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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重反对“新红颜写作”提出者和涌动者的蓄意强奸女性写作和继续偷换概念 (阅读1762次)




   一再看到关于“新红颜写作”的情况和动向,本不打算说一句话。大抵是不屑去说,无话可说。但今日看到在海南开的新红颜写作座谈会。某女诗人说,新红颜写作似乎很乐意被女诗人接受,不禁愤慨。这个强加的命名在那些被一两个所谓的诗坛大佬和此命名的美好情怀怀柔了的女作者,欣然接受这个冠顶的她们竟然如此发言,真是有些忘乎所以了吧。简直是未作任何考察调研,未有任何顾虑地作此判断。她们乐在其中,也许不晓得,有绝大多数女性诗人和诗歌写作者爱好者对这个命名采取鄙夷不屑态度而拒绝发言呢,或者仅仅让反对和嘲笑声在私下发生。可是,为了一个所谓的命名,一个所谓的文学活动不顾一切,变本加厉地推行其无以立足的概念,这种跟写作毫无关系的行为,本身便是一种炒作,虚无的叫嚣,形式主义外衣上的呼号吧。
再看此类标题:诗歌界出现“新红颜写作”,某些报刊或为授意或主观妄言,以博客点击率,美女秀为此命名添油加料,加上之前此概念的始作俑者的种种类似言论,比如“……***看来,“新红颜写作”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借鉴,远远超出前面的几代女性诗人”,请问这句话如何立足?在文化没落的当代,当代的女性诗人,尤其是那几位被钦点了的新红颜代表,其写作质量、写作高度,无论在文学上还是思想上,他们所承载的力度和厚度又如何担此大任被列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女诗人行列(尽管未直说最伟大之词,远远超过又是何意?)?她们凭什么超越历代女诗人对古典文化也好西方哲学也好的借鉴和渗透?如果可以,我希望拿出证据证明而非恣意妄言毫无根据的头脑发热的结果。***先生如此言论更让人无语:“借助诗歌重建中国人的现代价值观,重塑自由高远的精神和灵魂。而女性诗歌在这方面也许更能发挥作用,歌德说过,“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向上”。”呵呵,还要加上歌德老先生!作为女性,面对这么高的对女性诗人的台举我本不该对此微词,可为了让自己树立的概念或思想能得以发扬光大,竟能如此牵强附会,将女性写作的能量想象性地膨胀发挥到极大值,上升到拯救民族精神的高度,我觉得只能让人哗然,更让人惊讶。请问L兄和诸位,自由高远之精神是怎样的,严复、冯友兰先生提出的自由精神言论和大诗人艾青等人的自由精神追求和思想基础是怎样的,不妨请躬身查证。冯友兰先生曾依据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把人生的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他认为这四种人生境界中,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与自然的融合沟通,是“自己与宇宙同一”,是对宇宙人生的最终觉解自由高远的精神和灵魂的担当和高度。这也恐怕就是自由境界的最高点,可这难道仅仅是写几首古典趣味的、灵动形态的婉约可人清丽卓然的小诗可以建立的吗?很多很多不大着调的言论累积起来,如今真是让人不得不说,不说不痛快。
话说起来,我不是很明白,“新红颜写作”的发起人、倡导者和拥护者,想奔着这概念和名称如此处心积虑费尽心思其目的和意义何在?大有造汹汹浪潮,令其波涌不歇之势发展下去,高居宝塔、紧持红旗占领高地,多么骄傲,多么豪迈啊!我不知道它的实际意义何在,终极功能和价值何有。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本账。所有的诗歌命名、概念和说辞最终的命运,尤其是在缺乏根本的理论支撑和核心精神基础的命名终将在不远的将来堙没。如果这不是危言耸听的话。任何写作都是个人的具有完整的精神体系为前提的,没有人格上、心智上、思想上、精神完备的基础上的写作必是无本之源。那么,抛开此前提议就在那里开研讨会、座谈会、述评、推论、对话、肯定之否定等等,这些只不过沦为诗歌交谊,作秀自恋的把戏罢了。毫无意义。关于女性诗歌的这个有一个充满情色意味,带着后女权粉饰话语意味的命名概不例外。即此,我需要借用苏珊.桑塔格的一句话,她说:“我更感兴趣的不是理论,而是基于描述真实的全面的解释。”到此已无需多语,没有来来自文本和对真实世界的强大触及与感动,所有的文字都将是虚妄,所有的理论都是炫情耀技的假说。这里,我又要回溯几年前自己关于女性诗歌的命名的文章来回应此文的主题——
以下为摘录旧文《女性是个命名的焦虑和尴尬》

