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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续一) (阅读3735次)





                               老家老屋

    记得小时候村子里的那些老房子是又高又大的,那些街巷也是又远又深的。如今我再回到村里,原来那些高大的房子小了,深深的巷子也变短了。像村里那些老人。我小时候他们正当年,个个高大壮实,现在我长高了,他们就变矮了,甚至变得瘦小了。
    人老了以后就开始萎缩了。房子也是这样,当它们在岁月中老旧,就会变得矮小。街道老了就会变得又窄又短。
    小时候看着高不可及的房檐,现在都快要碰着头了;小时候需要走半天的路,现在用不了几步就到头了。我比小时候体魄大了,做什么事情也比小时候速度快了。这使我常常感到:我完成一生事情的能力也大了,走到我生命终点的速度也快了。
    小时候村子里矮小的树如今长高了,除了那些还没等长高就被人砍了的。当然,能够长高长大到高过整个村子、让路人离村老远就能看见的树,在一个村子里是不多的,它们像躲过了无数人生劫难的长寿老人一样少。多数的树,在长到碗口粗的时候,就会被砍了去做椽子。
    三十年前,村子里的河水水位低下去了,井变深了,而土地和道路长高了。土地的高,已使过去的小山包都显低了一大截子。道路长高的时间缓慢一些。道路的生长是先由一条新路被人畜踩实了,凹下去以后再反弹回来慢慢长高的。这是一种很硬实的高度,不像土地的长高都是一些喧土,若要让它变成一条路,人畜一踩磁实,它还得低下去。当然,只要它成为一条路,并且一直被人和牲畜走下去,总有一天它还是会慢慢高起来的。路的长高靠人和畜牲的脚、蹄子一点点把别处的泥带来。一条路长高的速度,最快的地方往往是在尽头,在一个院门口或屋门口。人在进门前往往都要拍拍身上的土,土就落在门口一层;人在下雨天回家,踩一脚泥泞,到了门口临进家,都要蹭一蹭脚,把泥蹭在门外。一般来说,人口多、亲戚朋友多的人家,门口的地面要比一般人家的长高的速度快三至五倍,而门口这块儿长高的速度比其他段路的速度能快二十到三十倍。
    我老家门口的路,就比别人家的少长了三四指的高度。我们几个儿女早年都出去了。家里只剩下父母二老,他们不爱动,很少出门进门,这就减缓了我家门口这截子路的长高速度。再加上我父母又没养什么大的牲畜,只养了几只鸡鸭,靠它们那小小的蹼爪,不但从别处带不来几丁点泥土,弄不好鸡找食吃的时候,还会给往外刨走些,这就更加减缓了我家门前这截子路长高的速度。 我这次回到村里,还没进门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好在这也算不了什么,争这个高低也不决定穷富,没必要去管它。
    但是我们家的老房子矮下去了,却让我心理不是个滋味。像我们家这么老这么矮的房子,满村也找不到几家了,尤其在我们家老房子四围,这几年新起了许多新房,高大敞亮,就越发显得我们家的房子矮小、破旧了。就像我年老的父母由于体力不支而蹲在一群站立着的青壮年人当中一般。
    说来,我们家这一片儿,在村里也算是块风水宝地,宅基地的价格被一些住户炒得几乎高过别处的一倍。曾有人以为我父母会被我们几个儿女接进城,所以前来以8000元的价格买我们的老房子。谁都知道,老房子拆不出多少盖房的材料,人家看上的是这块宅基地。我父亲一口就回绝了人家:“不管多少钱也不卖!好赖这是个家。俺是这个村的人,还指望在这儿养老呢!”我们出面做工作他也不干。他死活不离这个老房子。
    我家老房子四周虽然起了不少新房子,但是一家新住户都没能插进来。那些新房子都是些老住户在自己老宅基地上重又翻新盖起来的。早些年见别人家都翻新房子,父亲也动过心,想翻新一下老房子,再另盖一处新房子,好分给我们兄弟俩。我说我不要。他说你将来退了休还能不回来?不回来你上哪儿去?别的地场儿是人家的老家,留着人家还要回去,你不回来,在别出占着别人的老家算什么?
