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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耻者手记 (阅读1862次)



                              羞耻者手记

                                                            李森

1.写诗

写诗是跟自己过不去,偏偏还要写。因为自我的堕落(从上往下陷)是随时随地、难以遏制的。写诗,就是对自我堕落的反抗。反抗是快乐的,痛苦是反抗之后的无意义之虚无。
一个有点智慧和情操的人,恐怕都有点痛苦,也能享受点欢乐。有人喜欢政治,有人喜欢赚钱,有人喜欢写诗,哪一行都无可厚非。写诗是高尚的劳动,但不是最高尚的,因为没有最高尚的。诗人常常顾影自怜,觉得自己很不得了,好像别人都欠着自己的一笔债。写了几首好诗,有了点名声,心里就产生了对社会、对他人索取利益或地位的欲望。这种心态非常可笑。可是,这种诗人是很多的。这种诗人不是对自我堕落的反抗,而是对自我欲望的包装。我很不喜欢这样的诗人。我随时都警惕自己成为这样的诗人。诗人是要爱惜羽毛的,但不是自己在身上粘贴羽毛。诗歌史是作品写成的,不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当然,诗歌史常常受到 “羽毛粘贴专家”的影响,所以,诗歌史在其发生的当下就已经失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由于欲望、利益驱使下的“运作”遮蔽历史的本真,是故真正有意义的、创造价值的批评,就是“拔毛”——拔下“羽毛粘贴专家”身上的“毛”。这样的批评耗尽了许多智者的心血和才情。这样的批评家在任何时代都很鲜见。批评家也要对自我的堕落进行反抗。这样的批评家在哪里呢?
2.我是诗歌憨包

很多时候,我都忘记了自己还会写点诗,也想不起自己的诗人角色。这种感觉在2005年的前八个月非常明显。在这八个月里,我一首诗也没有写。到了九月初,我才突然发现我竟然连续八个月没有写诗了。这一想,心里就痒了起来,连续写了21首。在没有写诗的时候,我写动物寓言。写人不好写,就写动物。写动物的好处是,它们不知道我把它们折腾得面目全非。反抗堕落的方式是多样的。作为一个教书匠,我还要写些评论,搞点研究,以防哪天被学生炒了鱿鱼。当然,我相信炒我鱿鱼的学生(如果有的话)不是那些敢于反抗堕落的人,有羞耻感的人。敢于反抗堕落的人、有羞耻感的人太少了,而那些对自我的反省缺乏批评能力、对他人的创造力毫无兴趣的人则成群结队。他们是多数,多数是可怕的。他们不喜欢诗歌,对其他艺术形式也兴味索然。在上课时,我常常感到,我是个诗歌憨包。憨包可以被聪明人的目光审视,但不需要被尊敬。在这个世代,这种状况已经没有了羞耻感的悲哀。相对我这样的诗歌憨包来说,我发现当代的大学生们几乎都是些聪明人。他们交了学费是来买知识的,我们必须立竿见影地兑现谋生之道,指引他们通往目的的捷径。我这样的人无法给他们指明生活的方向。

3.文坛如戏坛

对自我堕落的反抗会创造新的自我,也会使自我更加堕落。对自己和他人而言,不是任何写作都有本真的意义。许多写作者是很残暴的。在残暴的写作者笔下,语言的暴力性质被超常发挥和利用了。就这一点来说,写作还不如不写,对自我的反抗还不如不反抗也许更人性化。
所谓传统的语言暴力还没有偃旗息鼓,所谓先锋的语言暴力又开始了。文坛如戏坛,诗坛是戏坛中的戏坛。诗被称为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最美丽的花朵,因之,在所谓的诗坛上,语言暴力的交锋也最残酷。诗人比小说家更喜欢排座次即是见证。爱搞语言暴力的“坛”上,是很像个“语言黑社会”的。诗坛是个光骨头,没有什么肉可啃,却不能平静。伟大的诗是坚韧而平和的。只有渺小的诗才烦躁不安,缺乏教养。

