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 诗歌是我俗世的飞翔——答《文学报》访谈(全文) (阅读1692次)



    一、你的诗集《刘虹的诗》最近获得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书中的第三辑“给她们”都是书写女性生存境况的;而你刚刚出版的新诗集《虹的独唱》的第二辑“女书”,也是同样的主题;你的曾被广为赞誉的作品《沙发》《致乳房》等,可以说是女性诗歌写作的代表。著名评论家陈超曾评说:“《刘虹的诗》写得最精彩的是第三辑,既有深刻的文化批判,又没有落入刻薄,这是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女性主义立场。她为女性写作注入了思想的穿透力,又保持了感觉的鲜润。”作为一个女性诗人,你写作时肯定会不自觉地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那么,你倾向于从什么角度去阐释你的女性视角?性别在你的诗歌写作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导致了怎样的写作差异?

    答:《刘虹的诗》出版于2004年底。当初选编分目时,并非刻意要彰显“女性立场”。相对于“给你们”、“给你”、“给我”、“给它们”等辑,这第三辑“给她们”,主要是为了全书内容分布的平衡。我私心以为,这本书的重点其实是放在第一辑“给你们”的(我所关注的底层民众生存、社会公共话题、时代病相针砭和民族文化批判等等)。这一辑诗作当然是来自对当下女性生存状态和精神境况的痛切感。同时,这样的书写,也是在这块封建遗毒极为深厚的土地上,我对自己现代女性身份的艰难辨认过程……作为“心灵镜像”的写作,女作家对笔下的女性命运自然更能感同身受。我深深感到,我国多年的所谓“妇女解放”其实扭曲之至,只强调经济地位等外在的东西,而忽视了人格平等、精神独立,尤其是女性自身的尊严意识极为欠缺,而这,正是我关于女性题材的写作中所特别关注的。比如《特区的她们》中对那些“活在男人的眼睛里”的女性,就有一种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评论家向卫国曾在评述我诗歌中的女性视角时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翟永明式的女性独白,伊蕾、唐亚平式的身体展销,无不昭示出女性在存在意义上的当代历史悖论:一方面是近乎决绝的反抗姿势,另一方面是种种反抗最终都因其身体或心灵的裸露与被消费而自我消解,女性在强化自我意识的同时,也强化了其历史的‘他者’形象。刘虹的‘女书’一辑,显然具有向这种可悲的历史悖论挑战的意味。她既没有进行如泣如诉的内心独白,也没有以任何姿态当众进行身体抚摸,而是以一个社会批判者的立场从多种视角切入这一主题……无论哪种视角,刘虹都不同于当代女性诗歌中流行的个体性书写,而是从宏观的社会现实立场,为所有的‘她们’集体立言。诗人一向反对那种自我抚摸式的小女子情调的诗歌,而是强调大写的“人”的诗歌。”
    ——从“人”的立场出发,关注女性生态,张扬独立人格、尊严意识、自强精神和自由心灵的现代意识,这正是我诗写中主要的“女性视角”。
    性别在我的诗写中,除了起到题材视野有所侧重的作用,似乎没有其他更多的作用。“肯定会不自觉地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不是这样。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具有健康写作理念的作家,首先是要站在一个“人”——一个追求人格尊严、独立思考、自由心灵的现代人的立场。如过分夸大性别在写作中的作用,总让人疑惑这可能多半是一种“营销”策略吧?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图书市场这种“策略”还少么?比如“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等等炒作。我历来反感从太生物学的角度谈两性写作的差异。女性意识、女性视角等等,无论是他人评判还是女诗人的自我观照,都应该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人!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到性别的区分。这是一个逻辑的、也是一个现实的不能跨越的前提。
    西蒙•波伏娃在她著名的《第二性》一书中,谈到现代女性的成长时就特别强调:“她们决定,在做一个贤妻良母之前,先要做一个完整的人。”要做好一个女诗人,与此同理。记得著名作家张洁当总被人强调为“女作家”隆重推出时曾激愤地说:“我干吗非得卖这个‘女’字!不亮出这字儿,我就当不好一个作家不成?!”的确,无论“女性视角”还是“男性视角”,都必须先具备一双“人”的眼睛。
    至于“性别导致了怎样的写作差异”,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在诗写中,性别的差异,永远不会大于个性的差异。作者首先要努力成为追求现代人格成长、内在丰富高贵、具备强大的个体主体性的人;其次,在表达上忠实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从而发掘出个体言说的独特性。那么,其性别意识的丰盈饱满自在其中,所谓“女性视角”、“女性意识”的表达,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写作差异”也将不求自来——不是追求与“男人”的,而是与“别人”的。

