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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珠江国际诗歌节成都站采访问卷 (阅读1373次)



                              第五届珠江国际诗歌节成都站采访问卷回答


1,诗歌这种形式在多媒体的包围海洋中,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吗?它有没有这样一个核心:无论未来多媒体有多么丰富、生动,却始终不能取代诗歌的(诗歌这种形式因为这个核心而永恒)?它是什么?

刘泽球:在人类浩瀚的历史长河里,诗歌曾经经历了各种各样复杂而艰难的时代和境遇,但诗歌始终顽强地存在着。诗歌作为一门最为纯粹的语言艺术,它能够继续下去的最大理由是:诗歌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功利和功能需要而存在的。人类可以通过很多手段和途径去获得功利性的满足,但诗歌无法满足。在纷繁的多媒体时代,人类的感官性被无限地打开和延伸了,而倾向于人类心灵的内部追问却越来越远、越来越不真实。多媒体带给我们的感官性需要和诗歌带给我们的内心需要是两个向度的选择。所以,我相信,诗歌是无法被取代的。诗歌代表着某种与时间同构的秘密共在。

2,你认为诗歌生命的关键是什么?是语言、对生命的思考,还是一种更神秘的能量源?最优秀的诗歌通常诞生于最极端的生存打击或不太顺畅的个人命运中,跟这种能量源是什么关系?你能说清楚这种能量源是什么吗?

刘泽球: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给人感觉是用物理化的理论模式来给诗歌的产生以一种定义。很多优秀的诗歌作品的确和写作者本人以及所处时代的命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我看来,这种联系是因为人的外部命运为诗歌提供了写作题材和精神背景。这些是诗歌非常重要的构成元素。但对诗歌生命而言,最关键的是它向我们呈现和呈递了什么。如果诗歌的优秀品质与写作者的个体特殊经历构成正比关系的话,那么只有不幸的诗人才能有幸成为优秀的诗人,这个逻辑显然是不合理的。我们始终要相信写作资源的重要性,包括:我们的个人经历、来自阅读和人生经历形成的内心经验、遭遇的特殊情境和心境、对一些事物(如:时间、生命、自然等)的思考等等,但诗歌还要求更多,它要求我们要以一种有意义的自我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是语言的创造。我曾经在一篇文论里讨论过语言的尊严问题:“对一个严肃写作者而言,语言是有尊严的。它不能够容忍自己的死亡。它总是强迫性地通过写作者的喉咙和笔墨去制造一种复活,这复活即是给我们的语言赋予新的意义,使语言在新生的意义找到自己。这种工作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语言乃是在反复的死与生的运作中才获得尊严,所有布罗茨基一再强调:诗歌厌恶重复。就本质的实用性而言,一个严肃写作者对语言空间的不断拓宽,正是对人类表面生活境况平面感(或平庸感)的强有力改变,它使人感受到高于日常生活的,之外的另一种完全崭新的鲜活生命力。在那里,人找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光,而当我们听凭这种光的表达的时候,它也就在我们的语言里明亮起来。只有意义的创造者才能在意义的询问之途上与永恒的无限相遇。”

3,有句话是“痛苦出诗人”,你认同吗?在美国诗人史蒂文斯和中国海子这两种貌似不同的命运中(前者是保险公司总裁,后者卧轨),都诞生已被世人承认的伟大诗人和作品,在这种不同中是否有什么是一致的?诗歌是否由这种同一宿命所带来的,它是什么?

刘泽球:“痛苦出诗人”只是个别现象。诗人,最好不要把自己标签化,否则,写作很难呈现出丰富的复杂性和足够的可持续性。史蒂文斯和海子之间没有可比性,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伟大的诗篇。他们之所以作为个案不断被文学史提及,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有作品以外的个人符号因素。史蒂文斯的保险公司总裁身份透漏了诗歌在社会大众视野之外的隐秘存在,也就是说,诗歌不是只为那些具有外在诗人身份的人而准备的,个人身份或者职业对于拥有伟大诗歌创造能力的人而言,是不重要的。大众关心的只是诗人在总裁身上发生的这种不合理性,而这种不合理性在娱乐、社会新闻层面是有价值的。在我看来,对诗歌而言,毫无意义。是否脱下保险公司总裁的外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史蒂文斯的写作本身。海子的情况要特殊一些,他的死使他的个人命运和诗歌地位成为传奇。

4,你认为的“意象”(诗论中常用词)是什么?你所理解的理想中的“口语诗”应该是怎么样的?你如何评价当代诗坛中的一些“口语诗人”,比如赵丽华、杨黎、伊沙、沈浩波等(可自行举例)。你觉得如果真有“口语诗”这种潮流,它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刘泽球:意象是任何一个诗人在写作中都无法绕过的语言现象。我们的想法总是通过物化的渠道来表达。事物在很多时候都是代替我们在思考和存在的。即使是在语言里。诗歌没有什么特定的语言限制。口语进入诗歌也不是今天的事情。在古代,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实也是非常口语的。按照我的理解,选择口语的语言形式写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本人也不排斥,也在一些诗歌里使用了口语形式,但我不认为口语诗歌写作就一定只反映口语化的生活形态。比较早使用口语写作诗歌的诗人,比如:韩东、于坚等,他们的写作并不刻意追求俗世化的趣味,而是创造口语在诗歌中的特殊活力,韩东的《温柔的部分》,我至今还记得当初阅读时带给我的震动。而现在的一些口语诗人,把口语的语言形式选择和低俗生活的题材选择混为一体,刻意去反映一些龌龊、庸俗、阴暗的题材,以为只要是口语,就一定要使用低俗题材和内容。但口语和低俗肯定是两回事。这和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氛围和处境有关,在一时尚英雄辈出的浮躁时代,诗歌的生态环境也难免会受到影响。总有些人会选择比较容易出现在镜头前面的方式去奔跑。

5,说说你的诗歌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影响来自谁、是什么?你怎么看待网络对诗歌的作用?当语言和风格在一种快速网络通道中被接力,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特点?

