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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婚姻的男人的言说(1995,书信) (阅读3169次)



——致女诗人多拉的一封书简




多拉:

今夜,我必须向你表达内心的不安。人已进入青春的殿堂,步入社会的城堡,思想和常识开阔了。然而,作为个体的言说与行动,却愈来愈受到来自社会、家庭、自身的束缚和约定,人开始变得焦虑、烦躁起来,甚至学会如何抵触自己厌恶、愤怒的人事。书房中的唱机正播放着肯尼.基的《回家》,荡气回肠,让聆听者伤感有加。在这乐声中,我内心的感受随着它一道向你陈述一个并非隐秘的事实:我是一个害怕回家的男人。另外,我也会向你谈及三个害怕回家的男人,我热爱的三个男人,他们就是:卡夫卡、罗素、萨特。

一首熟谙的歌曲中唱道: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我虽害怕回家,但是并不等于我不喜欢我的家,不爱我的家人。我深深地体会到,我的生命、亲情、理想和人生事业等,与“家”这个概念紧紧地构结在一起。从我一来到这世界,就有了这种存在的关联,就像我的家与她并存的时代的关联。我之所以有这种害怕回家的心理,那是因为我把“回家”视为人类精神的终极归宿,是一种纯粹个人的理念,也正是这种理念一直在纠缠着我的言行和思想,我的生活和写作,倒不是因为我不爱我的家和我的家人,其实我很爱她和他们。珍妮.奥斯汀在《爱玛》一书中说,没有进入一个家庭的内部,谁也说不准那个家庭的成员会有什么难处。而我就是“那个家庭”中的一员,除了家人谁能真正理解我的难处呢,谁又能理解我害怕回家的真正理由呢。再说家人真的能做到彼此了解吗。现实中的家庭生活,并不像托马斯.曼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美好抒情:“永远没有愁云阴霾,遮掩你们欢乐的情绪,每天新升的灿烂朝阳,把更多的幸福照进你们的家中。”多拉,你说是吗?

其实,我也相信人生真正的幸福和欢乐是浸透在亲密无间的家庭关系中的。我在家庭中也获得了幸福,快乐和爱,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有附属的烦恼、痛苦和失望,还有莫名的忧伤。多拉,我想人生的意义不仅仅来自于婚姻和家庭,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和它所处的时代,来自一种形而上的思考。我想在这封长信中祥尽地对你谈谈我对婚姻、爱和家庭的一些认识,其实它们也就是我这些年为什么逃避婚姻和家庭的理由,也是你了解我的一个十分理性的借口。希望你能喜欢这些文字。因为我叙述中的他们的爱情和婚姻与我未来的生活有着不可割舍的关联。

我记得在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曾想象过我未来的爱人会是个什么模样,还有未来的孩子,未来的家,未来的生活……现在想起来,真有些惊讶和有趣。如今已成人的我对未来的婚姻和家庭却不敢过量地去奢望去幻想了,而且开始逃避它们。多拉,我知道你现在和我有同感,可是我不知道我们这种看不见的行为是错还是对。我这种“不知道”也许就是一种对生活的迷惘和拒绝。巴尔扎克告诫他的同时代的人们对结婚不要抱过高的希望,说它给他们造成的痛苦也许比带来的欢乐还要多。他的告诫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何尝不是一种谨慎。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一书中说得让我吃惊: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了脖子就打成死结,永远解不开了,只有死神的镰刀才割得断。倒是高尔基的话让我对婚姻还抱有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婚姻是两个人精神的结合,目的就是要共同克服人世的一切艰难困苦。