    当时由于我们几个儿女出来不久,家里经济条件差,没能盖得起新房子,也就这么过来了。如今我也已经熬成了中年人,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每次回家看望老人,见二老住在比别人家破旧、低矮的老房子里,心里就不是个滋味。有好几次,我劝父亲再翻新一下房子,钱由我们几个儿女凑,父亲反倒不干了。他可能已经看出,我们走出那个村子以后,就不会再回去了,就不再属于那个村子了。既然我们不回去,他还盖房子干什么?他说他们已经老了,怎么都能在那几间老房子里对付着活到死,他说我们年青,在外面好好混吧,不要老挂念着老家。
    有一次我绕着弯子劝他盖房子,我说:你看人家新房子多敞亮、高大,咱的老房子越来越矮,我每回来一次,都觉得它往地里陷下去了几分似的。
    父亲说:在这个老房子被埋到地里之前的这段时间,还够我们老两口活的。咱这老房子矮,是因为它在这地场站得年数太长了,房子也站累了,连托着它的这块地也累了,越来越往下出溜了。咱这房子新盖起来时,在村里也是最高的。这四围的新房子为什么高?不光因为盖得高,他们翻新房子时把老房子先拆了,让托房子的这块宅基地歇了歇、喘了口气,再盖新房子时,这块地就有劲了,少说也能把房子稳稳地托个四十年、五十年的。咱这老房子四十年没翻新了,它下面的地就这么被压着四十年没喘口气,怎么能不累呢,怎么能不慢慢往下出溜呢?说真的,咱这老房子可真是为咱这一家人出了力;这房子下的地呢,也真是为这老房子出了力。一级为一级,咱不拆这老房子,也是为住在这老房子里的“神虫”尽点力。新房子10年20年之内都不会有“神虫”住进去,越老的房子里越有东西。
    我问父亲:“神虫”是一种什么东西?他说是一种谁也看不见的东西,在暗中保护着一家人的平安。我不知道世间是不是真有“神虫”这种东西,但是我相信:老房子里有一种别人看不见的温情,它会给居住在这里的人带来一种安宁感。


                                泥土

    我跟着父母来到我们家最远的地里,这差不多也是我们村最远的山地,和邻村的许多块地穿插在一起。一路上所经过的都是三十多年以前的景色,不同的是一个个小山包都秃了,地里刚发芽或尚未发芽的作物,被一垄垄地蒙着白色的塑料膜,每块地里顶多有一半的泥土是露在外面的。再就是山沟沟里我曾经爬过无数次的那些需两个小伙伴才能合抱的大楠柳树也不见了;一些我过去经常走的小道仍旧弯曲着,看上去已很少有人走了,而另外的新的山道又被走出来了。
    这最远的山地,曾是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光顾的地方,拾草、剜野菜,或者在春天来挖药材。因为路远,平日放了学离天黑的时间短,是去不了的,只有到了星期天的时候才能去。也是因为路远,这里才草厚、野菜多。离村子近的地方就不行,拾草、剜菜的人太多。
    我跟着父母到这远山的地里来,本是想帮他们种花生的,他们年纪都大了。可到了地里,父母并不用我帮忙,说我不会,让我沿着山坡溜着耍去,看看顺便能不能挖点药材或野菜什么的。我觉得我仍像他们仍然没有长大的孩子,跟着来到地里,他们干活,我便径自到一边玩去了。其实我儿时并没这么自在,那时家里穷,靠种地过活,而且土地都归生产队,各户只有很少一点自留地,只要跟着父母下地,那就是有活要干,我就得当半个劳力用。
    我家的山地在这里分为四小块,在半山坡上呈梯田状,临着一个小水库。我沿坡上行,来到曾是松树及槐树的混交林地。现在这里是种着板栗的一片荒坡,其它树种都已被砍了。我想找一种叫作“红根”的药材,这种药材学名叫丹参,能泡酒,具说有抗风湿等作用。父亲说:“现在哪儿还有?早被挖绝了根儿了!”我知道当年这山坡上是很多的。当年我也算是个挖药材的好手,能认几十种草药,每年春天都会搞点“勤工俭学”,卖了药材换点铅笔和本子钱。这最远的山地就是我每年挖药材必来的地方。
    我顺着山坡很容易就找到了好几棵丹参。它现在确实比三十多年前少了,但是只要找到一棵,周围就会有另一棵,甚至好几丛。我挖到的一大把,几乎就是在一处找到的,而其它地方确实已难见它们的影子。
    当我刨开泥土时,一股泥土特有的芳香使我倍感亲切!这就是我童年时闻到过的那种泥土味儿,我就是在这种泥土的芳香中长大的。只是当初被这种泥土的芳香包围着,并没有意识到而已。为了不伤丹参的根,我用双手抠着山石、扒着泥土。这是些很肥沃的山泥,潮润得像浸了油。
    我这双长期以来只接触灰尘而不触摸泥土的手,终于又抓住了泥土!这是我在三十多年以前曾紧紧地抓住过的泥土,可我是从什么时候起,慢慢地松开了它呢!
