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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俊明:夤夜的拨火者与“乡愁”地理学(2010,评论) (阅读2282次)



    ——江雪诗歌论


    作者:霍俊明

    


    尽管“70后”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甚至像江雪这样的“早成”诗人其诗歌写作时间更长,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江雪还一直处于“黑暗期”,换言之他的诗歌写作一直没有被所谓的主流和“学院”所认可。我早在多年前就写过关于江雪的文章,当然那是一篇零碎的随感式的短文。在我的阅读体验中作为同时代的诗人江雪的诗中有一种少有的凛冽和尖锐。江雪诗歌写作的视域、想像的空间、词语命名的力度和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都相当突出。我想面对着一个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极其强烈个性言说方式的诗人,我们的时代批评家们再次验证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无力和无以置喙的宿疾。从农耕情怀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沦落到此后急速推进的工业时代再到后社会主义时代,尽管江雪的诗歌写作一直试图在多元化的路径中进行拓殖,但是他一直存留着一个黑色“乡愁”的见证者和命名者的身份和胎记,揭开夹杂玩世不恭又深入当代的个人化想像力所呈现的带有疼痛“骨刺”般的时代寓言。江雪在我看来更像是暗夜的举火者,这其间的风暴和难以想像的“冰凉”令人振颤,冰雪无限期地阻挡了朝圣者的小路。他自觉或被动地与现场和历史产生了多层次的精神交叉和不停的摩擦,而冰冷、黑色、虚无、苍凉、疼痛、迷失,无不象征了江雪这一代人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的生活史、思想史和诗歌写作史的低沉底色。蕲北的乡村、孤儿峔、清水河镇、茅山码头、落日下的广场、深南东路、地下隧道、异乡城市的牧羊湖等场景成为江雪诗歌写作地理学上的重要坐标,也成为伤痕累累但又挥之难去的时代“乡愁”,而类似于飚猎秋风中迎面而来的药罐的疾病气味却氤氲其间。

