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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西平:一个醒着的夤夜拨火者(2010,访谈录) (阅读3916次)



提问:王西平,诗人,《现代生活报》记者。
回答:江雪。

(本访谈已选刊于《现代生活报》)


记忆

问:首先说说你的蕲春老家吧?你经常提到的清水河,黄瑰堡是怎么回事?跟真正的河与城堡有关吗?有什么典故?


答:我的家乡蕲春这个地名,对大家来说肯定都很陌生,但是一提起李时珍、黄侃和胡风这些名人,大家马上就说知道,他们就是蕲春人。蕲春有四宝:蕲蛇、蕲竹、蕲艾和蕲龟,它们的价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详细记载。提及我的家乡,不能不提及黄冈。黄冈有两县在全国出名,一个是“将军县”红安,一个就是“教授县”蕲春。光我的家乡蕲春就有三百多位著名教授遍布海内外,黄冈籍中国两院院士和国外院士高达20多个,国务院、世界著名大学和国内知名大学均有来自我家乡的学者。几千年来,黄冈走出了无数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人物,除了我刚才提及的几位,还有道信、弘忍(慧能的师傅)、徐寿辉、程灏、毕升、顾景星、熊十力、田桐、居正、詹大悲、殷海光、徐复观、闻一多、林彪、李四光、汤用彤、余三胜、董必武、包惠僧等一大批杰出人物。不过,黄冈麻城史上却也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王道士,他原名叫王圆箓,即是莫高窟的发现者与出卖者。不管怎样,我有幸于以“蕲春人”或“黄冈人”自居,而感到莫大的骄傲与自豪,家乡这一群文化巨子,正影响和激励着我,不断努力,追求自由独立精神,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我今天创办《后天》杂志,正是受到了熊十力、黄侃、殷海光、闻一多、詹大悲、田桐等家乡自由学人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精神层面与思想层面的,更多的是行动上的。诗人余笑忠和橡子,就是我的同乡。
清水河,是我家乡的一个小镇,也是一条河。河两岸除了田野,就是山。少年时代,我经常在清水河里摸鱼,钓鱼,游泳,捡鸭蛋,过独木桥。我家老屋就在河的南边山脚下,河岸往南是一片田野,再往南就是一座山。河西有山有田野,有一所小学,小学原在一个小山上,山脚下有一座祠庙。多年以后,小学不见了,祠庙也不见了,我家的老屋也不见了。我现在很少回家乡了,很怀念家乡的旧时光,所以上世纪九十年代写了很多怀念乡村事物的诗歌,现在有时也会写。那种在乡村经历的饥饿、朴素与干净,一直保留在身上,这种东西在城市人身上是寻觅不到的。因此,我更愿意把对家乡的追忆视为一种精神上的乡愁。
黄瑰堡,是我离开家乡后随父亲迁居到黄石一个铁矿附近的一个乡村的别名。原名不叫黄瑰堡,叫黄贵宝。关于“黄瑰堡”的来历,我在随笔《黄瑰堡》中作了详述。我在我工作的矿区附近一个叫黄贵宝的村子租了两间房,月租四十元,不贵也不便宜。黄瑰堡,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地方。在那里,我写出了那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诗歌与随笔,我早期大量油画习作就是在那里画的。另外,我一生中最浪漫、最痛苦、最落寞的时光,均汇聚在黄瑰堡。

问:在你一张老照片的注解中,我注意到“黄厂中学茶树林”,你在这里度过了中学时代?有没有美好而有趣的人或事给我们讲讲?

答:我在上五松小学毕业后,便去了黄厂中学读书。黄厂中学在一个小山包上,大约七、八十米高。四周是梯田,山路环绕,有一条小路通往山顶,黄厂中学就在山顶上。学校靠西边的一片坡地,就是你提到的茶树林。我留下来这张相片,就是在这片茶树林里照的,这是我的第一张照片。我和姐姐的初中都是在黄厂中学度过的,而且我和姐姐的班主任是同一个人,张才佐先生,这是多么巧妙的一件事。我一生中最艰苦的学习时光,也是在那里度过的。读初一的时候,我的个子还很矮,只有一米五左右,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扛着一根竹扁担,背着书包、米袋子和罐头瓶回家,沿着清水河走十五里公路即可到家。如果走近路,就得翻山越岭,还要经过一片坟场。回家后,哥哥总会带着我一起上山砍柴,挖树兜子(树根),星期天的下午,再用竹扁担挑着三四十斤重的树兜子、十斤大米、一瓶青菜、一瓶腌菜和书包,再沿着清水河公路上学,因为个子小力气小,一路上我得歇上十几次才能把柴米罐头挑上山顶。那时候,我没有见过煤,学校的食堂烧不起煤,烧木柴,我们每个学生把挑到学校的木柴和树兜子换成柴票,按月支付柴票,不挑柴给学校,学校就让你蒸饭吃。
我和一个叫徐定的女孩同了两年桌,她是我数学老师的小姨妹,人长得漂亮,用我们家乡话说叫“体面苕”,经常抄我的作业。可能是因为我有点喜欢她的缘故,夏天午睡的时候,我总喜欢对着她趴在桌子上,趁她睡着的时候,就偷偷看她,她一直不曾发现,这是成了一个遗憾。这么多年了,过去的同学,很少见面了。印象最深的事,那就是附近吴湾的一个中年妇女,每天中午或傍晚,总会挑着一担热的带皮汤,到山顶上来卖,五分钱一碗,同学们没钱的时候,就抢着用大米来换这个带皮汤喝,半碗大米换一碗汤。说是带皮汤,其实就是用猪肉皮炸成果子,再把最薄的那种海带切成小片子,放到水里一煮,然后放些盐和葱。现在回忆起来,那带皮汤的香味里含着辛酸,但这的确是我们在中学时代最奢侈的营养生活。

