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 寒烟随笔 (阅读5868次)




《“女性主义”是对女性善意而粗暴的贬损》
                                           ――答诗人李双


问(李双,下同):我们开门见山吧。我从你的诗中清晰地读到两个字:疼痛。你能详细谈谈疼痛的来源吗?
答(寒烟,下同):疼痛是事实呀。只要一个人睁开眼睛看社会,只要一个人还不太自欺与麻木,只要一个人真正用心去感悟,只要人与生俱来的爱和悲悯有着丰富的内涵,那就有疼痛。当美的事物以悲剧的方式触动人的心灵,人疼不疼?当身边发生不义的事情时,人痛不痛?……在我们周围,这样的现实还少吗?
我曾说“诗人是为世界喊疼的人”,因为诗人有比别人更敏感的神经,以至这神经接近制作报警装置的材料——有的诗人就是向未来、向后世发出信号的人,也是对自己的羞愧与耻辱说“不”的人。一个诗人,无论你和你的文本,外在的特征是什么,比如是激越,你的内在也只能是内敛与责己的。所以除了敏感的神经之外,我疼痛的主要来源或说深层的来源就是对自己的反省。这是无法逃离的目光,是反复的追问和审判。小至日常生活的时时处处,大至焚烧先知布鲁诺时,鲜花广场上的那些看客,以及在希特勒的德国那些为了“求生”而不得不与他合作的知识分子……人类历史上哪一个时代的耻辱,不是当权者与人民“互动”的结果?而“我”就是人民的一员。我不知道我在“那时”抑或“现在”、“将来”是否能保持足够的清醒,或许写诗就是一场从自我开始的灵魂清算吧,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布罗茨基说过——“拯救世界或许已为时过晚,拯救个人却始终存在着机会。”


问:说到激越与内敛,我注意到在你的不少诗歌文本中,意象内敛与音调激越形成了矛盾的现象:在这样的文本背后,你的生活是否有某种加速性的困厄?
答:我的生活……怎么说呢?一言难尽。有一份临时的工作,凑合着谋生吧。我居住的地方,是济南下层民众的聚居地,多年来,这里是济南最杂乱的“边缘”城区,有时也确实觉得处境艰难,但与邻居们相比,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对物质生活,我没有多少要求,心态比较容易知足。然而在精神上,我却常常饥饿和自省,这使我的内心时时体验着“风暴”。而且,我相信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心”已经成为一个定数,所以它的悲伤或欢乐都不能说是外部生活的绝对反映。“困厄”只发生在我的精神上。


问: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你诗中的音调,在当下是少有的硬朗和高亢,请问你是有意为之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然?
答:一个人几乎不能选择自己的音调,就像“豪放派”与“婉约派”是由不同的生命类型决定的一样。我的性格中有某种决绝的东西,这使我的作品中难得有幽晦的柔美。