    诗人在夤夜中拨亮了灰烬中残余的一点火种,而此刻,风正吹来……


    1、迎风打开的“药罐”与时代卫生学


    江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着高烧的时代“乡愁”诗人,而他又以骨刺一般坚硬、疼痛的方式刺向一个时代病困重重的子宫和躯干。如果说1989年冬天王家新不断和俄罗斯千里的冰雪,不断在暴风雪和狼群围困的夜晚和帕斯捷尔纳克进行精神对话的时候,北京十二月轰响的泥泞不能不充满黑色和绝望的质地。我们在谈论90年代诗歌的时候都是以所谓显豁的转型期的时代作为重要的诗学背景,换言之90年代诗歌的诗学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指认为归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而到了1999年之后尤其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人们谈论最多的恰恰是时代和文学的娱乐精神,而忽视了一个即使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其写作的难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是同样困难重重的事实。而江雪却极为清醒地认识到更多的诗人和评论者沉溺于个人甚至荒诞的后社会主义时代主流美学伦理温柔的天鹅绒般的牢笼之中,而他则继续在和“帕斯捷尔纳克”们交流,而呈现的场景则更为繁复。安置灵魂的书卷和嘈杂迷乱的日常生活都在交互辩驳中登场,而疾病的气息则占据主导,因为“中国式的病人”已经无处不在。乡村痛苦的游离者,城市边缘的外省者,核心高尚社区的守门人甚至“阳痿”、“痛经”的城市白领、金领以及地下矿工的风湿病和“卖肉者”们发痒难耐的身体都在发着持续高烧。城市和工业里的“镀金”的天空甚至包括农村的一些盲流无业者们都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病灶,每个人都心事重重的揣着“药罐”,“如果有人熄了灯,在黑暗中摸索彼此的脸/我无法隔离,外省的歌手与戏子,在楼下/磁湖梦里的悲欢,嚎叫,出卖,人群中夹杂着调酒师的表情/像往日一样,把祖国贴在性爱的墙壁上/中年记忆,继续沿着它旅行/城市的垃圾之歌,进入地下管道/以书掩面的人,书生意气的人,置之不理……”(《秋夜闻书》)。近期江雪的诗作不断出现这些“疾病”气息的压抑性场景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召唤着“中年写作”的开始,到了一定年龄和身体感知的愈益洞悉,诗歌不能不被愈来愈突出的身体问题和感知方式所牵引,“母亲在病中,病在骶脊骨,病在肝胆,病在心脏。祖国在病中,病在骶脊骨,病在肝胆,病在心脏”(《与杨杨书》)。在70后诗人中,江雪所特有的经历、情感经验和思考方式使得他更多地充当了理想主义史的忧愤者的角色,而很多人在青年时代都是愤青,而随着年龄的变化这种带有本能性的愤怒与批判就不断走向了衰竭,而江雪却一直不能扔下和解的白手套。据此,他的诗歌文本不断出现带来苏水味道的病态场景和浓重的疾病氛围,“如果守林人与夜莺,还有狮子王,构成一部森林卫生学/啄木鸟,猫头鹰和蝙蝠侠,就是护士//狩猎者永远不会和豪猪站在一边/狩猎者不懂得森林卫生学,豪猪也不懂得//虚构的森林卫生学,有时多么滑稽/动物们就像人类,‘它们的行为具体到做爱中,也不大讲卫生’/因此,我怀疑:自然主义者的清洁度”(《森林卫生学》)。病人、疾病、死亡、疼痛成为江雪很多文本的典型症候,而疾病就是人和时代的黑夜状态。他不能不在诗歌中愤怒,甚至已经开始慢慢生病。一定程度上江雪毫不留情地呈现了一个骤然寒冷的时代冰库,每一个读者读来都会为其中的一个个难以避免、纷至沓来的病症不停寒噤。所以从精神和文化的角度来考量,江雪以及其他70后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在很多方面都像是在一个发着低烧的时代,以内心波澜不断的抒写在为时代提交着一份扭曲而尴尬的病历表。这些病历共同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病症和顽疾,也说出了他们视野中的衰老、占领、死亡和经验价值观的降价、贬值。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喷发郁积的病痛的抒情也成了民族的疾病式寓言。在江雪的很多诗歌中他不无有效而决绝地呈现出1970年代人面对的生存黑幕的压力,不断与现实摩擦甚至冲撞,不断在龃龉的现场中发出质疑,并在浮华和肮脏的背后窥到“龌龊”与“不洁”的发现,“戊子年冬,怀杜甫,滴墨成字。曰:苏幕遮,菩萨蛮,满江红,肉蒲团,八声甘州酹江月,水调歌头王孙怨。殊不知,冬日尚有盛开的杜鹃,啼血的杜鹃,在城中荒村,开得正欢,放得正艳,正裸露着自由中的美与死”(《与杨杨书》)。江雪在这里确认了“龌龊”与“不洁”就是世界存在的常态,是日常生活最为本真的一面,但也是一个时代的病症和标志。这也因此唤醒了诗人理想化冲动,让诗人渴望能有一个人在内心疾病的深处静静栽种梦想的幼苗,尽管它难以实现,每一点实现都会让一代人付出难以想像的努力与代价。诗人告诉我们在无边的寒冷和死寂中,我们缺少的就是那个唤醒我们内心的人,而只有这个人才能让我们的河床有鲜活的水流而不至于在生活的压榨中愈益干竭。这个能唤醒内心的声音正是来自干燥、岁月深处的那个被遗忘的“乡下”,那个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的“精神故乡”。它令人泪流满面正如乡下母亲送到城里的洋葱,它和母亲和记忆合而为一。正是一只黑夜深处抚摸洋葱的那只粗糙的老手在抚慰和拯救我们失魂落魄的麻木内心。剥洋葱的母亲,泪流满面、躬身乡下的母亲,成了患病时代最为沉重的一副良药。时代和成长经历所造成的生活的琐碎、偶然背后的宿命之手和难以挣脱的规训与惩罚,使得江雪的诗歌写作向来呈现出病历性的特征。在他的作品中层出不穷的那些饥饿、性病、呕吐、感冒、神经性过敏症、发烧、偏头痛、咳嗽、肺结核、心绞痛、胃病、盲肠炎、衰竭、囊肿、霍乱、积水、休克、阳痿等都是一个时代共有的疾病和“低烧”状态。这种“低烧”的状态也基本呈现了包括江雪在内的70一代人诗歌的时代特征。虽然这种“低烧”状态并没有使诗人在虚幻的理想乌托邦面前长久的沉坠,反倒使诗人获得一种对抗的勇气。实际上饥饿更是一种严重的时代疾病。作为在成长经历中经受了精神和物质双重饥饿的70后一代人而言,这一代人的诗歌几乎无处不印证了这种“尴尬”和“饥饿”状态。而正是这种“饥饿”和由此而产生的觅食飘荡——在生活、社会、精神中的漂泊和游移——的状态使得江雪不断在纷乱的生存现场中将视野不断投注到那个逝去的年代,实现自我的一种渴望机制。“饥饿”甚至成了70后一代人的墓志铭,“那年春天,妈妈脸上的汗水,泪水/还有蕲南的雨水,露水/纷纷落入河湾/落入像河湾一样饥饿的/土地//如今,雨中的妈妈消失了/她早已跟随/饥饿的牛羊,饥饿的时代/饥饿的祖国/一起进入她们的/垂暮之年”(《雨中的妈妈》)。