问:1970年,你出生了,但地球是平衡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诗人,同时,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个诗人——策兰的死亡跟你的出生有着某种摸不清的暗合,这是你自己认为的。那么,据你妈妈说,你的出生有什么不同吗?你觉得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世间,跟遥远的策兰有着什么样的感召或呼应呢?

答:我先后用过两个座佑铭,30岁以前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饿其体肤,劳其筋骨”,30岁以后则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座佑铭之所以发生变化,与我个人的思想成熟度息息相关。比如说,那些年我总在努力寻找与自己生命成长相对应的座标系,让自己感召和传承思想者独立向上的精神力量和智慧,这种精神上的归宿感,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理想,向死而生的理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经历了人生与时代的一些阵痛和清醒,这里不便多述。恕我直言,我是一个有着英雄主义情节的人,同时我也是一个有着宿命意识的人。比如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就是一种宿命,形而上的宿命,天才的宿命。
我之所以把诗人策兰写入诗歌《在小镇上》,主要是因为诗人策兰是我热爱的诗人之一,我是在1991年读到《死亡赋格曲》并知道他在我出生的那一年自杀了,印象特别深刻。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搜集与策兰有关的书刊和资料,他的诗歌特质与精神特质一直为我景仰,并且楔合了我在上世纪90年代写作的心境与遭遇,更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在他自杀后不久几个月,我在中国出生了。我并不认为策兰的死与我的出生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一个事实:一个诗人死了,一个诗人出生了。生死轮回中,诗意还在人间。正如策兰在诗中所言:“终点以为我们就是/起点。”

问:1970年4月20日左右策兰从巴黎投塞纳河桥上投河自尽,而你是10月出生,如果这种生命的感应是准确的,那么你会认为这样的事实吗:策兰在死后的世界里辗转五、六个月后,又来中国蕲春投胎,然后转化为出生的你?


答:这种生命的感应,其实只是我内心深处潜在的一种诗歌理想,当我阅读策兰诗歌和人生经历之后,我发现策兰的诗歌精神表达了我的一种诗歌理想,也是我追求的一种诗歌高度。事实上,我并没有蓄意追求策兰那种神秘、沉郁、隐喻的诗风,但是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热爱,正如我对里尔克的热爱,对杜甫的热爱。我惊叹于策兰在黑暗时代里忍受着内心苦痛,创作大量天才的诗歌。多年后,我惊叹于又一个巧合——4月20日,正是女儿江子涯的生日。

问:你曾经说过,童年对你的影响很大,从小是在乡村长大,见过一些人被吊在土帝庙里,遭亲人们毒打。这是真的?

答:童年的记忆是真切的,这么多年来,难以忘却。那时候,不大懂,现在依然不懂。

问:1987年你开始发表文学作品,那么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什么?据说你的父亲爱好文学,你自己也是受他影响,还是受你所说的“漂亮姐姐”的影响?

答: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诗歌作品,题目叫《光阴的故事》,由丁永淮先生发表在由他主编的《红烛》杂志上,这是湖北大中专院校联合主办的一个文学内刊,很可惜那期刊物已散佚,不过我想在湖北院校图书馆是可以查找到的。只记得当时发表后,在班上引起了“轰动”,并且带动了我们班上的另外几位同学跟我一起学习诗歌。也正是那一年,我开始订阅了安徽的《诗歌报》。
父亲是老三届,解放前还读了八年的师塾,在家乡人的眼里算是一个秀才,毛笔字写得好。我总记得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南方矿山工作的父亲过年的时候,总会捎带几本文学杂志回来给我看,其中主要是《少年文艺》、《收获》和《啄木鸟》这三本杂志。后来发现我喜欢写作,还特意给我买了《文学描写辞典》上下册。另外,我在一位与哥哥玩得好的一个叫吴成高的家中发现一本《天安门诗抄》,特别喜欢,于是就借来阅读,这是我读到的最早的诗歌选本,正是这个选本深刻地影响了我的诗歌写作与人生观念。
除了父亲,姐姐和哥哥,对我走上文学道路,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姐姐的作文和钢笔字都写得很漂亮,一直是我小学时代的范文。父亲的毛笔字和姐姐的钢笔字,都写得好,对我和哥哥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我影响更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和哥哥十分支持我的写作,我的诗集《汉族的果园》,主要就是靠父亲与哥哥的资助而于1994年出版的,1991年我去《人民文学》参加笔会的费用,大部分也是哥哥出的。这么多年来,亲人们有时会对我自费创办《后天》杂志,而又免费赠送给文化朋友的行为表示了不理解,但是我仍然很感激亲人们对我的“不正常行为”的宽容。

