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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想:一种新的诗教传统(一) (阅读2021次)



随想:一种新的诗教传统(一)
   陈诗哥
  
  一
  读经很重要。它的意思是:读什么和怎样读很重要。
  我不赞成让孩子读《弟子规》和《孝经》,但也不用苛刻的现代观念去否定它们曾经发挥的积极作用,因为语境不同了。
  读经,读的是经典,古今中外的经典。中国传统经典也并非只有《弟子规》和《孝经》等,因为这些而遮蔽五千年文明的沉淀,未免太不明智。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不妨先从诗开始读起,诗经、唐诗、宋词、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泰戈尔的散文诗等等,以牧养人的心灵。至于哲学、政治等经典,包括数学,可从高中或者大学阶段读起,以培养人的理性。我的意思是,什么时段读什么很重要。不仅要因材施教,还要因时施教。
  这些经典,包括文学经典、哲学经典、宗教经典等等,我称之为诗。当然,并非所有的经典都可称之为诗。
  与读什么一样,怎样读也是十分重要。
  古人读书,要沐浴更衣,焚香静心。大家不妨参考朱子读书法。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读书,或者学习,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
  以一颗顺从的心,跟着大师大德一起运转,让大师调教自己,使心绪得到宁静、专注,使心灵、心智得到净化,受到滋养,从而生起虔敬的心。
  古时候孩子读经,并不在于他一下就能读懂,而在于他一遍又一遍的诵读之后,他的心灵和精神得到专注和净化,然后“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是说,要先教学生无知,然后他们才可以无所不知。只有一颗纯洁、清静的心,才可以生出智慧。《圣经》上说的“凡事相信”和佛经上说的“无分别心”,说的大概便是这个意思吧。古时候孩子读经的方式和功效,大概跟小和尚念经差不多,跟老和尚专心挑水、砍柴、做饭差不多,跟信徒祈祷差不多,只有专注、宁静、纯洁的心,才有可能觉悟禅意,才能和神沟通。
  现代教育教人知识,但不教人虔诚;教人动,但不教人静;教人急于发表意见,但不教人如何沉思;教人怀疑,但不教人相信。所以,现代教育可以教孩子很聪明,但未必很智慧。
  若一开始就抱以一种怀疑的目光阅读经典,那就等于把自己升到大师的高度,或把大师降到自己的低度,那么,你读的不是大师,不过是在照镜子,一面哈哈镜。
  并不是说大师和经典不能怀疑。但先信后疑,远远比先疑后信要好,至于后者,怀疑之后还能不能信,这是一个问题。
  
  
  二
  袁伟时先生认为,仁、义、礼、智、信应该建立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袁先生的仁义礼智信是有两个背景词的:儒家和宗法社会。但就这些仁义礼智信的一般意义而言,我的感觉和袁先生的判断不一样,我认为后者应该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它们的位置很重要。
  对于一个政府而言,它最迫切的、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民主、法治的秩序,。但对于教育而言,它最迫切、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教会学生仁爱、虔敬和顺从,等等。
  民主强调平等,这也就意味着取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但事实上,一个道德高尚的大学教授和一个道德高尚的农民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准确地说,是有高低之分。但民主的平等思想取消了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异。当然,他们人格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这些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共识,无需再要证明的。这里主要是指在民主框架下的选举权平等、议事权平等等等。如果从更平等的角度来说,一个道德高尚的大学教授的选票应该等于十个道德高尚的农民的选票。但目前民主的平等思想,取消了这种差异。
  又例如自由,自由是一个很美丽、但又很危险、甚至极具诱惑的事物,在自由思潮如此深入人心的语境下,在学校里,如果继续如此突出地宣传自由,自由会不会变成一副极具诱惑的春药?毫无疑问,人是有选择的自由,而上帝也许诺了这种自由,但人们应意识到:人究竟能不能承担这种自由。对于自由,我有过一个界定:自由就是神恩和重负,正如其他事物一样。这点决定了自由在其他层面上的含义。关于自由和多元价值,诸君不妨看看施特劳斯和伯林之间的论争,那是思想史上著名的一章。事实上,除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观外,还有一种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外在的秩序可以生起的,它是人在控制自己的欲望、清静自己的内心之后生起的自由,这类似佛教僧人抵达一定境界后,狂心顿息,自由自在;又类似于基督教的修道士把自己交给神后,专注于沉思默想,专注于祷告,不再背着肉欲的包袱而生起的自由和喜悦。这种自由并不一定要通过宗教来达成,它可以由教育承担这个任务。
  建立民主秩序,宣传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意识,应该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当然也是教育的部分责任。再细一步讲,理性教育,包括公民教育,应该是在大学,起码是高中阶段推行的。在大学之前,应该让学生多读经典,读诗和童话,以牧养人纯洁的心灵,培养人高贵的灵魂,在这个阶段,不应急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辨。