4.伟大的游戏

所谓的对自我堕落的反抗,只是一种态度,它不是写好诗作的充分必要条件。伟大的文学,是将语言的暴力转化为美的游戏。伟大的游戏是谦卑而自在的。伟大的游戏没有具体的目的,游戏就是本身或叫本质。心灵在哪里呢?心灵不一定在这种游戏之中,但可能守候在这种游戏的旁边。因为游戏一但开始,心灵可能就失去了控制。游戏超越心灵正是游戏的迷人之处。美的游戏是心灵的一个象征,反过来,心灵也是美之游戏的一个象征。在所有哲学家中,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是最懂得这种游戏的一个人。很少有哲学家喜欢美国西部电影,可是维特根斯坦喜欢。也许还有后期的海德格尔,他试图抛弃形而上工具理性的语言暴力。维特根斯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论述了哲学和诗共同的游戏品质。我听见美国西部电影的马蹄声在维特根斯坦的心中响起,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夕阳下的山谷伟大而庄严,那也是光和影,空间和时间构造的游戏的一幕。

5.美是难的

柏拉图说,美是难的。诗也是难的。诗渴望接近心灵,而心灵却与诗无限陌生。可是,什么东西与心灵最亲近呢?还是诗歌。
有人在写诗,有人被诗所写。这是常识。写诗的人往往比被诗所写的人更痛苦。写诗的人发现了心灵与语言游戏的隔阂,而被诗所写的人,却通常将诗与心灵混为一谈。写诗的人被游戏感动,被诗所写的人被诗的隐喻感动。因之,诗能成就人,也能搅乱人的心灵和心智。许多人被诗歌毒害,要么自大到残暴的程度,要么自卑到卑微的程度。莎士比亚、歌德这样的诗人,是能控制语言游戏的人,而那些自杀的天才,一般而言都是诗性“暴力”的失身者。两种人都能写出伟大的诗歌,这是肯定的。伟大的诗歌是有羞耻感的人写出来的。

6.诗人变成了生意人

在不同的时代,诗人的境遇不同。自古以来,诗人从来没有像当下这样被边缘化。知识的所谓爆炸,知识经济的崛起,创造了工具理性的一种可怕的集体心智。程式化、项目化、工具化、体制化的生活,成为集体心智的空间结构。而另一种诗性的心智空间,被挤压得难以呼吸,甚至无地自容。在公共场合和日常生活中,诗人的角色几乎成了笑料。只要有人介绍某某是个诗人,许多人就会投来异样的目光,欲笑又止。在许多“正常”人的眼里,诗人就像疯子,不食人间烟火。到底谁是可悲的呢?日本现代诗人萩原朔太郎(1886——1942)曾经写过一则笔记,叫《现代诗人》,写得入木三分。萩原说:
浪漫派诗人是骑士。象征派诗人是知识分子。现代诗人则是布尔乔亚(商人)。
浪漫派诗人们,脖颈上总绕着一圈褶襞,穿着华丽花哨的绸衣,腰间配着细身的长剑(这是他们的摩登),还跪在恋人面前,海誓山盟爱的忠贞。然后他们拔剑出征,与封建制度、高压政治的外敌交锋厮杀,为了文化的自由与正义,作为一名革命先驱而鏖战。他们是唐吉诃德式的典型。
象征派诗人们,则蓄着忧郁的长发,身着丧服般的黑衣,总是沉溺在深刻的怀疑忧虑之中,怀抱着沉甸甸的哲学书籍漫步(这又是他们的摩登)。他们既非布尔乔亚,也非贵族,而是呆在封建制与资本制中间做着有气无力批判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没有意志的无限怀疑者,即哈姆雷特那样的典型。
最后是现代诗人们,他们头戴轻软帽子,身着时髦西装,像公司职员又像商人,总在兜里别着自来水笔、戴着手表、系着围裙走道儿,一副新摩登派头。他们既不恋爱也不怀疑,代之而来的,是机械式的全部事务化。他们是典型的商人。
在现代,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已不复存在。只有在瓦雷里的那句“诗即数学”里,时代情操的影子朝人们作出这样的暗示——“诗即生意的算盘”。

在当下,在所谓的诗坛上,诗已经丧失了诗的优雅和尊贵。多数诗人已经变成了生意人。这是因为,所谓的后现代,是个生意人的时代。作为诗人的生意人,最害怕自己进入不了文学史。于是,生意人们开始为文学史的生意摇旗呐喊。当然,作为诗人的生意人,是不会承认自己是生意人的。他们要把消解崇高精神的行为,作为理论来贩卖,为自己的诗歌生意获得说法。诗人沦为了生意人是多么可悲呀。知识爆炸,使生意全面开花。诗人却被炸得粉碎。也许还有不是生意人的诗人吧。我想是有的,肯定还有活着的。

