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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个欲望叙事者的诠释(评论,2008) (阅读2554次)



——阅读大康和他的小说集《狗男人》




    1、

    陕西,严格地说,是我有生以来去过的第一个外省。那是在1993年10月,我的组诗《远游》获得陕西安康“春蚕杯”中国诗歌大赛二等奖,大赛评委会通知我去陕西安康领奖,我欣然前往。从此,安康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我的记忆中,我和同时获奖的四川诗人龚学敏一同受邀畅游了安康的名胜古迹香溪洞等地,而安康本土画家诗人大康、未冬和美女诗人吴玲便成了我们最好的导游,更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也是他们陪我在安康度过23岁的生日,这也是我平生第一个在外省过的生日。生日之夜,我即兴创作并朗诵了一首抒情诗,震撼了当时在舞池中的男男女女。那一刻,我很感动,那么多陌生的朋友为我这个来自异乡的诗人,热烈鼓掌,导致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十五年过去了,我和大康一直没有联系,音讯全无,没想到,失去联系如此之久,竟在博客中再次相遇,让我大吃一惊:过去的那个大胡子画家诗人大康,摇身一变,成了学者大康,小说家大康。

    大康兄给我寄来了他即将出版的小说集《狗男人》电子版,小说电子手稿由十篇小说组成,长短不一。准确地说,十五年前,大康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他诗人兼画家的身份,留着山羊胡子,精瘦的身材,这种诗人印象,一直让我十分怀念,一直珍藏着他与我和诗人龚学敏一起在他的画室门前的合影。可是现在,我压根就不会想到他在多年以后写起了小说,而且还写得那么好,我更没有想到他大学学的既不是中文专业,也不是绘画专业,却是历史专业,现已得知他已经出版了一部历史专著《陕南历史与文献研究》。通过与大康的交流,我终于知道,作为诗人的大康,从1998年开始写小说,已成为他文学旅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2、

    大体上说,大康小说语言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欲望叙事与理性诠释相结合,相得益彰,绘画技艺中的立体感与色彩感,诗歌中的抒情意识与语言张力,在他的小说语言与叙事场景中随处可见,我想这与他早年的绘画史与诗歌创作史是分不开的,足以看出大康在小说之外的功夫,不是一般的小说家所能拥有。这些小说之外的功夫无疑有助于他更好地驾驭小说。作为一个曾经的诗人,一个业余画家,一个历史的叩问者,突然转型为一个当下的中国式的叙事者,大康的变异是让人吃惊的,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诠释”与“反对诠释”之间的关系来。诗歌与绘画是反对诠释的,而小说是接受诠释的,当然当代的小说更加接受的是叙事,现代性叙事。而大康由一个“反对诠释者”变为一个 “接受诠释者”,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答案就在于大康本来就是一个历史系毕业的诗人,历史总是离不开诠释,但是真正的历史是拒绝诠释的,诠释过后的历史,不再是元历史,将会丧失它本来的面目。在我看来,小说也是如此,小说的真相永远掌握在小说家的手里,读者永远不可能完全知道小说叙事的真相。小说家告诉读者的真想,那是一个想象的真相,一个假想的真相,一个暧昧的真相,在我们这个时代,更是如此,甚至我们作为读者,阅读到的更多的是一个若即若离的时代真相,仿佛与我们无关,与小说无关,与生活无关。

    然而,作为历史系毕业的大康,并没有把小说的视角转向历史的故纸堆,也没有在小说中建立起宏大的叙事感,他仿佛拒绝追求那种大红大绿的历史主义叙事观,向后眺望的姿态,他更亲近于建立在日常生活之上的人性叙事,形而上叙事。正如于坚所言:“中国的小说写得都太大了,野心勃勃,思想境界太过于叱咤风云、风尘仆仆了,缺乏人生中那些轻微叹息着的形而上部分。……中国当代小说给我的感觉是好像中国人没有生活世界,更没有来自人生和日子深处的古老的怀疑、无聊、孤独感、轻佻、忧郁……什么的。张爱玲曾经往这个方面走,但后继乏人。在这方面当代诗歌真是高它们一大截。”