多拉,不管怎样,如果你要我诚实地向你表达我现在对婚姻与家庭所持的心态,我便要这么对你说:为了我个人的终极理想和事业,我可能会放弃婚姻和家庭。无疑,我放弃它们,存在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将是一个自我斗争的,与社会世俗相抵触的过程。据说,苏格拉底在回答别人善于婚姻的提问时曾说:“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反正你左右都会后悔的”。苏格拉底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言掩饰了他的先知先觉。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便是一个拒绝婚姻的典型代表。他母亲坚持要他结婚,泰勒斯回答说,“我还年轻,还不到结婚的时候”。后来,当他母亲再一次敦促他的时候,他说,“我已过了结婚最恰当的时机了”。克尔凯郭尔说他的这几句话包含着对婚姻的某种嘲讽,斥责了那种把婚姻当作买房子一样的世俗小聪明。泰勒斯的话告诉我们,在某一个年龄段上者最适宜于结婚,在别的年龄段上,你不是太年轻,就是太老了。可是最适宜于结婚的年龄段又是何时呢?谁也无法确定。

对犹太人来说,生儿育女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卡夫卡也不例外。卡夫卡当时住在巴格达,远在巴黎的犹太姑娘费丽采.鲍威尔和他进行书信交往,亲密无间,但是一见面却形同陌路人。他们两度订婚两度解除婚约,都是因围绕是否正式结婚的问题而造成的结果,从而导致卡夫卡生活上思想上的矛盾逐步尖锐化:自由与法的矛盾,创作自由与对家庭、婚姻、职业承担义务的矛盾,惧怕孤独和惧怕失去孤独的矛盾……费丽采认为,幸福的婚姻要求在修养、知识更高的追求和观念上的一致,而卡夫卡要求在人性上的一致,即人与人共处的必然性。个人的自由不会因这种必然性而受到任何干扰,干扰个人自由的只是非必然的人的共处。他认为我们的生活的绝大部分正由这样的共处构成存在。1917年10月16日(多拉,很巧啊,10月16日上我的生日),卡夫卡在给费丽采最后的一封信中说:“在不幸中是幸福的,这同时意味味着在幸福中是不幸的(但第一句更重要),这也许就是耶和华给该隐立记号时说的那句话。这意味着丧失与世界同步的权利,这意味着有此记号者曾打碎这个世界但无力使之复生,便被逐出世界的废墟。然而他不是不幸,因为不幸是生命的一件事,而生命已被他排除,但他用超明亮的眼睛看到了这个领域里和不幸意义相类似的东西。”1919年,卡夫卡与第二个姑娘尤利叶.活律采克订婚,终因父亲反对而又告吹。正如卡夫卡所说,他永远不会有孩子,永远不敢冒险当父亲;但是却敢冒险去寻找他的情人。他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只生活在一种婚姻的幸福中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说不定也会使我绝望。”卡夫卡的婚姻与情爱历程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这与他的家庭伦理背景、时代背景、自身的疾病和性格有关系,尤其与他的写作态度有关,正如他所说:“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所作所为的每一件事可能从来都存在于文学之中。……在这种状态中,我不仅感觉到我的极限所在,也感觉到人类的极限所在。”卡夫卡在1916年7月8日的日记中承认,他和三个女人“亲热过”,其中著名的一个叫密伦娜.耶辛斯卡。多拉,卡夫卡在给密伦娜的信中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这时候,我爱的却全然不是你,而是更多,是你赠与我的存在。”

罗素一生曾结过四次婚,此外还若干并非柏拉图式的友爱关系。罗素在剑桥学习时初涉爱情,爱上了一个平民的女儿艾利丝。艾利丝是从宾夕法尼亚州来伦敦定居的福音教友派信徒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尽管如此,对于一个英国贵族来说,这种结合有点不伦不类。罗素的亲人和一些朋友都反对他们的结合,尤其是他的祖母约翰夫人为了斩断他们的情丝,在巴黎为罗素找了一份使馆随员的工作,让他们天各一方。但是罗素趁第一次回国的机会于1884年12月13日在伦敦友谊会堂举行了婚礼,新娘比新郎大五岁。然而,到了1901年时,罗素的婚姻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他由对贵族婚姻的自发反叛,发展到了自觉的自由恋爱的信念上来。对传统哲学和宗教的批判,使罗素认识到,“与其虚假地维持已不存在的那种符合传统规范的‘幸福’婚姻,还不如干脆离婚。”他与艾利丝之间开始有一种如韦伯夫人所描述的“一种悲剧性的严肃和勉强性的凑合”,而且罗素那种思维和精神上的敏锐与艾利丝家的那种一丝不苟的教友派观念格格不入。1911年,罗素与艾利丝分居。1921年,时年49岁的罗素与艾利丝离婚。而在这之前,罗素已结识了朵拉.布莱克——罗素的第二任妻子。