首先,女性诗歌这个命名是一小撮知识分子或所谓批评家随意之为。
作为一种命名和一种“重要的诗歌现象”出现,那应该归结于1980年代中期以伊蕾、翟永明、唐亚平、陆忆敏、林雪等诗人为代表的张扬的生命意识、强烈的个体意识等独特的写作,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新诗潮的影响。她们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和被刻意强调了的“独特的女性书写方式”,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探究的诸多文学命题,比如性别差异与创作的宿命;弗洛伊德的男性话语权下的性别界定(实际为性别漠视)和波伏娃和露丝.伊丽格瑞的排斥男性化参数的性别取消等问题。“打乱根据排斥一切的‘男性化‘参数、亦即根据阳物统治编排的再现场景……弗洛伊德描述女性的所有言论都忽视了女性很可能有其自身’特定性‘这一事实”对于性别潜在的歧视,西方和国内的女权主义者早已进行了反击。
   我们现在无意涉及女权问题,只对诗歌以性别命名这个问题作些浅究。如果一定要区分性别,那么,只有女性写的诗歌,男性写的诗歌,而不存在所谓的“女性诗歌”,因为它太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了,好像女性写的诗歌和男性写的诗歌存在着本质性差异。从诗歌原本的性质来看,这个命名不能不说是有严重的伪命题嫌疑。随着八十年代的女性身体写作和自白写作作为潮流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女性诗人”们开始走上更多元更广阔的诗写路径。

诗人除了能力的高低、作品好坏之外并没有性别上的本质差别。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是考虑了两性之间精神气质的不同,女性大都温和、含蓄、细腻、内敛,表达方式相对于男性要内向收,也要细腻些。但这不能成为源于性别的差异化命名的一个充要条件。诗歌本是生命意蕴和胸怀感悟的流露,是与世界相遇产生的结果,是跟心灵和体验紧密相关的。无论是“女性诗歌”还是“男性诗歌”首先要放弃在批评上的性别标识,至少不能故意放大“女性诗歌”的意识。诗人写出自己对世界和生命的感受和体验,并能艺术地实现它,自然就会体现出诗的品质,我们可以在语言的呈像中体验到无性别差异的共鸣。
对此,曾有人回帖对笔者的观点予以反击,强调女性与男性的绝然不同,强调柔美应该是她们永恒不变的主题,说女人就不应该像大老爷们儿那样粗着喉咙嚎叫,或者像酸文腐儒那样故作高深。甚至有人谈到“有闲”作为女性诗歌的元素:“有闲群体的作品许多有远离人民群众的倾向,但不影响她们对语言的贡献。”说女诗人“一边写诗一边瞄着奔驰,主体意志薄弱,革命精神不强,她们常把经验主义物品当常用词汇:薯片、奶油、酸梅汤,男同学的阅读感觉受到感性限制。”显然,很多人(尤其是男性)对这个命名是比较满意的。

    无论在理论家、文学史家的著作和批评家的文章里,这个命名都似乎具备着一种不可撼动的合法性。在各种雄心勃勃的社会和文学思潮标签批发市场中,可能这个命名只是出于方便分类界定和某种表述的需求,也便于在文学历史主流的宏大波涛中,便于描述这些属于“第二性”的艺术“小浪花”吧。但究其本质,它是一种“男权意识”强加在女诗人头上的小红帽。