问:幽晦的柔美,哦,这个词使我想起你平时对“女性主义”诗歌评论的看法,你展开谈谈吧。还有,你的诗行中所透出的急迫、焦灼的呼吸,的确与其他女诗人笔下的纤柔和华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认为性别与创作的关系很大吗?
答:以性别来谈论创作,一直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困惑。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它在当下的“市场”那么大,大得那么不真实,尤其在诗歌领域,好像在小说、散文、戏曲、电影和绘画、音乐里,就不是那么“鲜明”。“女性主义”的诗歌评论,在它的早期,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种发现、创造,充满活力,但这个话题,与许多话题一样,一旦从外国“拿来”,使用到我们的社会语境里,就会渐渐失去它原有的创造性和生命力,早期与后来,是大不一样的。后来做为一个判断,它更像一个越来越省事,越来越懒惰,也越来越平庸的“帽子”,由此而伤害对具体事物的个性进行更认真的深度剖析。
“女性主义”已经延续许多年了,是不是也该有所超越,有所整合与新的发现了?人、人性,是不是比性别更重要、更丰厚,也更基础?性别只是一个角度,即使有必要谈论它,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它,也要将它放在人与人性的更大的范畴里,结合更多的角度来谈,否则,就会人为地将许多女性所写的作品缩小、抽干,甚至阉割、歪曲。为什么没有人从“男性主义”角度来评论诗歌?如果只有“女性主义”的角度,如果不将“女性主义”同时还原于人、人性,那么在不知不觉中,它看似“一枝独秀”,实际上却是社会依附的另一变种,成为对女性善意而粗暴的贬损,这有违它的初衷,对创作的伤害同样是巨大的。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早已发生,也仍在继续发生。
女性的性别,对我是真实的存在,因此,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创作中,它都必然要呈现这些真实,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真实,具体到个人,它又是个性的、复杂的,甚至特殊的。比如在创作中,就创作本身而言,性别身份对我似乎就不存在。我觉得只是一个生命、一个灵魂在词语中生存,就像在现实中生存一样,酸甜苦辣涩都有,但性别却消失了。我更多的时候处于一种唯时空的恐慌:是谁让我拥有这些词语的,我又在拿它、又能拿它做什么?人能揭示的真实或真理多么有限,在这样的年代,我又如何写作才不会沦为一种稍纵即逝的奢侈?……等等。


问:你近期的创作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你对《前夜》、《幸存者》这类题材的处理上,它们是否对你形成了某种类似道德压力的东西?
答:道德压力?怎么说呢,我记得当我写出这样的诗后,那种欣慰感类似偿还了某种宿愿。我甚至这样想:哪怕它们在诗的形式上是失败的,我也不羞愧,羞愧的是一个诗人只在乎一己的悲欢。


问:记得你在《前夜》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孩子趴在窗台上睡去/ 注定错过血的一页/ 一次在瞬间成人的机遇。这是否暗示着你的生活中曾有某种重要事件发生?
答:你这样的用心解读在当下很少见了。确实,事件就是生命历程发生裂变的“前夜”。我甚至认为一个人不经历事件,很难真正长大。我也曾有“睡去”的时候(有两种情况的睡去:一是回避,二是处在尚未觉醒的状态),但幸运的是,我还是偶尔抓住了几次“机遇”……


问:这些年,所谓的诗歌潮流一波一波变幻,我们身在其中,有时不免惶惑,做为一个创作个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它们对你的创作影响大吗?
答:不能说一点影响也没有,但影响和发生作用是有很大区别的。打一个比方来说,潮流就像一条河流,它冲刷你,也把一切带走,但那些“自主”的石头却留下来了。当然石头也是在河床中的,但它是以独立于河流的方式存在的。我希望我能以我的方式创作。


问:有一种诗歌文本曾让我迷惑:充斥在诗中的词语的丰沛与作品实质的苍白形成巨大的反差,你是怎么看这类现象的?
答:这是技巧(形式)与题材(内容)的不对称造成的吧?也是灵魂与才华的非生态性失衡造成的吧?非生态性,我在这里指的是,它的失衡,是社会性的、“人为”的,并非缘于诗歌的原生。很多人才华横溢,有很强的“词语冲动”,但由于某种人所共知的原因,灵魂里却没有多少有分量的内涵能与才华共生共长,比翼飞翔。你想象一下,这样的失衡,有可能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五•四”时期吗?或者,发生在那些有着古希腊与文艺复兴传统的国度?……