问:能否再谈谈同年创办荷西诗社及《荷西》诗刊的情景?“荷西”的灵感——跟那个三毛的丈夫、西班牙潜水员荷西有关吗?1998年初,你又参与创办民刊《声样》,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刊物?

答:1987年父亲阻止我继续读高中,于是我进入湖北大冶师范读书,随后成立荷西诗社,创办《荷西》诗刊,一共油印了五期,图文并茂。这五期现在被当年诗社重要成员郑燕完整保存。我自己保存的一套不幸被我母亲不知何时当废纸卖掉了,同时卖掉的还有我在1990年油印的诗集《孤岛上的诗人》,甚为痛心。诗社成员有100多位,诗社还制作了一个社徽,我至今保存着。《荷西》这个刊物的命名的灵感主是来自于三毛的先生,而来自于当年流行的音乐磁带《荷东》,我当年很喜欢那种狂劲的音乐,我跳舞时经常使用那个音乐。我当年在想,有一种“荷东”音乐,也应该有一种“荷西”诗歌,于是就这样命名了。诗社当年重要成员还有戴盛彬、徐欣颉、李嫦君、周凯、范斌、梁顺斌、刘克和等,这批老同学大部分生活在黄石,都是领导了,前三位做了校长,后五位走上仕途,范斌在市委,周凯在中央,刘克和在广东增城市委,唯有我一人继续坚持文学艺术之梦。1998年初,应发起诗人哑君之邀,与湖北重要诗人刘洁岷、黄斌、沉河、李建春、鲁西西等一起参与创办《声样》,我任美编。《声样》仅出一期,但是这一期影响面较大,这一期《声样》的目录,在百度可以搜索到。当年在这期《声样》上发表诗歌与评论的人,现在都成了当代重要诗歌人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想见当年《声样》的选稿标准与审美眼光。

问:你曾经因故停笔近八年,是“机器的伤害”?这八年间,都做些什么?我知道你曾经当过老师,是在黄瑰堡小学吗?后来为什么就辞职了?

答:我是在1991年认识一个叫覃小平的朋友之后开始油画创作的,1994年开始受到“莫须有”的诬陷,以及国安局的监控。同年,因为各种原因我停止向官刊投稿,但是并没有停止写作。1995年底,写作基本上停止了,主要转向绘画和书法。2002年后,开始接触网络,才开始知道网络诗歌论坛这个东西。2003年开始独立写作,从不主动投稿,只接受约稿,坚持原则至今。
我做过很多职业,经历很复杂。我先后做过小学校长、职业高中老师、企业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记者、策划师,现在算是职业经理人吧,不过仍然没有逃脱打工的命运。2003年底,我之所以办理病退辞职,原因不外乎受不了原单位的用人制度与“文革”遗风,不外乎个人遭受的排挤与打击,正如你所说,“机器的伤害”。 我渴望自由,写作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于是我选择出走。去年和前年,我因为先后参与了杨佳事件与邓玉姣事件的网络签名声援活动,导致国安局工作人员请我喝茶。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和我见面的工作人员竟然还是那个当年对我做笔录、按手印的王警官,只是他现在对待我的态度比以前友好、亲切很多,这件事让我感慨不已。

问:你说过,迈克尔•杰克逊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想当年,1987至1989年间,你在练霹雳舞,均是因为狂热迷恋迈克尔太空舞步的缘故。那就讲讲“我们青年时期”因杰克逊而“狂热与悲伤”的故事吧。
    
    
答:是啊,一个个伟大的时代相继结束,灾难接踵而至,人类末日仿佛来临。我是一个喜欢玩的人,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学弹吉它、跳霹雳舞,还是打台球、打乒乓球,我总要弄出一点名堂来才肯放手。当年在学校,我算是霹雳舞高手吧,当年因为跳高难度动作,扭伤了腰,至今仍有影响。我所在城市的一个副市长当年还是一个深更半夜跟我学跳舞的徒弟呢!所以说,迈克尔•杰克逊的死,对我们来说,是人生中经历的一个重要事件,他的死埋葬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与激情,狂热与悲伤。这也意味着,我们身心的某一部分也在随之死去。

问:你16岁就外出远门,都去过哪些地方,有哪些影响深刻的经历?

