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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暗与乡愁:时代叙事的介入(2011,评论) (阅读1670次)



幽暗与乡愁:时代叙事的介入




  一只眼睛对于俄狄浦斯王来说

也许已经太多了。
            ——荷尔德林





  1947
年,萨特发表《什么是文学》一文,提出“文学介入”一说,同时也是第一次正式将这个哲学概念引入文学领域。在萨特看来,写作就是“介入”,但是他强调只有散文是介入的,诗歌、音乐、艺术是一种非介入的行为。当他这种论点遭到质疑与诘难时,他却反问别人:“我为什么也要让诗歌介入呢?”就在当年,萨特在《1947年作家的处境》一文中同法国现实联系起来,“介入”、“介入文学”的概念迅速从他的文章中消失,取而代之却是“处境”、“处境文学”等新的概念。这也足以说明,萨特的理论是善变的,随时有可能出现自我颠覆与自我纠偏。王岳川注意到了萨特这一反常现象,他说:“不妨说,当萨特在‘介入’的层面上思考问题时,他的立场在哲学家和政治家之间滑动,他通过概念的转换,在文学平台上已悄悄完成了从抽象哲学思考到具体政治关注的位移。”①事实证明,萨特的不切实际的“文学介入论”落空了,全球化的诗歌、雕塑、音乐的艺术史,也是人类文明的“介入”史。1968年,萨特提出“新知识分子”概念,“新知识分子”当然包括诗人与艺术家,这也就意味着他开始放弃过去“存在理论”的时代症候,间接承认了诗人与艺术家的“介入”力量。

诗歌的介入性,其实就是一种精神。记得有人说过,“介入”是文学的大法典,事实的确如此。这个大法典也就是介入的外延的形象指代,这个外延是十分宽广的,它包括先锋性的介入、日常经验的介入、社会现实的介入、自由独立精神的介入、人文传统的介入、历史观的介入、身体的介入、诗歌伦理的介入、艺术的介入、历史的个入、暴力美学的介入、环保主义的介入、社会思潮的介入、政治的介入……等等,总之,介入的内涵主要是指诗人主体意识的植入与强指和能指,它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修辞的;它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宗教的;它可以是乌托邦的,也可以是形而上的。说到这里,我们应该会意识到诗歌的“介入性”也会存在着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即便是敌意的介入,同样也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荒诞的——自觉的敌人,荒诞的敌人。作为一个诗歌读者,我支持和尊重诗人在诗中的种种介入行为。同样,作为一个诗人,我更加期待诗评家的介入。我们这个时代的批评家们普遍缺乏介入精神。惟有少数的批评家勇敢地介入了时代的荒诞性,介入了公众性生活,介入了元历史和准现场,比如徐贲、朱大可、崔卫平、贺卫方、张闳、傅国涌、夏可君、吴冠军、杜君立、余杰等,我没有理由不对这样的批评家深怀敬意。

然而,关于诗歌的“介入” 问题,在诗歌史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甚至是反对的声音。英国诗人休姆(Thoms Ernest Hulme18831917)主张诗人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创造诗歌的意象,要求“让散文表现理智,把直观留给诗歌”。他宣称多愁善感的“湿而泥泞的诗结束”,“干而硬的诗到来”。与传统诗歌不同,意象派反对诗人介入诗歌抒发感慨,他们借助意象的“叠加”(Superposition)与并置(Juxtaposition)等近似于绘画的手段,将读者作为诠释的主体而非教导或倾诉的对象纳入诗歌读解的过程,最终完成意义的建构。这篇“宣言”发表在19133月的英国《诗刊》上,正式树起大旗。次年,《意象主义者:诗集》出版,在英美诗人中反响很大,追随者难以计数。由此,反对诗人让哲学、政治、事件、伦理、暴力等“介入”诗歌的观念开始在西方诗人中盛行。


