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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性写作及其滑翔的轨迹 (阅读2708次)



    叙述性写作一度是对过分抒情的矫正与反驳,它增强了语言的柔润性,而不是强度。这种柔润性来自语言对表现领域的广泛触及,它不仅担负起线性时间,也担负起独立或交叉的空间。在我看来,叙述性写作的成就远不是客观化问题,更非对语调的辨认,而是它在描述上更趋灵活和自由。敏锐的诗人已经不再用叙述处理经验和记忆,而是处理声音和色彩,梦和冥想。这一转变表现为叙述对真实性的疏离,对时间和经验的疏离,它呈现那不确切之物,以及不可能之物。陈东东是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诗人之一。他的《跨世纪》《下扬州》《邀请参观》巧妙地运用叙述呈现出他听到的声音,并将自己的感受溶入到那个声音的世界。但他不仅仅是倾听声音,他是运用声音呈现出虚与实的世界。“寂静大旅馆——格局像一座弃用/的宫殿,老式电梯/卡住过去时代肿痛的咽喉”(《跨世纪》)这是一个世纪即将消逝的声音,那个曾经过客如云的大旅馆,现在空无一人,那个喧嚣之地因寂静而显得荒凉和悲哀。开头的这几句诗以一种低沉、回缓的音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处境的严酷与压抑。但准备迎新的人们和一个在梦中怀旧的人心情是截然不同的。“梦见红色的蒸汽机头时/旅客正完善抵达的礼仪”。在这两句诗里,陈东东巧妙地呈现出两种声音,一种是作为梦者对往事的迷恋,一种是被时间的机车推动着被迫旅行的“旅客”。在此,同时展现出两种声音的不同音质。前者,因带有了个人生命的分量,而显得独立和庄重,后者因参与完善共同的“礼仪”,而显得机械和滑稽。整首诗几乎都是围绕这样一种独立的声音和混杂的声音,庄重的声音和滑稽的声音彼此相互冲撞、诋毁、吞没、辨别而展开的,显示出了陈东东透视现实的独特视角。
    同样,《途中的牌戏》与《跨世纪》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基本都是进行曲调式,但《途中的牌戏》更显轻松、活泼,如同小丑的仪仗队。其中“一声汽笛催他们上路/一群时限鸟在他们咽喉里啁啾‘开车啦’”。让我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类似的叙述还有“就这样火车/抵达了下一站,有人嚷嚷着‘下去/瞅一眼’好像换手气……”(《途中的牌戏》)“谈判接近了夜半消溶/一盏按摩灯摩登般魔瞪,多多关照着/夜女郎奶帮上仿佛标志的那粒朱砂痣/‘噢呦那的确标志之至!’”(《幽隐街的玉树后庭花》)。其中“噢呦那的确标志之至!”是如此形象地传达出南方人特有的话语气息。
    当然,陈东东叙述的才华主要在于他对无声事物的声音呈现。如“暗藏在空气的抽屉里抽泣/一股幽香像一股凤钗。”(《幽香》)恐怕古今中外的诗人,只有陈东东能够把幽香描写成“暗藏在抽屉里抽泣的凤钗”,这样如此大胆、奇特的叙述呈现的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幽香”,而是语言本身的幽香。事实上,这首诗也正是在诗歌的层面展开了语言的内在秘密。全诗共五段,依稀展示了语言从装饰性、承负时间、焕发自身想象的活力、置身于生命的体味到无所依傍、凭空呈现的演变轨迹。我不能肯定这就是陈东东为自己诗歌创作规划的语言路线图,但不妨参照这样的轨迹欣赏他的作品,似乎找到了某些路径,尽管沉入其中仍不免是一份“累活儿”。与此相对应,《应邀参观》似乎是一份诗歌语言的“说明书”,其中《导游图》是他对诗歌写作的独语。与其说陈东东是借助爬山来展示写作,不如说他是把写作展示为一次集体爬山。“这不是诗,是累活儿”,深层地揭示出陈东东对自我写作使命的认定,因为,他清楚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真正登顶的,在有人登顶之前,必有“石匠”已经花费苦力凿筑了台阶。这也正是陈东东等一些诗人在语言上大胆探索的价值所在,也是这个时代需要技艺的意义所在。陈东东的贡献在于提供了运用语言呈现声音的叙述范式。
    与陈东东不同,车前子较好地实现了画面与叙述的高度对应。他们二人是目前中国诗人中在语言的叙述性方面最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是独立于一切俗套罕见的革新者,也是当前仅有的几位不可模仿的诗人代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车前子的语言特点。现将其中的某些观点转述如下:
    车前子与其说他是反“秩序”的,不如说他压根就没把“秩序”放在眼里。他的诗怪诞、灵动、妙语惊人,洋溢着逼人的才气。他回避用逻辑语言写诗,甚至回避客观的陈述和理性的阐释。事实上,他一直拒绝让自己滑入到常规的表达方式之中。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汉语在语法的重压下“已被扭曲、污染”,并且,西方的语言规律已经“残酷地谋杀掉了汉语之所以为汉语的纯粹之美。”他认为汉语的纯粹之美即“简洁和暧昧”,而“简洁和暧昧”的根源在于汉字的独立表意性和画面性。所以,车前子把每一个字、词都看作是有着自身维度、色彩、空间边界和无穷蕴意的画面,他不是让这些画面服从一种线性语言的表达,而是让他们在无规则的紊乱中实现彼此对比和相互映衬。他不打算把人们带入到对诗单一向度的理解和想象中,而企图让他的诗成为有着多种层次、色彩、明暗和视点的画廊。诗意的“不确切”是肯定的,但在“不确切”之中他又设置了更多岔道、拐弯和出口。这便构成了他诗歌结构上的特点:跳跃、对比、并置、多向流动(车前子称其为马前泼水)。一首诗不是靠字和词的内在意旨保持连接,而是靠字和词的独立画面构成完整。如同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枯滕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车前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汉字的画面特性,和马致远不同的是,他描绘的不是一个客观的世界,而是一个想象和幻觉的世界,即一个不能放入到我们日常经验中加以检验的神秘世界。如《胡桃与独白》:
胡桃与独白胡桃是一座学校
(独白:学校是一只胡桃)
绿眼胡桃,饱满货郎的
一所白天,绳索下
眺望河床上的被单
(独白:从火车中擦掉
豆色的头,灰色的头)
胡桃拔尖的山坡上
它在口袋里装着墨水瓶
……
练习本中
白衬衣,绿油油的围墙飘呵飘
我们坡上走,见到看胡桃的人
你向远处的轰鸣逃跑
……
    这样的诗一定会让那些习惯在阅读中寻求“共鸣”的读者摸不着头脑。这是一首可以在任意一行上停下来静观默想的诗歌,不能试图将它一气呵成地读下来,期待发现主题上的或情绪上的流向,也许它根本就没有主题,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诗人的情绪主宰,贯穿其中的只是诗人的情趣。是的,正是情趣让这首诗拥有欢快的节奏、明亮而鲜明的色彩以及孩童般的奇想。尽管在阅读时思维不断地受阻,但这首诗并不让人感到晦涩,相反,是神奇,是惊讶,是好玩。如同车前子在一首诗中写道的那样:“有点突然就有点时间/在转弯处,时间变尖”(《一首诗》),车前子的诗确实给我们一种突然的感觉,这突然的感觉让我们惯性的阅读不得不减速,甚至停下来,想象的过程是我们回到自身的过程,那一刻,我们不是被动地,而是自觉地进入到心灵自由的世界。所谓的“时间变尖”,那也许是车前子希望读者能够在自由的想象中让自身的感觉更加敏锐吧。很显然,车前子没有在诗歌中施以过重的负载,他是一个善于利用汉字本身的特色让汉语发光的诗人。(转自《车前子:一种逍遥的诗歌》)
    无论是陈东东还是车前子,都不能说他们的语言已经到了汉语成熟的高度,他们的探索就个人写作成功意义而言,是富有风险的。但他们对语言的冒险性探索将对提高汉语的表现功能作出贡献,后来的诗人们会逐步地从他们的创作中受益。
语言表现能力的贫乏是当前诗歌创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叙述性写作过分纠缠于事件、经验、语调、记忆,使得叙述性写作充满了老气横秋的絮叨,语言不仅承载力日益贫乏,表现力也越来越僵化,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将是中国现代诗歌逐步走向巅峰不可回避的路径,也就是说,回避或忽视诗歌创作的技术性探索,诗歌将只能在道德和观念的圈套中徘徊。对照历史我暗自揣测,假如没有魏晋山水诗在技术上的探索,李白就不会脱口说出“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种具有高度涵盖力的诗句。正如古代诗歌经历了《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山水诗》这一系列过程后最终形成唐诗的巅峰一样,可以肯定,叙述语言的成熟决不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也不是基于叙述语言谋求自我完善的过程。它必须来自于语言对一切事物的有效担负,即叙述职能的增强。就此而言,我们对叙述性语言的尝试不是做得太技术化了,太片面化了,甚至太极端了,而是远远不够。除了陈东东、车前子以外,余怒从语言学切入,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叙述话语,臧棣从事物的内在秩序入手,努力寻找建立全新叙述的结构关系,这都是一些十分必要的探索和实践。有些人对此大加批评,目光未免短浅。对有些诗人来说,精神性可能要大于艺术性,但对有的诗人来说,他的精神性就在于他的艺术性。技艺不仅考验诗人的真诚,更考验诗人的才华。毕竟,开拓性的创作不是每个诗人都能做到的。才华不足的诗人可以靠道德、事件、肉体、情调来弥补,做得好也不失为好诗人,但能够为中国诗歌提供语言精粹的人,将是重要的和值得敬佩的诗人。我相信诗人们致力于对语言和形式的探索也必是我们这个时代诗歌所需要的东西,那怕是失败。
                                  2007年1月28日于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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