已经变得很容易识别。当然,相对于文学鉴赏,网络阅读还只能起到索引的作用,大部分是属于浏览性质的阅读,不能取代纸媒介质的阅读、细读。过分依赖网络阅读,势必会导致误读、误解。
最后是批评。网络传播手段对批评的最大帮助,是批评家在利用资料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去蔽的作用。人的精力与时间总是有限的,批评家也不例外,因此所有从事批评的人都有一个视野受限的现实难题,在过去年代,不能进入批评家视野的具体作品,客观上存在批评家既不能大海捞针那样去搜寻作品从中挑选出优秀的让他有话可说的文本,也很难收集相关的资料。因此,借助媒体关注或业界人士关注等各种信息,做一些针对性的资料收集并加以评介和理论分析,是常有的现象。这也是无可非议的做法。显而易见,在这一前提下,被遮蔽的诗歌文体写作一定不在少数。当下,网络传播在扩大视野、提供索引,以及搜集资料诸方面,为批评家提供了便利,使他们在精力和时间的利用方面,更加经济有效。另一方面,从批评视角来看,网络阅读传播所造成的遮蔽也是毋庸置疑的。海量的不加任何取舍的文本发布,以及网络传播一个致命的弊端——瞬时覆盖,使得一种新的更大的遮蔽成为很难克服的障碍。也就是说,过去的遮蔽存在于不能阅读到更多,而当下的遮蔽却是因为多得无法阅读。此外,还有趋同倾向与审美疲劳等方面的问题,也在阻碍阅读并影响其效果。这也正是为何在公认的诗歌“当下已有长足的发展”的客观实际面前,批评家在梳理诗歌现场与诗歌现象时,每每还是从上个世纪的一些诗歌写作者那里寻找例证的一个理由罢。
 