7.忙碌与诗的堕落

诗人是语言艺术家,这是个常识。人们在使用语言,可是,诗人往往被那些使用语言的人抛弃。因为诗人的语言是有难度的,当代人已经不习惯语言的难度带来的审美张力。因此,当代人的心智越来越堕落了。当代人已经听不见《诗经》中“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的呼唤了。当代人因为忙碌而关闭了心灵。人人都在忙碌,这是一个时代张扬自私品行的表现。忙碌到底为了什么?人性的欲求太膨胀,导致人性中诗性的堕落。
在当今世界,国际空间和私人空间都笼罩着竞争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诗的空间何在?竞争的核心是利益。人人都讲利益,各种各样的心态和行为支配下的利益。与他人竞争甚至掠夺他人的利益是人性的主要弱点,现在的世界,这一弱点被无限扩大了。在以竞争为核心的利益世界中,诗人何其渺小,诗何其无助。悲夫!
只重知识,不重人文,知识就是暴虐的。我想念几句诗,没有什么意思。只想感觉一下诗的节奏之美。就念《何人斯》吧:
彼何人斯?其心孔艰。
胡适我梁,不入我门。
伊谁云从?维暴之云。

二人从行,谁为之祸?
胡适我梁,不入唁我?
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8.诗人失踪

诗人首先是个人文,没有了文人,也就没有了诗人。诗人失踪了。诗人和诗是同时失踪的。我们要寻找诗人,到哪里去寻找啊?第一种人,是去古代寻找,言必唐诗宋词,李杜王维;第二种人,是在当代寻找,寻找那些惺惺相惜的人;第三种人,是自己创造诗,在自己心中寻找,寻找诗人亘古不灭的诗性和意志。第三种人,是真正的诗人;第二种人,是卓越的文人,文人从来都是与杰出的诗人站在一起的,优雅的人都会站在一起,惺惺相惜;第一种人,是大多数,是一些百无一用的书生。迂腐的书生,是知识的工具,多数还是知识的奴隶。他们被知识搞得晕头转向,不能自拔。先接受什么知识,什么知识对他们灌输得多,他们就对什么知识信以为真。由是,书生们的心中就有了知识的模式,知识的套路,他们全部的心灵内涵就被定格了。这样的书生与诗无关,天生地排斥诗歌。

9.诗挣脱知识飞翔

广大无边的智慧,有一部分会沉淀为知识。诗的知识堆积如山,可是,真正清新可感的诗歌,是挣脱知识飞翔的。像桃子和梨一样,生长在树头,重新被看见,重新发现了光和影,发现了陌生感,诗才出现。诗穿过事物,超越事物。但这种穿越是一种心物相应。大连有位女诗人叫苏浅,她有一首诗叫《隔壁之远》:“邻居在另一扇门后面 / 邻居在自己的锁里 / 邻居从不使用我的钥匙 / 只在薄薄的相遇与陌路之间 / 与我隔着墙 / 仿佛苹果,挨着梨”。挣脱知识需要比喻,需要隐喻。诗没有隐喻和比喻是不可能的。因为诗无法言说自身。有客观主义的诗歌,但没有客观的诗歌。所谓客观的诗歌,只是一种梦想。客观,本身就在语言能力之外。诗言说的事物,与事物无关。但是,诗依靠事物而飞翔。

10.单个的事物

在自然界,单个的事物自我呈现。可是,这只是我们观察事物的一个角度获得的常识。如果要追根究底,转换各种角度观察,事物是不可能单独呈现的。一棵树,它必须从大地上长出来,立在大地上;必须是某个空间中的一棵树;必须依赖阳光的照耀、雨水的浇灌;必须是那个品种的树的形式和特质。一个石头也是如此。凡是具体的、单个的事物,必然既是单个的,又是种类的。既是共相,又是殊相。柏拉图早就知道这一点,因此,柏拉图是个诗人。在诗中,我们总是努力把单个事物呈现出来,变成特立独行的一个。这是一种伟大的工作,可是,那个共相的,那个使之呈现的背景,总想把它拉回到普遍属性之中。这种对抗产生了力量,产生了哲学,也产生了诗。
人也是一样的。我说过,教育就是要把单个的人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保持人性中的完美形式。而世俗的力量,总要强制把个人拉回到群体之中去。在群体中,俗人获得了安全感。教育何其悲哀也哉。这又是另一种力量的抗争。这里也产生了诗。从这个角度讲,智者,有良知的人,都是诗人。