问:你的诗歌曾荣获你们山东最权威的齐鲁文学奖,能谈谈你的写作初衷吗?你经历了哪些阶段性的变化?你写到这个份上,我对你的创作道路越来越好奇。
答:这个问题……你的话还没问完,一些感慨、一些说不清的滋味就在我心里涌起来了……这个问题看似平常,但我想,对于任何一个热爱诗歌、生命里诗歌的份量又相对较重的人来说,在当下的时代语境里,被这个提问引发的触动,都会像我一样,心情很不轻松。
首先,我感谢齐鲁文学奖的评委们,感谢他们对我的创作的鼓励和支持。我明白,这更是他们对我的期望、关怀、审视和更严格的要求。获奖之后,说实在的,在我的内心里,感受最深的是诗歌对我的批评和疑虑:我所写的真的还算好吗?在我的生命深处,还有哪些东西在走向诗歌的水源时,是一种羁绊,一种沿途的损害?以后的创作之路,肯定会更艰难,更苛求,我有力气承担吗?……
获奖真的是一种压力和不安——也许我过于认真和自省了。但我的确需要内心的警觉,这是诗歌所需要的,也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那些与诗歌一起远行的相对“边缘”的日子,它们虽然既清苦又疼痛,但诗歌欣慰,我也安宁。
我十七岁那年,趴在教室的课桌上,在莫名的冲动中写了一首诗,那种隐秘的欢乐永远难以用言语形容。从此,诗歌对我的一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诱惑,我后来的创作,似乎只是一次次试着去触摸、去回味那种欢乐。但在最初的创作阶段,与许多作者一样,“为赋新诗强说愁”是难免的,也是难以为继的。几年之后,可能觉得写与不写没多大差别吧,我就主动停笔了。一九九七年,我的生活发生了转斩,有太多的感受压迫我,我像被什么驱使着,又写下了一首首的诗,但在写的时候,我很少考虑诗的美感(词语、音韵、结构等等),这使我后来重读时,对自己深深自责:诗中的生命是真实的,但真实的生命并不就是诗。我开始意识到,词语、音韵、结构不仅是一个载体,她本身就是诗歌的细胞和血肉,诗人必须进入其中去探索,去融化,去呼吸——美感必须一次次地被重构、调整和擦拭……那算是第二阶段吧。
而我目前正经历的阶段,我也说不清,只是有一种朦胧的对自己、对诗歌的重新自省,慢慢在创作中摸索吧。


问:你对自己的作品有阅读期待吗?这种阅读期待会不会影响你的创作?
答:有一点吧。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被那些渴望生命不被腐蚀的人读到。虽然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我相信他们的存在——只要朝某个方向看上一眼,就是力量。
期待在我只是一种朦胧的意愿,在创作时它有时会出现,有时不会,我也说不清楚。


问:我们搞过创作的人都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即写下的诗歌和想要写的诗歌有距离,这个距离也许就是一个诗人和他的诗歌理想的距离,当它们发生矛盾时,常常会在创作的过程中产生焦躁和绝望,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你是如何解决的?
答:当然有啦。有些东西一经写下,你才发现言不尽意,发现创作的难度令人惶恐。这曾让我苦恼、懊丧,但有一天我忽然想明白了:这不正说明生命的丰富、复杂、微妙吗?一个创作者终其一生就是用语言、音韵等等去捕捉它们,抚育它们。既然是一生的事,就不要为一时写不好而着急,慢慢来吧……从那以后,我的心态平和多了。


问:当前诗歌与人们的关系还是相对疏远的,人们常常很难去认真阅读诗歌。根据你的阅读经验,你看到一首诗的时候,是怎么认定她是好诗还是不好的诗的?
答: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当前的诗歌价值和标准多元而杂乱,常常因为好与不好的判断,还会发生相当激烈的争论。而且,这方面的判断还有一个不同的年龄段的制约,真是不好说。我的看法可能很个人化——我相信,不管诗歌的潮流如何变化,诗歌的基本价值尺度是不会移动的。例如,你得看一首诗的情感是否真,又真到什么程度,情感的词语背后,是一个情感的冰山、真实的海,还是一片薄冰,一个浅洼,只不过掺入了大量的夸张和“技巧”而已;其次,你还得看这首诗的内核是否真实,是否饱满,是否深邃,语言的张力有多大的弹性和限度;最后,还得看这首诗通向何方,她是否指向生命关怀的无穷,是否奉献了具有挑战意味的洞见或形式革命,又是否在一己的、独特的感受与表达的同时,相连着“公共”的、普遍的“原点”——这些价值和标准并不深奥,具有一般阅读体验的诗歌读者就能穿透。当然这不可能是与创作者同步的,理解的程度也是有区别的。
还有,有时一首好诗往往还会溢出这些尺度的边界。这也是最吸引我的,让我着迷的地方。她像一种隐秘的召唤,让你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只想不顾一切地奔向她,又怀着被击中的创伤“逃离”——很多年后,当你回忆起当初相遇、相撞的激情与颤栗时,你仍然感到幸福无比。