  事实上,这种反“介入”的诗观,同样在中国,自古有之。在中国古代,一些仕途不如意的怀才不遇的诗人墨客中,却因自谓悟透诗道与人道之后,开始书写与世无争的诗。这样的诗人,在古代很多被称之为“隐逸诗人”、“田园诗人”或“山水诗人”,比如魏晋时期的陶渊明、谢灵运,盛唐时期的王维、寒山,明清时期的徐夜、钱邦寅、冷士嵋等。在很多评论家看来,中国古代的“隐逸诗人”与“山水诗人”就是与世无争、不问政事、书写反“介入”诗歌的典范,其实不然。当我们细细分析每一位诗人的前世经历,均有不幸的人生与仕途,或贬或抑,“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壮志难酬”是他们普遍的社会理想的真实写照。不同的是,这样的一批诗人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与人生理想在诗歌隐藏得更深罢了。一言概括之,他们是因为内心的乌托邦破灭了,开始趋向另一个极端,信奉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当这些诗人的人生观反应在其诗学理念中,就会形成一种类似于反“介入”的诗学态度。而另一类坚持“介入”的诗人,比如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龚自珍、钱谦益等,他们则是至死仍然在坚守着自己内心强大的“浮士德”式的骑士精神,这种诗歌精神,也就是我们倡导的“介入”精神。


  当一批具有“纯诗洁癖”的诗人群起而反对“介入”诗歌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听到更加强劲的声音,在为我们坚持的“介入”精神进行辩护。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生活与社会现实,本身就孕育着一种诗歌的创造力。而要让更高的价值存在与出现,我们必须促使有机结构、人类文明的进化、社会秩序、公平正义、诗歌伦理等协调起来,从而推有力地推动“介入”的力量。阿尔多诺说,“只有那种能在诗中领受到人类孤独的声音的人,才能算是懂诗的人。的确,个性化的以及最终原子化的社会导致了抒情诗语言本身的孤独。”他还说,“伟大的艺术作品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形象,以及通过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那些包蕴着调和趋势的社会冲突。艺术作品的伟大之处就正在于,它让那些被意识形态掩盖了的东西得以暴露出来。”我惊诧于阿尔多诺关于抒情诗的深刻洞见:“被每个人都视为敌对的、陌生的、冷酷的、压抑人的社会正遭到抗议,这种社会在抒情诗中被否定了。这种社会对人压抑得越厉害,遭到抒情诗的反抗也就越强烈;抒情诗不愿意接受他律,要完全根据自己的法则来建构自身;抒情诗与现实的距离成了衡量客观实在的荒诞与恶劣的尺度。在这种对社会的抗议中,抒情诗表达了人们对于现实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幻想。”②





  在谈论“介入”前,我想阐述一下,什么是我心中的“诗”。先看看,我们的先人是如何定义“诗”的。《尚书·尧典》中最早道出“诗”言“志”的秘密。其后,毛氏《诗序》中进一步详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北宋哲学家邵雍在《伊川击壤集序》中说得更进一步:“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谡之情。”清代名医薜雪在《一瓢诗话》中的阐述,深得我心:“诗重蕴藉,然要有气魄。无气魄,决非真蕴藉。诗重清真,尤要有寄托。无寄托,便是假清真。有寄托者,必有气魄。无气魄者,漫言托之。犹之有性情不可以无学问,有学问乃能见性情,二者原不单行。”薜雪在诗论中提及的“寄托”,在我看来,就是一种诗歌的“介入”行为。无论是“感怀”,还是“寄托”,还是“忧思”,均是一种“介入”,一种诗歌的特质。因此,我要说的是,我心中的“诗”,必须具有“介入”特质,没有“介入”特质的诗,不是我喜欢的诗,也不在我现在讨论的诗歌范围。当然,没有介入特质的诗,仍然有人喜欢,而且很多,我们必须尊重别人的审美趣味,那就让别人喜欢去好了。