    我回身望望山下,那半山坡的山地里,母亲正拉着犁、父亲扶着。他们此刻没顾上看我,他们正在为将要下种的花生地犁开沟垄,新翻开的湿润的泥土黑油油的,已有一大片,泥土的芳香正随着春天的风向远处播散。


                              乡村的节奏

    我回到故乡的时候,前两天刚刚下过一场春雨,正是种花生的时候。乡村有两种季节是最忙的:一个是耕种,一个是收割。现在正是耕种的季节。由于我家的地离村庄比较远,又分了几处,为了在墒情好的时候把花生抢种上,年迈的父母天刚亮就已经做好了饭、吃了,去地里了。他们把我的饭焖在锅里,头天晚上就嘱我起来后自己吃饭。
    我一向没有吃早饭的习惯。起来后一个人在屋子和院子里转来转去,想找点事情做。满眼看见的都是三十多年以前的旧物:插在厢房木窗棂空档里的镰刀,我小时候拾草用的竹耙子,还有已经换了不知多少个锄头的锄把……我家这房子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了,当时在这周围还是鹤立鸡群的新房,现在已被四周高大敞亮的新房子包围了。这一院的四间房子,多年以来就这么由我父母两个人守着。两位老人家在时光中忙忙碌碌地老了,这一院房子和房子里的家什,却一直没什么大变化。他们烧的仍旧是茅草和作物的秸秆,睡的仍旧是土炕,用的仍旧是锄头、镢头、铁锨和镰刀。衣柜、木箱仍在原来的位置上,三十多年都没变,就连桌几上的摆设也几乎像没被动过似的,只是多了几瓶我妹妹回家时带来的润肤霜和发胶之类的时髦东西,还有那个老旧的大相框里,镶满了密密麻麻的五寸彩照。这些照片都是这些年来我们兄弟姐妹寄回来的,也有些是母亲去看我们时自己捎回来的。
    最触动我的是一个不起眼的黑猫脸塑料肥皂盒,这是我8岁以前的用具,至今已有35年的历史了。虽然它不知在什么时候烂了个边角,但我母亲一直在用着它,不舍得扔掉或更换。我们兄弟姐妹过去就时常说笑母亲像个收藏破烂的人,四间房子连同两小间厢房及阁楼,都被一些几年甚至几十年都用不着的杂物塞得满满的。母亲总是说:“居家过日子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她对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甚至小到一截铁丝、一个锈弯了的铁钉,或一小块碎玻璃片,哪怕一块碎碗的瓷片她也要拣起来放在窗台上,留着秋天好用它刮芋头皮、地瓜皮和土豆皮之类的。