问:对于当代诗歌,现在说什么的都有,不满者甚多,我也常常困惑,想来想去,经常冒出这样一个疑问:当代诗歌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答:我想最缺乏的恐怕还是一种让人“震惊”的东西吧。缺乏那种以高超的艺术形式将深度的人性展示给世人,发人深省,并留诸于后世的作品,比如,像杜甫“三吏”、“三别”那样的经典。这需要诗人用生命去养育,需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所身处的时代是否给你大的际遇,是否选择你来承受它最沉重的部分。“殉道者”首先意味着某种“被选中”的资格。


问: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关心”:在目前的社会状态里,诗歌还有什么用处?诗歌与社会的关系又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你思考过这类问题吗?
答:在这方面,我思考得不多,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个体,最重要的是创作。但既然问题提出来了……让我想想。
这么说吧,我觉得,诗歌与社会的关系历来就不是静止的,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式。诗歌或隐或现,或直接或间接,从产生到作用,都与社会紧密相连。所不同的只是,在有的历史阶段,她既作用于人的心灵和生命,又同时作用于社会事件;但在有的历史阶段,她更多地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和生命,这时,她不是爆破性的,而是渗透性的,不是一时的,而是长久的。我觉得,就当前来看,诗歌与社会的关系,就暂时处于后者。而诗歌来源于人,是人创作的,同时,也作用于人,而人是社会的主体元素,那么,诗歌对社会的作用,也就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吧。人所固有的,诗歌无不具有。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还没有能力展开来谈。
人们有时喜欢从物质实用的角度来谈论诗歌有没有“用”,来谈论诗歌的“弱势”,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比较和判断的前提是有问题的,不同的事物,性质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就是同一事物,时代阶段性的土壤和背景也不一样,可比性较为可疑。所以需要理性的、深入的分析,才能做出真正的判断。拿我来说,如果不是早年幸运地接触到一些好诗歌,如果不是她们渗入了我的心灵和生命,那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完全可能是另外的一个人。好的诗歌,对一个人“原生命”的开发和在此基础上的自我成长,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问:那么,再往小里说吧,相对于个人来说,你认为诗歌与你的生活是一种什么关系?还有,你有自己的诗歌创作观念吗?
答:怎么说呢?“观念”这个词,我理解起来有些吃力。这么说吧,诗人对诗歌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你不能说他“靠”此创作,但这种看法,肯定潜在地参与了他的创作。至于生活与诗歌的关系,对于创作而言,也肯定因人而异。比如对我来说,有时,创作的过程就像一个秘密的转换器。在现实中遭受的困扰、窘迫、绝望,都会在诗歌抒写的过程中,转化成另一种忘我的能量。这么多年来,是一种类似逆境的状态在支撑我(时代的、个人生存的),形成了一些不得不言说的“场”。这也许就衍生出了我的个人化的诗歌观念:诗歌中那些极致的部分,绝不是靠修辞和技巧推动的,而是靠生命原有的气息,靠命运独特的际遇,即那唯一的、不可取代也无人可取代的“命定性”来艰难生育的。