朵拉非常能干,精力充沛,生气勃勃,而且持有在那个时代看来是惊世骇俗、不同凡响的思想观点。这种性格与罗素的特性几乎一拍即合,而且她还具有极大的社会活动兴趣和能力,以及政治热情;帮助罗素参加社会竞选、普选;开办比肯山学校,实践罗素的教育思想。然而,这对看来志同道合的伴侣,还是未能白头偕老。1935年,罗素解除了他的第二次婚姻。1936年1月,64岁的罗素与帕特里夏.斯本丝结婚。斯本丝陪伴罗素度过了飘零美国的逐客生涯。当这位“反叛者”重新回到英国成为受人尊敬的人时,斯本丝却又离他而去。1952年,八十高龄的罗素又同艾迪丝.芬奇小姐结婚。芬奇对晚年的罗素在反核和平主义运动方面作出贡献很大。1961年,她与丈夫一起在监狱里度过了最有意义的一周。

罗素一生的婚变,与他追求真理的事业、追求人类和平与正义的事业是紧紧相联的。因此他对他的那些流言蜚语不屑一顾。他在自传中说:“简单而又无比强烈的三种激情主宰了我的一生:爱的渴望、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极度同情”。在罗素的眼里,婚姻在大多数社会中是一种法律制度,也是一种宗教制度,是“爱情与法律契约相结合”的产物。他在《婚姻与道德》最后一章中说:“勿庸置疑,一个人如果将其心灵关闭在婚姻中,而对来自其他地方的一切爱情都拒之门外,他的感受性和同情心以及宝贵的人类接触机会随之消失。从最理想主义的立场来看,这是对某些本身是可取的东西的粗暴伤害。跟每种限制性道德一样,它只会肯定并强化那种可以被称之为对整个人类生活所持的警察观点,即总在寻找机会对某些事物加以禁止。”罗素把追求个人自由幸福当作社会最高的目标,因而他宣扬的那种享乐主义遭到了普遍的非议,他有关婚姻道德的观点曾经使得舆论界一片哗然。1940年,美国纽约法庭起诉罗素,把他的《婚姻与道德》、《我的信仰》和《教育与高尚生活》列为院校的禁书,那些传统守旧的卫道士们把罗素描绘成是一个“信仰异教的教授”,一个“来自大不列颠的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者”。美国主教派教会主教怒斥他为“魔鬼的使者”。爱因斯坦评论说:“伟大人们都曾遭受庸人的剧烈反对。当一个人并不轻率地顺从沿袭的偏见而是诚实的、无所畏惧地运用他的聪明才智时,庸人是不能理解的”。支持学术讨论自由,主张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婚姻、性与道德的各界人士,针对教会和保守派的指控,纷纷为罗素为辩护,其中就有爱因斯坦、艾耶尔和姆.怀特。罗素在婚姻与道德等方面虽然有着独特的见解,但是这些见解并不都是正确的,如他所鼓吹的“性不道德”,“不合理的禁止和虚伪”等都是极有害的观点。罗素的失误,不在于他对资本主义伦理道德进行揭露批判的摧毁性大作,而在于他摧毁之后的道德秩序重建中的思想,是一种理想主义和个人享乐主义的混杂物,与社会的伦理现实颇难吻合。比如他鼓吹卖淫的合理性,把卖淫看作是对婚姻制度的一部分补充;赞成莱基的名言:“妓女是对家庭神圣性的保护,是对世间妻子和女儿们的天真纯洁的保护”,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1929年的某一天,24岁的萨特和他的好友尼让、埃博德等同学在一起紧张地准备考试。他们形影不离,一起进图书馆,进教室,一起散步,进咖啡馆,又一起坐尼让的小汽车上街兜风。……就在这时候,一位年轻、聪明而清秀的女郎闯入了萨特的生活——她就是后来的女权主义运动领袖、作家西蒙.波伏娃。这时波伏娃刚刚21岁,是天主教子女中学的毕业生,她也正在考取中学哲学教师资格的文凭。波伏娃先前与埃博德很要好,后来她加入了萨特的“三人帮”,于是一个由三男一女的“四人帮”形成了,他们四个在一起准备口试,共同复习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于是他们在一起吃饭,喝咖啡,或者散步、兜风,或者一起去巴黎市南端的奥里良门,去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一路上有说有唱。他们还笛卡尔《深思录》中的语句编成短曲,一起吟唱:“啊!上帝啊!再说一遍,如果他存在的话。”西蒙发现萨特有一副好嗓子,是唱喜剧的好材料,而且精通音乐,尤其懂得现代爵士音乐。她还发现萨特比埃博德更有趣。波伏娃慢慢陷入了三角恋爱的情网中,她同时爱上了这三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萨特、尼让、埃德博。

