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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2008中国70后诗歌论坛”上的两次发言(2008) (阅读1831次)









江雪:首先,我想到一点,由诗人广子、梦亦非发起的此次70后诗歌论坛活动,实行AA制有点意思。它肯定让中国极大一部分在体制内混惯了的诗人产生了一些感触,AA制颠覆了他们的想法和诉求。我刚才,听了白鹤林的发言,有一个观点我认为,一个诗人应该具有反观时代的敏感度,包括如何洞察、解构政治中的人性。如果诗人不关注他的时代、社会与政治中的人性,一味地在个人的生活场景、自然风景中去自我抒情,自我陶醉,一定有问题。在我们中间,一些具有社会历史感与悲悯情怀的诗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谈论政治与时代的关联时总会有所保留,但他会用他能够奉献的一切来切入这个时代,并做出牺牲。我的经历可能一些诗人朋友不太了解。由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遭受监控,直至20世纪初解除,其间我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将近八年,2003年开始复出,开始体制外写作与艺术创作。我是在1987年开始诗歌写作并发表诗歌的,1988年成立荷西诗社,并创办民刊《荷西》(共5期),随后创办《解决》(1992,共1期)、《声样》(1997,共1期)、《后天》(2005),目前坚持下来的只有先锋文化艺术杂志《后天》(已出3大卷)。我早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几乎全是发表在民间报刊上,比如《科学诗刊》、《扬子鳄》、《面影》、《白鲸》、《锋刃》、《故乡》、《魔岩》、《第四代诗》、《野外》等,再就是《今天》、《平行》、《不解》、《界限》、《滑动门》等网刊。由于我出道较早,导致国内很多诗人与读者一直以为我是出生于60年代的写作者,甚至把我跟出生于60年代的南京同笔名的诗人搞混。另外,国内众多70后诗歌选本和70后诗歌评论均没有涉及我的作品,这也许是我个人历史的原因导致诗歌个体的缺席,当然这个并不重要,每个时代所有的诗人都会面临自生自灭这个历史规律。诗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思考的重要问题。我和我交往的70后诗人们,其诗歌背景曾经在很长一段的时期,被遮蔽在六十年代诗人的诗歌美学阴影之中,那就是我们生不逢时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思考诗歌写作对时代的关怀,对理想的关怀怎么实现,是非常复杂的。这些年,参加这样性质的会是第一次,别的诗会我大多拒绝了。这个会没有功利色彩。这是大家的事,我们的事,可以坐下来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可以碰撞出许多火花性质的东西来。我克服许多困难来参加这个会,我的职业让我难以请假。我关注的诗人,是对这个时代社会具有强烈的焦虑、忧患、道德意识的诗人,对自然与生命充满宗教般的虔诚与敬意的诗人,同样,我对这样的诗人也充满着敬意与虔诚。当下社会的深层苦难与生存背影已经在逐渐模糊我们的生活视野、文化视野与历史视野,一个大时代的理想远景离我们越来越远,那仿佛就是我们眺望中的海市蜃楼。现实中,我也看到了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一批努力凸现政治中的人性、追求自由精神、追求内心灵魂的诗人。关注时代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诗人越来越少了,关注人类灵魂历炼的诗人也越来越少了。这种理想,在70后诗人中间,还有一批在努力,在挣扎,到了80后,就少了,当下文化开始出现大片大片的荒凉影像,混乱,浮躁,裂变,恶搞的痕迹,太过明显。现代性人文传统精神在加速丧失,加速偏移,整个中国文化艺术领域陷入精神裂变的新维度。下面,我谈谈对70后的看法。我的内心比较复杂。这一代诗人中的前几年出生的诗人比较接近六十年代中后期诗人。那末,从哪里来判断“70后”这个概念?从代际?还是从作品?76年以前出生和诗人观念与76年以后出生诗人有很大差异,为什么要捆绑在一起来命名呢?我认为76后诗人与80后的诗人更接近。我做《后天》时,不提“70后诗人”概念,而是用时间代际的方式来操作,“1970—1979”,也就是通过诗歌文本的方式对这十年中出生的诗人的作品进行一个总结与回顾,而不进行诗理上的命名,因为如果命名他们为“70后”,显然有不成立的一面,因为76年以前出现的诗人与76年以后出生的诗人总体分析,差异太大了,无论是从文本上,还是从诗歌精神上,还是从其生活观念、文化观念上,普遍存在差异。只有极少数的80后诗人的文化背景与个人学识,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并保持敬意,而更多的80后诗人在集体式地丧失中国现代诗人的人文传统,也在丧失时代历史感,却又在加速“口语诗歌”、“口水诗歌”的死亡速度。“口语诗歌”根本不成立,这是一个伪命题,只有“口语”一说,我反对“口语诗歌”一说,“口语”充其量仅是一种诗歌赖以生存与普及的有效元素而已。但70后诗人大部分具有人文关怀与情结,这就是一种诗歌传统的坚持,是积极的文化理想行为,决不是消极的,更不是反动的。我认为,所谓先锋,就是一种周期性的传统回归。最后,我想说一点的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的杰出诗歌和杰出诗人,其实都是与政治中的人性,或多或少有着因果关联的,社会就是政治,对,“生活就是政治”(赵卡语),无法逃避的。诗人是时代的镜子,就算镜子一旦破碎了,它还会成为一块块碎片,散落人间,成为一把把可以插入大地心脏的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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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两种文本,一种是当下文本,一种是未来文本。这两种文本都可以确认一个诗人。也许每个时代的当下文本确认的诗人很快就会消隐,甚至消失,比如说,徐志摩、郭沫若、汪国真等,谁能肯定现在红极一时的诗人,能在五十年后、百年后能继续暴得大名呢?诗人名气的大小与历史的感召力不是一时能确认的。有文化历史资料显示,在唐朝,诗人王昌龄的名气是很大的,而诗人杜甫的名气则一般,与诗人李白更没有一比,甚至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他怀念李白的诗,却难看到李白怀念杜甫的诗。到了宋末明初时期,杜甫才开始受到人们重视的,“李杜”才开始并驾齐驱。如今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李白的名气依然大,王昌龄的名气小了,杜甫的名气也大了,杜甫的诗歌最终经受住了历史与时间的考验,而成为一种未来文本。十年河东,百年河西,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我从来就不会考虑我的诗歌是否会被当下文本所肯定和确认,能否进入文学批评家的视野,那不是我操心的事,我只想安静地写作,清贫也好,平富也好,均为这个时代而写,为理想而写,为朋友而写,为生命而写,在云中漫步,在水底思想,挺好。我做《后天》也是这种想法,首先为大家提供各种当下尽可能优秀的文本,优秀的文化艺术蓝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几个,不,哪怕是一个,半个,能成为五十年后、百年后甚至千年后的杰出文本,这就是我做《后天》杂志的努力所在,也是“后天”的旨意所在。我曾在2005年提出“后来写作”,也就是指一种当下无为的写作理想。


                                       2008年8月16日  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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