    二、我读你的诗歌感受最强烈的,是你十分关注现实题材,比如闻名遐迩的《打工的名字》等,关注底层劳动者;《我歌颂重和大》《说白》等,扫描透视社会病状。在诗歌和诗人越来越倾向于内心,倾向于自我的年代,这是非常独特的。你如何看待诗人的“责任”与“担当”?你追求的好诗是什么样子的?你最欣赏的诗人是?为什么?

    答:“向内”还是“向外”,只是诗写的不同路数,不同风格,这与能不能写出好诗没有必然联系,关键是看诗中的“个体主体性”(那个“我”)的强弱和品位的高低。我的作品应该是两种路数都有,比如新书《虹的独唱》中的第五辑“独白”,就是向内的私语式倾诉;第一辑“观察”、第四辑“行吟”,多是向外的社会扫描;而第二辑“女书”,则二者兼而有之……当然,向外的可能相对多一些。我认为,向内的自我倾诉不能过滥,一味自我抚摸以致成为自恋的表演;再者,就是那个“自我”是否有足够的分量、“倾诉”出普遍的人生况味与价值?但无论怎样,诗人还是要更多地睁眼看世界,这至少是一个健康人格的存在姿态所要求的,更是文学的道义担当和写作的意义所要求的。
    其实,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并非对诗人的特别要求,而是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合格的公民都应具备的。俄国的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就曾强调:“你可以不是一个诗人,但你必须成为公民。”既然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么就必须具有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只不过在方式上更多的是用笔。我曾在几年前《诗刊》介绍我的专题中表达过如此写作理念:“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诗,首先来自于他历万劫而不泯的率真与求真的健康天性;其次是超乎常人的敏锐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我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其中,我着意用“贴地而行”作“人文关怀”的定语,这是借用著名自由派思想家朱学勤的一个词,意思是要俯下身来近距离地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疾苦和呼声。我的《打工的名字》、《特区的她们》、《飘落的树叶》《深圳打工妹》等一批诗作,可以视作对这一追求的自觉实践。当然我自己感到这类题材还是写得不够,就我自己的关注重点,可能更多的还是放在对传统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文化的批判上,从而大力张扬人格尊严、独立思考和追求自由这一人的现代意识。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对爱尔兰诗人希尼的授奖辞说:对生存境遇的“细腻而又深刻的反思,以丰富的抒情美和道德与理性的思考深度,使日常生活提炼升华,并使历史得以复活。”