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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陕西当下诗歌 (阅读2436次)





    诗歌的地域写作,一直是诗歌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延伸和变化是诗歌写作的基础,是诗人如何回到现实思考的命题。这个命题的特征是特点而不是标签和概念,它传承时代的不可复制性和时代鲜明的个人特征,它是你我他诗歌写作的区别,更是诗人做为个体身份进入生活现场的有效见证和参与者,而不应作为诗人自我标榜式炫耀姿态。当代诗歌写作进入日常书写以来,它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低音,它是诗人回到诗歌现场活动中的真实心态,诗歌边缘化必须让我们的写作要处于瞬息万变的时代核心,它意味着每个写作价值观真正地和世俗的物像、心灵的参照、独立的自我判断和对新事物的把握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诗歌才能和植物、人、大地、建筑物、村庄、河流以及万物站立在一起,享受自由呼吸力量。
  陕西诗歌的地域特征是以所谓的主流意识进入大众视野的,这种集体性的高原之上的写作造成了诗人的写作只有意象,没有生相;只有上面,没有下面;只有高处,没有低处,这很容易使得诗歌在为数众多的集体舞蹈中蒙蔽个体写作的独特价值。陕西诗歌的地域特征一直以来遮蔽了陕西诗歌传统写作的方向。今天,我要谈谈我对地域特征与陕西诗歌传统写作的关系真正所在。把陕北诗歌定义为神性写作或神话写作,我觉得是非常牵强的,这样不负责任之处在于自海子诗歌以来,教授们继续沿用对海子诗歌写作的理论参考,而对陕西诗人创作的简单归类,使得他们的这套理论过于空泛和不切实际,从而误导了陕西诗歌只有群体,没有个体。这种理论导致在整个1990年代,陕西诗歌创作仅存的写作就剩下伊沙等少数诗人。这是不公的现实,也是无奈的结果。要重新发现和找回陕西诗歌的价值体现和位置,就应该寻找陕西诗人写作的原点上来,它就是诗歌的地域性和它的写作传统,它不是诗人臆想的天空、羊群、河流、大地和不着边际的民歌式的谣曲,更不是以我为中心的虚象的空无的诗歌地理。我理解的陕西诗歌地域特征和传统是人文的地理,不是地域的地理;是观念的地理,不是实物的地理;是生活下的地理,不是想像上的地理。历史给我们的交代是诗经、汉赋、唐诗,是李白、王维、杜甫、白居易等无数伟大诗人的诗歌养分和元素。当代诗歌的白话传统和自身传统,我理解的白话诗歌传统是与日常发生最紧密的联系,只做立场,不做立言的诗歌写作;而诗人自身的诗歌传统是五四现代诗以来和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蒙胧诗歌以后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不断被颠覆的过程,是创新和革命。诗歌革命的意义在于找回不断丢失的传统和发现生活的平常意义,而不是一味的消解、解构、技术嫁接和对“传统”的迷失或迷信。诗歌的传统是在革命中不断创新的,诗歌写作真正意义的传统是不断让创新成为上一个传统,不断轮回,而不是坚守。
  我对陕西当下诗歌地域特征和传统有以下几小点的看法:
  1,以阎安,李岩等为主的陕北诗歌群,他们是大地写作,他们在所处的地域和时代发出了自己个性的声音。他摒弃了那些虚有的革命话语和陕北词汇,让诗歌重新俯身下去,有了重心和身体,有了人性。
  2,以叶延滨,梅绍静等为代表的陕北知青诗人写作,他们是赤子情怀的写作。他们的命运和逝去的时代靠的太近,是政治的产物。他们时代的局限性将逐渐明晰起来,但他们的诗歌写作意义是开启了精神的觉醒和自我的觉醒。
3,以耿翔等为主要诗人的纯汉诗写作,他们以天马行空的大地意象直接进入诗歌,他们依赖技术和修辞进入诗歌,他们相信古典和唯美,崇尚自然法道的诗道,回避自身赤裸裸的生活。
  4,以韩东,伊沙等诗人为代表的所谓民间诗歌写作。伊沙的诗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陕西诗歌的走向,他的口语化诗歌写作成为陕西诗歌的另一极。他师承韩东的衣钵,比韩东更为决绝的反文化反道德和经典的解构,对所谓的传统毫无留情的鞭打,使得诗歌传统需要重新审视和发现。我愿意这么认为,韩东,伊沙的诗歌写作正在找回逐渐失去的传统,这个传统是生活,而不是知识,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它是不断被诗人成功刷新的。