答:我并不是16岁外出远门,我是16岁开始离开家乡,一家人随父亲迁居到黄石的一个矿山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我教书的时代,每年暑假,我总会一个背着包裹外出旅行。这些年,我游历过不少城市。但是,我想要去的地方还很多,我很多神交已久的朋友至今都没有见到。影响深刻的经历太多,不好一一细说。

观点

问:为什么将自己称为“自由艺术家”?现在自由艺术家“被迁徙”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他们只能向不断外延的城乡结合部寻找机会,那么你是如何寻找自己的实验领域的?废弃的工厂和畸形与荒芜的野地你会选择哪个?

答:我是一个天生就具有艺术气质的人,我的很多老师说我悟性很高,无论是写作,书法,绘画,都没有人正规的教过我,我是那种自我启蒙的人。追求自由,成就艺术理想,一直是我的人生追求。我认为,“自由艺术家”比较符合我现有的理想身份:诗歌创作,书法绘画,行为艺术,观念摄影,小说写作,哲学思考,主编杂志,一个人能参与如此多的文化艺术活动,不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艺术家”吗?相反,现在很多丧失了自由精神与艺术人格的艺术家,一心甘为金钱的奴隶,这样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在我眼里简直就是一堆垃圾,我不屑于与他们为伍。在我看来,艺术更是一种修为,一种情怀,一种境界,从古到今,亦是如此。
北京的宋庄、上海的莫干山,正是你所说的“城乡结合部”。我的艺术实验领域,就是我的诗歌和艺术作品,就是我主编的《后天》杂志。你所说的“废弃的工厂”和“畸形与荒芜的野地”,这其实只是一种自然界的历史场景被我们“精神化”了的社会产物,这种产物其实与艺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现代艺术的荒凉意识却正契合了这种非自然的美学现象。

问:为什么要想到习研绘画、书法及西方文化,创办先锋文化艺术网和先锋杂志《后天》呢?

答:画画最早开始于小学三年级,受小学同学胡东升的影响。那个年代,《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系列连环画,在我们这些乡村少年中十分流行。胡东升用铅笔模仿那些连环画中的人物,画得栩栩如生,我跟着他画,后来我也画得很好了。我对绘画的爱好,就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到了初中,又遇上一个字写得特好的同学,名字叫什么我已不记得了,他的字有启功大师的风格,我特喜欢,心里想,以后一定要超过他,所以就暗暗练习字贴,父亲早年也给我买过一些字帖,其中包括与鲁迅诗文有关的字帖。到了师范以后,我更加迷恋书法与绘画了,在师范三年,没有谁的文学、书法与绘画的成绩能超过我。我之所以能当上校学生会主席,与我的才能在全校师生中的影响力有很大关系。
在文化上,我是一个早熟的人,有很强的自觉意识。我在读初二的时候,就开始自学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对于西方文化的爱好,也是在师范读书这三年中培养起来的,学校有一个图书馆,三年下来,图书馆的书被我看了一大半。说到我这么多年为何一直在坚持着文化艺术的道路,这里面其实埋着我多年不为外人所知的一段痛苦经历。
我读书成绩一直很好,小学前三名,初中前五名。初中毕业那年,我随家转到了矿山考试,当年以575.5的高分(总分640)考上了黄石地区最好的高中——黄石二中。可是,当年因为家里穷,一家三代五口人,奶奶,父母,我和哥哥,姐姐在乡下出嫁了,当时一家人只有靠父亲的低微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人住在铁矿老工人村的一个仅有15平米的平房里,房间里架上三张床,空间所剩无几,还要做饭,那种生活的艰辛与困顿,可想而知。父亲为了让我和哥哥早点参加工作,改善家庭经济现状,决意让我报考师范,而放弃读高中的机会,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进了大冶师范读书。刚进师范的时候,我有半年时间,因为内心绝望与父亲没有讲话,在学校也很少与同学一起交流,一个人总是埋头写写画画,发泄内心的苦闷,总感到人生的前途无望,内心很自卑。后来,为了建立自己的信心,赶超我过去成绩好的同学,我想我只有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成绩,成名成家,才能弥补我没有上大学的缺憾。我这样想了,也开始这样努力了,慢慢地,对文化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更加深入,同时也是在那个时期形成了个人的反叛性格。
1990年师范毕业之后,我开始自学许国璋英语。1992年夏天,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记得同年考入该班的有诗人沙光。1993年夏天,考入河北民进美术学院油画系。当时因为家庭贫困,被迫弃学,导致我再次痛失进大学深造的机会。
2002年底,我被解除监控,沉寂八年之后,我一直在选择时机复出,继续独立写作与艺术创作。2005年10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创办了解决先锋文化艺术网,不到半年,因为观念独立,引起关注而遭停封。网站封闭时,我已决定创办《后天》艺术杂志。

问:《后天》的意义是什么?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时态或姿态?