我所追求的好诗,就是符合或接近上述写作理念、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生存真相和心灵病相、表达出人类共有的生存困境并吁求拯救的诗歌;我欣赏的诗人,就是写出这种诗歌的人——包括“记忆历史并为历史做见证”,富有道德激情、思想深度、丰美的意蕴和形式,崇高与优美的结合。具体在风格上我的爱好比较宽泛,不拘于某一类型。比如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主要诗人和之后的“不合作者”诗人,包括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杰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等;其他还有现代欧美重要诗人里尔克、艾略特、普拉斯、叶芝、米沃什、奥登、希尼、帕斯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这也关涉到翻译的水平,我珍藏的是乌兰汗即高莽的译本,很棒!),每读她的诗,都有一种深深的感佩——无论多么粗粝恶劣的环境、长久的暴政打击,都侵蚀不了诗人那颗优雅高贵的心。我常常为她、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精神气质中那种“苦难中坚守的高贵”而感动和震惊!古老的东方民族骨子里钙的缺失和人文精神的贫乏,很容易滑到自嘲自虐式的油滑、痞气,以及价值虚无主义和庸俗功利主义。一个不愿坚守与担当、不在乎自我形象,惟权是仰、惟利是图、惟物是拜的民族,何来高贵?苦难可以造就出悲壮和坚韧,也可以造就出鄙俗和卑怯——就看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作底子了。而这,正是俄罗斯文学艺术长久感动世人的奥秘所在。
    中国现当代诗人中,我比较喜欢穆旦、艾青、北岛、梁小斌、欧阳江河……女诗人主要有郑敏、郑玲、傅天琳、王小妮、娜夜、宇向……还有不少,不一一列举。北岛,在新中国诗歌史上无疑具有“现代启示录”的意义,其地位无法撼动。梁小斌,是如今诗人中罕见的、通过内省达到哲学高度的人(我始终认为,一个诗人如不将诗思与哲学打通,就只能是一个描红的工匠)。郑玲和王小妮的诗沉郁厚重又豁达朗阔,是那种在“骨头上行走”的感觉,而目下太多在表皮上滑行的诗。傅天琳的诗自然、澄明、通透,非活到高境界而不能为。娜夜多为短篇精制,其节制、跳跃技巧很高……而欧阳江河对于我来说,是最有认同感的诗人,早在22年前出席同一届青春诗会时,我就向他表达过这种“认同”和“仰慕”。也早有论者指出,就诗歌的思维方式而言,我可能比较接近于他的智性诗写路子。我的确一直很着迷于他的诗,其对时代“俯瞰”的思想能力,极强的观念性的抽象与概括力,直接面对“语言”(或曰“概念”)的“元诗”写作,在对事物归纳的更高更宏观层面上多层次地自由穿梭,大抽象、小抽象和具象之间的纵横捭阖,博大丰富而又不壅塞混乱,那真是对一个人思维能力极限的挑战。评论家向卫国曾将此路子命名为“抽象现实主义”而大加激赏。我想,欧阳江河的方式应该是我诗写努力的目标吧——虽然很可能永远达不到。

