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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惟有风:再谈诗与语言 (阅读1910次)



 

风,惟有风:再谈诗与语言

——对燃石兄的回信


 

我的文章《诗:从语言的言说开始,到语言的沉默结束》主要意图是回答这么两个问题:什么是诗的本性(或:什么是本性的诗?)以及诗的本性与世界是何种关系。我以为对于现代汉语诗歌来说,这是最值得思考的两个问题。然而从八十年代的朦胧诗及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流派的诗歌开始,到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路线之争,以及新世纪的诗歌探索为止,这两个问题在汉语世界里其实都还未得到充足的探讨。对于前一个问题,2002年前后诗人韩东和杨黎曾在橡皮诗歌网站上进行了极富价值和启发性的讨论,然而遗憾而可悲的是,如此精彩而重要的对话却被只关心写作风格、口号、技巧与奖项的中国评论家们所长期忽略,只有等到2008年的秋天我在东湖边的风光村小屋里读到杨黎的著作《灿烂》里关于这次讨论的介绍时,它的重大意义才在七年之后被一个当时正沉浸在八十年代气氛中的“青年”发现,而后我在出国求学前的2010年夏写了这篇重新思考它的文章。当时我还写了一首自己比较喜爱的小诗《八十年代的遗孤》,表达我在那年秋天阅读大量关于中国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著作之后的感受。对于后一个问题,于坚则通过批评朦胧诗的“扯高的嗓音”和知识分子写作“生活在别处”的世界观的诗歌理论,以及诗歌写作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在此基础上,我再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进一步的思考,得出非结论性的“结论”:“诗:从语言的言说开始,到语言的沉默结束”和“诗:在世界-不在世界-回到世界”。

我之所以以“从语言的言说开始,到语言的沉默结束”为标题,主要是针对韩东提出的那句流传很广但是大家都不知其解的论断“诗到语言为止”。(其实,韩东自己之后对这一论断有根本性的修正,他最后确认其观点为:“诗从语言开始”,然而被飞奔的高铁所裹挟的这个时代再也没有耐心静下来倾听这位诗人的修正,直到现在仍然只有前一句与真正的韩东矛盾的论断滑稽地被人们谈论和引用。)这一标题的含义,绝非意味着语言的工具化,即语言先被诗歌所利用和表达,而后语言在诗歌之中自身退场,如你所说的:“在诗歌中,语言必须如同脚手架,先是塑形,而后必须自行撤出。”因为我强调的恰恰是“纯粹的诗就是纯粹的语言”,这个看似同义反复甚至独断的话包含了两个层次:一,纯粹的语言,即语言自身,它同时聚集了有和无,光明和黑暗,即可说和不可说,不可说只有在语言之中才能显示自身为不可说,无同样在语言之内;二,纯粹的诗,即“本性的诗”,它是无在有中的显现,并最终重回到无,此“无”同样只有在语言之中才能显现,并表现为语言的沉默。“本性的诗”中的“本性”确切地讲,应是“本性着的”,即它是一个动词,一个自身生成的过程,它同时包含了诗在语言中的显示与隐匿,即语言的言说与沉默。

这样理解的诗与语言的关系,不是目的与手段,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因为诗本身就是语言,无论是已经创作出来的,还是尚未被倾听到,尚未被言说出来的诗都只是语言,只是它或许在言说,或许在沉默。如果语言仅仅被作为表达的手段和质料,即作为现实而具体的意义、功用的组合体:语词,并且诗在最后一行的句号之后抛离它而去的话,那么诗歌将永远无法抵达本性的语言,诗歌将“无家可归”,因为诗不是静止地站在不可理解和解释的超自然,而恰恰相反,诗歌永远活在语言里,活在它的历史中,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对它解释和感受中。诗的历史就是诗自身,诗在其自身的历史中不断地更新并形成自身,没有任何一首诗是已经完成了的,只要诗还在被人阅读与倾听,被人带入生活世界的游戏之中,那么诗自身就能在语言之中生成,并且展现自己的历史。

如果在诗歌之中,没有所谓目的和手段,形式和质料之分,那么我们如何写诗?写诗不就是从具体的语言,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吗?对,当然。然而,我想说的却是另一种“写诗”,是“本性的写诗”或者“写诗的本性”,它不同于一个具体的诗人的一首具体的诗歌创作,而是“诗自身如何写?”,这意味着,其实不是人在写“诗”,而是语言在写诗,诗自身在写诗。风吹,水流,亦可以写诗,只要你能够倾听到风和水沉默的言说。只有当语言自身写诗,我们才能写诗,只有“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人生世界自身在写诗时,李白和杜甫才能写诗,并且通过他们倾听的感受的才华写出了如此金子般的诗句。尽管写诗需以才华为基础,然而写诗的本性却不再是我们作为主体去建构客体的一种能力,而是我们带着才华加入到诗自身显现的过程中,用我们的听去言说那有中的无。加入到诗自身本性化着的过程中去,也就是加入到诗自身的游戏中去。游戏,是我们与诗歌相处的唯一可能的态度。