答:当年为何把刊物命名《后天》,我在创刊号的后记中已作了说明, 这里不再细述。《后天》有何意义,这话我不敢妄论,这不是我关心的事。我唯一关心的是,我应该《后天》中应该如何准确地表达我和后天同仁的自由独立的文化艺术精神。也许,后天同仁只有不断地努力,才可以成就《后天》在文化史上的意义。

问:在你个人的时间史中,对“昨天”“今天”“明天”或“昨天的昨天”“今天的明天”“明天的昨天”等赋予什么样的姿态?

答:你把时间弄得太复杂了,在我看来,我们把时间分成前昨天、今天、明天和后天,就可以了。青年哲学家夏可君博士,已经在《后天》第四卷的卷首语中替后天同仁共同诠释了对“后天”的深度思考,他的哲学视野比我更加深远。

问:为什么将自己的历史定义为“行为史、心灵史”?“史”,这样的字眼,对你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答:一个人来到世上,短短几十年。尽管短暂,仍然可以构成一部“时间史”,伟大或渺小,杰出或平凡,因人而异,我们也不能因其渺小、平凡,而否定个人时间史的存在。个人时间史,应该由“行为史”与“心灵史”组成,未来时态的东西(影响力与感召力),仍然是“心灵史”的一部分。
    
问:一个人如何才能让自己的一切成为“史”的行为?这跟你提到的“影像史与接受史”有什么关系?
    
答:我们不能过高地认识的“人”与“史”之间存在的关联与意义,“人”在世界中也只是一个活性符号,“史”仅仅体现原初与可能存在的真实,一种确定性。我曾提到的“影像史”与“接受史”,主要是泛指我个人的人生观照与精神历程。
    
问:《驴皮记》是巴尔扎克的名作,这部名著的译者郑永慧曾这样问读者:“如果人世间真有一块驴皮,使你的一切愿望都能实现,同时随着愿望的实现,驴皮将会缩小,你的生命也会缩短,试问,你是否愿意接受这块驴皮?”我的问题是——将这段话里的“驴皮”更换成“人皮”,“试问,你是否愿意接受这块人皮?”
    
答:哈哈,你这种语境转换,不大成立。很多朋友问我,为何将博客专栏叫“人皮手记”?我的人皮手记,其实就是我个人的行为史与心灵史的真实反映。我之所以用“人皮”二字,就是有意区别于他人的日志叙事风格与叙事方式而已,我强调绝对的真实,从里到外,表里如一,并无重要隐喻成份。驴皮与人皮、羊皮、牛皮和蛇皮等,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当我在强调“人皮”,而不是强调“驴皮”的时候,意味着我在宣扬“我”在世界中的实在性。
    
问:不论接受或不接受,这都与你的博客名“人皮手记”有什么联系呢?
    
答:这个问题,其实在上个问题中已经回答了。
  
问:如果在有一天你在街头巷尾碰到真正的“弱势”或“饥饿”之人,那么你将如何从意念上为他们赋予“艺术的行为”?如果你再上前亲口告诉他们:你们才是真正的饥饿艺术家,试想一样,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举动或表情?
    
答:从前,我经常会向大街上的乞丐给点小钱,还曾经引导女儿对待穷人应该有善心,慈悲为怀。可是现在时代境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街上的乞丐基本上也成了恶人盘剥与奴役的对象,这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人们的同情与悲悯,无法有效地救助那些被幕后操纵的“弱势”与“饥饿”,如果政府没有能力解救他们,他们永远会这样被饥饿着,被奴役着。这种社会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痛,还谈什么去赋予“艺术的行为”呢?当你去跟他们谈论谁才是“饥饿艺术家”的时候,那是对牛弹琴,或者说,他们会反过来蔑视我们:一群自以为是的精神病患者。

问:2009年11年11,你在牧羊湖写下了《1914年9月的维特根斯坦》,面对维特根斯坦——这样一个天才人物的最完美的范例,从他的“热情、深刻、认真、纯正、出类拔萃”中,你学到了什么?
    
答:维特根斯坦,是我热爱的哲学家。我习惯于在那些天才人物的身上寻求能够与他们重叠的影子,从而激励自己,尽管这是一种妄想。2005年,我花了几百元,买了《维特根斯坦全集》,这是我藏书中的精品。他哲学思想与探求真理的精神对我的影响很大,包括他的言行,一个孤僻而伟大的天才。我之所以写那样的一首诗,其实是在反观自己的人生迹象,也想证明,那些天才人物像我们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也会遭遇朴素的爱情、真挚的友谊和时代的悲伤,或者说,他中有你,你中有我。
    
问:你说,“秋天来了,这是一个适合我写作的季节。”为什么?
    