    三、前不久在北京举办的你的新诗集《虹的独唱》研讨会上,诸多评论家有一个共识,就是感到你超乎一般女性诗人的厚重与大气,以及求真意志的纯粹。吴思敬认为,你的写作对社会、人生和世界的思考深刻、全面而敏锐,对生命尊严的关切与对时代病相的批判达到相当的高度,具备了一个现代诗人的品格。张清华认为,你是一个关注大问题、善于处理重大主题,对自我、时代和女性身份都具有超越性的诗人,是一个难得的在民间抱有知识分子情怀的诗人。施占军提到,他几年前就在一个会议上朗诵过《打工的名字》,后来又读到《我歌颂重和大》《沙发》等代表作所表达出的高度与深度,使他对作者充满了敬意。雷抒雁则从漂泊者、病弱者的角度谈到你的沉痛之作《致乳房》所表现的开阖自然、厚重又犀利,并从你的整体书写看到一个表面冷峻、内心燃烧的深刻思考着的诗人……总之,大家对你作品在“认知深刻”、“思想厚重”以及“批判的知识分子立场”等关涉写作姿态和作品内容方面有着一致的肯定。那么,你是如何看待作品的“认知价值”、“思想深度”和“批判的知识分子立场”的呢?

    答:我之所以特别强调文学作品的“认知价值”(或曰“求真价值”),主要是针对当代文坛多年以来的一个乱象——有些诗人不经过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以求获得理性把握这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而只凭一己一时的小感觉写作,常以思维的浅薄和混乱冒充“朦胧美”,或以形式的花哨掩盖内容的苍白。须知,真正的大诗人,都首先是个有“头脑”的思想家;甚至仅仅具备道德激情的正直“心灵”,缺乏思想的高度,也难以企及写作的大气与厚重。所以我一直把“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诗写目标之一。关于这一点,评论家陈超在诗论集《打开诗歌的漂流瓶》中曾有明确的表达:“文学写作在强调‘心灵’之外,也要看重‘头脑’。”我的理解是,前者更多的表现出作家对世界的情感向度(需要向善的态度与热情),后者则表现出对世界概括的思想高度(需要求真的理性与冷峻)——此乃“大气”的前提。毫无疑问,真与善,是美的基础(这里主要指的是“内容”之美),面对大千世界,求真欲是一个健康人格的本能欲求;那么,它合乎逻辑地理应成为人类文学表达的基础价值所在。评论家敬文东曾倡导“诗歌伦理学”,他把“无发现”视作“不道德的诗作”;诗人西渡进而说:“伦理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学选择的正确与否”。他们都强调了内容先于形式的必要。我同意这个说法。求真意志所导致的不断“发现”,对存在、现象重新命名的能力,应是一个严肃作家的重要写作目标。
    思想深度,来自于作家顽强的求真意志、理性澄明的头脑,以达到对世界“认知”能力的不断增强。这不仅需要善于概括提炼直接经验(自身实践)与间接经验(他人总结),而且还需要思维能力的训练。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偏重审美与交流中的“感觉”、“意会”;处世做人上则要求“藏锋守拙”、“难得糊涂”;文艺创作上夸大形象思维而贬抑抽象思维(其实创作的发生过程简单总结可能是:经验感知——理性抽象——形象还原。熔炼作品内容价值的第二阶段“理性抽象”至关重要,第三阶段“形象还原”则是对它作为文学的特殊表达形式;但这“还原”也是多层面的,并非一定要还原最初层面的具体物象)……以及不求真理但求人情的“面子主义”,与世无争、虚静无为的“出世哲学”,驯顺忍耐、骑墙中庸的“苟活智慧”等等,这都与极权社会统治者数千年推行的“愚民政策”密切相关,使社会上长期充斥着压抑真理追求的“反智主义”、“蒙昧主义”。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多强调一些理性的敏锐、作品中多体现一些求真的意志,正是在这个特殊语境里“矫枉”所需要的反拨(我在这里并没有因此轻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它独特的“审美价值“的意思,但那是另一个话题)。
    青年学者余杰曾说:“文学既是一次梦幻之旅,也是对现实执著的关注和批判。”我很以为然。一个社会中,作家无疑属于知识分子的一员,理应具备“知识分子情怀”,即永远站在权力与强势集团的对立面,保持其前瞻性、先锋性和由此而来的批判性。一个坚持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其姿态就是“永不合作”;永远在为社会指出新的标高,鞭挞现实中相对落后的现象——此乃所谓“批判的知识分子立场”。一个从“批判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的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必然要回应时代的主要问题。比如在今天,不懈地揭示时代的生存真相和心灵病相,用文学话语权去解构并批判政治中心权力话语,这正是当下作家诗人所应寻求的最重要的“真”。

    四、在很多人眼中,文学在深圳应该是比较寂寞的?物质生活“爆炸”的另一面可能是精神生活的匮乏。你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坚持诗歌20余年,应该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你为自己的新诗集取名为《虹的独唱》,这个“独唱”,是否便有这样的感慨在其中?

