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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光的记忆片段 (阅读1221次)



闪光的记忆片段

康丽

我已经回到家中,结束了39年零六个月的工作生涯。用王蒙的话来形容今后的生活:可以更客观地审视一切特别是自己,已经有权利谈论人生谈论青年人中年人和自己这一代人了;可以插上回忆与遐想的翅膀让思想自由地飞翔了;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不少事……当我回忆在《大河报》15年来的工作,那些温暖的、鼓舞人向上的记忆,由于快节奏的工作,竟被我粗心的忽略了。这些深藏在我心底的记忆,像一个宝石盒子,一经打开,熠熠升辉。

小楼春秋

《大河报》初创时期的办公地点,实际上是一栋家庭别墅,两层。一楼,三室一厅,二楼,三室,旁侧有男女厕所。小楼坐西朝东,敞开门楼,西式建筑。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阳光照耀白房红瓦,金光闪烁,给人莫名的激动和上升的力量。就是这栋小楼和这里的领导者们,吸引着省会乃至全国的知性男女,他们放弃了“铁饭碗”,告别了温暖的家庭,像一群朝圣者聚集在这里。

他们要开创一个都市晚报的新纪元,要办一张全国都叫得响的报纸。

吸引我放弃优裕工作和待遇的理由,除了精英意识,还有《大河报》采用电脑打字、排版的新技术。那时我在《河南科技报》当编辑,经历过铅字排版,付印前想要改动一个字,总要给组版的师傅讲半天好话。他们也不容易,一个字一个字地码在铁板上,刚刚固定好了,你要来改,岂不是浪费人家的劳动?而电脑排版是何等的简单快捷啊,只需要鼠标动动,一个版面,任由编辑布局、改动,再也不用求人了。

工作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电脑还未普及,多数来稿均是手写,编辑们自己录入,排版。而初次使用电脑的我们,常常是一键点错,全屏皆黑。在新编辑面前,电脑屏幕后面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一不小心,就把我们辛苦组好的版给抓走了。前功尽弃,从头再来是常有的事。有一次,胡秀兰辛苦两天排好的版,一下子就找不到了,没有技术员,谁也没办法,快要签版了,气得掉眼泪。杨长春是副刊部的主任,他更像邻家大哥,领着十几个从没有编辑经验的兄弟们。我相信那时他很想给胡秀兰擦擦眼泪的,但是没有。他声音低沉,眼神中透着柔和,不知道他给胡秀兰说了些什么,胡秀兰很快就不哭了,她拿着版样,重新坐在了电脑前。

有一次,郭传廉组版时覆盖了我的版,就是说,我排的版不存在了,变成了他的版。这可不是小事情,他和我不是一个部门,更不知道我版面上有什么。他竟然从废纸篓里找到我丢弃的小样,重新组了一个版。可怜的小郭,为了赔我这个版,几乎一夜未眠。第三天我才知道这件事。我不知道该向他说什么,在责任、忠诚等沉甸甸的道义面前,一句“谢谢!”,“辛苦了!”显得多么苍白、软弱。

小楼的楼梯十分狭小,像当时不发达的经济,我穿着那时流行的长裙,每次上楼,总要双手提起,小心快速地上升。这也是对工作的姿态,你不能懈怠,必须谨慎,面对堆集如山的文字,你必须睁大双眼,认真鉴别,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为数不多的读者。

冬去春来,雨雪风霜,小楼没有改变,可是在这里工作着的人们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技术日臻成熟,队伍不断扩大,报纸的发行量也像滚雪球一样迅速上升,小楼办公的空间更加局促。有一天,仅仅是一天之间,我们的编辑记者像侯鸟一样,集体搬到后面的三层白楼办公了。《大河报》小楼办公的时光不在。太阳依旧照在它的屋顶,每天都是新的,像从不重复的报纸版面,惟一不变的,是内心的那一份忠诚、那一份温热。



鼓励与关怀

1998年11月某天上午,那是我一生中的黑暗。当我站在省肿瘤医院门口,手拿象征死刑判决书的化验单时,一时间有些迷茫。我不知道该向报社走,还是往家走。命运又一次向我发出通牒!每当我的事业处于上升时期,总有一股不可捉摸的力量横亘在面前。而这一次是病魔,它隐藏在暗处,像是黑夜里发出的冷笑。我没有回家,径直赶到报社,我要把自己负责的版面尽快组好,再准备两期的稿件,以备接替我的编辑使用。

当我面对电脑屏幕时,脸上冰凉冰凉的,那是我不知不觉流下的眼泪。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组稿,此去一别,将不再回来。想到这里,我拿出抽斗里最好使的钢笔和剪子以及其它文具,送给了同事。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送东西,我想暂时保守这个秘密。

那一天特别漫长,我一直等到晚上9点多钟,编前会开完,一天的稿件交给编辑们了,老总们终于把口袋里的烟拿出来时,主编们逐渐离开会议桌,我站起来说:“四位老总都留下,我有话要说。”王继兴、马国强、马云龙、庞新智四位老总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镇静了一下情绪说:“出师未捷身先死,报纸刚有发展,我得癌症了,我要住院。”说着,我把医院的诊断证明放在桌子上。他们好像没有看那张纸,都惊的愣在那里。马云龙第一个站起来,指着我说:“快!立即手术!”好像我身上装有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引爆。其他三位老总都站起来,围在我的身旁。“康丽,你不要怕,一定会好起来的!”他们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如果我的眼泪是江河,此时一定会决堤而泻,我感到我的身体像一片飘零的树叶,一把被人托起。他们四个人,像是我的亲人,在我面临巨大威胁和危险的时候,给了我力量。一股暖流回荡在心里,我把心里准备好的话,交接版面的事忘的一干二净。老总们说,什么你都不要管了,赶快住院吧!