11.悲悯

所有的好诗都有悲悯意识。有的是狂风暴雨般的颂词,有的是阳光雨露的悲歌。当旋律嘎然而止,如果没有悲悯的沉默,就只能说明,要么诗不存在,要么心灵不存在。悲悯是愉悦的前提,没有悲悯的愉悦,是一种动物性的愉悦,与优雅的人性没有关系。只有悲悯的意识,才能产生修美的人格。悲悯情怀是一种最高上的情怀,小生意人没有这种情怀,政客没有,地痞流氓更不可能有。西装革履的地痞流氓,只有从他们做事的具体细节中才能看出来。世人当细察之。他们不但没有悲悯情怀,而且用各种说法,各种冠冕堂皇的行为践踏悲悯情怀,扰乱人心,使人心丧失本真的淳朴。萩原朔太郎有一则笔记叫《战败记》:“善写战胜记的人,总是政府的御用史家。善写战败记的,则一准儿是诗人。说来倘不是诗人,谁又能知晓败北的意味深长的悲哀呢?”

12.可怜的诗人

最可怜的诗人,是想通过写诗获得别人承认的人。如果仅仅只是图个虚名,也可以理解。如果想通过写诗获得荣华富贵,那么写诗无异于作恶。写诗是个人的事情,而要做荣华富贵的梦,则要处心积虑地从社会,从他人那里索取。索取者们先要索取名声,这个过程已经是很残酷的了。索取了名声之后,还要索取别的,就更加可怕。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人白白去索取的。有了索取的利益之心,但不能如愿以偿,于是,可怜的诗人们,就怀才不遇了,就开始变态了。变态的形式之一种,就是骂自己的同类,因为骂别的人找不到理由。这种行为无异于骂街。因此,诗人好不容易获得的一点优雅与尊贵,就这般尊严扫地了。
还有一种可怜的诗人,是太执著,太在乎诗的人。太在乎诗,也是一种索取。诗歌偏执狂,离疯子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最可敬可爱的诗人,都有健全的心智,有符合常识标准的道德和良知。这样的诗人是优雅的。这样的诗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以点点滴滴的行动、而不是高谈阔论,诚实地去参与社会劳动。如果没有这一点品质,诗人所有的豪言壮语都一文不值。

13.思想

伟大的思想与诗人朝夕相处,但从来不干扰诗。思想中有一部分是知识,它要是干扰诗,诗就会枯萎。可是,智慧是催生诗的。智慧是浑沌的清晰,诗也是浑沌而清晰的形式。就像阳光下的一块岩石,它兀立空中,一只鹰使它更加清晰。但它本来就在那里,在鹰离开之后,仍然在那里。我说出了这块石头,说出了鹰,还有空洞的座位。

14.谁不配领工资

学院派的研究者很少阅读作品,他们靠抄袭别人的评论教学。既糊弄学生,也糊弄自己。在学院派教授们那里,只要掌握了几套理论框框,就可以去套天下的作品了。这种时尚导致人文丧尽,批评凋敝。很奇怪,学院派文学教授研究古今作家、诗人,可骨子里却不喜欢作家、诗人,特别对当下的作家和诗人有种天生的反感。有许多教授公然宣称,自己不懂诗,特别是不懂现代诗,也从来不读现代诗。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诗不如古代诗。这种心理,这种态度是没有羞耻感的。朋友啊,不读现代诗的人,还敢教文学呀!现代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之花。一个在当代教文学的人,竟然反感他所处时代的诗,何等荒谬。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段炳昌教授说:“那些口口声声只懂古代诗的人,何不到古代去领工资,凭什么领当代人的工资。”段炳昌教授也是教古代文学的,可他关注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最可悲的是,研究者既不会写作,对文学也没有兴趣。所谓的研究,只是为了吃伙食而已——一个个庞大的伙食团。所谓学术界和文学界,竟然沟壑分明,互不往来。“五四”时代,三、四十年代,文学界和学术界是没有分别的。像鲁迅、胡适、闻一多这样的人,既是作家、诗人,也是学者和肩负社会良心的战士。

15.昆明湖中的船

土耳其当代诗人那齐姆•希克梅特(1902——1963)曾写过一首关于昆明湖的诗,名字叫《昆明湖中的船》。是萧三翻译的:
昆明湖中有一只船,
船身是石头所雕成。
中国所有的风帆
都充满了风,
    只有这只船感觉得孤凄——
                  它走不动。


                                                       2005.10.13喜鹊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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