    答:说“坚持20余年”,实在让我惭愧——我从1987年初秋参加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年底来到深圳之后,不期然竟中断了十余年的诗歌写作。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是常常被人当作“最红尘滚滚”之所在。这里向世人夸耀的著名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可见价值观的导向。当年曾有人戏虐说,在深圳介绍你是“诗人”,那肯定是在骂你呢!一个重视精神生活的人,在这里难免会遭遇价值错位的尴尬。从带着文学梦、懵懵懂懂闯进特区,我虽然没有在价值观上动摇过,但却在移民最初的艰难困窘和职业压力下(我当时刚刚患伤寒病危过,故比常人又多了一重病弱体质的艰难),不得已在漂泊中搁笔……直到1997年,我心中滋生出越来越强烈的怅然若失和拔出红尘的紧迫感。我开始“恶补”人文书籍,梳理10年来因快节奏的外在拼搏而日渐荒芜的心灵,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你是谁?你到底要什么?你如何要?2000年,我终于重新拿起笔,并不计代价地调整自己的世俗生存方式,以便轻装简从地回归到标志我生命创造力的诗歌。新世纪以来,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与多灾多难病体的夹缝间,我抓紧业余时间写作,在海内外媒体发表了数百篇作品,接连出版了诗集《刘虹短诗选》《结局与开始》《刘虹的诗》和文集《心城素描》等。曾有一位知名的杂文家,撰文称我为“深圳的精神现象”,他可能是感叹在特区太多人追财逐利的营营碌碌中,我回归“精神家园”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吧?
    说到此,就可以解释我的新诗集为何取名为《虹的独唱》了——其实最初的书名是《虹的绝唱》,请教吴思敬老师时,被他否了。他说,“绝唱”,要么是标榜大音“息”声,要么是暗示难以为继,都不妥(我用的正是后一个意思)。当时因为连续数晚失眠,心慌冷汗、浑身酸痛,情绪郁闷到极点,感到业余写作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这时脑子里突然就蹦出“绝唱”一词。后来改名为“独唱”,自然含有上文所述特立独行的“孤独”之意;但更多的还是指我一向的生存姿态与写作姿态——“独立思考,拒绝合唱”。
    取名“独唱”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正如陈超为此书写的评语所指:“在中国诗坛习惯于拉帮结派利益共享的诗歌场域中,刘虹却坚持个人化的写作和思考,她让写作成为了生存和语言的真实摩擦,实现了写作的真实感和紧张感。她成了无法被通约的‘这一个’诗人。”他其实是善意地点破了我是难入主流圈子的“边缘”诗人。向卫国在《论刘虹的诗》一文的结尾也发出过类似感叹:“……正是有了这样一系列的‘重’‘大’之诗,刘虹作为诗人的历史位置已然确立——我说的是:诗歌史。可惜的是,我们时代的诗歌现实只有两种:要么是精英化的技术主义,要么是民间化的口语主义,刘虹显然两种都不沾边。她独特的艺术品质,似乎注定了她作为一个诗人,只能独享时代的寂寞。‘重’‘大’的诗歌和诗歌的‘重’‘大’,都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中,或者被历史湮灭或者被历史认证……”也点明了我左右不逢源、一直靠边站的“孤家寡人”状态。
    被圈子拒绝或是拒绝圈子,也许客观上是一回事。说来好笑,8年前我刚刚恢复写作时,面对陌生的诗坛和生猛的圈子们难免眼花缭乱,也有过短暂的“被应召”期待,但很快就被嗅出是个可疑的“异类”。结果,如梁小斌20多年前曾自嘲的那样“当别人正准备抛弃你时,却被你抢先抛弃。”如此,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我都只能“独唱”了。如今,我应感谢这种“边缘化”,它无意间强化了我“不合作/不合唱”的写作姿态,并不断成全着我的写作“个性”。
    谈到“边缘”、“孤立”,不由得想起多年前一本重要民刊的《大地访诗人》专辑对我的访谈:“一些评论家认为你虽然不是‘热门’诗人,但是感到你的诗中坚持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因而难能可贵,比如俄罗斯伟大传统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对价值立场的坚守以及对生命意义的不懈追问等等……”这里的所谓“不热门”,亦可理解为“边缘”。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肯定不会、也不追求成为所谓“热门诗人”。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坐标上,我始终恪守“精神边缘主义”,不图见容于主流社会包括主流文坛,而是一意孤行地追求人类的终极价值: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我在10多岁当革命小兵时就已朦胧感到,“社会肯定”与“自我肯定”在我身上可能永难一致,而我更看重后者。无论生活还是写作,我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忠实于生活赋予我的真情实感,而不去关心声名“冷热”之类的问题……