波伏娃感觉这三个小伙子不仅活泼可爱,而且知识渊博,性格开朗、直爽。这位自称“守规矩”的天主教子女中学毕业生,第一次感受到人间生活的来自异性的幸福情趣和诗意。在这以前,她因被宗教围墙所隔离,很少接触异性,同她来往较多的唯一男青年,便是她的表哥雅克。波伏娃回忆说她爱过雅克,但此时此刻的雅克的影子已开始模糊起来了。波伏娃暗地里将眼前的三位不凡的意中人作了比较。在她看来,埃博德是已婚青年,着迷于自己的妻子,对波伏娃始终只当成朋友看待,看不出他有什么情意;他固然有些漂亮,也是一个活泼的师院学生,但他一切优点都可以在萨特的身上找到;反过来,萨特的优点埃博德却远不具备。尼让也是一个高材生,聪明、敏捷,对文学有很深的造诣,但他也是已婚青年,而且在作风上过于腼腆,不如萨特泼辣。历史证明,波伏娃爱上萨特,是有极具世界性意义的一件事情。

埃博德猜出了他们的心思,有意加快他们的结合。埃博德把萨特给他的一幅漫画转交给波伏娃。波伏娃一看漫画,画中有道,道中有画。原来萨特在漫画中画的是哲学家莱布尼茨在“单子”中洗澡。萨特的机智和幽默是波伏娃爱上他的原因之一。有一天,萨特在波伏娃的笔记本上用大字写道:“BEAUVOIR=BEAVER”,并对波伏娃说:“你就是一个河狸”。从此,“波伏娃=河狸”这个公式就定形了,萨特不再叫波伏娃原来的名字,而是亲切地喊她“河狸”。经过考试,埃博德被被淘汰,尼让、萨特和波伏娃都考上了,萨特的成绩名列第一,波伏娃第二。考试结束后,眼看就要分手了,他们俩依依不舍,波伏娃将随家人到法国南部里莫辰度假,萨特也预感不久的将来要服兵役。波伏娃的眼睛里不时地向萨特投射爱意,温情脉脉,一言难尽,风情万种。波伏娃终于坦率地告诉萨特:先了解与表哥雅克的关系,然后与他订下终身之盟。波伏娃请萨特在假期时到莫里辰半秘密地相见。后来,萨特去了。在田间、牧场的会见,终被波伏娃的父亲撞见,波伏娃的父亲严肃而有礼貌地请萨特离开莫里辰。萨特回到巴黎后,他们之间的通信一天也不间断。初恋的狂热情欲,把萨特和波伏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萨特的入伍通知书上的报到日期日益迫近,波伏娃更是寸步不离。在萨特前往凡尔赛附近的军营报到之前,他和波伏娃提出了“两年合同”:两个保持最亲近的关系,“两个人之间无话不谈,……不仅双方的任何一方不得欺骗另一方,而且要不加掩饰地说出一切。”合同的内容还具体地规定:当萨特服兵役期间,“两个人的关系要达到最亲密的程度。”在订立合同时,双方都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萨特说:“在青春期,当我眼看着女人的时候,我是想要她们的全部;而尼让,他只要一个女人,要他的那个女人。”“过独生生活,是我的生活原则。……我生来就是当光棍的。”萨特说了两点,这一点也是对波伏娃声明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第一,他不会结婚,要永远过独生生活;第二,他要所有的女人——只要能搞到手。可以看出,萨特一方面要和她保持最亲近的、永不结婚的爱情关系,另一方面又要波伏娃不要干预他同别的女人的来往。至于波伏娃,她对萨特也是理解的:“萨特不愿履行一夫一妻制的职责;他喜欢和女人们在一起,他认为这些女人与田人相比,不那么狡猾。”