  5,以秦巴子,刘亚丽等为代表的中间路线写作。他们诗歌写作主要还是意象派的知识分子写作,他们不拒绝生活,但又与生活直面相对,他们的写作对生活保持必要的警惕,使得人们对他们的诗歌也保持必要的警惕。
  6,以第广龙等为代表的外来乡土文化的诗歌写作。多元的诗歌观和价值体现融入本土文化后,诗歌要回到故乡的征途变得遥不可及,乡愁是每个当代人心结,诗人为何?这是时代的症结,回到故乡的写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当诗歌写作的“故乡”遇到了“异乡”,这种心灵和文化的碰撞就会被打磨得面目全非。
   
  通过这样诗歌梳理,我们不难找到陕西当下诗歌呈现的景象是繁复而多线条的组合,严格去区分这些诗人作品属于那个地域是没有意义的。但童年和故乡在他们的诗歌写作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地域性的诗歌并不是给诗歌贴上标签,而是作品的质地和特色。在诗歌的伟大传统中找回自身诗歌的地域性,将有利于我们重新回到诗歌生活的位置,它与人间烟火,美食美色,市井里弄,民风民俗,吃喝拉撒密不可分,诗歌向下是地域,诗歌向内是精神,这也许是我们所要回到的诗歌传统。
   世界是大的,诗歌是小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诗歌写作的不完整性,这种片断一样的散式思考注定诗人只能甄别那些微观生活的现实,并且是通过诗人这扇内心的窗户让人感受语言和语感带来的心灵触动。宏大的母体是靠不住的,也是诗人写作不自信的表现,把诗歌写在世界和生活之上,它的可疑在于他们的写作逃避了思考和生活的现场,在人性之外苍白地高蹈自己的劣行,这无意于一次“皇帝的新装”式的集体失语和自我愚弄。那么诗歌的向下指的是什么呢?它拒绝崇高和向上吗?我认为先得清楚认识到什么是崇高和向上的,那些卑微的,细小的事件或生命,难道不值得诗人写作的介入吗?崇高和向上只是事件的结论,而不是对象,不是主题先行的主观判断,它是我们对熟知事物的认知、把握、思索和总结的过程。反对什么,坚持什么,这是诗人写作的立场和态度。
   陕西诗歌评论家的失语和偏见形成了固执己见,他们哥们之间的肉麻吹捧,像孩子们之间的过家家游戏。他们正逐渐沦落为丧家犬,跟着那些所谓的著名诗人面前乞讨,而又在青年诗人面前树立新的话语和权威。那些话语的可耻之处在于对青年诗人作品的麻木不仁。沈奇作为诗歌评论家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发现和倡导,这是可怕的。他的那些诗论在我看来最多算是诗话,也就是说他缺乏系统性的和原创性。他对诗歌的批评是隔靴搔痒,不能直达作品的内心。相比之下,伊沙对诗歌的见解有自觉性和独特性绝不亚于他对诗歌的追求。陕西诗歌在评论家的集体失语中风雨前行。李震提出来的诗论“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也没能从根本上认清他们写作的实质。神话写作是有母体没有个体的写作,而反神话写作是有个体没有母体的写作。这场浩荡的诗歌景观的背后是神性(神话、史诗、海子的青春期写作)诗歌的失败,中年写作的起立。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诗人们在经历长期的农耕文明的熏陶下成长,在急剧到来的市场经济旋涡中不知所措,在政治环境的不明朗情形下,他们找到了一根自我安慰的救命稻草——高蹈而不着大地的旅行,到处是泥土和庄稼的村庄,他们迷途不返。陕西诗歌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这样的冲击,在一片麦地的诗歌光芒中,诗人大片大片地被麦芒刺伤。
   再回到陕西诗歌的现场,蒙胧诗以后,以韩东、杜爱民等第三代诗人的登场,陕西诗歌拉开它当代性的帷幕,在1986年的两报大展以后,陕西诗歌才回到有生命体征的诗歌中。但好景似乎不长,在经历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经济的大潮到来后,诗歌回到少数人阅读和谈论的对象,他们多数人已经在诗歌之外,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抒写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们书写的对象从时代的浪尖退潮到海平面,已经失去激越人心的事件了。诗歌靠事件去造势是值得可疑的。诗人的内心要有平常心,无论国家大事,还是生活小事,他们应该波澜不惊,在诗人眼里,应该只有生活的小事,正是这些小事构成诗歌的大事。不用力的缓慢过程是用心的,对于诗歌来讲,诗人是事件的制造者,这个世界正是由这些小事件组成的,它也就组成了诗歌的身体。