    在一个时代遗留的影像中,江雪以其沙哑而尖锐的咳嗽,以各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时代病历书镌写着一代人在紧张的工业时代的孤独与不安,但他还是难以形成决定胜利的对抗。江雪在一个个夜晚制造着绝望的“白色药片”,这也曾让我长久地沉浸于诗人的忧郁、舒缓、焦虑、尴尬的、病态和“冰”,但我最终看到了一代人的生存就像是黑夜中的一场暗火,在维持着内心的尊严,驱赶着世俗的黑暗,却布满了一道道醒目的伤口。那些诗作洞穿了生命的困厄,却打开了梦想的小径上一个又一个荒草丛生、受病而恐怖的深渊与陷阱。诗歌写作作为一个人的内心“宗教”和乌托邦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清洁”和对社会进行矫正的功能。但是我们看到的仍旧是无边无际的龌龊、喧嚣、混乱和荒诞。

    在理想主义的乡村晚景和不断欲望勃起而精神萎顿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夹缝之中,在精神的自我挖掘、奔突和深度沉潜中,江雪发现了时代的疾病,同时也目睹了自己的疾病,但是沉潜和发现都只能让他们更加符合一个近于“孤独的演奏者”的形象。江雪在不断的培养着面对时间、社会、生存和死亡的勇气,在交叉的小径花园中高高的举着内心的灯盏,努力寻找着与时代与理想对话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不是稍纵即逝,就是永远不来。这一代人带着持续发着高烧的额头给时代开出了令人颤悸的病历书。


    2、“广场”所投下的无边阴影


    关于“广场”意识的书写是江雪诗歌地理学上一个重要的坐标,当然我所指涉的“广场”更多是一种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反思立场的一种精神式的内在呈现,而非简单的关于场景甚至装置性“广场”的直接比附,“一个怀揣诗艺的无产者,依旧夹着一条理想主义尾巴/有人趁着暮色,在灰暗的广场,继续演说/有人继续偷窥,时代的后娘,伪君子和虐待狂的搔首弄姿”(《秋夜闻书》)。政治的、工业的、力比多过剩的广场上诗人不得不夹着“理想主义的尾巴”在肃杀的秋天的夤夜为自己设置一个简陋但又暂时温暖的了慰心怀的房舍,与内心和书卷进行沉重的对话或诘问。