她还说:“在我们之间,存在着必要的爱情,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我们需要偶然的爱情。”就这样,波伏娃和萨特之间互不干涉对方的私人生活,甚至彼此还给对方提供方便。在萨特的一生中,除了波伏娃之外,他先后爱上了玛丽亚.奥尔加、美国女郎埃姆.多列罗、女演员米雪尔.维昂以及养女阿莱特.艾凯茵。这种多角爱情关系,在每一个时期尽管表现不一样,但至少有“三角爱情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在波伏娃之外,萨特在任何时候至少还需要一个公开的情人。波伏娃这位自称“守规矩”的女性,其性格也是十分开放的。她和萨特一样,也追求一种“超越”一夫一妻制的多角爱情关系。在萨特之外,她先后爱过两个男人,一个是比她小1岁的美国作家阿尔格龙,一个是比她小17岁的记者朗兹曼。无论在何时何地,不管萨特和波伏娃爱上了谁,他们都永远不可能置于首位。正如萨特所说,只有他们这间的爱才是“本质的、唯一的爱”。正因为如此,30多年中,他们共同生活,相亲相爱,即使到了晚年,仍不减青春的魅力。波伏娃说:“我和萨特的关系是我一生中不容置疑的巨大成就。30多年来,我们只有一次在就寝时是不和的”。萨特也自豪地说波伏娃是他“唯一完全信任”的朋友和“唯一完全理解”他思想的人,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人们从未有过的对话者”。

多拉,我为何要如此祥尽地不厌其烦地对你叙述卡夫卡、罗素和萨特的爱情、婚姻和生活呢?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已深深地影响了我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乃至未来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曾把他们同爱因斯坦、贝多芬和苏格拉底等历史人物一道作为我人生的楷模。我景仰他们,但不迷信他们。只是我惊奇地发现在他们的人生历程和心灵历程中可以找到我未来可能存在的影子!我的父母也像泰勒斯的母亲一样一再催促我结婚成家,可我也总是像泰勒斯一样说年纪还小,还不到结婚的年纪。其实,多拉,你知道我现在也不小了,25岁了,已过了结婚的年龄,但是也许有一天也会像泰勒斯一样错过“结婚最恰当的时机”。一个人可以一辈子不结婚,但是一辈子不恋爱那末他(她)将可能走上不适宜的人生道路。我这一生是很难走上婚姻道路的,但是并不能否定我恋爱到永远的可能性。霭里斯认为,从一种赤裸裸的与抽象的基本形式上看来,婚姻可以说是“合法的同居关系”。基里斯也说,婚姻不但是履行与维持性关系的契约,而且也要实施一种以经济的和精神的基础以及道德的义务(也是社会的义务)为前提的真正的生活。他们肯定了婚姻的合法性和义务,也道出了婚姻的实质。克尔凯戈尔对婚姻所持的种种态度让我感到怀疑,也让我感到失望,他说婚姻是对爱情的最高表现,说婚姻是单个人类生存的最高目的,是人类生存的美妙的中点和中心。事实上,由婚姻引发的人与事越高妙,我们对它的反思也越深。克尔凯戈尔对婚姻的态度一半是庄严肃穆的,一半是戏谑调侃的。他时而颂扬婚姻:是时间的圆满,是神圣的护身符,时而又贬斥婚姻:是厄洛斯的勾引家,是“呸”,甚至把婚姻隐喻为“鸡眼”。