刘泽球:在我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给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和作品很多,我们都是从阅读大师的作品中获得力量、资源和信心的。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存在诗刊》十多年的创办经历和内部同仁的深厚友谊。正是对《存在诗刊》的坚持,使我没有因为工作的疲于应付和和日常生活的繁杂不堪而放弃诗歌,总有一群兄弟式的臂膀簇拥在我的旁边,让我始终坚定对诗歌的信念和执著。诗歌写作,不仅仅是我们在青年时代的冲动释放,也是可以延续我们一生的追求和爱好。

关于网络对于诗歌的影响,2001年,我曾经写下《网络时代的文字炼金术士》,在那篇文章里,我写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惯常理解的眼睛与自然、手与文字的天然联系”。那是一篇八千多字的文章,我从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状态入手,对在这一虚拟社会语境中,人与自然、文字自身的秩序、人的处境等正在发生着的一些变化,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时至今日,我对我当时的观点仍然是坚持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从网上搜索阅读,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6,你尝试过网络的即兴写作吗(在线敲字、直接发帖、允许修改)?你对此有什么观感?诗歌写作强调“灵感”,这和我们传统教育中写作强调主题有矛盾吗?它们是如何互动的,而你是如何化解的?

刘泽球:没有尝试过网络即兴写作。诗歌不是游戏,而是严肃的精神创造活动。发帖式的诗歌写作,需要才气式的机变,我是没有那个能力,也不会那么去做的。

强调灵感和强调主题之间没有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两回事。灵感,是某种特定境况下产生的写作冲动。主题,往往和一定程度的思考有关。主题性写作经常要等待灵感的点亮方能开始。而灵感往往不是为主题性写作而准备的。

7,诗歌写作中哪些元素对你个人最重要:节奏、奇异的句子、想像、语言的完整或优美等(自行例举)?你喜欢修改吗?你认为在成型作品中上述元素哪些可以改善、哪些不行?为什么?

刘泽球:对我来讲,诗歌写作是个完整的过程,词语、节奏等都是诗歌的重要构成元素,但它们只有作为整体存在的时候才有充分的力量。一首诗只靠一两个句子来支撑,是缺乏重量的。我经常进行修改,有时对很多年前的作品也进行修改。

8,写诗对你个人是一种自我救赎,还是自我沉溺,甚至你认为它其实走向自毁?如果它们互相纠缠在一起,你如何考虑你作为诗人的个性、责任和人生?你怎么看待海子在这方面的命运?

刘泽球:自我?自我就那么重要吗?作为一个诗人,他要有起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给人、给他所处的时代以希望和理想。诗人,在某种程度讲,扮演了秘密代言人的角色,他要作为时代的良知而存在,他要说出这个时代的真实。诗人通过他的写作,让人们找到更好、更有希望、更有梦想、更有尊严地活下去的理由。

9,现实中的生存、生存背景对你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影响,它通过什么渠道(直接的间接的)去影响你?时代和社会舆论总是在拥戴那些“拥有正义感的诗歌作品(如打工诗歌)”能获得更多理由,你认为这些理由和诗歌本质是一致的吗?你怎么看待它们的关系?

刘泽球: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生存,无非是你依靠什么活下去。而这只是我们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循规蹈矩的公务员,我的生活与我的写作几乎是分离的,但它同时也经常从另一个向度提醒我:只有写作,才能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的那一部分。我不会刻意为了某种价值体系而写作。我的写作与我的生命经历和思考息息相关。我不希望自己的写作被一些外在的价值体系所左右,为了某种集体性的需要而勉强为之。所有的观念都在我的诗歌里发生了,而我不需要刻意去强调它,去标榜它,去符号化它。诗歌写作的无限可能性,就在于它本身具有无限的可能,包括主题和题材。

10,诗歌能不能成为一种课堂教育?你认为诗歌出现在高考卷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和社会性质?诗歌是能够被考试的吗?如果能,你认为更理想的社会环境和课堂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泽球:诗歌纳入课堂教育是合理和可行的,对于提升学生(未来社会大众)对诗歌的了解和尊重,减少对诗歌的误读和误解,还原诗歌这种古老文字形式的精神和社会意义,是很有意义的。其实,在古代,诗歌本来也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现代教育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使诗歌这种缺乏应用性的文学艺术形式被边缘,以至于屏蔽了。但我反对把诗歌纳入考试的范畴,诗歌的最大意义在于它的精神自由,无法被标准化,而考试的评判,离不开以标准作为基础。将诗歌的评价尺度标准化不啻于是一场灾难。诗歌教育,要从实用教育中解脱出来,还原到人类对于自然、心灵的纯粹注视。但我怀疑现在进行诗歌课堂教育的可能,毕竟我们的体制和老师对诗歌的理解水平无法保证诗歌教育的质量,如果把握不好,对诗歌或许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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