    大康的小说《勾引者手记》,属于“他和她”的典型叙事范式,这种范式的小说主体就是性、欲望与情感的现代性伦理纠葛,这种纠葛往往又是与家庭、伦理、幸福、婚姻、情欲等元素关联在一起,而且这种关联具有一定的排它性,比如它同样是拒绝历史的、革命的、政治的、理想的、主义的生活情怀。“一个庸俗的诗人,想勾引别人的老婆,没想到自己的老婆也在被老外勾引”(大康语)。大康对我说,他在里面运用了很多“文本互涉”(即互文性)小说写法,里面引用的有布尔加科夫和卡夫卡的东西,还讽刺了保尔和冬尼娅。

    利奥奈尔•特里林( Lionel Trilling )曾经说过:“我本人通常将文学情境视为一种文化情境,将文化情境视为精心设置的、重大的伦理问题之争;这种伦理问题之争与偶然获得的‘个人形象’有关,而个人存在之意象与作者的写作风格有关:在表明这一点之后,我感到我就可以自由地从我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开始——作者的爱憎,他的意图,他想要的东西,他想要发生的事。”他在文中提及的“文化情境”、“伦理问题”、“个人形象”,均是与后现代性小说息息相关的理论元素。可是大康的《勾引者手记》,却也有效地映证了利奥奈尔•特里林那种既传统又坚固的文学情境观。事实上,我们可以理会到,所谓的先锋,其实来自传统,也就是我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所谓先锋,也就是周期性的传统回归”。然而,在我们这个现代性文化迈入启蒙的时代,我们的先锋小说在回归什么?在我看来,尚无回归可言。我们的先锋小说仍然处于西方经典小说的复制时期与训练纠合期,仍然没有一个小说家找到了他/她的小说方向与时代方向进行隐秘汇合的黄金分割点,他们仍然在他们各自的源头附近周而复始地徘徊,做着他们各自为政,占山为王的“圈地运动”式的小说之梦。不过,让我欣赏的小说家还是有不少,比如残雪、余华、莫言、张承志、闫连科、韩东、朱文等;但是,我更看好的是中国新一代年轻小说家的自省与努力,他们正在彻底地解构中国当代小说传承的时代病垢与惰性思维,这样的新小说家在我的视野中有陈希我、张万新、育邦、唯阿等。

    3、

    在大康所有的小说中,我一口气读完的小说很有几篇,《从水中出来》就是其中一篇。这足以表明,大康在小说中注入了让读者能感触到的小说叙事快感。这就意味着大康在小说中成功地表达了现代小说的故事性与可读性的结合。现在很多小说家,喜欢一味地去玩弄写作技巧,尤其是盲目地追求卡夫卡式语言风格的小说家,在叙事的过程中,总是多少会给人一种压抑,彼岸无边的感觉。事实上,我要警戒那样的小说家,卡夫卡是难以模仿的。大康的《从水中出来》,不禁让我想起了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上来透口气》,从这两篇小说的命名上来看,倒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大康在小说中写的是一个近乎幻想的故事:一个人,淹死了,有人不甘心,从水中出来,上岸复仇。这样的故事对于中国式小说读者来说,并不觉得新鲜,但是却也着卡夫卡式的荒诞,但是大康小说中的语言叙事方式在我看来,明显受到了西方意识流小说与新叙事小说的影响:

    她穿好衣服后,回头望了我一眼(似乎想告诉我她要干什么),然后走向码头的一个夹角——那儿,江水正伸出疯狂的舌头撕咬着码头的沿壁,溅起了一拨又一拨的浪花。她的长发湿漉漉的,软软地铺在穿着白衬衫的背脊上,身体随着走路的姿势,飘出了优美的线条(我似乎听到了一支欢快的钢琴曲)。在夹角那儿,她找到了一根拴船用的水泥石柱,坐了上去,两条小腿自然下垂,脚尖几乎插进了江水里。我非常坦然地走近她,再也不像过去那么忐忑不安了,竟然不敢正视她,更不要说说出心中的话了。你就是练习了多少遍都于事无补,到时候它还是像个哑雷冲不出喉咙。我浪费了多少机会和时间啊。而现在什么都晚了。