问:最近两年各地的诗歌活动渐渐增多了,挺热闹的,诗歌好像正在复苏,你的看法如何?
答:这当然是好事情啦。因为事情总得一步一步地做,总有一个过程嘛,总是从缺陷多多到相对正常的。也正是这样的过程,更需要人们对她有所期望,有所批评,有所促进。期望、批评、促进本身,也是过程的一部分。但在我看来,虽然名目繁多的诗歌活动和奖项,使诗歌显得又好像“热”了一些,“好像正在复苏”,但就诗歌精神而言,所欠缺的东西,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诗歌平面于生活的多,低于生活的多,浸淫于词句审美、情绪审美的多——这样的诗歌有理由存在,但是,对于社会层面的整体诗歌生态而言,就像一片森林,她不应该是大面积地向某些方面无度地倾斜的,不能只有菜和草呀,她们应该各在其位,各尽其力,各有尊严。比如,除了上述诗歌之外,那些有所批判,有力度、有高贵感的,重于探索,背负使命,铭刻疼痛,愤怒于穷困与不公、不义的诗作,在当前的社会真实里,就更应该有对她们的肯定和援手。但遗憾的是,后者好像被“复苏”大大忽略了。


问:再扯远一些吧,如果只列举一位让你最钦佩的人,那会是谁?
答:如果你要问“最喜欢的”,我可能会说是茨维塔耶娃或别的什么人,但“最钦佩的”只能是西蒙娜•薇依。我常常会为一个人的才华或智慧而赞叹,但那远远无法与被一个人的灵魂震慑相提并论。是西蒙娜•薇依让我相信这世界上有真正的圣徒存在——而且不是那种在密室里修炼的圣徒,而是把自己无条件地投向社会弱势人群的高贵……总之,西蒙娜•薇依是一种让人哑口无言的光辉。


问:你还有其他的爱好吗?它们对你的创作是否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答:作用是否“相当”,可不好界定。但对音乐的热爱肯定会和创作一起贯穿我的一生。我还说不清它的作用大小,只是觉得没有它不行。如果说创作的快乐中还伴有劳作的艰苦的话,那么听音乐则完全是一种享受——享受上天的恩赐。曾有一段时间,我热衷于收集各种古典音乐CD,不过我的经济条件有限,收集时常常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一些个人所爱,因为正版的CD大都价格不菲,我只能百里挑一。我也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发烧友”,因为发烧友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对音响效果的判断上,而不是对音乐内涵的理解上。


问:最后再画蛇添足一句,对你影响较大的与诗歌有关的著作和作品有哪些?
答:简略说来——有海德格尔的《诗•语言•思》和《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我认为这是有关诗歌源头的著作);尼采的诗及其哲学著作;凡高的绘画及其书信和传记;西蒙娜•薇依的《重负与神恩》、《扎根》,还有关于她的传记;还有鲁迅的《野草》……我经常重读的诗人有:惠特曼、叶芝、威廉•布莱克、保尔•策兰、曼德尔施塔姆、勒内•夏尔、巴列霍、茨维塔耶娃……

《值得人活下去的成长》

一个异乡人,他那辽阔内心的身影我还来不及辨认,就被那幽晦迷人,浸着甜蜜血液的歌虏获而去了 ——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从死去的土地里
     培育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
     混合在一起,用春雨
     搅动迟钝的根蒂
     ……
不记得是怎样恍惚、迷乱地走出那间阅览室的。艾略特。《荒原》。连同刊载它的那本《世界文学》——黄河岸边的那座小城因这一切——与遥远世界的联系而陡然变得陌生……时令正值春天,我的十六岁的身体异常敏锐地捕捉着天空与空气中的微妙变化,宛若一架精密的仪器——也许世界需要重新测度?校园里依旧是熟悉的风景,教室、操场、路边静静的垂柳、挟着书本匆匆来去的身影……这一切好像永远都不会变,但是,置身其中的我变了。我好像已被什么神奇的事物点化,某种“异类”的气息使我深刻地区别于周围的一切——后来当我走在别的地方,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很难摆脱这种魔咒般的气息:孤独,格格不入,无人可与之言说。
世界上竟还有这样自由鲜活的声音,毫无陈腐毫无禁锢,这让一个已经习惯于在唐诗宋词以及徐志摩们的熏染下长大的人是多么不适应啊!就像一道强光射过来,我无暇思索这道光的含义及价值,只是本能地抓住它,大口大口地呼吸,伸展……僵硬的身躯即将从古老中复活!
“迟钝的根蒂”已被“搅动”,隐秘、辛酸……伴着对整个成长史的咀嚼。