  现在的民主是代表着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并不区分对错,它代表的只是利益。多数人有可能意味着优秀的,但也可能意味着暴政。苏格拉底便是被民主政治判以死刑的。
  我说这些,不是表明我反对民主,而是相反。但民主应该知趣,应该知道自己的不足在什么地方。这是很重要的。因此,政治哲学家的思考不应止步于民主,而民主也只是“一种不是最坏的方式”。
  对于新儒家关于儒家现代化的思考,我不一定赞同,但我很欣赏这种尝试。
  民主是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呢?在目前的语境下,我认为是的。但民主不一定是历史上出现过最好的政体。
  民主政治最早是在古希腊出现的。那么,在民主政治出现前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样子呢?神主政治,或者说贵族政治。
  它的典型应该是古希腊的贵族政治。从神主政治(即贵族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并非一定是进步。应该要说明,古希腊的贵族和我们平时理解的贵族并不一样,它更多的是指精神贵族,贵族政治即是优秀的政治。在宗法社会,血统固然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贵族们口中常常谈论的“何谓正义”、“何谓高贵”、“何谓美好”、“何谓智慧”。我的知识来源于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柏拉图作品。如俄狄浦斯出任忒拜的国王,并不是因为他的血缘,而是因为他的智慧。
  贵族政治是以“优秀”、“好”、道德为社会的尺度和标准;而民主政治是以自由为社会的标准。
  又如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有过光辉的文明,像现代数学、《一千零一夜》》,假如没有伊斯兰文明,也不可能把希腊的古文明通过阿拉伯文带到西方,西方的文艺复兴也就不可能。在伊斯兰世界,以前在西班牙,与犹太教基督教共处,就有过宽松和谐的氛围。伊斯兰统治印度时,也是如此。今天伊斯兰之所以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盛行,杜维明先生认为,与欧洲,特别是英美对伊斯兰的宰制,关系非常大。
  
  
  三
  袁伟时先生是主张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但袁先生欣赏的主要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法治精神、市场经济、科学技术、自由和平等,而这些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袁先生仅仅是选择这些,那么何不再参照日本和韩国呢?日本和韩国采用的西方民主模式,但文化依然是东方色彩的。如果嫌远,那就看看台湾和香港吧。
  而西方文化也未必只是理性的分析、自然界的逻辑化以及对精确科学及其方法的追求。科学理性也只是希腊精神的一部分,希腊精神还有古希腊悲剧和史诗中的诸神世界,还有前苏格拉底学派的神灵精神和奥尔菲斯教。国人更不应该对西方文化中的犹太—基督精神避而不谈,这个才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所在。
  朱学勤先生比较法国大革命和英美革命,把英美革命以极小的代价取得成功的因素归功于工商文明,但他没有提及基督教的作用,未免有些可惜。如法国大革命和英美革命中的一个共同内容:废奴运动。废奴运动在法国几乎流血无数,而在英美,却几乎兵不血刃。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朱先生说的工商文明之外,我想,还因为英美的废奴运动是由威伯福斯为代表的、英美福音派运动所领导的,而法国的则是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影响下进行的。
  袁伟时先生的自由、平等思想来自启蒙运动。但要理解启蒙运动,怎么能不理解欧洲中世纪呢?启蒙运动就是因应中世纪而生的。但在国人眼中,欧洲中世纪几乎是黑暗、蒙昧、专断的代名词,其实这是没有依据的,最简单的理由是国人对欧洲中世纪的理解是如此的贫乏。而我们拥有的这种观念,其实是来自启蒙运动的历史观。但欧洲思想界对中古时代的评价,并非只有启蒙运动知识人的“黑暗—蒙昧”一种;在R•尼斯贝特的《保守主义》一书中,欧洲各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就认为,中古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形态是历史生活中的卓越典范;中世纪是检验文化、社会形态的理想标准。
  人们对欧洲中世纪抨击得最厉害的,除了十字军东征、赎罪券之外,应该就是禁欲理念了,修道院的生活被视为扼杀人性的反面典范。这种观念也是来自启蒙运动的人性观。但并非所有现代思想家都认为中世纪的禁欲理想是反人性的。德国思想家舍勒在《道德建构中的怨恨》(这个书名就非常好),透辟地比较分析了基督教的爱观与现代的爱观,其中有对禁欲观念的精湛论述:中古时代是欲望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向神性境界;现时代是精神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在人之本性中最低下、最具动物性的方面。
  在此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亲吻神学——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它是圣多明俄的嫡传弟子约尔丹和他心爱的女子、女修院副院长狄安娜,12世纪伟大的神学家、本笃会会士阿贝拉尔和他倾慕的女子、博学的女修院院长海萝丽丝,加尔默罗会修女特蕾莎与她爱慕的男子、年轻的加尔默罗会神父格拉西安,利雪的特蕾莎与她的女友、同胞姐姐西利安•马丁等情侣的情书集。看完它,我想大家会对欧洲中世纪有一些改观。其实,没有收入这本书的著名情侣还有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与圣克拉蕾、诺德林根的海因利希与埃布纳、苏索与施塔格尔、撒肋爵的弗兰茨与尚塔的玛利亚、富科尔与邦迪夫人、德日进与尚邦等等。