                                           ——《从水中出来》

    她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趾高气扬,屁股上长了一条傲慢得遮不住屁眼的尾巴。她钻进楼前的车棚,去停那辆坤车。车棚有漂亮的红色支架,有泛着阳光的绿色顶篷。她的风衣在红绿辉映的车棚里燃烧,仿佛夕阳的碎金落进了波状的江面。她弯腰锁车的动作带出了诗意,令他产生了飘拂之感;而她回转身来,挎着菜篮走过来的身姿,又令他想起了哈叶兹的那幅名画《路得》——此刻,她成了他的新娘,他迅速地为她写下了几行情诗……

                                          ——《勾引者手记》

    它突然睁开眼睛,目光上扬,眼神里带着充足的水气,它没看我那张老脸,而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胸脯。女人的胸脯啊,此时领口大开,露出了里面圆润而柔软的东西。它不像是雷诺阿式的艺术家,更像一个戴着老花镜的学者,沉溺于自己研究的迷宫。它的目光里没有色情,而是一种久违的欣喜。

                                          ——《狗男人》

    在大康的小说中,以上这种精彩叙述,随处可见。我想,这种叙事的能量得益于他写诗的灵性,也得益于他作为一个绘画爱好者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大康的叙事技巧与当下中国所谓的先锋作家的叙事手段还是有着明显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来自于大康对大陆作家的陌生化,这种陌生化导致读者对大康叙事技巧的陌生化。大康的小说叙事观念无意识地打破了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19961)中提出“真正的小说必须是写实的”、“一切作者都应该客观”的戒律式观念。尽管小说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修辞”形式,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新叙事小说的最大意义正是在于它自觉集成的广泛参与性:隐形读者、叙述者、旁观者、小说人物、读者、历史的再叙者……他们之间的审美距离与社会、人生理想的差异性形成小说要义上的互补。在我看来,小说与其它的文学体裁相比较而言,就在于:小说始终坚持的是一个“局外人”的立场。哪怕是自传式小说和我叙事小说,也不例外。大康的小说叙事中,夹杂着大量的诗意陈述与性话语的戏谑,这些叙事手段无疑丰富了他的小说语言的张力与阅读快感,甚至从大康的小说中我也读出了他个人的社会伦理与人文传统的寄托与守望:

    那时我是一个迷人的少女,手中经常捧着诗集,我迷恋于兰波、普希金,现在想来,真有点笑话的意味。其实我们每个人,曾经都是笑话,是青春和理想把我们变成了笑话。生活会矫正我们,不过得付出惨重的代价:有时是青春,有时是肉体,有的是心灵,有时是整个一生。我这样说你不反对吧?
                                             ——《狗男人》


    我赖蛤蟆似的摇摇头,把自己扮成一个跳梁小丑——一个现代的唐诘诃德和唐璜。我多么希望他们的时代能够再生呀。我轻启嘴唇,唱出那首古老的俄罗斯歌谣:“我投错了娘胎,我要唱出我的悲哀,我希望亲爱的妈妈,一切都能重来……”
                                             ——《勾引者手记》



    4、

    大康的小说叙事策略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对欲望叙事的解构与运用。我不同意已故的陈文超先生在《欲望的重新叙述》一书中提到的说法:“在固有的文化模式中,性是一个禁忌,属于‘兽欲’,极端形而下”。这种意识形态并非如他所言,“长久地统治着传统叙事”。我们从唐宋明清各个时代的志怪小说和俗世小说以及中国古代宫庭画卷中,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文人在很多个时期对性的态度是开放和包容的,这种现象并非中国古代文化所独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艺术中依然存在着一种对灵与肉的崇拜。只是这种欲望叙事到了宋代,由于受到理学的禁锢,中国古代文人的欲望叙事开始有所收敛,转而开始将欲望叙事融入了对现实的麻醉、幻想与逃避的性意识实践,因此在宋代以后,文人纳妾纳妓成了一代性政治时尚,正如当今的文化幕僚包二奶如出一辙。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无疑是性政治文化与俗世欲望叙事相结合最完美的典范。大康的小说《勾引者手记》表现的却是当下一部分心智不高的文化人的这种文化伦理心境,大康在小说中对这种文人心境的解剖,采取了超现实的欲望叙事方式:

    ……我们首先听到了一片嘈杂的脚步声,接着看到了一群嘻嘻哈哈的小青年围成一个圆圈,把两条狗圈在了中间。两条狗的屁股对着屁股,像在拔河似的。那条花的,显然是条母狗,此刻,它前腿刨地,后腿就像两根直楞楞插进地里的棍子。那条黄狗,由于被花狗拴得太紧,显得狼狈不堪,张大的嘴巴吐出了舌头和白沫。小青年们伸长脖子,拉长了嗓音(比五四青年的呐喊还要卖力):“拉呀,老黄,拉呀,老黄……”接着是节奏一致的跺脚、鼓掌、哄堂大笑、赞不绝口的啧啧声、嘘嘘声、唏唏声、投错胎时的感叹声:“妈的,要是我是畜生多好,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性交……”

    不过我认为,大康在小说中表现的欲望叙事,与韩东、朱文、北村等人的欲望叙事,还是有着区别的。1998年,韩东、朱文在《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中,对传统性意识形态话语和现存的文学秩序提出了挑战和质询。他们二位实质性的欲望叙事挑战的小说典范就是《我爱美元》(朱文)和《美元硬过人民币》(韩东),可谓是一唱一和。韩东说:“我们的文学图景应该在一个宽广的背景上展开,其标志就是脱离了正统的意识形态的奴役,从从属的地位中解放出来”。韩东、朱文的觉醒,意味一代人的性文化意识形态的觉醒,意味着中国性政治文化的觉醒,这种觉醒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的。在很长一段时期,他们的叙事核心就是“性”或“性政治”,这构成了他们文学叙事的动力,从而中国当下意识形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无异于结集了中国1989之后的一次文化浪潮。

    大康的欲望叙事更着重于体现“叙述者”的欲望关怀与彼岸救赎,在大康的小说中很难看到“性政治”符号的隐喻征象,倒是会出现对经典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解构与反讽,比如他随手将“保尔”、“堂吉诃德”、“冬妮娅”、“美狄亚”、“于连”、“兰波”、“普希金”、“弗洛伊德”等这些虚虚实实的文化艺术中的人物替换为一个个为己所用的欲望叙事符号,无疑增加了小说叙事的趣味性与荒诞性,甚至大康在小说还大胆地把“狗男人”的堕落意识设想为是“诗人与狗的交配”。《苍蝇》中的欲望叙事特征则表现为,一个美院学生的青年时代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进行无望的挣扎,如何掉入一个虚空的“欲望与性”的陷阱。在我看来,这是一篇怀旧式的叙事作品,有着作者精神、爱情层面的诉求、理想主义的岁月追述。这篇小说,大康在对“苍蝇”的叙事构思中,还融入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让读者阅读之后,会产生一些忍俊不禁的感觉:

    ……我大声喊着,泪水像小河一样,湿了她的衣裳和肌肤。当我睁大眼睛,试图再次看清她时,却惊人地发现:我滴在她身上的眼泪,竟变成了一群亮晶晶的苍蝇……

    5、

    大康特喜欢外国作家,不大喜欢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这是一种个性化的偏执,这种偏执在中国读者中不占少数,而且在一些不大出名的中国先锋作家中也不是少数。大康喜欢的作家主要有库切、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布尔加科夫、纳博科夫、君特•格拉斯、索尔•贝娄、厄普代克、保罗•奥斯特、卡佛、埃梅、博尔赫斯、契诃夫等,平时大康也醉心于哲学,对希腊哲学家作家比较熟悉。从大康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受到这些“大师”影响的痕迹。他的个人文化理想与其所坚持的文学精神,以及独立知识分子情怀,与我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正是这种相似性和十五年的友谊,成了我提笔在短时期内完成对大康小说进行全面阅读与诠释的动力,甚至是“胡说八道”的动力。




                                         2008.8.31黄石,牧羊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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