  当我谈论诗的“介入”特质时,狄尔泰的《各种世界观在诗中的地位》一文中有一段论述引起我的强烈共鸣:“诗将人从现实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激发起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通过他的中介,一次偶然的事件的寓意超出了它所意欲表明的关系之外,它对于现象世界的描绘变成了生活本质的表达。由于诗满足了人的内在的渴求:当命运和自身的抉择将他束缚在一种既定的生活秩序中去时,他的想象会将他引入不可能实现的生活。诗展示了一种前景,从中可以进入更高更宏大的世界。”③我们可以把狄尔泰提出的“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上升为诗歌“批评的力量”,这种“批评的力量”我们又可以视之为“现代性的介入”。英国批评家阿诺德就十分推崇诗歌“批评力量”的介入。他说,“一位现代诗人的创造如果要具有很大的价值的话,其中就必定包含一番巨大的批评功夫;否则它将会成为一桩比较贫乏和生命短暂的事业。”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诗人奥登曾经说过,世上所有的诗歌加在一起,也无法从煤气室里救出哪怕一个犹太人。奥登道出了诗歌“无能”的历史困境与现实困境。布罗茨基也不坚持诗歌的社会益处或人文使命,但是他指出了诗歌的另一种功能——“挽救心灵的健康”。 ⑤ 我们不妨也可以把这种期待视为诗人在政治极权面前“无望”背景之下的“奢望”。这种奢望,在我看来,也是一种介入,从心灵哲学与语言哲学层面上的双重介入,甚至是存在深度与难度的介入。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诗集《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就是这种双重介入的经典范例。布莱尔把一种“纯洁的恶” ⑥ ——宗教的、神话的、自由的、色情的、善的、美的、暴力的“恶”——引入他的诗歌,从而形成他独特的诗歌风格,形成“恶的光辉”。布莱克的“恶”不同于波德莱尔的“恶”,波德莱尔的“恶”,与背叛、下贱、嫉妒、粗鲁、吝啬格格不入,他选择了一种豪华的、贵族化的罪孽。与其说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介入了伟大的“恶”,不如说是介入了波德莱尔式的“时代之痛”,他的这种痛是向着善的,向着美的,向死而生。波德莱尔心中的“恶之花”,也就是他内心中自始至终自觉持有的“自我中的他性”,“恶中的意识”。 ⑦


  诗人策兰同样在诗歌中介入了“死亡”、“自由”、“苦难”、“流亡”与“灵魂”的个体化的抒情特质与时间真相,归结起来,仍然是一种“时代之痛”。策兰称诗歌为“瓶子里的纸条”,我们可以想象,策兰表述意味着诗歌存在着“彼岸性”。策兰的一句话触动与刺激了我对“介入”诗歌的理解向度。他说:“因为诗歌并非无始无终。当然,诗歌也力求无限,它试图穿越时间——是穿越,却不是超越,也不是超过。” ⑧ 是啊,“介入”诗歌的最高境界,不就是一种穿越行为吗,穿越记忆,穿越历史,穿越废墟,穿越神话,穿越宗教,穿越种族,穿越时代之痛。是的,我敬仰他们:屈原、杜甫、李白、苏东坡、波德莱尔、布莱克、策兰、米沃什、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斯、北岛、廖亦武等,在诗歌中穿越“时间之殇”与“时代之痛”的人们。最近,有一次我和诗人、批评家赵卡一起谈话时,他说,我们是吸收了西方诗歌的营养成长的,但我们却对里尔克、艾略特、米沃什等知之甚少,看到他们的介入,我们应当羞愧。




  1992
年,诗人、批评家周伦佑在《非非》复刊号上《红色写作——1992艺术宪章或非闲适诗歌原则》一文中较早提出“写作即是介入”的简要论述,随后他说:“而介入则意味着倾向。不管你是倾向于某一种主张,某一种艺术风格,或者只倾向艺术本身——一种倾向是无法回避的。”周伦佑在文中提出的“介入”概念与萨特的“文学介入论”基本相似。后来,学者张闳写过两篇着重阐述诗歌“介入性”的文章,一篇是《介入的诗歌: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诸问题》(1999)(下文简称《介入的诗歌》),另一篇是《90年代诗歌与“介入性”》(或许是出于发表目的的需要,论文作了篇幅与内容上的调整),他的“介入”诗学观念,阐述比较详细,在诗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学者王岳川在《萨特存在论三阶段与文学介入说》一文中概述的萨特“文学介入论”在诗人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接着,青年学者叶蔚然以《从美术与诗歌潮流的对比中谈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介入性》(2007)一文向张闳先生致敬,叶蔚然在文中提出当代诗歌的“介入危机”和“虚假介入”两个概念,引起我的关注。我认为,中国当下新诗现状面临的最大问题正是时代叙事的“介入危机”问题。