  因此,我说:且慢告别中世纪。这种告别的话语,其实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动不动就打倒、告别思想中的一种。
  袁先生是赞扬市场经济的,因为它是民主、平等、自由的基础。但我们也要警惕市场社会化。杜维明先生警醒得好:“假如市场化的力量进入学术,那学术就腐化了;进入教堂或寺庙,宗教就被污染了;进入家庭,家庭就异化了。”
  我也有这种忧虑。但这个不幸的现实是,市场化的力量不仅进入了学术、宗教、家庭等等区域,它已经进入整个人生的领域。“价值观”一词便是很好的证明,“价值”原是市场术语。人生竟然可以估价的……由此,赚了多少钱,做成了什么事,达到何种境界,便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有必要的话,人们也会给爱估一个价的。由此引申出:我们信仰的上帝也变成了一种可选择或可不选择的价值观了。
  
  
  四
  因此,民主政治应该知趣,应该学会谦逊。如何才能弥补民主的不足呢?
  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宗教,但宗教比较敏感,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我觉得可以通过教育弥补民主的不足。怀特海就说:“教育的本质即它是宗教性的。”
  最好的教育,是诗教。但我说的这种诗教与中国传统诗教有联系,也有区别。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有着很好的诗教传统。所谓诗教,本指《诗经》“温柔敦厚”的教育作用,后来也泛指诗歌的教育宗旨和功能。孔子为何要亲自删定《诗》三百篇,我想,正是为了诗教。教育是儒家的重要主张。《诗经》的第一篇是《关雎》,孔子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诗三百的第一篇呢?《诗经》全本的结构安排是很有深意的,我们知道,《诗经》分风、大雅、小雅、颂四大部分,风居全经之首,包括两方面意思,一是执政者以君子之风来使天下潜移默化,此为“风化”;二是民众反映意见而使执政者纠正错误、弥补不足,所以风又分正风和变风,而正风又有两部分“周南”和“召南”,《关雎》便是“周南”的第一篇。为什么要把这首中正平和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诗放在全经之首呢?我想有两点:一,情是人生乃至社会、国家的根本;二,《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朱子在《诗经集注》中进一步指出:“淑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太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我想,以最高执政者作为典范,风化天下,从孔子的诗教角度来看,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
  在《礼记》中有一篇《经解》,记载了孔子的几段很值得玩味的话:“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意思是凡亲身到一个地方,从那里的教育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凡是老百姓温柔敦厚的,那便是诗教的结果;如果老百姓不仅温柔敦厚而且很聪明,那便是学《诗经》学得很深入了。
  林语堂先生也说过,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
  中国的诗教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开始出现摇摆。从新文化运动至今一百年,中国诗教传统遭受极大的厄运,几乎中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新文化运动推行白话文,使诗失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根基——语言;其次,民主和科学的思潮涌起,人们极力追求理性,使诗中最具魅力的情感因素在社会选择中退诸二线;第三,百年中国都在做一个强国梦,诗便成为国家、社会、政治服务的工具;第四,百年中国历经多少战难、运动、革命,动荡不安的局势,使诗失去赖以呼吸的空气;第五,自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物欲横流,更是使人们无暇于无用的诗歌。此间,诗出现过几次小高潮,如天安门诗抄、朦胧诗、第三代诗潮、5•12汶川大地震的诗歌热潮等,但也只能以零散的面目出现了,犹如几声呻吟。
  在古希腊,埃斯库罗斯也说过:小孩子由大人来教,而大人则由诗人来教。
  古希腊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有一部剧作《蛙》。这出戏就是酒神觉得著名的悲剧诗人都死了,很伤心,决定去阴间把一个悲剧诗人请回来。到了阴间,他见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是老悲剧家,欧里庇得斯是最后一个比较出名的悲剧诗人。究竟选哪一个回来呢?两个人开始辩论谁是好诗人。最后呢,选择的是把埃斯库罗斯领回来。为什么没有选欧里庇得斯呢?理由是因为欧里庇得斯的创作不道德。在欧里庇得斯戏剧里的女人总是为情爱所困,总是爱过去爱过来,要么爱得要死,要么爱得要失足,埃斯库罗斯认为,这类女人就不是道德的女人,而那些好的女人,就是被这些女人引诱得神魂颠倒,一个个服毒自杀。而这些现象,是民主政治下才出现的现象。
  欧里庇得斯反驳说:可是我写的都是真实的啊!