诗歌生态是离不开诗歌审美的。当我们把话题转向新诗审美,就会发现,前面对诗歌生态的描述,似乎还只是从专业的角度切入。新诗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其审美主体应该还有专业之外更宽泛的角度,只是,一旦从专业以外的角度切入,对于诗歌生态的描述几乎要重写。或者可以这么说,一个从专业角度去看原本是很乐观的话题,放到大众层面,却有可能成为一个或许是悲观的话题。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许得从大众的文化经验去寻找答案吧。
当专业人士包括一些汉学家,对当代中国新诗的艺术价值有了充分估价、并将其放到国际背景下来进行描述,大众对当代中国诗歌的评估却令人失望。这从诗歌受众的不断减员可以感知。关于诗歌受众的减员,下面将会论及,这里先列举比较偏激的例子。近年来,无论是网络上恶炒“梨花体”的网民,抑或是粉丝众多的少年才俊,还有大呼“文学已死”的“死亡派”,其中许多人不仅置疑新诗的艺术价值,甚至连新诗的存在意义也一概否定。比如某80后的少年才俊,就曾经发过这样的高论:“我的观点一直是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的,现代诗这种体裁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现代诗的最多价值只能作为歌词的一个小分支存在。既然没有格式了,那有写歌词的人就行了,还要诗人做什么……”他的最经典受到粉丝热捧的一句话是:“现代诗就是敲回车键。”当然,这已经陈年旧事了,据说此少年才俊近年来已对这些偏颇的言辞表示了歉意。其实,我引用这段话,并没有辩是非的意思,也无意让他修正自己的观点,尽管他已经做了自我修正。我只是因此想到新诗审美与文化经验的关系。而且,作为一个网络点击过亿的博主,虽不能说认同他这段话的人也过亿,认同或是仅仅看过他这段话的人,无疑不在少数,用这个例子来谈新诗审美的文化经验不至于太偏狭。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这句“既然没有格式了……”,尽管这句话在他也许只是信口道出,却源自他的文化经验:诗歌是有格式的。诗歌当然有格式,问题是我们经验中的“诗歌格式”,是什么时段的“格式”?如果我们是宋代人,当时的“格式”应当是唐代的律诗绝句,如果我们是元代人,当时的“格式”应当是唐诗、宋词,再往后,到了明清,元曲大约也成为一种“格式”……因此,宋代人、元代人都可能对现世不用前人“格式”写诗的人说:“既然没有格式了……”可文学的发展和诗歌的发展证明宋、元之后,诗歌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以更多的“格式”存在于世。这是说的旧体诗的“格式”变化。
新诗是五四以来建筑在白话文基础的诗歌文体样式,它不可能像前面说的唐诗、宋词、元曲那样,是基于古文础石上的一种渐变。新诗文体变化与当代小说的文体变化一样,都建筑在以白话文翻译西方文学的前提之上,翻译文本对当代小说和新诗的文体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么,为什么当代人对当代小说文体的认同要远大于对新诗文体的认同?一是小说除了对语言的依赖,还得借重人物、故事、情节这些重要元素,而诗歌则对语言有更大依赖。再就是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中,传统诗歌教育远比传统小说教育占的比重大,还有中国作为诗歌大国,以及古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因袭,使民众有着近乎天然的重视传统诗教的习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儿童尚未上学识字,家长就开始教他背古诗。一个接受很多与当下不同美学趣味的人,与一个没有接受与当下不同美学趣味的人,对当下美学趣味的认同显然不一样,这也是当代诗歌与当代小说在普通受众中认同度不一样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基于古文语言环境的唐诗、宋词、元曲“格式”,不可能是新诗可以援用的“格式”。这位强调“既然没有格式了……”的青年,他的文化经验中没有现代诗这个概念,否则他就不会得出“现代诗就是敲回车键”的结论。在他的逻辑中,“没有了格式”现代诗因此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旧体诗有严格的“形式要求”,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知道,旧体诗能否成立的前提是形式要素,一诗旧体诗如果不合音韵格律,即可被断为非诗,哪怕它内容写得再好,也只能是打油诗。但是,当语言环境由文言演变为白话,今人还能用二十言的白话文写一首好的五言绝句吗?答案是:很难。既然旧体诗的“格式”已经不能承载白话文,很难抒发今人的情怀,它还能成为当代诗歌得已存在的前提条件吗?