  在谈论时代叙事的“介入危机”问题之先,我想谈谈“中国纯诗”问题。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降,有一批诗人在探索中国纯诗的出路和方向。事实上,1989年之后,在中国谈论纯诗,是一种精神自闭的时代症候。王岳川在论及海子之死时,一语道出了中国纯诗遭遇的困境与时代真相:“海子的死标明中国纯诗已抵达人类精神的最前沿却又在现实中濒临绝境。”同样,顾城之死,戈麦之死,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纯诗中的个人“乌托邦”遭遇时代叙事的“介入”之后,开始诞生悲剧性命运,中国式的纯诗命运。张枣的死,进一步让我们体察到中国诗人的“纯诗理想”在时代境遇中遭受的困顿与落寞。如果说,追求“纯诗理想”的诗人也在试图在诗歌中“介入”他们的写作精神与理想,那么,我认为这种“介入”也是可以成立的,正如我在文章开头谈到“介入”的内涵与外延之侧重点的不同,诗学层面的轻与重。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追求“纯诗”写作的诗人,他们虽然内心坚守着纯诗的高洁与光亮,但是少了对时代叙事的参与、对抗、担当,因此会在这个黑铁时代中遭受创伤与磨难,甚至他们会背负更多的来自社会与读者的双重质疑与诘难,误会与中伤,因此追求“纯诗理想”的诗人,面对时代叙事语境,同样会变得脆弱。然而,对时代叙事的参与、对抗、担当,正是我现在要强调的一种诗歌“介入”观的主体行为表现。


  张闳在《介入的诗歌》一文结尾处这样写道:“在今天,诗歌的‘介入’无疑是困难的,但却不是没有可能的。‘介入’的困难性不单单来自诗艺方面,也不单单来自生存方面,而是来自这二者之间的现实相关性。毫无疑问,‘介入’需要一种道德的力量,同样也需要一种美学的力量。”张闳认为,“介入”的道德,首先是一种对于语言的道德,而“介入”的美学则是通过“介入”的道德实践才能实现其价值。我比较认同他的观点。诗人欧阳江河在其著名的诗歌评论《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1993)中也提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人自觉的“介入”意识,不过他在文中更多谈论的是他们那一代具有“中年特征”、“本土气质”的“知识分子身份”的诗人,在经历了1989之后,开始消解“对抗”的、“色情”的、“政治”的、“亡灵”的、“人文”的“介入”美学。事实上,近二十年过去了,他们的“介入”美学,已经在逐渐消解,有的诗人甚至消解殆尽。唯有少数诗人一直在坚持着“介入”的诗学理想。这种介入诗学理想类似于我在《后来者的命运及其自由诗学理想》一文中提及并倡导的“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这种双重意识,在中国大地上深刻地表现为巨大的乡愁,中国式乡愁最大的症结表现为中国极权消费主义的盲目扩张与乡村城市化工业化的乌托邦理想。1965年,阿赫玛托娃与以塞亚·伯林在英国谈话时,伯林对她说:“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为高尚的痛苦。”学者崔卫平由此推论,“如果说,所有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痛苦(断裂),那么,也可以说从‘乡愁’产生的思想,是所有痛苦的思想中最为高尚的或最为中肯的思想。”(11