    我乡下的老家,是如今乡村缓慢节奏的一个典型。我家的许多事情几乎都保持着三四十年以前的状貌:做饭烧火,用的是手工推拉的风箱;玉米粒子,是手工一粒粒从玉米穗子上掰下来的……虽然现在不用再点煤油灯了,到了夜晚我家这老房子里仍常常是一片幽暗,我的父母做的很多活,仍然习惯于在黑暗中进行,比如掰玉米粒子和剥花生米,这些活都是不需要看的,是摸黑就能干的活儿。小时候我们就这样干过:大家围坐在一堆花生周围,一人怀里放一个盛花生米的家什,一边讲故事聊天,一边摸黑剥花生米。如果谁稍长时间没动静,或不说话,说明他不是睡着了,就是在偷吃花生米(那时候生产队分到各家各户的花生,剥完了回收花生米时,是要按比例过秤的,谁家赊了秤,谁家就得从口粮里扣除、补齐)。我问过父母:如今六毛五一度的电费,他老两口一个月只须交一块多钱就足够用了。况且,他们还有一台12寸的图像模糊的黑白电视机,多多少少也要费点儿电。可见他们用电是多么节省。但是,他们生活的却非常知足,并且快乐。这使我觉得他们这种自足的乡村田园的生活,是富有诗意的,这是一种古老又缓慢的生活节奏。
    就拿我所最为熟悉的农具——锄头来说吧。这次回来我在院子里见到了一把新锄,而锄的木柄却是三十多年以前我就熟悉的。这一把旧木柄上的新锄头是被更换的第几个了,我说不准,但是我知道它每两三年就会被磨光磨秃而被换掉一次。这是三寸多宽、四寸多长、厚度近三分之一厘米的铁家伙,就这么在土地里反反复复锄来磨去,直到被磨光磨秃。一个人一生要用多少时光才能使一把这样的锄头磨光磨秃?而一个地道的农民,一生至少要磨掉几十把这样的锄头。且锄头只是他所使用的众多农具中的一种。由此,我感受到了时光的漫长与韧性。
    我继续在这个老院子和老房子里转来转去,像在过去的时光里悠闲地漫步。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最适合我此刻做的事情——剥花生。我看见墙角已被剥了一些的大半袋子的花生,这是需要手工一粒一粒将花生米剥出来的带壳的花生。这是经过了一个冬春,父母尚未干完的一件活儿,我现在接着干下去。
    这是我儿时与父母及弟妹们一起摸黑干过无数次的活计,是单调而反复的劳动,像穿过漫长而黑暗的隧道,惟一让人意识到自我存在着的感觉,就是因长时间地反复剥开花生壳,而捏得手的疼痛。现在我一个人在这院老房子里,干儿时干过的最为简单的事情,感慨之余也心静了许多,像是回到了儿时梦般的生活里。
    我算了一下,以我现在已不太熟练了的速度,要剥出我在饭店里吃的一盘油炸花生米的量,至少需要一个小时。而对花生地的耕种、锄草、浇灌,以及收获后的搬运、凉晒,则需要付出更漫长的劳作和时光。

  
                               我家的猫

    母亲爱养猫。在农村,若是家里不养只猫,老鼠就会把个家闹翻天。
    这一次我回到了家的第二天,仍没见到猫,心里有些纳闷,就问母亲:“咱家的猫呢?”
    母亲说:“她生了孩子了,正在做月子呢?”
    “什么时候生的?”
    “五一节那天。”
    “生了几个?”
