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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诗剧及社会秩序的思考 (阅读1848次)



走出学校,到社会上工作这一年,个人写作观念有很大改变。首先是放弃了许多理想化亦是虚妄的、属于自我添加的东西,另外也尽量避免一种自唐宋以来中国文学积累下来的语言的文弱以及以不确定的、阴性的植物和自然现象作为意象交织的积习,摆脱对表面文学色彩的迷恋和主体说话的犹疑、暧昧和患得患失,追求一种语言的坚硬、无色彩和简洁的力度(尤其受到先秦文本、《史记》和索福克勒斯戏剧语言的启发,但只是启发,还未构成影响的佳境),防止人们普遍认为的“诗意”对语言和情节的弱化和软化。

具体到先秦诸子的思维方式,儒、道两家对中国文学影响是最大也不断被提及的,但两者在思想史上的发展日趋姿态化和外在化(刻意的形成理想的“人”并且在理想的基础上构成现实的秩序,具有思想的完美性但缺乏世中的操作性,并且成为一种绝对的、可标榜的境界)。相比之下,以慎到、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说得问题更加现实,更加接近人之个体与群体行为的真实规律,且由于不具备外在的道德装饰而更加便于施行。这种现实感有人们理智上认同而情感上因其冷硬苛酷而难以接受的成分,却也正是无限趋近自然及社会运行规律的本质,诗歌与戏剧终究要解决问题、深入世界而不是制造温柔幻象、逃避生活。

具体到自己现在的生活,首先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是强迫型的、非此即彼的,这是非常无奈的事情,没有一种方式是对任何人都有利的,所以,如何建构一种社会秩序符合最大限度的让所有人都好并保持其稳定是极其困难的。如《孙子》中“奇(非常规打击手段,出奇制胜)”和“正(严格的法规和执行部署)”二者构成全部的战事内容(“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两人关系之间的非此即彼(利与不利)的集合、构成、交织、演化、延异构成全部的社会关系。每个人为了生存的有利并延续都要在一生中建立起有利的个人结构,集体的领袖则同时建立良好的群体结构并找到自身在其中的位置并维持后继者的延续性。但综观历史,每个人在这些上面都是尝试者,都像当代的实验艺术家,在发挥创造的同时更多运用着的是对前人方法的拼贴和置换。其中严重的问题也包括即使同样的人,不同时期所需要的是不同的,人发出的交流信息(语言、动作、表情等)在他人接收的过程中会产生或大或小的歧义,甚至比韩非子的“说难”更加具体、细微和生理学化,由此象征绝对、准确的“逻辑”则成了被人玩弄、改变以求得利益的手段,而此逻辑必须严密且温和,在建立对自身有利的场域的同时不可过度破坏与场域毗邻的他人的利益和逻辑结构,以免造成平衡的破坏和日后他人状态的剧烈变化对自己的反作用。建立秩序者的生活经历与“所有人”的经历相比都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其秩序的建立就注定有严重的倾向性和感情色彩。加之法律条文作为语言本身的模糊性,以及法律的执行和维护依靠的是人,而人本身就是模糊的,所以可能这样的秩序就注定是不可能成立的,是故每个人的秩序和人们建立的社会秩序都是其个人的一件艺术作品,像作品一样随着时代和人的变化而消亡,有些成为经典(《摩奴法典》就是很好的体现),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法律和政治制度都是很有趣的、带有文学性、艺术性的。

另外,在当代,文学批评和学院话语横行,而这些东西大多大而无当,不具有具体的操作性,而一点一滴建立起来而又作用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律法正是操作性的体现。而分裂的个体在关系中的统一正是其特点。而独白式的情境和乐园建构的传统已成为诗歌的弊端,首先我希望诗歌产生分裂,先显示出局部不产生关系时的样貌,就像极少主义艺术家唐纳德•贾德和卡尔•安德烈的作品中,排除外在的修饰、强调材质本身的状态,之后再使之产生关系,形成秩序。我希望诗歌摆脱个人的绝对性而呈现多种声音,希望我个人的多样性变成多个个体能在不同的声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产生关系,先寻找自身之内的问题的解决方案,然后转向自身之外的问题。这就是我尝试了两次对话诗并决定转向诗剧的尝试的原因,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好友王炜就彼此近期关注的问题的讨论受到的启发。

20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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