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 天使的歌唱 (阅读2835次)



        请不要让那些灯从心灵的视野里
        消失,有一天目光中的水分也会抽干
        变得暗淡,有一天我也会倒在那里
        像曾经写下的:我热爱一切的发光
        更向往透澈和谐的黑暗,与尘埃
                           ——麦可《黄昏诗章》

                                   1
    当“诗人之死”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深层意识,而不是作为现象进入到世界性的交谈之中时,它所触发的是对“诗人之生”的思考,而不是对死者的同情。终止的心跳仅仅意味着血液在肉体里循环的停止,而诗人的呼吸却在他的作品中依旧存在,并使每个词都富有生命。麦可的死和他之前的几位自杀者不同,他不是“受困于语言的压力”,或者“出于对语言的捍卫”而自戕的诗人,不,他不是把死凌驾于爱和创造之上的人。虽然他也曾试图用“自杀”这一超语言的行为来表达对诗歌的最后热爱,可他并没有放纵对生命的健康把握。这主要来自于他对自身责任的清醒认识,这里谈到的责任并不是社会化的义务,而是他对诗歌精神的建设。
    转形期的汉诗写作正处于一种盲目和混乱状态之中,审美标准的缺乏和诗人自身精神的空虚导致了今天诗歌写作的浮躁与华丽。麦可以他“大地赤子”的情怀和一个诗人本能的良知与敏感深深意识到今日诗歌精神建设的重要性。正像他在诗论《燕翎手札》中表现出的焦虑那样:“是到了该唤回诗歌精神的时候了”。
    他并不赞同罗兰·巴特尔所倡导的“风格操作化”的写作方式,他甚至明确反对在中国的诗歌中泛后现代化的倾向。这实际上表明他是精神本体论者,而不是语言本体论者。语言的必要性是建立在精神的需要之上的。在写作中,语言的规则以及语言的合法性不应、也不可能成为局限精神自由的障碍。这使他几乎不曾对自己的精神取向(即向着神性的不懈叩问与追寻)作过置疑,相反,他却态度鲜明地反对后现代主义和文本式写作。他努力坚守的是诗的生命感的存在,是能够抵御时间消磨的持续的活力和感动,是没有亵渎、怀疑和玷污的诗的神圣性。
   诗人的悲哀并不在于持怎样的审美态度,而在于缺少自己的见解和声音。中国现代诗歌的痼疾是集体写作意识。广泛化的摹仿与抄袭不是突出了部分诗人的创造成就,而是迅速将其个性化的品质湮没在大众化的表达之中。麦可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诗人,他始终极其敏感地关注着自己的写作和他人的写作,他的自觉使得他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语言形式,都保持着独立性。但麦可并不是那种“唯我独尊”的诗人,他能容纳异己,并对有成就的诗人怀有敬意。尤其面对象里尔克、曼杰施坦姆等艺术大师,他更表现出极度的虔诚与敬仰。他称自己是跪在这些大师面前写作的人,这样的谦恭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当我从遗作中读到这样的话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是他对待艺术的热爱让我感动,是他的真诚与奉献精神让我感动,是他肯于在高尚与伟大面前隐去“自尊”的信徒般的执着与迷恋让我感动。正是这样一些大师的精神形象,而不是他们诗歌中的只言片语成为他精神的偶像。他在诗中始终贯穿的向上的审美趣味和崇高的思想意识正是基于他对这些大师的崇敬与信仰。