  事实上,中国当代诗人一直在努力构建着历史叙事中的诗性正义与时代乡愁,比如黄翔的《
魇:活着的墓碑》、北岛的《白日梦》、廖亦武的《死城》、吕德安的《曼凯托》、肖开愚的《向杜甫致敬》、杨炼的《叙事诗》、欧阳江河的《泰姬陵之泪》、西川的《鹰的话语》、柏桦的《水绘仙侣》、俞心樵的《友谊与爱情》、余怒的《饥饿之年》、伊沙的《唐》、陈先发的《黑池坝笔记》、余笑忠的《俯首》、侯马的《他手记》、雷平阳的《祭父帖》、姚风的《绝句》、黄梵的《南京哀歌》(组诗)、黄斌的《老拍的言说》、沈方的《鱼计亭诗话》、叶匡政的《571工程纪要》、朵渔的《大雾》、沈浩波的《蝴蝶》、蒋浩的《纪念》、孙磊的《处境》(组诗)、李建春的《命运与改造》、杨典的《论语别裁》、赵卡的《大召》、木朵的《清明上河图》、陈家坪的《空城》、梦亦非的《苍凉归途》、杜撰的《黑措镇》/《重返黑措镇》、徐淳刚的《南寨》、育邦的《薄伽梵说》、谢湘南的《过敏史》、花枪的《海南三部曲》、江雪的《平民暴力美学的起源》等诗人的长诗、随笔(太多好作品,恕我不一一列举),以及王家新的长诗《回答》和以德国诗人策兰为蓝本的系列翻译、评论作品,深刻昭示了中国几代诗人继承汉诗亘古未变的“介入”传统——“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之诗性正义——的时空性眺望,正如青年哲学家夏可君博士所言,“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后天”思想 ⑩。法国诗人、作家阿拉贡说,“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有自己伟大的诗人。他们是他们当下社会的表达者,而且是变革的喉舌,在那个社会环境里,这种变革已经成熟,但其他所有的人却尚未察觉。在人类旅途上竖立路标的诗人起的这种作用是最崇高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一切时代又最易使其蒙乱。”(12)是的,诗人注定要在自我放逐的命运中成就为每个时代的精神先知,成就为每个时代最杰出的叙事者,他就应敢于负载人类的苦难,乐于传播人类的真理与福音,而不应该恐惧于时代机器所生发的暴力影像与威权行为。诚然,我们在传承这种特定的诗歌介入的修辞美学时,也应该警惕,嬉皮的“介入”、垃圾的“介入”、空洞的“介入”、谎言的“介入”,甚至“犹大”的“介入”——警惕它们,像幽灵一样,瘟役一样,正在我们中间,隐现,漫延……


  谈到这里,我终于可以回到文章落笔的起点了。我的个人诗学介入观,仍然可以看作是对诗性正义的一种延伸与抵达,也就是说我的诗学介入观,是试图在时代叙事中,通过“介入”来揭示文学中的谎言与真相,并且剔除它们,保留现实与历史中的最真实、最可靠的疼痛感。法西斯时代的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是真理,多么可怕的论调。然而这种极权主义的论调,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仍然存活,仍然侵蚀戕害着我们的肉身与灵魂。“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更是一针见血,“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支柱。”在此,让我借用学者杜君立的话“介入”本文吧,一起唤醒我们这个时代最疼痛的乡愁:“
2011724日,从今天开始,每个中国人都应当问一下自己:我们高铁时代的生活,究竟是在神话中,还是谎言里?


  2011
727 夜,草于牧羊湖,“7·23”温州动车特大事件后的第4日。


  注释:


  ① 王岳川:《萨特存在论三阶段与文学介入说》,《社会科学》杂志,第6期,2008。参见中国艺术批评网 http://www.zgyspp.com/Article/y6/y53/200909/19262.html

② 阿尔多诺:《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德语诗学文选》下卷,华东师大版,2011,第423页。

③ 狄尔泰:《各种世界观在诗中的地位》,《德语诗学文选》上卷,华东师大版,2011,第387页。

④ 阿诺德:《当代批评的功能》,《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版,1984,第78页。

⑤ 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序言》,东方版,刘文飞译,2009,第6页。

⑥ 乔治·巴塔耶:《文学与恶》,《威廉·布莱克》,北京燕山版,董澄波译,2006,第53页。

⑦ 让·保尔-萨特:《波德莱尔》,北京燕山版,施康强译,2006,第58页。

⑧ 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凤凰传媒集团版,李尼译,2009,第135页。

⑨ 张闳:《介入的诗歌——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诸问题》,论文,1999。参见“新诗理论专辑”网页:http://www.my285.com/sc/shilun/xinshi/12.htm

⑩ 夏可君:《后天》杂志第4卷(江雪主编)卷首语,《时代的经验:在“后天”思想》,第1页。

11)崔卫平:《思想与乡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版,2011,第102页。

12)阿拉贡:《从彼特拉克到马雅可夫斯基》;《法国作家论文学》,雷光译,三联书店,1984,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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