    就江雪的诗歌不能不提到一代人的“广场”意识和书写。当年北岛作为“今天”诗歌的主将,其强烈的对决意识和精英立场使得其不断扔下决战的挑战书,不断地在黑暗的历史和现实视阈中清洗和反思。北岛诗歌中的广场成为一代人在红色年代的狂乱和荒谬“履历”的表征。而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则成为90年代诗歌和社会转型的时代寓言,正如黄昏下的广场,昏暗、暧昧、模糊,曾经的鲜血和牺牲已被喷射的商业时代的清水冲刷干净。而这一切正如被强行颠倒过来的望远镜,曾经的一切模糊而遥远,曾经站立或倒下的广场成了一个个时代的绝好见证。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提速的工业列车訇然响起。正如傍晚来临的时候,一种渐渐阴暗的黑色沉重笼罩了这首关于历史、关于时代和现实的反讽和对抗之作,这是一个时代结束之后的挽歌和悼辞。关于广场的宏大叙事的全面结束还是从70后诗人这里开始的,“钟鼓楼,在这个城市的阴部,你看不到的/你想看到它很简单,绕过身后的步行街,冲出人流//那一刻,钟声响起/火车不愤怒,自行车不恋爱,飞机不梦想/当我们抬头看天时,上帝在小便/我们不得不撑起伞,穿起灰色雨衣,匆匆穿过陈家湾广场”(江雪:《钟鼓楼》)。江雪在“广场”上更为关注的是后工业和城市语境下,一代人的尴尬宿命和生存的沉重与艰辛以及巨大的荒诞感,“一半干涸,一半汪洋的浪漫国家/我情愿闭上双眼,做一回/湖边的死者,越过青年时期的/那场虚惊//当我们经历虚惊之后,一群人变成了机器猫/匆匆消失于广场,逃进动物园”(《休克》)。

    无限膨胀的现代化进程则成为江雪这些70年代人生存的一个新的广场。金钱和欲望成为这个广场上的旗帜或新的纪念碑,广场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但它们依然以新的寓言形式存留。革命的、政治的、运动的集体性的广场尽管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那广场和纪念碑高大的阴影却难以抹掉,而更为令人尴尬的还在于在无限膨胀、无限加速度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广场正在建成。当70年代人出生的时候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此后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的翻天覆地的颠覆性转折和“轰响”声中新的社会时代的开始,注定了70后一代人不能不生活在这样的尴尬境地——广场与异乡。而连接杂乱的广场和遥远的异乡的正是黑沉沉的铁轨和寂寞的乡村小站,在贾樟柯的《小武》、《站台》、《逍遥游》甚至《三峡好人》电影叙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70后一代人在80年代以来的成长故事和生存寓言。广场成为70后一代人尴尬的出生地,也见证了70后一代人尴尬的外省意识和漂泊宿命。这一代人在广场上面对集体主义和理想情怀在默默地发呆和失语,在异乡面对生存和现实的旋转木马而眩晕、致幻。在大起大落、交错纵横的时代背景转换中,一代人的成长、生活和写作都与广场和异乡如此暧昧地纠结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广场和异乡成为70后一代人不无尴尬的精神背景和社会履历,甚至也成为一代人诗歌写作的动力或者说一种宿命性驱动。在我看来江雪诗歌中广场上的“这些抛弃历史的人”并非简单的要张扬历史的记忆,而更像是一种反讽意识中的强调,强调的是真实的一代人的心灵感受和苦涩的草根世界,而不是虚张声势的历史乌托邦想像和神话,而且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个物质化的“广场”比上一个政治化的“广场”具有的更大的腐蚀力。上一个“广场”里腐烂的是观念,而这一个“广场”里腐烂的却是心灵。当空旷的广场、黄昏、象征时间的割草机和褪色的生活一起呈现的时候,广场更多是沾染上一种空前寂寞的霉味,而这种霉味则是实实在在的个体生活略显冰冷的体味。在雕像与废墟、高大与碎片、重压与尊严、城市与外乡、阳光与阴影的张力冲突中,诗的雕刻刀雕凿的是沉重个体的生存状态。 “广场”从来都不是一个中性的不偏不倚的词汇,而是充满了伦理道德甚至教义的气息。江雪游走于理想与物欲之间,好像任何姿态和方式都已经那么不合时宜,日常生活和理想境遇几乎是同时被遮上一层阴影。广场意识在诗歌中的展开很容易拓殖出关于历史、时代和记忆的最为有力、顽健也最为持久的焦虑、反思甚至反拨,在此意义上我喜欢江雪《手枪》这首诗。它不仅符合我的趣味,而且更具有一代人童年的记忆和历史成长年代的真切情怀。我也有同样的“手枪”,乡下制造的“手枪”,然而在失重的年代一切都哑了火,生了锈,连同记忆。在焦虑之下,当祖国、落日、高山、草原、河流、麦地和市场、超市、夜总会、酒吧、洗浴中心和脚手架一起出现的时候,70后一代人的生活是多么得不伦不类。老式的风车还在精疲力竭地慢慢旋转,而疾速驶过的时代列车留下的是无尽的苍凉与迷茫。广场上狂欢的巨浪、亢奋而盲目的激情,翻卷不息的手的海浪和绿色军装、红色旗帜的波涛,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铺天盖地的豪言壮志注定没有随着1976年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记忆与胎记。尽管可能这种红色的记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已经遭到了他们的质疑甚至一定程度的颠覆,“那些穷苦人/带病劳作,解决疾病,回到健康中去/那些模糊的狂欢者,让我羡慕,可我/无法进入他们的轨迹,我不得不离开纷乱的广场/学习节省汉语,记忆的香泽//必死者就在我们中间。/他们的人,他们的声音,铺天盖地/在亡灵的带领下,举行一次次幼小的起义/一个病中人,在清贫的幕后/微笑,歌和哭/趁着月光,敞开心灵,把暗淡的星火眺望”(《中国病人》)。虽然宏大的政治的广场在江雪等70后一代人的现实生活中并没能维持多久,但是这短暂的政治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晚照却已永远地留存在了这代人身上。而当1980年代的商业和都市的广场取代了政治广场,一块块五彩斑斓的工业瓷砖代替和铺满了曾经的墓地、纪念碑和英雄的故居,麦当劳的垃圾食品和肯德基的垃圾饮料取代十字架和鲜血成为这个时代新一轮的广场象征。开放的广场会让人本能地想到封闭的监狱,在强烈的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对历史和现实的观照和重新清洗中,诗人愤怒而又盲人无助的面影却愈益清晰,“夜色中的火车/去遥远的京城,去郊区,去集中营,去/提篮桥,去古拉格群岛//陌生的父亲/被大片大片的葵花/包围,燃烧//父亲啊,我多么热爱/这怒火中的/监狱,这怒火中的祖国”(《2019年的监狱》)。