                                  2
    布罗茨基在论曼杰施坦姆时曾说:“写诗也是一种死亡练习。但除了纯语言的需求之外,促使一个人写作的动机并不全然是关于他易腐的肉体的考虑,而是这样一种行动,他欲将他的世界,即他个人的文明,他自己的非语义学的统一体中某些特定的东西留存下来。”麦可非常敬佩曼杰施坦姆。他曾在《雷雨:一出戏剧的落幕》中写到“我就是六十年前的曼杰施坦姆。”是曼氏面对苦难的姿态深深地感染了麦可,使得他面对悲剧性的生活,甚至面对死亡依然表现出卓然不群的风范。这使我想起马拉美在论魏尔伦时说的那句话,在一个把诗人排挤到社会边缘的时代,“以这样一种卓然不群、傲岸独立的态度来承担一切痛苦,这原是诗人的唯一态度。”
    从这点来看,麦可和先锋派诗人不同的是,他并不是一个欧美十九、二十世纪美学孕育的产儿,虽然他也经受过这些美学观念的熏染,但他直接承继的是那些悲剧性大师的生存态度。如曼杰施坦姆、茨维塔耶娃、凡·高等。对他来说,这些大师的作品令他着迷,而这些大师硬朗的人格力量和宽阔的内心世界更让他钦羡。以致他感受到死亡临近的同时,也感受到这些大师的接近。从他后期的作品中不难看到一个又一个大师的影子。如《在异乡的路上》(献给兰波:1995.7.11);《约会:茨维塔耶娃》(1996.5.14);《想起苹果和戴帽子的塞尚》(1996.6.20);《精灵之舞》(献给邓肯:1996.6.25);《哀歌:献给 布罗茨基》1996.11.3)等。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麦可的美学根基不是建立在语言形式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存在”形式之上的。他所建立的不是一个由词语砌筑的殿堂,而是由“生命的原生态”,由心灵构成的“灵魂”的雕塑。他要呈献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割舍与生命联系的“纯粹的形式”,他要呈献给我们的是“原本就属于神性的”“自由飘飞的灵魂”和对于神秘世界的感知与对话。说白了,麦可不是那种设法为词语寻找生命的诗人,而是将生命语言化的诗人。因此,这注定他无法靠墨水写作,而必须蘸着自己的血液写作。
                                3
    一个诗人的生存态度同时也是他的审美态度。它的核心内容与道德无关,甚至与思想无关。审美态度表现为一个诗人的主观性和世界诸实在的隐约觉醒,是一种是生活高出自私兴趣和野心之上,高于只考虑自我的思想、苦恼和迷恋等习惯之上的灵魂的满足。麦可的审美态度是鲜明的,那就是诚实,向上和博大。诚实在写作中表现在对内心感受和对生存体验的尊重,以及对语言矫饰与夸张上的回避。他的语言并不复杂,也不晦涩。他的语言具有细致、简明和朴素的特点。我们可以直接透过语言表面的遮蔽而看到内在的精神。那些充满动感的词语仿佛是他脱口而出的,甚至带着他的呼吸和心跳。他虽然只有25岁,但他并没有这个年龄的诗人容易犯的毛病——激情的放纵与浮躁,词语的空泛与华丽。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麦可对于“真”的实现与抵达。像《九三年最后的诗篇》、《我不能说出幸福的来历》、《抒情的年代是一只废弃多年的水桶》、《暗道》等。而向上则表现在对崇高精神的追求以及对理想的期待,表现在对人格和人格所焕发出的无限动力的肯定,表现在对进步、信仰和健康人性的赞美。像长诗《黑铁》、《彗星》、《月光》、《黑夜,我的思绪随风漫游》、《星宿海》等。而博大在写作中则表现在他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感知与探寻,表现在对一切哭乐悲欢的自如吐纳,尤其表现在对于死亡之境的深入与超出。像《辽阔》、《空屋》、《碑》、《音乐:一路陪伴》、《老农》等。他通过拓展心灵的包容来拓展语言的包容。他并不穷尽于语言的表达,而是穷尽于心灵的感受。把写作的单一劳动扩大为精神的修炼和人格的完善。写作的准则不是语言本身的约束力,而是心灵的震颤产生的强与弱的波动。在麦可那里,语言的操作实际上是对自己灵魂的放逐,叩问与觉醒。词与物的关系、词与历史的关系都反映在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契合之中。如果说罗兰·巴特尔所说的“风格的操作”需要的是一种加工式的劳动的话,那么,精神的修炼需要的则是一种投入式的生存体验和对于贯穿一生的苦难的承负。
    正是在接纳与肯定中,我们看到了麦可诗歌中扎实而厚重的精神实质。这和时下的一些青年诗人灵魂轻浮与盲目的写作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提醒我们中国目前诗歌欠缺的并不是语言的匮乏和陈腐,而是精神的平庸和人格的丧失。汉语诗歌的成熟需要的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学识”,“工匠的技艺”,最主要的是对于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持续挖掘与张扬,是对人类文明的永恒引领与净化。
                              4
    令我们惊讶的是麦可对死亡的预感。这种死亡意识不是形而上的死亡,也不是关于生命乏味的变相解释,而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终结。从作品中可以看到死亡的阴影不是偶然出现在他的心头,而是长期笼罩着他,以致于他的每思每想都透视出和死亡的遭遇,甚至生活中的一些偶然事件也无不是以死亡的暗示被他感知和觉悟。在很多诗里他写下了当时的预感。“一切都才刚刚揭幕,又面临结束”(《夕阳的歌》);“也许期待的那次最深刻的睡眠将会悄悄到来”(《黄昏诗章》)。最具有神谕性的是他在作品《1996第二号:失重的主题》叙述的那样,一只暖瓶从他手中脱落,破碎使他想到“流星的坠落”,而在暖瓶破碎之前他正在阅读达利传记,“在第二十五页上我用钢笔划上两条细线,钢笔水一瞬间变干(不可思议)”而他告别这个世界时恰恰只有25岁。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巧合的事件,而是麦可面对死亡的态度,是他在死亡面前表现出的强大的意志力与信仰。在他留下的作品中,我们找不到一首绝望的哀叹,相反他把对于死亡的体验看作是自己生命中重要的内容。他在《黑铁》一诗中写道“你将在活着的时候体验死亡,在死亡的时候,领悟快乐。”也就是说他一直从死亡的角度来探索生命的有限与无限,美与丑,意义与无意义。显然他的目的不是渲染死亡或黑暗,相反他一直寻找并创造的是“美丽的家园”、“干净的雪野”和“满天的星光”。正是这些闪烁光芒的幻想与期待使得他能够正视死亡并战胜死亡。
    在麦可眼里,死亡不再是一个令人恐怖的词汇。当他带着审美的目光和平静的心态面对死亡时,他看到了生命的无限与宽广,看到了灵魂的高远与纯洁。在《星宿海》中,面对茫茫黑暗,他思索并寻找着靠近天堂的圣地,那就是“星子”。高悬在黑暗之上的星子是唯一能够将灵魂收留的干净地。因为是这星子垂直光的照耀,他才能够超越黑暗而上升,并能看到黑暗中一切发光体和美的存在。至此,他的内心已不单单是对于死亡的揭示与抵抗,他已经博大到包容死亡的地步。这不是凭借思想的深度可以抵达的心灵的开阔,只有真正意识到生命与时间的联系面临中断时,才会对永恒有如此的期待与认定。这是诗性的认定,同时也是宗教的认定,人类文明的认定。无疑,麦可留给我们的文字将不会当作单纯的文本被阅读。那是一笔词义所无法包容与阐释的精神财富,那是一行“对同伴的行走具有照亮意义”的闪光的足迹,那是被里尔克称之为“天使的歌唱”。
                                      1996.12于哈尔滨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站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