   而整个1990年代的陕西诗歌是以伊沙、阎安的出现就结束了。他们是这时期陕西诗歌的代表。伊沙的写作开始是戏谑和反讽式的结语,是对生活的解构和反文化,到新世纪后,他摇身一变成为诗歌身体写作的典范,变为“下半身诗歌写作”的祖师爷,他不断翻新的后口语写作和创造力为陕西诗歌贡献了自己的诗歌坐标。阎安的诗歌从另一个方向终结了陕西诗歌的神性写作,在那些高大、力量、济世、关怀的面前,他做出了自己决裂。他的诗歌写作完成了自己个人的脸谱,是没有粉饰和棱角分明的,也就是说,他没有打磨的诗歌生活状态决定了他脸上的疙瘩、青春痘、毛孔和颜色。从他近阶段的诗歌创作上看,他正在思考“诗歌在下”的问题。诗人自觉的题材革新和对自身所面临生命问题的追问,是回到他诗歌身体的开始,他不再在意语言在诗歌中的作用,那些诸如技艺、修辞、抒情、终极关怀、知识等困扰他诗歌的因素已经变得无关重要了,他的诗歌在抒写自我意识特立独行。这样的诗歌写作,真正完成了阎安诗歌的自发到自觉的意识。在这里,我还得提到另一位诗人,依照我个人对诗歌的理解和阅读经验,我以为李岩的诗歌写作在陕北也有独立于其他陕西诗人的核心价值,他诗歌里的钉子,是带着铁锈的,是迟钝的锋利和小小的个人倾诉。他在毛乌素沙漠的边缘面对“自然的和人为的废弃之物与历史垃圾,有时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从天到地吞没一空的北方”(阎安语),他并无目空一切,他眼里不只是粗砺的地理陕北,更是被日常和庸俗化的陕北,他诗歌书写的卑微对象,当下状态都是从个人日常经验出发的,他有意地屏除了地理陕北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部分。他和阎安的写作一起构成了陕北个人的诗歌地理。
  
   我们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地谈论诗歌的语言方式和诗歌发现和指向的意义?我们的诗歌理论如何从文本出发进行有效的观察和探寻?这是值得学院派评论家思考的问题。他们利用公共和移植的词汇对诗人作品进行无效的图解,是个人信念的缺失和对社会价值的模糊。诗歌评论应该作出自己是非判断,立场和信念的确立,坚决并不意味着没有余地和万世正确。诗歌写作只有敌人,没有朋友,诗歌批评更是如此,试图从诗人的诗歌里找出共同的部分那是不现实的。每个诗人都应该独立于其他诗人之外的写作。
   诗歌的“轻”“重”问题一直是困扰陕西诗歌的阻碍。陕西诗歌创作的现代化程度还不高,诗人们满足于农业时代的自给自足,陕西诗歌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伪地理、伪高原、伪文化、伪乡土的特征,这些伪崇高和向上的观念仿佛成了诗人手中的利器,不断地复制自己的诗歌版图。诗歌的“轻”“重”是什么呢?有的诗人认为日常是轻的,历史是重的;自身是轻的,人民是重的;生活现场是轻的,大地是重的;滋味是轻的,苦难是重的;个人是轻的,集体是重的,等等,这一观念形成一套诗歌写作的反向价值观,他们迷信大的高的全的思想,反对小的低处的片断的思考,他们以为这就是中国诗歌“天人合一”的境界了。这种写作给诗歌带来的伤害是诗歌到了没有肉体和生命的写作,所谓的思想也是虚无的空想。其实诗歌的“轻”“重”都是伪命题,不能隔开单一地去区分甚至二元对立这些问题本身。陶渊明诗歌是轻的,但他可以把整个中国的山水托起;杜甫的诗歌是重的,他同样可以把大唐的江山喘压得透不过气。伊沙反价值和反文化而进入日常状态的诗歌写作是轻的;阎安构建的陕北诗歌地理的深度和纵横写作,他是重的。李白诗歌是轻还是重?我们不需要回答。毫无疑问,从诗人个体发出的声音是最有力的,对生活的理解和发现是诗人写作的使命。卸下“负担”的诗歌写作,卸下“乌托邦”的诗歌写作,生活着的写作是我们重新找回诗歌尊严的开始,也是陕西诗歌的出路。    
   诗歌尺度的建立是基于诗歌的混乱秩序,但从新世纪以来这种诗歌尺度已经被网络冲破,诗歌话语权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家都可以自由地讨论、发表自己对诗歌的看法。网络诗歌的最大自由化写作给诗歌带来一场深远的革命。那么陕西诗歌在这场革命中有那些新气象呢?陕西比较有影响的网络诗歌论坛有“唐”,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诗歌在自慰的快感中享乐主义和自我田园牧歌式的吟唱。陕西70后诗歌的整体出场似乎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潜伏在民间多年的年轻诗人雀跃而起,虽然鱼目混珠,但也不乏清新的歌唱。这期间,在网上比较有影响的诗人有朱剑、桶、崔恕和80后诗人西毒和尚及李傻傻等,他们以口语夹杂着口水的诗歌向传统诗歌发出质疑。