我在《午后的玫瑰》长诗中这样写道:生命从梦中醒来/一束束鲜花离开尘世/踩着深深的祝福开在我的床前/“康丽,祝你早日康复”/天籁般的声音如此清澈/在我虚弱的体内汹涌……我住院期间,四位老总相继到医院探望。王继兴老总看到一些读者也到医院看我,感慨地说:“康丽,一个编辑生了病,读者追到病房里,你这个编辑当的值!”人在得意时,是很容易得到赞赏的,假如权力在手,身边更是围拢着众多的追随者;而一个人身受血光之灾,生死未卜,却得到了来自报社领导、编辑记者自发的关怀,他们好像是忘记了世俗的教训,不相信到医院探望一个同事会给自己带来晦气,也不在乎我生病前对他们的态度好坏,他们义无返顾地来到我的病床前,带着鲜花、微笑和祝福。有位姊妹,还送给我一串珍珠项链,说是让珠光宝气保佑我。看着荧光闪亮的珍珠,仿佛看到一颗颗透明的心,每一颗都带着温暖,带着阳光,鼓励我迎接这场挑战。

三个月后,我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报社领导只安排我上半天班,每周只编一个版。用老总的话说:不要太寂寞,不要劳累,有一份成就感。由于放疗引起的白细胞降低,我常常连捡起一张纸的力气都没有,还没组完一个版,就头晕的看不清电脑上的字了。美编李庆琦看我扶着桌子,她问:“康丽,你是不是又难受了,让我帮你组版吧。”我无奈地让位给她。她默默地帮助着我,这是一个计报酬的时代,如果不是同事间彼此照亮,那温暖的光芒怎会如此无私地放射。

一天又一天,在同事们匆匆走过的身旁,我感受着他们的微笑、温和的目光、激情地劳作,我忍耐着疾病的折磨,坚信这一切将成为过去。力量慢慢回到我的身上。现在,我已经完全康复,每当我站在阳光下,那些温暖的话语总会断断续续响在心里,周身都沐浴在温暖的光芒里。我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这一场大难不死的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尤其是在逆境中来自报社同事的关怀、鼓励,更让我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人世间的善与美。



第一篇倾诉稿件的来历



2003年8月,我刚从加拿大探望儿子回来,老总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告诉我这样一则信息:我们要办一个城市市民倾诉情感的版面,有点像北京的安顿,有点揭秘,在报纸新闻里,它不算新闻,但是对于个人,却是这一生的大事。问我有没有把握。我想了想,这应该不是一件难办到的事,就答应了。

“报社的编辑记者,随便你挑。”领导这样给我说时,我知道,这是鼓励加赏识,其实,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版面,纷纷给我推荐人选:申丽洁,不爱说话,内秀,文笔流畅,透着才气:王枫,后来的很多读者以为是男生,其实是才女,很早就出书立著,她写作认真,对文字挑剔苛责,编她的稿件,几乎不用改动。这就是最早的三人组合。端子是后来端上来的。

我们三个人在报社二楼的大厅里商量怎样写?写什么?那时候我的心情,如同站在浩瀚的大河岸边,明知道是可以渡过去的,但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过河。望着申丽洁、王枫两张俊俏的脸,眸子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我信心十足。我说,我先写第一篇,来个抛砖引玉,如果老总认为这不行,你们就朝着另一个方向走。

写谁呢?谁来倾诉自己的隐私呢?尽管我们在报纸上做了启示,可是,没有人来第一个吃螃蟹。冯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人,她说,这个人早就让我采访她,她身上可有故事了,也是河南人都知道的名人。她叫汤玉英,在《倒霉大叔的婚事》里扮演女主角。后来我才知道,汤是想让我们宣传她的公司和产品。凭着多年采访的经验,我知道该怎么办。

我和汤玉英相约在报社二楼的大厅。她穿着时尚的花上衣,身材匀称,神情温和矜持。第一次见面似乎没有陌生感。这大概是记者的职业习惯,和谁都能说上话,说什么都可以,但写什么就要思量一番了。原本我也是个不爱说话的人,社会的经历改变着我,尤其是当记者,首先要自己开口,才能让别人开口。

我说:“啊!汤老师,你和舞台上的形象一点也不一样,原来你这样年轻、漂亮!”

“是吗?”这句话并不是反问的意思,只是应答,她非常自信。“我已经多年未登台演出了。”我们就从她演戏谈起。慢慢的,我了解了她的身世,过去和现在。采访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该从哪儿写起了。一个著名的演员,观众最想知道她原先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演戏了?她的情感经历等等。

《今天,我依然年轻》第一篇倾诉稿件登出来以后,很多读者打来电话表示感兴趣,日报社的人看了,也说新鲜。我期待着老总发话,不知道这样写,是否符合领导的意图?第二天的编前会,马总说,就照着这样写吧,平常的事,写的耐看,就算写成了。申丽洁和王枫,她俩比我聪明,更知道其中的道数,我们三个人,有编的,有写的,在新闻界,这种记述老百姓生活的故事,很快就得到了读者的喜爱。

《都市倾诉》版面原来在C版,每周三期,后来调到B版,每日一期,全国发行。2004年结集成书,成为当年图书发行排行榜第二热销。《在婚姻里想念爱情》一书首发那天,我和申丽洁、王枫在省图书中心签名售书时,面对如潮的读者,我不认为是自己的能耐,这是因为领导选对了路,我们三个人在这条路上,顺从地劳作而已。惟一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劳动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认可,我们的汗没有白流。

   2010年5月21日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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