    “五个。”
    于是我到东间屋里去看。一窝可爱的小猫咪,围卧在一个破草筐子里的老猫身边,老猫一脸慈祥,支立着两只前腿举头望我。
    我家东间屋一般是不住人的,要是到了春节,弟兄姊妹们拖家带口地回来的人多了,母亲才把这间的炕收拾出来,给我们住。平日里这间屋是个储藏室,粮食、杂物用具,以及做熟的干粮都放在这里。所以这间屋是老鼠最活跃的地方,也是猫时常巡视和蹲守的地方。我家的猫平时没有一定的窝。都是跟人睡在炕上。她生小猫了当然不能和人睡在一铺炕上。母亲提前就给她在东间屋的炕角下做了个窝。猫也懂事,到生的时候不用人管,自己就进去了。母亲夸我家的猫说:“它能摆弄好孩子!”意思是说:它能很好地照料、喂养小猫。这之前它曾生过两窝小猫,一个没死地都带大了。
    猫生孩子完全不需要人帮助接生,它一切都能够自理。生下的小猫,它能一个一个地把它们的绒毛舔光,舔平顺。猫是极爱干净的。
    父亲对猫的观察有三点让我感动和惊奇。他说:哺乳期的小猫无论是拉了屎还是撒了尿,大猫都会一点一点地舔干净并且吃掉;第二点是当小猫渐渐大了,快到出窝时,会爬出窝到处乱跑,这时大猫会把四散的小猫一个一个用嘴叼回窝里,算是它对孩子的一种管理和教育;还有一点就是,猫逮了活老鼠无论在什么地方吃,都不会把吃的地方弄脏,它会一点血迹都不留下的。
    最后这一点很快得到了证实。
    5月5日这天,也就是我家的猫做了母亲的第五天,我们在炕上吃晚饭,父亲见一只大老鼠窜到了放着电视机和杂物的桌子底下,桌子底下也放着许多杂物,所以是老鼠很好的藏身之地。我建议母亲:把猫妈妈请出来。母亲便去东间屋解开了拴猫妈妈的绳子(自从它有了孩子之后,母亲便用绳子把它拴在窝边,怕它跑到别人家,被人拴住了回不来而害了它的一窝孩子),把它抱过来,按着它的头示意它往桌子底下去。它似乎并不想立即投入工作,硬退出来,跑到外面放风去了。猫走了,我们拿老鼠是没法儿的。我想:老鼠可能逃过了这一劫。可不大一会儿,猫又回来了,迈着悠闲的步子正往东间屋它的窝里去,突然就“唔”地一声向藏进了老鼠的桌子左侧冲了一下,然后迅速调头又从桌子右侧底下钻进去。等它神情自若地从桌子底下出来的时候,嘴里咬着一个大老鼠。前后总共用了不过几秒钟的时间。我激动地为这只刚当了母亲才5天、正在做月子的猫叫好,它却以为我会抢它的猎物,猛一口把老鼠叼到堂屋的灶前吃去了。等我们估摸着它已经把老鼠耍弄死了而过去察看时,它已把老鼠的头从脖子上咬断下来,鼠头和老鼠脖子的断处没留下一丝血。
    在我的老家有许多关于猫的神奇而又玄妙的传说。关于猫的出生时间,母亲就有个说法,她也是听老辈子的人传下来的:“初头咬,十头避,二十头撵着老鼠满家跑。”意思是说:农历初几(上旬)生的小猫,长大了以后能咬老鼠;十几(中旬)生的小猫,长大了以后能避老鼠;而二十几(下旬)出生的小猫长大了以后则不善于逮老鼠,只能追着老鼠满屋跑。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它却使我感到猫与农历有关。母亲信很多东西,她相信很多东西都能通灵。比如她就相信猫的灵性,说猫跟人在一起时间长了,能听懂人说话,所以她时常唠唠叨叨地对猫说:“去守着你的孩子去,别到处乱跑!”猫则真的会一动不动地望着她,听她说,间或“妙——妙——”地回应两声,好像真的听懂了一样。


                              死孩子沟

    跟着父母去地里种花生,经过东老茔时,我想起了死孩子沟。东老茔是我们村最大的一片坟地,记忆中有三四十亩地的样子,还有柏树,在一个山梁的下半坡。老东茔西侧的沟,被我们小伙伴称作死孩子沟。死孩子沟被分作几段,用石头坝拦着,坝上栽了些树木。坝下往往是有泉眼的地方,上山做农活的人渴了,都会到坝头下找泉水喝。然而死孩子沟下的坝头虽有泉水,却没人去喝。我们小伙伴上山拾草、挖野菜经过这里,也大都会绕着走,因为这里常常有一个个用秫秸秆裹着的死孩子,被扔在坝头下。只要我们老远看见有个秫秸捆竖在坝下,就知道又是一个死孩子;若是秫秸捆散乱了,就知道一定是野狗撕开了秫秸捆,把死孩子吃了。小伙伴中有胆子大的,则会逞强地上前去看看,回来告诉大家:就剩了一只小孩儿的脚了。