十岁。那时,父亲刚从遥远的外地调回我们身边,有一只阔大的柳条箱装满了他在过去的年月里读过的书籍,那是他在六十年代订阅的各种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萌芽》等)以及那个时期的长篇巨著——在我们明白真相之前,我们已无可挽回地、贪婪地,就像在饥饿中吞下食物一般,吞下了多少可疑的“教化”之物啊!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从记忆里删除掉那些千篇一律的动人故事,那“假、大、空”的形象,那简单、模式化的矛盾冲突……它永远无法满足人性期待的渴望,但却无情地种下了畸形的精神种子。那时,在学校里,我的作文一路领先,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加以评点,有一篇还曾获得一个大规模作文比赛的一等奖。然而当时,我已经感受不到应有的快乐、自豪与骄傲了。我似乎隐隐感到我在日后将更加确认的一个重要发现:在某个非正常的圈子里,越得势就越可疑。
羞耻与困惑压迫我每一天的成长,“长大——摆脱”,谁能逃得过那“伟大”的“塑造”工程?我们像一排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塔松,在天空下闪耀着悲哀、怯怜、含混的光。我们已经习惯于我们头脑中那个严密的监视系统,即使在日记中也不敢随心所欲地飞翔。记得有一位同学在改写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时,因为太放得开,不小心越出了“边界”,被老师批驳为:“中心思想不明确,想象虽然奇特,但不着边际……”然而我至今替他收藏着这句评语,在我灰暗的学生时代的记忆中,这是惟一一丝亮光所在。我曾热衷于回味他那篇文章的意境、语言、魔幻的氛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那篇同题作文赚了一个高分,我却印象全无——“炮制”的东西总是不容易留下痕迹。
我是从“那儿”逃出来的……这“身世”注定我的笔是灼痛的,沉重的。我可能永远都写不出那种轻松、优雅的清词丽句。而且,我还得时时惊悸:由于我从根上所受的营养有问题,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地剔除、纠正,但很难说它是否彻底,是否就不会成为我进入艺术世界的可怕局限——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无论人类曾怎样被驯化得合乎规范,他们对艺术、对生命、对美的那种天生的敏感、直觉的把握力却生生不息,就像我在那样的荒漠中,一眼便识出艾略特这眼甘泉,并认定这才是那种值得人为之活下去的力量一样。
以我那样的年龄、背景、学识,根本不可能读懂《荒原》——但这样的阅读事件,这样的颠覆、摧毁、告别,却是必不可少的文学初夜。我就这样毫无准备地于懵懂、局促甚至有些生硬中,接受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启蒙。