答:秋天的气候比较适合我的写作,我喜欢这样的写作环境。我的一些重要诗作和论著《平民正义暴力美学的起源》等,就是写于秋天。

问:有人说过,你“一直是一个醒着的诗人”,理由是你“懂得什么是安逸的泥潭,懂得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个诗人的堕落与抱负”,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
    
答:我的确是一个醒着的人。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段历史,总会产生一些少数派,他们或者伟大,或者渺小,不管怎样,他们都可以改变历史,可以改变人类自身对社会、自然的深层认识和深刻偏见。伟大的少数派,长期处于历史的误解中,甚至让“排他者”生厌,就像影碟机中播放叙事片过程中出现的马赛克。当一部叙事片正在播放的过程中,突然遭遇马赛克,纠错器马上就会履行它的职责:消灭马赛克,让故事按照它既定的情节与逻辑继续下去。当然,我们也发现,纠错器不是万能的,它并不是观看者的救世主,它只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工具,它存在着局限性,有一些马赛克的是无法消除的,或者说,当你手上拿回来的播放光盘自身存在问题越大,马赛克也就越多。所以说,马赛克自身没有错,马赛克并非是后工业时代的一种诟病,马赛克仅仅是叙事或情节中的出现的伴随性障碍,是一种积极的衍生物,一种有益菌;纠错器也正是因为有了马赛克,才显示了它纠错功能在播放功能中的副作用,也是因为它而制造出的一种极权工具。这种马赛克,就是时间简史中的少数派。
在我们记忆的想象中,总是习惯性认为,在时代的重大事件中,沉默的是大多数,而不是少数。事实上,我可以固执地认为,沉默者始终是少数。虚假的革命者并不是沉默者,因此他们不可能属于少数派;而最初的革命者百分百是属于少数派。一个时代总是赋予少数派的历史使命就是由他们来引领大多数人融入少数派,最终消除少数派,让少数派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集体,成为政治的,或文化的,或经济的,或宗教的共通体。同样,我们还可以想象,17世纪的少数派们跨入18世纪之后,他们还会堂而皇之地被当下的意识形态界定为少数派吗?值得怀疑,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一个伟大的少数派进入到另一个时代里,如果他们没有保持足够的先锋性与排他性,同样会沦落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成为另一个时代的牺牲品。
    
问:你的诗歌注重关照什么?这种关照是不是造成了你的诗歌写作不被所谓的主流和“学院”认可的主要原因?

答:我的诗歌关照人与社会,人文传统与自由独立精神。这种关照必然会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与所谓的主流思想和学院派格格不入。我从来就不关心他们是否认可我们的独立写作,那种认可是可笑的。诗人不是商品,并不需要一种文化机构来认证他的存在价值与杀伤力。相反,倒是那些刀笔吏们在迎合着这个污浊肮脏的时代,在黑暗中偷窥着我们的光亮。

问:或者——你希望被“他们”认可吗?这种“认可”你觉得意味着什么或不意味着什么?
    
答:我曾经在一些公开场合谈到我的写作观念。诗歌是一种艺术,所有的艺术行为,均是个人的修为。修为与他人无关,与知己有关。就像一个古琴大师,能与他对峙、盘腿而坐的听众,肯定是一个杰出的听众和知音。当一个写诗的人,终日闭门造诗,无病呻吟,然后到处找关系、找门路渴望在官刊上发表作品,我认为这种写作动机是很可笑的,这种诗歌作品也是可疑的。我从来就不指望我的写作能被“他们”认可,我倒是更愿意与我的同道们一起分享。甚至可以说,一旦被他们“认可”,将意味着自己写作的招安行为,意味着自由独立精神的丧失。所以,我们应该警惕这种“认可”。
    
问:如何看待当下的70后诗人写作?你所理解的写作,与60、80后的诗人有什么不同?
    
答:我虽然出生于70年代,但是我的人生经验、写作观念和文化视野与60年代人比较接近。像我这种写作背景的70后诗人,国内也有不少。事实上70后诗人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国内很多评论家对70后诗人整体写作水平持有一种偏见与保守态度,我认为可以理解,这里有一些客观因素。70后诗人恰逢中国诗歌冷遇时期,让他们普遍丧失了施展诗歌才华的机会与尊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70后诗人中间大部分还在为生计而奔波,漂泊,做着城市移民;而60后那一批诗人中,很多退隐商海,多年后名利双收,成了有闲阶级,一夜之间变成了“归来者”,他们还能怀抱80年代纯正的诗歌理想吗?我们拭目以待。我倒是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流氓文化在卷土重来。80后诗人,成就大的目前不是很多,他们还有一段成长期,他们也会拥有一代人的命运与机遇,能否整体超越60后、70后诗人的诗歌成就,只有让时间来说话。
    
问:对你来说,什么是“生活在别处”?是漂泊以外的事物,还是居所以外的场景?由此来说,你“通过贷款”得到的“家”,是以什么作为“参照物”才可以成为“别处”?
    
答:1992年,我写过一首散文诗《生活在别处》,发表在《散文诗》上。很多人喜欢诗人兰坡的这句名言,他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几代诗人。这句话也早用于商业广告了。我之所以认为自己具有一种“生活在别处”的人生经验,那也是建立在离开乡村的基础上,我是乡愁意识很浓重的一个人,我把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视为“别处”,它不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根在乡下。

问:你如何理解“好诗在民间”这一观点?
    