  埃斯库罗斯认为,诗歌不在于表达真实的东西,“诗人总是应该把这一类的丑事遮起来,而非引出来教人。对于那些个孩子们应该由老师来教,而成年人则应该由诗人来教。”
  埃斯库罗斯的话其实包含因材施教和因时施教的思想:小孩子需要老师教,成年人也需要诗人来教。不要以为成年人什么都懂,有时候,成年人比孩子更糊涂,因此需要诗人来教。不过,这诗人恐怕不是现时代国内的那些诗人,甚至不是指抒情诗人,而是指戏剧诗人。我是读了古希腊悲剧,才开始懂得什么叫崇高和优美。这便是教育。戏剧在古希腊的教育里担当重要的角色,原因是它对公众开放(大家可以参考卢梭的《论戏剧》),不像我们当今的影视,是以娱乐为主。大概可以这样说,以娱乐为主的影视是当今教育的最大挑战。
  埃斯库罗斯说的话意味着教育要分等级,必然是学识高的人教学识低的人,品德好的人来教品德还在成长、或者是说在德行方面困惑的人,这个叫做教育。但民主的问题在于不区分道德,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在民主时代,德行似乎已经不是教师的第一要求。我们看到,在古希腊从贵族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之后,教育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教师的角色也由诗人转变为智术师。
  智术师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新知识分子,有些人翻译成“智者”。这批人聪明、懂哲学,同时又把聪明和哲学当成一种技艺,他们还好为人师,喜欢办班、收钱,什么专业都可以,与现在的大学教师相似。刘小枫先生说:“智术师就是新出现的一种教师,这种教师对于希腊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作用是非常大的,对戏剧的影响也非常的大,智术师也成为许多剧作诗人讽刺挖苦的对象。在这之前,古希腊城邦教育是与传统宗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智术师出来以后就改变了希腊传统的教育理念,他们提出来了新的教育方式以及教育的内容。以前,通过学习优秀的诗人的诗作,得到道德滋养。可是现在呢,他们说不行,现在应该有新的理念。新的理念就是自由。”
  这种自由跟现在的自由主义基本一致。例如诗人的创作是自由的,教育已不是诗的首要含义。如今的文学观念是反映现实,而不是引领现实。诗人把生活中的真实,包括阴暗面,统统揭露在公众的面前,但正如挪威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昂松所言:“过于强调阴暗面对人生无益。”把阴暗面尽情地揭露出来,除了再次打击人类之外,并无多少益处。文学的功能,或者诗的功能是教育。当然,若一个作品中只有拙劣的说教,那肯定是一个拙劣的作品,这不能说是经典,更不要说是诗了。需要说明的是,诗的教育功能与言论自由、言论监督的关联。言论自由、言论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因为与民主政治一起滋生出来的各种问题需要言论来监督。但言论监督的主体应有所界定,它应该是成人,在大学里,除了继续接受诗教外,大学生还要对哲学和政治的学习,但在大学之前,学生应主要接受诗教。自由是一个危险品,警惕它的坏处比享用它的好处更有必要,无论就外在自由还是内在自由而言。
  上面说的是民主时代的自由观念,那古典自由主义又是怎样的呢?据说,自由最早的涵义就是:“我有闲暇。”“闲暇”的希腊文,就是英文里的“school”——学校。所以,学校就是说有闲暇的人在里面过一种沉思的生活,沉思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这便是古典自由主义,与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希腊古典主义教育,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古希腊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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