然而,何谓“游戏”?它首先必须区别于日常语言中“游戏人间”所带有的“不负责”,“轻佻”等价值判断,而凸显它在事情本身的意义上所具有的含义:不束缚,自由,不带先定的功利目的。庄子云:“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内篇·逍遥游》)。庄子此句可谓精辟地解释了“游”:顺万物之性,把握六气的变化,以游于无穷,即则无待也。此等“逍遥游”同孔子所讲的“游于艺”(《论语·述而篇》)一样,并非意味着要远离尘世,去到山林,也并非是要追逐鲲鹏的高远,而是说要游于无待,无所根据和无所依凭,即要进入天地万物生成着的无限整体的自由的游戏,并且让此游戏自由地进行。根据庄子和孔子,对待生命与艺术的态度,即是此“游戏”的态度。

继而我们可以继续追问“谁在游戏?”和“如何游戏?”。既然游戏自身表现为“自由”,即表现为“无根据”,“无待”,无实用的目的,这就意味着没有个别的游戏者是游戏本身的主体,在人与诗的生活世界和语言世界的游戏之中,并非人作为主体任意地制定了游戏的规则,而是此“自由的游戏”自身在游戏,即游戏自身建立着自身的根据,并且规定了游戏者各自的角色和任务。游戏真正的主体是游戏本身,即游戏在游戏着!只有坚持这一点,游戏自身才不会被破坏,进而继续进行,然而“如何进行”?游戏者通过让游戏游戏,即投入自由地游戏之中,那么游戏就得以进行。在游戏中,任何一方只有首先“让自由”,让游戏游戏,让诗发生,才能实现自我的自由。游戏自身因而也成为了一个动词,一个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事件,因为只要游戏停止,游戏就不再是游戏,游戏者便将迷失自己的本性,从而无家可归。

人与诗便同处于在大地之上,语言之境的这一游戏之中,只有在此以大地和语言为基础的游戏中,人与诗才能共存。因此,诗真正的显现之处,并不在那些如今糟蹋祖国的树木最后被喷上彩墨作为装饰品摆在客厅无人问津的角落的印着各色媚俗之词的刊物封面上,不在那些顶着大喇叭在电视台上拿腔拿调涂脂抹粉的慷慨激昂之声中——本性之诗只在大地上,在语言中,在人与诗的相互观照和游戏自身的生成之中。此游戏同时是人生游戏也是语言游戏。在此游戏中,人理解和解释着诗,人生活着,并且从生活世界中脱离出来,倾听大地内的诗意,从而更好地重回到世界之中,以此过程展开了人自身的历史;同时诗也得以通过大地为载体在游戏中生成,并且展现自身的历史,此历史在语言之中得到了保藏。

这样理解的“诗:从语言的言说开始,到语言的沉默结束”是否也只是千万种理论中的一种呢?不,绝不,它实则不是理论,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而恰恰只是对诗之现象本身的揭示,是对于诗之本性的理解与解释。它绝不企图去定义诗,将诗纳入一个被个人所规定的狭窄的空间,而是承认一个前提——诗已经在那里了,它先于我们任何人而存在。它就像那些大地上吹拂着的风,我们看不到它,我们不需要它来照明,不需要它来为我们的日常功用的生活提供实用价值,然而它能给让柳条抚过河水带起一缕荡漾开去的涟漪,它能吹拂起女孩的长发和裙裾,为人世间带来美和温柔,它能给田间收割的人们带去清凉,它能为给大地运来白皑皑的雪花笼罩田野,房屋和街道并且为醒来的人们送来黎明前的钟声。诗就是风,它无所不在,只要它吹拂,它就在我们身边,并且向我们诉说。

有人会说,“诗:从语言的言说开始,到语言的沉默结束”这句话其实什么都没有说,它也不过是一句神秘的连正确性都尚有疑问的废话。对于那些追求特定的诗歌标准持门户之见的山大王来说,这句话的确是废话,因为它不是一个关于诗的标准,也没有半点实用的价值,不能够拿去评判任何一首诗的好坏;对于那些追求表达的技巧,追求新鲜的语言样式的评论家来说,这句话的确什么新颖的理论价值也不具有,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口号式的诗歌理论,可以拿去按图索骥地进行拼盘式的诗歌写作试验。它不同于杨黎强大的废话理论,可以拿去让人成为一个教主,也不同于韩东的多元论,可以让诗在分门别类中争抢地盘,各自为王。它百无一用,而我却正以此为傲。

“诗:从语言的言说开始,到语言的沉默结束”和“诗:在世界-不在世界-回到世界”,它们什么都没有说出,它们也什么都没有反对,如果要问它们是什么,那么回答只是:一阵吹过的风。对于写诗的人来说,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把它忘掉,何时都不用记起,然而对于那些怀着对智慧的向往,追求“诗学”的人而言,它却无疑是黎明时的钟声,它在那阵经过柳条抽芽的三月的大地的微风中传来。风,它是有也是无,人们不需要它,它无形无踪,然而它却无所不在,只要它吹,它就融合了世间的声音,触觉和气味,带来了那关于永恒之谜的消息。天地之间,那吹动的,那生成着的,是风,惟有风。

贺念 德国艾希施泰特 2011645日端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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