答:这种观念早已成为常识,我们再去谈论它,已无任何意义。
    
问:你看过“美并惨烈着,《南京路》的赵大勇”吗?
    
答:赵大勇是我的导演朋友。他前年给我寄来了他的执导的纪录片《南京路》和《废墟》等,很震撼。第二届后天双年度电影奖颁给了他,获奖作品就是《南京路》。我目前没有见过赵大勇本人,主要是通过电话联系,很多重要的艺术家朋友都是通过电话联系,我们的友谊正在路上。

生活
    
    
问:每天乘坐14路公交车,早上从城南提到城北,下午又从城北提到城南。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静下来阅读……这就是你一天的生活?

答:那是去年和前年的日常生活,你大概是在我给诗人徐淳刚的评论中看到的吧。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看书、听音乐、看电影、品茶会友、练习书法。我今年初在原来的公司辞职了,现在另外一家公司谋生。工作路线发生了变化,上班出行有些不方便,所以渴望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小车,这个梦想不知道何时能实现。上班时,我习惯提着一个袋子,袋子里装着朋友们赠送的刊物与我购买的新书,在车上阅读或者在公司休息的时候看一看,因此,我的很多作品的腹稿就是在路上完成的。因为看书和思考,我坐车经常坐过了站,没有办法只好再往转坐了。这几年,我的状态很好,很想静下来写作和从事艺术活动,做点更有意义的事,那是我的理想。可是没有办法,不打工就没饭吃,女儿还要靠我抚养。所以说,现实与理想之间,总会有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也叫痛苦。

问:“夜间练字,读字,不失为一种乱世静心之法。”对此,你表示,今年要调整生态,换一种活法。试问你如何调整,是专指“练字,读字”,还是另有别的?
    
答:我一直身怀乱世之感。从今年开始,练字的时间多了一点。换了一个公司之后,我的心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近年接触吃斋念佛的文化朋友多了,我的身心亦受到影响,心态平和,生活淡定。
    
问:平常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或读什么样的书?这种“听”或“读”是随机的还是为你的“自由艺术”填充能量?
    
答:年轻时喜欢摇滚音乐与流行音乐,现在我更喜欢中西方的古典音乐,现代音乐中我比较喜欢爵士音乐与民谣音乐。我习惯于写作时听音乐,那种声音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静远。我读书买书,方向感很强,基本上是在读古今中外文史哲方面的,文化艺术方面的。近期因为写作《平民暴力美学的起源》一文,阅读了大量与公平正义、社会暴力等方面的书籍。
    
问:据说你从2008年至今,一直在跟踪拍摄流浪的精神病人,迄今已拍了10余人。你将这种“行为”称之什么?这10余人中,有没有“典型”的挑一两个,然后顺带着你的“拍摄”给我们讲讲。
    
答:自从买了相机之后,我就开始这种有意识的拍摄了。我的相机质量一般,我总是随身带着,只有这样才能捕捉镜头和拍摄对象。刚接触那些流浪的精神病人,有点害怕,时间长了,就发现,其实是他们怕我。为了能顺利拍到他们,我每次总会给他们一些钱,其中有两个拒绝了。去年11月在深圳,在画家朱乒送我去香港的路上,发现了一个女精神病人,穿着内裤在街上跳舞,旁边停着一辆120急救车,车内的工作人员在车内旁观,我们马上让司机掉头去抓拍,我抓拍了四五张,结果遭到120工作人员的阻止,不允许我们拍照。还有一次是在黄石八卦嘴铁路边上,发现一个背着好几大袋子的精神病人,我跟他聊了半个小时,结果弄得很多人都在看我如何跟他拍照,在路人的眼里,我也不正常了。通过与他聊天,知道他是江北浠水县人,问他一些问题,经常是问东答西。这两年,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夜间把他们用车子拖到郊区丢了。据说,很多城市就专门安排人车把流浪的精神病人在夜间偷运到其他省城或郊县,然后丢下。他们这样拖过来,丢过去,像一种人质交换。

问:2009年你的生日,你干了些什么?2010年的生日,还打算要干什么?
    
答:不记得了。我不喜欢过生日。人类殊同万物,向死而生。
    
问:为什么给女儿起名为“江子涯”,希望她跟“姜子牙”那样吗?

答:是灵感吧,取名很有学问。关于给女儿取名,有个故事。我姐和我哥的孩子名字都是我起的。哥哥的女儿被我取名江野,就是有一个计划的。我计划我的孩子名字接着侄女江野的名字取,生个女孩叫江野惠子,生个男孩叫江野次郎。后来,我发现国人对日本人有很大的偏见,这个计划也就落空了。给女儿取这个名字,的确有个人的寄托。比如姜尚先生,年轻时不得志,暮年气盛,淡泊名利,大器晚成,何尝不是一种大家风范。
    
问:“某一日,平安之夜。携女儿夜游团城山公园,去教堂。在教堂,上帝让我吻了女儿的脸,保佑她一生平安。”;“周末,携女儿观看《孔子》,一种悲哀涌上心头。何日,能重返家乡,听听松涛的自由。”;“当天下午,我和女儿随黄冈家乡诗人王浩洪、谭冰、天河一起……随后安排车子将我和女儿送回黄石。”从你的“人皮手记”的记录中,我看出了一个真正的父亲对女儿的珍爱,但也看出了一种悲凉,一种接近完美幸福且感人无比的悲凉。对于我这样的理解,你怎么认为?