    死孩子沟与东老茔的一片大坟地连在一起,是我整个童年的恐怖地带。因为这一带在我心里,总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而死亡又总是与各种各样的鬼魂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的。
    儿时的乡村除了一年看两场电影之外,几乎再没有其它任何娱乐活动,听故事就成了大人小孩最常见的消磨时光的方式。下雨阴天出不了工,生产队的饲养室里就会聚集一堆人听故事;夏夜在街上乘凉,也是听老人扇着扇子讲故事。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就是与鬼怪有关的故事。有些甚至是“真人真事”,是某人讲的他自己亲自经历的事,玄而又玄,又使人不得不信。这些经历使我从小就把现实与传说混淆了,一直担心东老茔里死去的人会突然活过来,拱出坟堆,担心死去的小孩子会突然扒开捆着他的秫秸草,朝我恐怖地笑。
    在我记忆里,那时村里经常死孩子,因为我们经常能在死孩子沟的坝头下,见到新的秫秸草捆。但我们很少知道死孩子是谁家的。好像一个孩子被生下来,然后死掉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也有偶尔得到的消息,说某某家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就“没有了”。
    我和母亲远远地经过东老茔和死孩子沟时,父亲已推着手推车走到了大前面。我问母亲:死孩子沟现在还经常有死孩子吗?母亲说:早多少年都没有了。哪像先前,谁家死了孩子也没人问没人管的,现在早就没有死孩子的事了。母亲向我絮絮叨叨地说着的时候,我能感到她一副感慨的情怀。我突然想起传统观念一直重男轻女,农家穷,养不起更多的孩子,会不会有些人家生了女孩就把她弄死,扔出去?母亲反驳说:“哪有那么狠的人!不管怎么也是他自己的孩子。”
    我不再说什么,但心里一直在想村里过去经常死孩子的事:过去生活条件、医疗条件都很差,死人是经常的事,好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很快又死了,只是这一家人的私事一样,没人去想、去过问他的死因。生命被看的轻之又轻。现在不同了,生命已被真正视为一件天大的事情了,已被视为沉重的事情了。


                          死人气息

    在东老茔西边最底下的那个坝头上,原先一直有棵高大的歪脖子楠柳树,斜斜地从坝头长出来,伸向天空。楠柳树有一个大人合抱那么粗。我小时候喜欢上树掏鸟、逮知了、打干柴,爬遍了村里能架得住人爬的树,惟独这一棵,我却从没爬过。有一次我走近了它,用手扶着树身向上望了望树上的鸟窝,但还是没往上爬。回家后我用胰子洗了三遍手,到吃饭时仍觉得有死人的气息。
    东老茔是我们村最大的坟地,它西边的这条有石坝的沟就叫“死孩子沟”。那时谁家养了孩子活不下来,就用秫秸草裹一裹送到这坝头下。小孩子死了是不能入土的,这是老规矩。
    这坝头上惟一的一棵楠柳树,在这种环境下倒也活得自在,没人来打扰它的生长,也没有镰刀来砍它的枝条。它在这种让村人感到恐怖的氛围里,一直长成让全村人都敬畏的树王。
    有时候,裹着秫秸杆的死孩子就斜依在它的脚下,靠在它粗大的树干上,行人从远远的小道上就能看见这里又多了一个过早夭折的孩子。死去的孩子当然是不再呼吸的了。所以,这里的空气只供给这棵大歪脖子楠柳和在它上面生活的鸟呼吸,它们呼吸不完的空气就被南来北往的风沿着田埂吹向田野,一部分渐渐远去 ,另有一部分等着下一场相反的风再把它刮回来。