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冯文炳(废名)在北大任教时,回答学生提问“新诗与旧诗的区别”时,说过这样的话:旧体诗是用诗的语言写散文的内容,而新诗则是用散文的语言写诗的内容(大意如此)。显然,关于新诗旧诗的不同,以及新诗文体的边界,在冯文炳(废名)那个时代就已相对明确。遗憾的是七八十年以后,严重滞后的诗歌美学教育,让今天的孩子其诗歌美学趣味苍老于七八十年前的老人,包括那位拥有众多粉丝、博客点击过亿的少年才俊。由于现行教育体制的缺陷,从课堂教育走出来的年轻人,现代诗美学知识几乎是空白。这是一个令人悲观的现实话题。这也正是一些年轻人看上去各方面观念都很超前、与时代贴得很紧,一旦具体到诗歌美学上,观念就变得极其陈腐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文化经验让他们成为诗歌美学趣味上的老人。作为一个曾经的诗歌编辑,因工作关系我曾接触过许多青少年诗歌爱好者,生理年龄让他们有着令人羡慕青春年华,可放在眼前的诗歌习作却让我为他们的陈旧的诗歌美学趣味无比沮丧。人常说“青春无处不是诗”、“花和春天,诗与少年”,诗教的缺陷以及诗意表达的缺失,让眼前的大好春光黯然失色。
也许,有人会质疑,我们教材不是也在教新诗吗?应当说教材里确有新诗的内容,比如我们这代人小学时代就学过“大跃进诗歌(《红旗歌谣》)”,稍后一代人还学过“小靳庄诗歌”,这些都曾作为新诗范文在课堂上施行诗美教育,近年来课堂上不再教这样的诗歌了(赵本山在电视小品中掏个小本子念的顺口溜)。然而,可人们依旧可以在今天的一些关于新诗的电视节目中,看到类似“小靳庄赛诗会”的诗歌文本,这说明在大众的文化经验中,一是常常用旧体诗的美学趣味来衡量新诗,再就是常常用一些顺口溜的民歌作为新诗的标准之一。这也难怪那些电视工作者,甚至怪不得所有人。如果一个人在学生时期曾接受“小靳庄诗歌”这种诗美教育,长大后并不从事文学专业,“大跃进诗歌”和“小靳庄诗歌”一定会作为新诗样式之一种存放在记忆里,演变为他的文化经验。又如果他后来成为语文老师,他在教育新诗时援用的诗美知识,也只得从他曾经接受的诗美教育中获取。难怪今天的一些语文教师,面对教材中朦胧诗以来的一些新诗作品,竟不知道该如何教授?毕竟孩子们终会长大,会成为政治家、商界人士、语文教师这样一些社会各界人士,他们在课堂接受的诗美教育所形成的文化经验,让他们与新诗审美基本处于绝缘状态。其实,还不仅仅是课堂教育问题,我们的诗歌媒休和出版物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大量刊发与出版这些“为工农兵服务”的诗,直到新时期文艺复兴。这样的诗美教育和这样的诗歌阅读环境,甚至影响到一些诗人,职业写作者,让他们改变原先的诗歌美学观念,如五四时期以《女神》享誉诗坛的郭沫若就曾写过长诗(191行):“国庆年年益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更何况那些缺乏新诗美学教育的普通受众。因此,持续滞后的诗美教育与长期被扭曲的传播环境,让无数人形成了近乎非诗的文化经验,在这种文化经验面前,一个年轻人说“现代诗就是敲回车键”,又有什么好奇怪呢?
有人说,新时期文艺复兴迄今已经三十多年了,为何诗歌人口仍在不断减员?这里的社会原因,前面已经阐述,这里依旧从文化经验的角度来寻找答案。由于文化经验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是讲点道理就能有根本改变的,何况,即便到了今天,新诗的美学教育现状依旧没有根本的改观,也就是说,诗歌现场发生了重要变化,而诗歌的美学教育却依旧墨守陈规,从课堂到社会输送一代代“诗盲”。还有,在新诗发展过程中,即使是诗歌营垒内,新旧两种观念始终在处于抵牾状态,虽然总的趋势是新观念在不断推进、旧观念在节节后退,但也不排除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某些媒体,依旧是旧观念占有话语权,继续在传播“泛诗”甚至“非诗”的文本,从而继续对人们的文化经验产生不良影响。
在新诗审美方面,大众的文化经验有这么几个误区:
一是形式大于内容。由于旧体诗的诗美教育根深砥固,但凡较少接触新诗的受众,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诗歌形式作为诗的主要部分,有人甚至将其视为诗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这里沿着冯文炳(废名)谈旧诗与新诗的区别,稍做进一步的阐释。如果我们把一首旧体诗翻译成白话诗,即消解它的形式意义,我们看到的还大都是散文语态上的叙事,比如“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一旦译成白话,消除了音韵方面的形式美感,无疑会逊色许多。再比如苏东坡的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首《江城子》教材里选过,不需要全引出,也不需要做解释,如果试着把它翻译成白话,再来对照下面的一首现代悼亡诗,似可比较出旧体诗与现代诗的差别:
你说的话还在,
但嘴唇没有了。
 