    3、“乡愁”的游动悬崖和搁置的“北方浪漫”



    在江雪的诗歌中,“乡下”和“城市”一起呈现了一个彷徨尴尬的“异乡”人的面影,江雪一直夹杂在高歌和低吟之间的撕扯之中,在蛮横的城市、公园、过街天桥、地下通道所构造的时代表象中,诗人通过高速旋转的乡下的公鸡、桉树、葵花、白桦、牛羊、粪金龟、失学儿童、乡愁的流浪者和失去土地的“地主”等核心意象凸显了一个正在加速度前进时代和现场的巨大的离心力量,“一群嗷嗷待哺的乡村婴儿——未来,他们将长成 / 一群伟大的旁观主义者”(《乡愁》)。游动悬崖的一侧是“返乡”,另一侧是“离乡”,然而江雪等70后诗人既不愿迅速离去,又无法彻底地返回过去。那么站在中间的一道细细的不满荆棘的刀锋上,他们到底该如何面对这两股强大的左右而来的力量?如何对待立在刀锋上的那颗火热而尴尬不已的惊颤的心?历史的场景有时是如此的相近,黑色的一幕总在不断上演。近20年前一位著名诗人的痛苦而惊心的叩问对于70后一代诗人的尴尬的时代处境同样适用——是到了,在风中坚持或彻底放弃的时候了,“浮动的祖国,一直在给我们/制造巨大的假象,肥胖的春天,甜蜜硕鼠//在机器里筑巢,生日育女,安居乐业/流星却飞过屋顶,蚂蚁爬上草尖,穷人捞起湿淋淋的月亮//摇摇欲坠的花朵,一阵风/才会把它们吹入天空,或者,飞入更幽远的天国”(《春日诗章》)。当一个个近似于老式的灯盏在返乡的途中被时代工业的飚风一次又一次吹灭的时候,那一只只颤抖的手不能不一次次小心翼翼的点燃。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降,古老温润的农耕庆典在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了黄昏最后的闪光。理想情怀中大地上那延展不息的本源性依托,在各种死亡事件中被撕裂成一个个碎片,而无限加速的工业列车正在飞速前进。那曾经的一切,那古老乡村土地上的一切都在飞速行驶车辆的后视镜中远去。精神高地上一代人的降旗仪式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在这场颇具祭奠意味的仪式与挽歌中,大地、乡村、自然之物,迅速成了一种眷恋式的经验表述和照看的苍白。这一时期的诗歌对失落的农耕情怀的追忆和重新命名与发现的能力已经相当贫乏。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甚或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仿效海子的“麦子诗”曾大量涌现,但这只不过是拙劣的仿写和近似于孩子组装玩具的游戏。这些仿写使包括“乡村”在内的一些伟大的诗歌元素不是受到了滋养而是受到了戕害。土地、庄稼、乡野的自然意象这些恰恰能够彰显出中国诗人复杂经验和想像力的名词已反过来限制了大部分诗人的想像与再次发现和命名的能力。这种现象直到1990年代后期,70后一代人的诗歌的出现才让这些伟大的乡土诗歌元素得以全新的面目重新苏醒。“麦田”等经典而传统的意象,再次在诗歌中呈现了本真的沉重感和荒芜感。烟草、汗腥、柴禾、泥土、柴门、院落这些典型的乡村事物作为一种切切实实的生活和中国记忆,在70后一代诗人身上再一次得到挖掘和闪烁。即使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城市的地下像土拨鼠一样的忙碌,但是他们的那只挖掘的手仍在不断地谈向内心的深处,探向遥远的乡村往日。诗歌写作,已经确确实实地成了乡村的挽歌和记忆。在黄昏中,这些孤独的孩子在落寞中注视着乡村事物如轻烟一样渐渐远去,旧日乡村的历史以一种空前紧张、分裂的认识心态,一种古朴的具有雕塑感的诗学方法让它们经过过滤,然后,在显影纸上扩散、显现、放大和定格,为中国农耕时代的黄昏镀上了一层金黄而沉重的诗歌油彩。