    我每次路过这一带时,只要风是顺着死孩子沟刮过来的,我都会屏住呼吸,尽量少吸一口带有死孩子气息的空气。我隐隐地有这么一种意识:连死人都不呼吸的空气,是死掉的空气。我活着,不能呼吸已经死掉了的空气,呼吸了以后,我的许多器官都会不再灵活,甚至慢慢坏死的。只要我呼吸过几口这里的我认为死去了的空气,我就会一连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就会觉着浑身都有一股驱不散的死亡的味道。
    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又回到这个村子,去远地时路过东老茔,发现坝头上的那棵大楠柳树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一问才知,十年前就被伐掉了。它是这个村子被伐掉的最后一棵大树。这让我觉得现在的人,真是什么都不怕了,连当年人人敬畏的树王也早都被人伐倒了。据说是村委会里的人伐了去打成了桌椅。
    一天晚上我在我的干弟兄家吃饭时,偶然听到的一个消息让我震惊。他指着我们围坐着喝酒的炕桌说:如今咱村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木料了。这炕桌是用咱村最后一棵大楠柳木做的。我问是不是东老茔西边那棵?他说是的,那是最后伐倒的一棵。那时他在村里当会计,顺便沾了点光,为自家打制了一张小炕桌。
    可我围着这张小炕桌吃了一顿晚饭,竟不知道它就是那棵我从小就敬畏的楠柳树,更没闻出它那特有的死人气息。也可能是一桌好酒好饭菜把桌木中的死人气息给压住了吧。


                            会讲驴话的人

    会讲驴话的人,外号叫黄瓢。我不知道他的大号。村里人都叫他的外号。大人叫他的外号时,他会气嘟嘟地默认了,若是小孩子也当着面叫他的这个外号,他会恶狠狠地瞪一眼,甚至跟过来一两句狠话。
    “黄瓢”是村里比较损人的一种称呼。这是专指那些面黄肌瘦、老病秧子的称呼,这样叫谁,就像把一股霉气扣到谁头上一样让人反感。那时村子里病秧秧的人很多,因而“黄瓢” 并不是那个会讲驴话的人专用的外号,村子里很多人都可以用它来叫。村子里的人可能有点欺软怕硬,没人敢把这个带有晦气的名字,扣到年龄大些的或年长的病秧秧的人的头上。而对于他,这个外号就像粘在了身上一样,避不开、躲不掉,他越怕越恨、越想把它从自己身上拍打下来,这个外号就越是往他身上贴。这不仅是因为他在一帮病秧秧的人当中年纪最小,更主要的原因是:其他病秧秧的人都是比他要有些威望的。
    黄瓢因为身体不好,生产队一直不把他当个整劳力使用。整劳力一天能挣十个工分,而他一天只能挣五个工分。他干的活也是一种带有照顾性的——村里人把这种活叫“跟驴腚”。“跟驴腚”这个活儿不用出什么大力,但是得能走路,整天跟在驴屁股后头,在村庄和田野之间来来回回地走。驴鞍子上架一个两头沉的藤条筐,春耕前,从村子里把在猪圈里沤好的农家肥驮到车子过不去的地里;夏收和秋收季节,把作物从地里驮回村里的场院;冬季,则从地里运夹生的黄土回村,用以垫猪圈沤肥。
    干“跟驴腚”这个活儿也有头领,当头领的一般都是富有经验的老把式,人称“老驴腚”。我们管他叫“驴把头”。他一般要比其他“跟驴腚”的人多管一头驴:前面赶着一头,后面再牵上一头,走在驴驮队的头里。这样才能显出他是领导,也才能挣得比别人多的工分。其他“跟驴腚”的人干一天只能挣三、四个工分。黄瓢就是我们生产队的“驴把头”,领着几个不顶半个劳力的半大小子和妇女,整日蛇行于田野的羊肠小道上。人和驴间隔着一线排开,远远看去,一支驴队很是壮观。