另一方面,以马召平、周公度、张怀帆、李小洛等青年诗人坚持自己的诗歌理想,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其他大多数70后诗人的写作是在自发状态的自生自灭。网络诗歌给陕西诗歌带来了新的标准、打破了旧秩序,让他们少数诗人逐渐浮出大众的视野。但客观地讲,到目前,他们没有足够的文本支撑前行的身体。诗歌是最有生命体征的写作,是青春荷尔蒙和中年孤独的见证。我记得70后诗人武靖东有首诗《月光是一些用不完的眼药水》,他将那种愤世、无奈、躁动而自大的一代人的青春心态逼真地写出;王晓亮的《树》在技艺上也显得非常成熟。网络和伊沙之后的口语写作,正逐步引起诗人们的重视,以朱剑为例,他的诗歌接受了伊沙的诗歌观,短而快地抒写生活的目的,但他缺乏伊沙诗歌的原创精神。只在形式,不在实质,陕西80后诗歌口水的泛滥,让诗歌再次迷失在诗歌传统之外。我想70后诗歌在陕西的全体缺席是可怕的,独立意识的缺失,使他们过于迷恋词语和隐喻,他们在学院派诗歌理论的阴影下继续抚摸大地。他们年轻而无效的写作在没有开场白中粉墨登场,这样就注定了他们大多数人不久将落幕而去。无病也疼痛,或有病不疼痛的大多数70后诗人的写作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软肋。另一方面,网络诗歌一边疯狂地被青春书写,一边受到众多的质疑,在这种迷乱的身体气息中,他们挣扎、突围。网络诗歌不再是年轻诗人扎堆的场所,随着BBS进一步开放和私人电脑的普及,这场网络诗歌运动的影响将深远地进入陕西当下诗歌的进程。
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诗歌呈现出多种姿态下的尖刻,他们不再依靠主观先入的集体主义招摇过市。陕西诗人不以抱团的方式引起外界的注意,他们塌实沉寂的生活写作状态,在这个繁复而躁动的时代显得难能可贵。总结陕西诗歌写作的特征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是属于个人的写作,除此的诗歌写作是失效的。如果我们试图从他们诗歌的共性去归纳,我以为他们的写作特征有以下几小点:
1, 大地意识和高原意象写作。
以关注历史和个人命运交错的思考,他们所思索的正是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个人与自然,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因素,或人性的因素使得有身体和灵魂的写作成为可能。
2, 在异乡的乡土写作。
    远离故乡的人迷失在城市关系和话语之外,他们借用新乡土的可能手段,把怀旧、反思、阵痛、自然融入诗歌中,他们的写作体现了乡土知识分子的悲观情怀和大同思想。
3, 商业化进程的私人写作。
    书斋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经验写作,可以这么说,他远离了大众的生活视野,以自我的形而上去抵抗形而下。
4, 反公共话语中心的外省写作。
对日常或世俗生活或场景的叙事,以反向的思考和观察进入,以对立面作为参考的思维
方式,经典价值的反向写作,是构成他们诗歌写作的世界观。经验不再重要,知识不再重要,语言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自我的生活在场、语言快感和身体体验。
5, 神性写作和神话写作。
基本上是继承诗歌传统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以神秘的地域主义为蓝本,借以虚构的经验叙事,冥想式的抒情达到诗歌的表层风韵,精神丰满。
依我个人的诗歌阅读史和爱好来看,好诗的标准是独立的,不是唯一的,本质上它们是没有高低之分的。但是诗歌的经验判断往往是靠不住的,它需要创新、发展,需要另立门户的偏见,因此,当某种诗歌写作成为共识或常识的时候,它恰恰是没落的开始。通过对陕西当下诗歌地域特征、传统、写作特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陕西当下诗歌的优势和不足。一个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诗歌观念,而真正做到——诗歌写作只有敌人,没有朋友,这样的写作离我们太远了。无论哪种写作,都可能出现好诗,但诗人只能站在一极上前倾身体,做出判断,从这一点来讲,除我以外,其他皆是非诗,我们是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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