唉,多拉,我坦率地对你说,我不想要婚姻,我只要恋爱。福累尔说恋爱是由大脑中枢表现出来的性本能。康德说恋爱是性冲动脱离了周期性的束缚,并且借着想象的肋力而成为永久连续性的东西。普菲斯忒则说恋爱最好被解释为“一种吸引的情绪与一种自让的感觉,发乎一种需求,而走向一种达成满足希望的对象”,霭里斯是不赞成这种定义的。弗洛伊德把母亲看作是儿童最初的真正的恋爱对象,但恋爱发展到极度的形式,就会和它的来源脱离关系,在那些没有神经病的人中间,这种原始的恋爱对象就会隐退其后,而别的恋爱对象却会油然而生,达到一个显要的地步。恋爱的产生到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从肉欲进化到恋爱的过程。在人类早期,“肉欲”的概念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中可以找到表明它的词汇,但是“恋爱”这个概念几乎没有,因此恋爱的观念并不普遍,这也使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感到惊异和意外而觉得正常。

在希腊人看来,真正的恋爱几乎常常是涉及同性恋的。霭里斯在《性心理学》一书中陈述:早期希腊的爱奥尼亚地方的抒情诗人都当女人不过是一种行尔的工具与家庭的建立者;西俄格尼斯把婚姻比拟为家畜的繁殖法,阿尔克曼在称赞斯巴达少女的时候就说她们是他的“女性的男朋友”。直到亚历山大时代,浪漫式的性爱观念才开始出现在欧洲人的生活中。据加斯顿巴里说,最后在克勒特族的特利斯特拉姆故事中恋爱就变成了基督化欧洲的诗歌人生主题。但这样的浪漫思想还是不能深入欧洲的民间,因为那时的欧洲人还是把“恋爱”看成是性交的一种简陋行为。其实不然,斯宾塞在《心理学原理》中有趣地把恋爱分析成九种不同的要素:1、生理上的性冲动;2、美的感觉;3、亲爱;4、羡慕与敬仰;5、爱好别人的称赞;6、自尊;7、占有感;8、无阻碍而扩大的行动自由;9、各种同情心的提高。霭里斯在其基础上补充了第10种元素:以父母冲动为基础;而且他说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元素,不无道理。

对于恋爱的各种分析正如克洛力所说,“恋爱的难下定义正如人生本身一样,其理由也许是相同的。恋爱在一切方式上对于社会生活里的所居的重要地位仅次于求生的本能。它能使家庭份子连接起来,它又使家庭的生活维系起来,它也使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全体人员都在同胞的情感里联合起来”。那么,依据易卜生的说法,恋爱似乎是一切生命中伟大的转化作用与总括动力,也是最终极的德行。

多拉,人类的恋爱行为,是高尚的行为,它是人类倾注热情和时间较多的行为,它具有无目的性和相对的自由性。年轻人可以恋爱,老人也可以继续恋爱,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也可恋爱。钱钟书有一段妙语,说得生动又深刻:“老头子恋爱听说像老房子着了火,烧起来是没有救的。……恋爱的对象只是生命的利用品,所以年轻时痴心爱上的第一个人总比自己年长,因为年轻人自身要成熟,无意中挑有经验的对象;而年老时发疯爱上的总是比自己年轻,因为老年人自身要恢复青春,这梦想在他最后的努力里也反映着”。