    五、你认为诗歌在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答:这可能是一个双重伪命题吧?第一,诗歌被不断地边缘化,早已不在“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又何谈“起到作用”?如果硬要找出一点“作用”来,也许就是:它是用来区分识时务与不识时务、精明人与傻瓜的最明显的标准。第二,当代人的“精神生活”——还有吗?物欲无限膨胀,功利主义盛行,连标志着一个国家最浅显的文化现象的图书市场,许多年间都是满目实用与厚黑,以及感官刺激为特征的所谓“通俗文学”。
    而作为高雅文学的诗歌,一方面是越来越难以进入大众的视野——发表的园地越来越少,诗集能在出版社印行的简直凤毛麟角,基本都是自费出版。自从权力市场经济的大潮裹着人心,我们文化中原本就不多的精神高地迅速失守。信仰缺位,精神委琐,急功近利,人欲横流。今天许多人说起“我早就不读书了!”,“精神值几个钱?”口气满是自得与不屑,更不用说对现实中毫无用处的诗歌的亲近了。
    另一方面,不少诗作也无法亲近民众。其主动放弃了对现实生存真相的揭示和对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追求,也许是一个重要原因吧?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价值,包括“认知”与“审美”(这里指“文学性”)。不求真,使前一个价值丧失。而后一个价值如今也充满混乱——许多作品过于泛滥无度的“审丑”。诚然,审丑是审美方式之一种,但这里特别误区的是:一味“展丑”而并未进入“审”,缺乏理性与文明之光的照耀,展现的只能是与作者精神等低的地沟污浊。尤其有些作品中沉迷于对自我扭曲阴暗心理的自恋式抚摸、欣赏、赞叹不已,对世间的暴力、肉欲、蒙昧之丑细细把玩、咂摸、兴味无穷(这里不仅仅指诗歌,小说其实更严重)。一部作品如果连“品位健康”的底线都丧失殆尽,遑论审美价值?连常识都不尊重,又遑论认知价值?文坛上“反崇高”、“反意义”的论调曾甚嚣尘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绝于读者。

    六、听说你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所谓的“多灾多难”。这些肉身的痛苦对你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诗歌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答:体质不好,主要由于我生下来不久,就被我北京的革命军医父母放在了京郊的奶妈家;而奶妈没奶后给我喂了好久的米汤,从此体弱多病。南下广东后曾患伤寒病危;几年前又被多家医院怀疑为“初期乳腺癌”做了手术,自小就弱的体质连遭重创。尤其是少年时应征为中苏边境战备电台报务员,多年上紧张的夜班所导致的严重失眠症的煎熬,几致抑郁状态……多灾多难的病体,对于我业余写作的妨碍之大,自不待言。至少对我本已很少的业余时间是极大的耗费。
    当然,我也曾勉力发掘过病痛的“正面”影响。3年前,在广东省鲁迅文学奖颁奖时的获奖感言中我曾这样表述:我最后要感谢的,可能要让大家见笑——是我自己从小就不争气的多病体质。也许因为常常与病魔打交道,使我比一般人多一份生命之痛的深刻体验;从而对他人之痛、社会之痛也多了一份敏感,以及由己推人的关切与悲悯。保持对身体之痛、生存之痛、生命之痛乃至文化之痛的敏锐感,并由此发出对存在的形而上的追问,这正是一个诗人、作家写作的起点。我认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其创作的内驱力多是来自“疼痛感”。无痛感的写作,是缺乏心灵力量的。被大家赞誉的诗《致乳房》,我写于2003年初“疑似乳腺癌”动手术的前夜,应该算得上女性生命之痛的高峰体验之作。另一首同是写于2003年初、被海内外几十家媒体广泛转载的《打工的名字》,则来自对进城农民工生存状态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我曾在报社的新闻热线值班,经常接到打工者“呼救”的电话)……
    但,我绝不能矫情到说是“身体不幸诗家幸”。
    我和所有在深圳打拼的人一样,承受着职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员,我对存在的痛切感是充分“在场”的。身在物欲横流的特区,我却一意孤行地拥有诗歌——这个省察人生、升华压力的渠道。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说得好:“写作是证明自我的唯一途径”。的确,诗歌写作,是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存在的方式,也是我以决绝的姿态与世界相拥的方式;它顽强地证明着我的生命存在,且不断校正着我的感性与理性、外在我与内在我的失衡,使我葆有心灵的持续健康。同时,在客观上,我的诗写能对世上的真善美有所促进,至少有所吁求,这令我欣慰。在某种意义上,诗歌写作之于我,不啻为一种俗世的拯救;或者说,是在肉身沉重的俗世间心灵的飞翔。

          (2009年10月23日上海《文学报》记者金莹访问,刘虹整理)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