    江雪把与土地、城市、工业、贫困、挣扎和根性乡情不可分割地融合、纠缠在一起,拒绝了矫情和伪诗,祛除了一些诗人在所谓私人化写作的无病呻吟和纯诗歌技巧的无所事事的炫耀与乏力,“在北方,我们找不到田园诗的幸存者/动物园里的驯兽师/轮番看守天使们的仲夏夜/白桦林结构的墓地,闪耀着异乡人脸上的锡光”(《北方浪漫主义》)。

    在江雪以及其他代表性的70后诗人这里,像“北方”这样的概念,已经不再是地理学上的空间概念而是广义的后工业化时代剩余一角的隐喻,而作为“田园诗”的幸存者,他们也正有力地返观着黑暗的无处不在,返观着大地情怀在工业时代的荒诞和虚无。他们的虔敬的良知排拒着虚假的叙述,在乡村背景上相当细致地呈现出生存景观中所蕴含的戚戚绵思,在广阔的生活空间和想像空间中构筑起一种令人屏息的氛围。在那些已经沾染上时代锈蚀的痕迹和工业化履带的重重碾压下的物象中,江雪抒写着个人的成长史,在理想与现实的尴尬中解读着中国那广袤的大地。所以,江雪诗歌关于乡村的叙事决非简单的题材处理,绝非为了乡村而乡村的耽溺与幼稚,更非什么“新农村”写作的时代伦理的被强奸者,“在北方,我们找不到田园诗的幸存者/动物园里的驯兽师/轮番看守天使们的仲夏夜/白桦林结构的墓地,闪耀着异乡人脸上的锡光”(《北方浪漫主义》)。“北方”已经不再是地理学上的空间概念而是广义的后工业化时代的隐喻,“田园诗”的幸存者的集体隐匿正有力返观了黑暗的无处不在,也反衬了诗意的情怀在工业时代的荒诞感和虚无感。值得注意的是江雪在具有“本事”色彩的突出叙事特征的《贱金属》中将生活和写作相当契合地进行重叠抒写,呈现了一种惨淡而饱满的色泽,出走与飘泊的无助,“父亲突然问我,手中的杯子保温吧/我说还行,这是贱金属制品,可以保温到下半夜/后来不行,茶水会凉/父亲又问我,有没有可以保温到天亮的杯子/我说有,价格贵,买不起/如果我有这样一个理想的杯子/我的写作/能否坚持到天亮”(《贱金属》)。