一个人在一生中不同的时期都可以恋爱,可以和异性恋爱,也可以与同性恋爱——当然,同性恋爱实质地牵涉到社会伦理与道德问题。同性恋爱在我们这个国度的社会意识形态里是不提倡的,但是同性恋现象在中国从古到今都曾有过。中国历史上虽没有把同性恋抬到尊崇的地位,但其记载也是不绝于史书的。最早的记载是《杂说》中所谓“娈童始于黄帝”。《周书》中的《逸周书》里有“美男破老,美女破居,武之毁也”的话,宋代的《太平御览》中则为“美男破老,美女破居”。由此可见,中国的同性恋现象在商代和周代就已存在。人类学家考察过,在古希腊人中,同性恋行为受人尊崇,甚至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认为同性恋不仅与宗教、武德有关,同时和理智的、审美的、道德的品性也有联系。在古埃及人中,非洲北部的迦泰基人中等,几乎都持有这种立场,自从基督教传入欧洲之后,同性恋的地位才开始不断下降。然而,在二十世纪的今天,随着西方文化解放思潮的兴起,在现代西方国家里,同性恋现象再一次得到升温,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也比较盛行,比如古巴、澳大利亚等。同性恋现象,是让人类普遍关注而又让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感到困惑的社会性问题,其总是的复杂性牵涉到人类种族各个时代、时期的生存环境、文化背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存在方式,乃至婚俗观、情爱观等客观因素。

多拉,我毫不讳言地说,我推崇高尚的恋爱。我认为,在高尚的恋爱过程中,你将会全身心地倾注你的智慧、激情、真诚和一种积极向上的渴望成功的人生理想与自由意志力,并且可以体现一种高尚的生活情操和生活态度;或者说,在高尚的恋爱中,无时无刻不在呈现着真善美,召唤着真善美,正如艾里斯所言,“恋爱是一门艺术”。在心理学家和伦理学家那里,也许还难以肯定艾里斯这句话的可信度,但是诗人与艺术家是绝对信奉这句话的合法性,尽管他们有时也会相反地认为,恋爱是一种不大合法而有于禁忌的艺术。十五世纪以前,罗马诗人奥费特就写过许多关于恋爱艺术的诗歌,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以后遗留下来的雕塑和绘画中也可以感受到恋爱场景的艺术魅力,如大卫的《爱神与仙女普赛克》、《帕里斯与海伦的恋爱》、库尔贝的《睡眠》,克洛弟思恩的《仙女与森林之神》、罗丹的《永恒的偶像》等,当然我所列举的绘画和雕塑作品表现的是一种思想的艺术恋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恋爱,并不是那么理想化和自由化。我提倡自由恋爱,但反对自由滥爱。滥爱是一种性乱行为。我们必须正确选择恋爱的对象和时期,不能盲目地猎取恋爱的对象。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恋爱不仅仅是一种满足性欲的行为,重要的是还包涵着人生的价值及诸多要义。库普林说,爱是一种伟大丰富的感情,她像世界一样广阔,而绝不是在床上打滚。苏霍姆林斯基也提醒我们:“要记住,爱情是意味着对你爱侣的命运承担责任。想借爱情寻欢作乐的人是贪淫好色之徒,是堕落者。爱,意味着献给。把自己的精神力量献给爱侣,为他(她)缔造幸福”。

我在文中已说过,恋爱应是高尚的。柏拉图的话,再一次映证它的确凿:只有驱使人以高尚的方式相爱的爱神才是美的,才值得颂扬;神灵如此,凡人亦尖如此。多拉,我崇尚恋爱,但是我绝不赞成“恋爱至上”的观点,它与“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等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正傅雷提到的“立身的原则”,恋爱不论在如何狂热的高潮阶段也不能侵犯这些原则。把自由恋爱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大错而特错;我想,谬论是在一只脚站着,真理在用两条腿走路。在我看来,个人的价值理想、社会的文化理想、正义理想,合起来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这也是我的人生终极目标。我个人是不会轻信“恋爱至上”这种种谬论的,持有这种谬论的人是在游戏人生,挥霍青春,注定是一个碌碌无为者,苟且一生。