    70年代,我也曾加入到这个驴队里干过。那时我十四、五岁,正调皮,生产队里的所有活儿,我最喜欢的就是“跟驴腚”。我不喜欢在一块地里从太阳出来一直干到太阳落下,我爱走动。只跟在驴屁股后面来回走多轻松啊,反正东西是驴驮着又不是人驮着,走快走慢都无所谓。
    我“跟驴腚”时不愿意规规矩矩走在驴队里,我不是赶着我的驴跑到驴队看不见的大前边,就是拖着我的驴走在老后边。这样我可以在走空趟的时候骑驴,把自己的脚力省下,留着收工以后往自己家走。当然,骑驴若是被抓到是要扣工分的。我那时跟一天驴腚能挣三个工分,骑驴被抓到一次就要扣掉两个工分。队长说,驴去时驮着粪回来又驮着人,又驮人又驮粪的累一天,到晚上多喂半盆好饲料也补不回它的累来。我总觉得驴又不是人,苦点累点没啥。再说驴生来就是驮东西和被骑的。我骑的是驴,又没骑在你队长背上。想是这么想,但我还是怕扣工分,只能偷着骑。不骑驴我不舒服,不骑驴我干这个“跟驴腚”的活儿图啥?反正驴又不会讲人话,没法向队长告状。
    驴的想法跟我不同。驴很聪明。每天早晨我去牲口棚牵它时,它都躲我,企图甩掉我另找一个不骑它的新主人。走在路上它也不肯合作,我故意拖着它慢点走好摆脱驴队,它却总是死命地往前奔。它知道掉了队会受欺负。我赶着它快跑想甩掉驴队,它又赖着不肯超过头驴。头驴是“驴把头”黄瓢的驴。但是我有办法,我用细棍儿捅它的屁眼儿,一捅它就嘟嘟地往前窜,不一会儿就能把驴队甩掉。用细棍棍捅驴的屁眼儿是我发明的赶驴的最好办法。吼它声音太大会被人听见,用鞭子抽它要扬起手来,会被人看到,只有这个捅屁眼儿的办法既隐蔽又见效。这办法现在想来,我觉得自己也太阴损了点儿。
    有一年我们队分来了几个青岛知识青年插队,其中有两个女的,队里为了照顾她们体弱,就安排她俩干“跟驴腚”的活儿。走到一个岔道口,黄瓢落在后面撒尿还没跟上来,两个女知青大喊:“向右、向右,右转!”驴根本不理会,直劲儿朝前走。黄瓢在后边大老远地边提裤子边忙不叠地喊了一声“咦嗷咦”,驴队便乖乖地向右转了。一路上,两个女知青见他用口令指挥驴,驴又十分温顺听话,感到十分惊奇,回去后对男知青说:“我们那个赶驴的头儿会说驴话呢!”
    其实,这样的“驴话”我们村里的人都会说。
    “咦嗷咦”是向右,“唔嗷唔”是向左,“驾”是向前,“吁——”是停下,“稍、稍”是后退。不知这些口令都是那个祖宗和驴商量好了的,人和驴全懂。无论老人新人,也无论是老驴新驴。
    说驴话的故事被传为笑谈。但是黄瓢听了却极不高兴。哪有人会说驴话的?只有驴才说驴话。说谁会说驴话那不是骂谁是驴吗?后来谁再说他会说驴话,他就回一句:“你才会说驴话呢!”
    但他从不用这话回敬两位女知青。我知道他护她们。黄瓢三十大几了还是光棍儿一条,除了他妈,他还从没挨过任何女人的边儿。他对女人有一种特殊的神秘好感。
    黄瓢对我火过一次。那是两个女知青还没加入驴队之前,有一次,我用细棍棍捅我赶的那头母驴的屁股眼儿时,被他发现了,他就火了。他冲我一吼,全驴队都听见了,那些公驴、母驴和赶驴的人全听见了,而且这事很快就传出去了,说某某爱捅母驴的屁眼儿呢!我恼羞成怒,自那以后就不再搭理他。母驴又不是你媳妇,你护舍护?没女人可护就护母护。我捅的是母驴的屁眼儿,又没捅你妈的屁眼儿,你火啥你火!
    后来我听说,我没加入驴队之前这头母驴曾归他管。他很懂驴性,母驴在他的调教下也很温顺、听话。有人曾看见他在驴棚里踩着个木墩子干过它。
    上个月我回村时还见过他。如今他才五十多岁,就已经老得让我认不出来了。他也没认出我来。当时他在他们家老房子的南院墙外,躬着个背晒太阳。他不知道这个在他跟前停了一会儿的人,就是二十多年前那个用细棍棍捅母驴屁眼儿的人。看见他我就想起了他在驴棚里踩着木墩子干的那件事。我想:现在再给他一头母驴,他也干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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