    乡村在江雪的诗歌谱系中更多是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一个背景或一个个窄仄而昏暗的通道,“爬上清水河公路,就可看到飞跃大坝,神庙的屋顶,炊烟四起/红砖小楼夹着土屋,梧桐树中夹着久远年代的水杉和樟木/一个中年人在失落中,立在马桥上,向后眺望:/牛车,小少妇,健壮的拖拉机手/公路边废弃的草场和乡村诊所/长长的送葬队伍,穿过清水河公路,进入枫树林//尘土飞扬中,生者与死者擦肩而过”(《清水河公路》)。“向后眺望”不能不是包括江雪等70后诗人在内的一代人面对乡土的最基本姿态,然而在工业时代的拖拉机和尘土飞扬的公路上,河流、土屋、树木、牛车、废弃的草场等等这一切“沧桑”而“可爱”的乡村元素都成了被追念的“空荡荡”的逝去之物,成了一个个被追悼的词。“长长的送葬的队伍”成了乡村的葬歌,成了70后一代人的葬歌。诗人就是在时间面前对历史往事和现场进行命名和探询的人。《清水河公路》中以乡村背景为底色深切地直面了生存和死亡的关系,死亡,这人类个体最终的宿命成为敲打诗人灵魂的暗夜鼓点。

    起码对于江雪等70后一代诗人而言,在工业和物质联合作战成为这个时代的图腾而倍受崇拜的后现代语境下,乡村的记忆与抒写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可有可无的美学趣味,而成了重要的衡量尺度的良知与道德。据此写作与生活的关系或瓜葛在温婉的叙述中呈现出特有的相互打开的宽广而恰切的视域,“打开窗户,月亮在雾中/那些虚假的夜莺,在暗哑的枝头/作沉思状/唱起歌来,一只只可爱的猫头鹰闹钟”(《暗夜》)。江雪对诗歌虔敬的良知心态使其排拒着诗歌的虚假叙述和令人作呕的伪抒情。江雪能在极其微小的自然事物和场景中相当细致地呈现出生存景观的细密纹理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令人戚戚的绵思,“兔子在路上。路旁的小草/不再新鲜,有人怀想那是去年的秋风/献给仆从的抒情诗 //这个冬日,一只流浪狗把小草连同兔子一起吃掉/来年/它们长出不整齐的洁白牙齿”(《伤逝》)。在秋风的吹拂中柔弱而坚韧的根性力量在折射出时间无形力量啃啮的同时更暗含了一种无限向上伸张的情怀。城市和工业的崛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乡村的萎缩和疲弱,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了,但似乎只有70后一代人对这种“强行”的开始有着天然而本质性的思考与疑问。早在30年前在一本黑色的亡灵书上,乡村就已经开始陷落,而随着巨大的工业推土机的履带一起被碾压的,还有几千年的乡村伦理和农耕道德。在这种措手不及的消失中,乡村的一切事物似乎一下子都接近了黄昏而毗邻黑暗,“八只白蚂蚁抬着沉睡中的亲属/沉睡的木头罩子/一群白蚂蚁跟在后面/穿过漫长的街道,穿过寂寞之城//当我的心疲惫不堪时,抬头眺望/生活的上空/天花板上,巨大的玻璃罩//黄昏,我沿着湖边散步/一群红色蜻蜓,在空气中飞舞/它们在透明的,无色无味的空气中,突然纷纷坠落/莫名地撞得遍体鳞伤//是啊,还有没有人说/我们的生活,罪孽深重,幸福又无边”(《玻璃罩》)。在渐渐逝去的光芒中,乡村背景下的蚂蚁、落叶、遍体鳞伤的蜻蜓与那个无处不在坚硬的“玻璃罩”——天,也好像突然变成了无处归依的苍凉景观。破碎镜像中坠落的“红蜻蜓”曾让我长时间停留在对当年历史的记忆甚至悼念之中。曾经铺展开来的农田里的棉花和“纯棉”般的农耕情怀和温润古朴的记忆已经被无限崛起的城市景观多取代,只留下无所依存的惆怅与虚空,“棉布的历史/顺着老祖母的指间流淌/超市里,有人把钢琴和织布机,摆在一起/把音乐和乡村经验,摆在一起/人们除了购买棉衣/还会购买织布机的声音”(《织布机之歌》)。值得注意的是在江雪的诗中有着大量的动物和植物的意象,而这些工业化语境中的曾经令人反复感怀的意象在诗人的世界中更多是经过哲思的过滤和折射,因为这些物象已经沾染上时代的锈蚀的痕迹和工业化履带的重重碾压。江雪的诗歌写作的基点是扎根于个我本真情怀而从不造作,他的诗作的根性是来自于深刻的经验和词语想像空间的多重铸造,因此他的诗尖锐地楔入了日常生存景像的腹部,他的诗歌声带也是喑哑却又高亢的。江雪的诗歌中设置了大量的戏剧性、荒诞性但同时更具有强大的生存和现场感的场景,在这些苍茫的黑色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时代的华美衣服的真实内里,“蕲州城,铺满了水泥,粪金龟无法生存,无法帮助/城里人处理它们的排泄物/还有那些狗粪,猫粪,被滞留在/声色飞扬的大街上,那些粪便又会滋养/一大批好逸恶劳的苍蝇。//粪金龟,不光是清水河镇的清道夫,还是/像土拨鼠一样的挖土者,它们和农民一起并肩劳动/让空气中的氧气,深入大地的皮肤”(《粪金龟》)。“粪金龟”更像是有着乡村生活背景的“70后”一代人的集体隐喻和生存寓言,在瑟瑟风中,蕲北乡村的卑微甚至荒诞性的反讽存在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寒霜与疼痛,“京城,是个寒冷的地方/蕲北的乡村,虽然比京城温暖/可是冬天一到,北风/总会残酷地吹灭,粪金龟生活的/每一个村落的灯火”。