你穿的衣服还在,
但身体没有了。
 
你穿的鞋,
有脚伸进、伸出的印痕,
但脚没有了。
 
没有了,没有了……
 
当我从远处回家,
别人的母亲还在,
我的母亲没有了。
 
(《哭泣之歌》鲁西西《扬子江》诗刊2004年5期)
在鲁西西这首诗中,诗赖以存在的不再是规范的诗歌格式,而是诗的内容,也就是说,新诗与旧诗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前者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不再是规范的形式,而是内容的诗意表达。这当然也不是说新诗就没有形式元素。鲁西西这首诗的分段与空行其实也很考究。诗人抒写她从远方回家而母亲已经故去的伤痛。“你说的话”曾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嘴唇”这个与说话有依附关系的存在却没有了,“衣服”与“身体”,“鞋”与“脚”都是这样的关系,一段段写下来,这地方是既是形式上的排比与递进,也可以让人感受到伤逝者睹物伤情的缓慢移动:哪里都不能看,哪里都不能联想,哪里都是伤心处!如果尝试着把空行(回车键)取消,把诗的段落加以改变,你就会发现这首诗的语感、节奏甚至整个意境都不对了,睹物伤情时那种凄惶,那种阻滞内心的哽咽,那种眼睛不知该往哪里看、身子不知该往何处停的茫然无措,就不能表现得如此妥帖。因此,现代诗的形式(断句、空行、甚至标点),虽没有一定之规,同样需要用得恰到好处,乱用了不行。
这样一做比较,就不难明白,新诗是把诗意的表达放在第一位,否则,诗就不能成立。这也是新诗其实更难写的理由之一。旧诗不同,许多懂得旧诗格律的人,用许多非诗的内容填在其中,却没有人敢说他不是诗,除非他用错平仄、押错韵。正因为大众的文化经验更多来自传统诗学教育,形式大于内容也就成为人们对待新诗审美的误区。
形式大于内容,作为一种文化经验,其实还不止体现在诗歌审美上。如果展宽我们的视域,人们还会发现旧诗学教育甚至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文化观念,比如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在“名与实”的关系上,常常“重名轻实”,强调“名正则言无不顺”,这其实也是一种形式大于内容。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不难看到形式主义盛行,常常扭曲生活的本来面目,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二是对及物的误解。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必须及物,这一点无可非议。前人说过的“诗言志”与“诗缘情”,说到底都是对诗的及物提出的要求。只是诗的及物方式有许多种,尤其是五四以来,东西方文化开始融合,诗的及物方式与途径越来越多元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其实是诗的及物方式的异见,在一个阶段时间进行剧烈碰撞。正方反方,许多人参与这场讨论,许多有名望的诗人和有见地的评论家介入其中。反对朦胧诗的声音,归纳起来只有一句话:读不懂。为什么有人说读得懂,有人说读不懂?说读不懂的人当中还有许多著名诗人的声音。其实懂与不懂,只是对诗的及物理解不同。这场大讨论最终以反方失败而告终,正方的胜利,实质上是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开始克服对及物的误解。三十年过去,对今天诗人而言,当年的所谓朦胧诗其实不朦胧,然而,对于不接触新诗的大众,读不懂当年朦胧诗的依旧大有人在。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对及物的误解并没有真正消除。
对及物的误解,其实也源自滞后的诗美教育,此外,也一定程度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旧体诗高难度的形式要求,如同一根高悬的钢丝,要在这根钢丝上走出漂亮的舞步,很容易导致诗在内容层面上及物的直接与表层化。比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便是这样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及物。其实,传统诗歌中不仅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样直接的及物,也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样委婉的及物。尽管后者同样被古往今来许多人归于晦涩、读不懂。
而延安时期以来意识形态对平民(工农阶层)文化的强调,从另一个层面加剧了及物方式的粗浅与简单,于是,这样一些及物:“小姑娘,辫子长,/穿着一身花衣裳。/每天早起挑尿肥,歌声唤起红太阳。”和“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见《红旗歌谣》),粗浅、简单、通俗易懂,这些诗作被编进教材,编成诗集,让受教育者在长期的教育熏陶下,形成对诗歌审美的文化经验:及物的简单、直接,其表现出来的特征则是通俗易懂。
也正因为“简单、直接、通俗易懂”成了人们的文化经验,委婉、歧义、多元这样一些更具有张力的及物,就成了读不懂的东西。其实,在现代诗中,及物同样无所不在,比如这首诗:“今天没有早晨/ 鸡没有叫  昨天没有夜晚/月亮没有升起……”,诗中的“今天”、“昨天”、“早晨”、“夜晚”、“鸡”、“月亮”、“叫”、“升起”无不是及物,只不过它在及物的背面,或者在及物的喻义方面,不符合人们文化经验中对及物的“简单、直接、通俗易懂”的理解。由此可见,如果读不懂现代诗的人一定要说现代诗不及物,只能说他们对诗的及物的理解有误。其实,许多强调读不懂现代诗或根本无法进入现代诗的人,横在他面前的障碍只是主体的文化经验。
毫无疑问,一旦把新诗审美置于大众文化经验的背景下,当下的诗歌生态,其实还只是小众化的生态。甚至可以这么说,在全民族的诗美素养没有较大提高,文化经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前提下,新诗艺术越趋于纯粹,受众的减员可能会愈增。博尔赫斯说:“一直到等到正确的人来阅读,书中的文字——或者是文字背后的诗意,因为文字本身也只不过是符号而已——这才会获得新生,而文字就在此刻获得了再生。”因此,期待“正确的人(读者)”的到来,意味着必须在新诗审美层面根本改变大众的文化经验。幸好,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它让新诗美学教育的严重滞后现象得已改观。同时,在全球化的大的历史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融渗透日益加快,伴随着新诗文体写作不断发展、进步,新诗审美知识的普及提高,也伴随着社会文化建设不断取得长足的进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新诗不仅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业界人士的充分认可,还将拥有更多的受众。
 
[1] 见《2009年中国诗歌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360页
[2] 见《四人谈:当代诗歌承担了什么》蓝棣之:“谁懂得诗歌谁被笑话”。
[3] 《B模式》(美)莱斯特·R·布朗著。“B模式”是一个社会学、经济学的概念,其核心理念是让“A模式存在的问题不至于发展到失控的地步。”而A模式指自然生态的恶化而导致地球不堪重负,最终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难以为继。


[1] 见《2009年中国诗歌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360页
[2] 见《四人谈:当代诗歌承担了什么》蓝棣之:“谁懂得诗歌谁被笑话”。
[3] 《B模式》(美)莱斯特·R·布朗著。“B模式”是一个社会学、经济学的概念,其核心理念是让“A模式存在的问题不至于发展到失控的地步。”而A模式指自然生态的恶化而导致地球不堪重负,最终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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