答:我很惭愧,因为追求一种理想,而没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没能给她更多的幸福与快乐,我欠她太多。我很爱女儿,所以离婚后选择和女儿一起生活。也是因为考虑她的成长与未来,放弃了一些去外地发展的机会,近年一直呆在黄石,养家糊口。等她长大成人了,如果我还活着,一定会再次出游。

问:“老爸特意从黄石花鸟市场买回了七盆绿色植物,其中有两盆虎皮兰,一盆白掌,一盆吊兰,还有迷你椰树,以及我最喜欢的小芦荟。芦荟的瓷盆上面还铺了一层五颜六色的小石子。加上以前老爸买的和从家里搬来的七彩椒、月季、茉莉、剑兰和一盆我不知道其名的花,我的新家现在一共就有了十二盆花草了。”这段话摘自你女儿的博客。你喜欢养花?

答:是的,我喜欢养花。这是女儿写于2008年的博客日记,现在阳台上的盆景又多了几种。去年今年,我先后买了不同花色的海棠、杜鹃、月季,还有文竹、天竺等,准备养一盆梅花,纪念诗人张枣。养花,有一种乐趣,工作写作之余,放松自己,感觉和它们一起成长,开花结果,日月春秋。

问:谈一下你家里的其它人吧,比如妻子、姐姐,父母等。

答:我离婚有七年了,又是一个七年之痒。亲人对我很好,我一直心怀感恩。父母健在,目前与我同住。哥哥在我原来工作过的矿山上班,井下工人,一家人身体都不是很好,我们很担心。姐姐在老家县城,三个孩子,负担重。

问:你为什么称黄石是一个可爱的“光灰城市”?请描述一下你生活的这个城市吧。这种描述最好跟“先锋”或“艺术”有关。
    
答:黄石在上世纪是一个重工业城市,盛产煤铁铜,道路灰尘多,所以黄石人习惯称之为“光灰城市”。现在可不是光灰城市了,现在城市环境治理有很大的变化,黄石是一个滨江城市,就在长江边上,城中有个磁湖,很美。唐代诗僧张志和有诗,“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诗中的所写的“西塞山”就在黄石。我说着说着,怎么感觉像是给黄石做广告了?
黄石大冶,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发祥地,也是中国现代钢铁文明发源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许正是这两种先锋文化的奇妙组合,促使黄石走出了很多先锋艺术家,国际知名的艺术家有马六明、石冲、魏光庆等,目前遍布海外和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地的黄石籍重要艺术家、导演、音乐人就有二十余人。《后天》对黄石本土艺术家做几期推介,在艺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问:最后请谈谈对宁夏诗歌的印象。

答:我对宁夏的诗歌现状不是很了解,但是宁夏有我的几位诗人朋友,比如张涛、何武东、谢瑞等,他们都是具有艺术家气质的诗人。


试题起草:2010年4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11时27分 银川 晴  13—3℃
交卷时间:2010年4月26日  星期一  早上08时45分 黄石 晴  15—20℃
    
    
    
采访手记:

4月中国,不平常。今天是这个月的倒数第五天。
昨天刮黑风和沙尘暴,夜间下起了小雨,早晨起床后冰暴席卷而来,上班的路上,阳光又出来了。五月马上到了,届时中国的树会更绿,中国的花会更艳……一切都会继续。
江雪的答卷早晨八点四十五分再次修改后发来,我又一次成功接收。
中午抽空“阅卷”,期间在网上听艾伦•金斯堡原声朗诵《嚎叫》,“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金的声音,和钢筋,混凝在土中,我的小小的书房瞬间容纳了一个来自美国犹太人的巨大愤怒!
然而江雪是平静的。他在讲述属于他的那个年代,那个一去不返的年代,那个为诗歌、为艺术而疯狂的年代。
因为杜甫,他是古典的。因为《后天》,他又是先锋的。
事实上采访江雪,是诗人阿尔介绍的,之前我对他有所了解,但不是很深。后来见到过他主编的《后天》杂志,为它的独立所打动。他的身后,是无限延伸的清水河公路……
这期间,我们有过简单的信息交流。他对我的工作表示肯定,并希望坚持下去。为此,他提到了他的黄冈老乡吴怀尧以及诗人木朵,大概意思是,这俩人都做过很成功的访谈。
一个自由艺术家,其实并不自由,从江雪的文字间,我能触摸他内心的硬伤,时代赋予他的硬伤……
黄石,那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城市,是他背负的另一块石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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