    江雪在长诗《无伴奏乡村叙事曲》中以个人的视域抒写了乡村的历史和个人的成长史,与一些所谓的时下的“新乡土”诗人比较,这首诗没有伪饰的涂抹和虚假的呻吟。全诗在极富象征性的场景设置和个人感怀的具体意象的创设以及情感的抒发上都相当准确而具有感染力,“我只是偶尔梦见/陌生的祖父/迈着乡村的节奏/在山坡羊和水牛出没的地方/抱着小板凳/跳中国式踢踏舞”。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尽管目下有一些诗人自命或被命名为“乡土派”、“新乡土派”或“草根”诗人,但是真正体悟当下语境的乡村命运能够具备震撼人心膂力的诗作却是相当匮乏。当人们普遍陷于工业化和科技理性的官能欣快症,当一些貌似真诚的批判者在浅尝辄止中喷出各种哈气时,真正能够穿透生存的迷雾发现“黑暗中”的疼痛的诗人肯定是弥足珍贵的。但是真正的从乡土本身生发的诗作却无疑在一种伪民间书写中被遮蔽,而江雪的一些关于乡村记忆的诗作如《清水河公路》、《在小镇上》、《送病中人回故乡》、《忆茅山码头》、《深南的午后》、《河西》却让我重新感受了乡土的力量,一种不可或缺的诗歌元素的苏醒。

    我认为江雪在诗歌写作中体现出一种同代人少有的繁复和尖锐,他的一些诗歌文本在对广阔的生活空间和想像空间的细致而深锐的开掘中构筑起一种几乎令人惊悸或窒息的氛围。。评价江雪的诗歌我感到了一种难度,这种难度就是面对像江雪这样的诗人,其写作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我的来自于印象的只言片语肯定会有偏颇之嫌。但愿这不会影响江雪的诗歌写作,诗人时时走在自己的路上,甚至永远。遥远而切近的诗歌之途垂青于那些暗夜中的跋涉者,那手中传递过来的漂流瓶言说了诗歌和生存的双重奥义。



    作 者:霍俊明,1970年代出生于河北丰润农村,诗人、诗评家、文学博士,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主要从事新诗批评与新诗史学研究,著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当代新诗史写作研究》,合著《中国当代新诗史》、《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等,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及随笔500余篇。被相关评论家及媒体称为1990年代后期以来自由先锋批评家的代表人物,曾获2009年“诗探索•批评奖”,新锐批评家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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