多拉,一个人恋爱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幸福和情趣,获得真知和德行,获得爱情和力量,但是恋爱也会给他(她)带来痛苦、烦恼、悲伤、耻辱、绝望,甚至更大的灾难,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尽管次要,却仍在左右着恋爱的成功与失败的结局。诗人赫塞说:“所谓恋爱并非是为我们的幸福才有的东西,而是为了向自己显示——恋爱在我们痛苦和忍耐服从中,是多么顽强地存在着。”恋爱,必然存在爱与被爱,爱和被爱又总是轮番交错地交换着彼此的位置,这个交换的过程就构成了恋爱。如果只有爱,而没有被爱,那么恋爱没有构成双边的事实,只是一种单一的爱意行为,叫做单恋,中国人叫做“单相思”。里尔克在《马尔他手记》中用诗如此言说它们:“被爱,只能燃烧。爱,拥有不尽的油,绽放光芒。被爱会渐渐熄灭,爱却会永久持续……”。看来,我们不仅要充当被爱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要去主演爱的角色——“认真地接受爱、为爱烦恼,甚至像做事一样去学习爱”,尽管爱是困难的,但是件美好的事情。里尔克在《马尔他手记》中提及古希腊女诗人萨福,萨福认为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结合在一起,只是加深彼此的孤独。她借助性的无限意图,打破性的有限意图。在黑暗中拥抱追求的,不是性的镇静,而是在黑暗中希望爱的憧憬。她更轻视两个相爱的人中,一个是“爱人者”,一个是“被爱者”的说法。萨福的这种说法,会让萨福迷们更加倾心地欣赏萨福伟大的爱情观。我们没有理由不欣赏这种伟大的爱情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得深刻而且有趣,他说被爱的对象既是病,又是药,这种药可使疾病缓解或加剧。谁都不能否定被动之爱的存在,但是这种被动之爱仍然是可以转化成方动之爱的。

多拉,恋爱中的人们都在渴求什么呢?性欲与爱情是重要的一方面。钱钟书说:“爱情跟性欲一胞双生,类而不同,性欲并非爱情的基本,爱情也不是性欲的升华。”在这封书简里,我不想过多地对你谈论关于性欲的敏感问题,若有机会,下次再谈吧。在这封信里,我主要是想对你谈谈我所理解的婚姻与恋爱的一些观念,我也很想听听你的想法。事实上,与其说我崇尚恋爱,倒不如说我崇尚爱情,永不熄灭的圣火般的爱情。法国作家、剧作家蒙泰朗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智慧,它仅仅会黯然失色;如果我的生命中没爱情,它就会毁灭。”诗人但丁热情洋溢地歌颂爱情,说爱情与阳光同在,照亮了人的理性。确实,爱情为人类的理想进程,为社会的精神空间,开辟了一片新的永恒天地。诗人彼特拉克在《歌集》里说,真正的爱情是一股神秘的力量,它让人上升到“光明的峰顶”。梵·高也说,会爱的人才会生活,会生活的人才会工作。在纯粹的精神恋爱中,人可以体验到一种内心的净化,灵魂的净化。布鲁诺喜剧《教士》中的玛尔塔说:“爱情足以使任何沉重的劳动都变得不仅轻松,而且愉快。”一个获得爱情的人,绝对抱有一种天真的秉性和愉悦的心境的时机。我突然想起我七年前的初恋,虽然往事如烟如梦,遗落在少年的记忆中,但是那确实是我获得的,最初的关于异性情感的回忆,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依旧让人记念。有时我总在想,人只要爱过,也就够了,不能过多地去奢求,哪怕是一种孤独的爱,遥远的爱,暧昧的爱,柏拉图式的爱,都是美丽无比的。

多拉,信就先写到这里吧,待我们有一天见面,再作长谈。
匆此。祝一切安好!

你的朋友:江雪
1995年7月10日于黄瑰堡

注:
这封信写于1995年,后来深深地影响了我,影响了我的生活观与爱情观,并且真实的预言了我个人的婚姻结局。2003年2月离婚,至今,生活在别处。这封信,后来成为我的长篇小说《左的生活》的一个章节,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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