  我更喜欢把一些批评家一相情愿地总结出来的所谓“女性特色”看成不仅是女诗人的特点,更是好诗人的某种普遍特征。在文学领域,尤其在当代诗歌这个孤独的塔尖上,女性诗人在实力上早已并不是一朵小浪花了。虽然男女生理、心理的差异必然会造成双方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和表达方式,或者说它们参与造成某些不同的诗歌风格。比如对情感诉求的强势表达,对大自然,对生命柔弱的表现,梦幻与心灵在场的有机结合等等。我们需要重视的是由这种差异而造成的不同的表达通道如何都是指向一个目的地:关怀和拯救、爱和矛盾、理智和情感,心灵和世界等等奥秘,这些真正属于诗的价值。

不能用“女性诗歌”这一携带了很多男性期望和想象的信息的概念所能有效阐释的。作为一种理论、批评或者文学史的概念和命名应该具备一定的诗学意义,而不是草草地敷衍了事,用一种几乎是随便的符号不负责地粘贴标签。很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些类似的命名更为可笑,比如“打工诗歌”、“军旅诗歌”等等。如果这样分类下去的话是否可以命名“清洁工诗歌”和“抢劫诗歌”?仅仅因为作者是个清洁工人或者描写了一场抢劫。

女性有着自身特别的发展和蜕变过程。也许在少女时期和青年时代她的诗歌呈阴柔之美,但随着阅历和思想的发展,是有可能走向阳性的一面。事实上在诗歌内在的东西上——本然的智慧和对人类的处境和自我解放的可能性的探索——在这点上,男性和女性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分。在普通的(由男性书写的)艺术史上,由男性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作品无论在数量和所抵达的高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女性,这个情况和很多巨型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女性长期的受教育机会和话语权力的匮乏。这些现实问题在现代社会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本质性的改观。目前的诗坛,女诗人的空前活跃和创作上的优异实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如果把这些看成女诗人的某种风格,我基本认同。尤其是第一第三点。但是作为对诗歌本身的类别划分,我觉得“女性诗歌”的确是别有用心的。首先,感觉丰富是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基本素质。没有丰富敏锐的感觉,不可能捕捉诗意,创造诗趣。尽管这点对于天生敏于感觉的女诗人,更突出一些。在诗歌语言上,女性具有天生的对语言的形象传达和感觉传达的较强的操控能力,部分女诗人表现出突出的反转语言结构和颠覆僵化概念的能力,造成符合内在经验的陌生化效果,使读者产生一种新鲜通透的感觉。此外她们还具有较强的造境能力,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提供给我们一个个生活和诗意的意外。

    当然,某种泛滥了的女权主义批评,也经常想当然地把人类面临的共同悲剧和矛盾处境简单地归结为男权社会的迫害,就像某个历史时期大家都比较省事地把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单一地归结为是“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一样。唯意志论者,不会从主体意识出发,从矛盾的焦点和转换处发展地看待事实,武断地斩灭个体创造的可能,这真是女性文学和诗歌的某种悲剧。女诗人翟永明,在她结束自白诗歌写作,由长诗《女人》转向对世界的深刻发掘时期,她再也不是当初自饮自酌的翟永明。“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 (翟永明:《黑夜的意识》)这些女诗人一直在同男性诗人并肩作战,同行在诗歌发展的道路上,对推进当代诗歌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她们的某些所谓“女性写法”与所谓“男性诗人的风格”在她们的诗歌中交叉出现,更广泛地关注社会,揭示现实,反映弱势群体生活,写出大量悲悯雄浑之作。她们努力追求诗歌的终极价值,为抵达真正的艺术家园而奋斗。尽管在男权社会的外在的体制和所表达的经验的皮相之下,她们被生理与情感以及社会性的阅读心理威逼,让她们更多具有一种强烈的性别自我意识,但她们在文学的河流中是与男性同样重要和不可忽视的艺术朝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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