        我将迟到,为这我们已约好的相会
        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
这是茨维塔耶娃的声音。对于渴望的心灵来说,任何“相会”都显得太迟太迟……
这样的迟到也往往会发生在同一位作家的身上。其实艾略特并不是我读到的第一位外国作家,在这之前,有普希金、安徒生、高尔基等。但他们在中国都很难逃脱意识形态下的“工具”命运。而恰恰是他们被渲染、利用的那一面,是我从骨子里抵触的。这就造成了一些不该有的误会。比如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请不要……”这与我当时的生存“语境”不谋而合,不由自主地就被我划入了那些说教的面孔。同样,我后来读到的《海的女儿》与在语文课本上学到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也完全不是一回事。更让我深感“迟到”之痛的是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些诞生于十月革命前后的文字(这很重要。他是在革命的萌芽、发育阶段就发出质询的),使我从前心目中那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形象被改写了。当我们在这儿庸人自扰地、自以为是地“取其精华、弃之糟粕”的时候——其结果是那些真正能刺激我们成长的“危险因子”被“滤”掉了。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不就是一部承受着“迟到”之尴尬的历史?
我常常不可避免地想到,如果鲁迅先生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有幸触摸“解冻”的俄罗斯文学,能够读到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等一批开禁作家的作品,他是否会更加心痛地验证他早年的论断——中国没有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而萧红,这位中国最优秀的女作家,多么应该“认识”杜拉斯啊——同是抒写生之痛苦、悲怆,同是激情与情欲的震颤,塞纳河畔的那位女子却走得更狂放更边缘更极致。以此类推下去,这边的某位与那边的某位……还会有更多的遗憾和惋惜。这里,也提前预告了我最终的命运,即死亡将使我痛失多少“经典”!我能想象并看见那在我身后绵延汹涌的经典之流,那正在漂洋过海的陌生而熟稔的身影……但那时我再也无缘与他们相遇了,这种痛苦胜过我再也享受不到阳光、空气、鲜花、星辰、大地……以及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幸福、美好。我这一生中,对某些神秘元素的渴求、眷恋远远超过了后者。
尼采。《悲剧的诞生》。我读到的第一本哲学著作。虽然我很为书中的“酒神”、“日神”精神所吸引,但由于我对西方文化缺乏必要的熏染,尤其是它通篇以古希腊神话为背景,使我为认真、倔强地“啃”不透尼采而大伤脑筋。尼采对于我,应该有更深、更不同凡响的意义——这是我后来悟到的,我终于发现我与尼采之间那种宿命的根源性。那本似乎从天而降的书引领我的目光从尼采的思想这个焦点移开了,我被那个产生并推涌这些思想的深渊强烈地震慑——我本不该在那个深渊旁停留的,因为你只消瞥一眼便会禁不住感到恐惧、战栗……但我不但没有从那里走开,而是完全彻底地坠下去了,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实质性的撕裂,一艘破冰船将我置于精神坍塌的前夜。还要再过几年,这种感觉才会被他的精神兄弟——荷尔德林再次强化,并由此升华。
尼采。荷尔德林。在他们面前我永远感到言说的失重。他们那像避雷针一样探入高空的危险的存在方式,像人质一样抵押出去的“过度”的献身精神,如同他们精神失常这一共同事实所显示的,在我们这个太正常的世界里,根本找不到测量他们的标准。巨人毁了我们的天平。这时“正常”不仅不会成全我们心理上的优越,反而会成为致命的羁绊与悲哀。
谁敢于那样生活——以生命去蹈赴信仰的烈焰?
“你决绝得仍然不够……”这声音一直响在我的耳边。我需要来自那儿的支持!当我孤军存活,像一个即将被“消灭”的异数时,有人曾好心地点拨:“可以那样写,但不能那样去做。”这种“写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二者并非一定要统一”的心理,造就了多少书斋里的圣贤,现实中的庸人。但如果写仅仅是写,并不意味着担当;一个思想从它诞生那一刻起,没有暗含人格指向及行动倾向——它的属性又该如何界定?甚至连自然科学也不是中性的,也是有“人”的,如果抛开“人”, 那么人类文明的进步就只能是技术意义上的进步。“我对一个哲学家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作出榜样”——在这一点上,尼采    又一次走在了前面。

促使一个人向那儿移动的是什么?是对生存于其中的现实秩序的质疑,是对自身所有角色的清算和弃绝,是对做一个“人”的遥远冲动——是整个大陆板块的漂移。
在海上的一年,后来他问我——那时,你在那儿干什么?他关心我是怎样活过来的。我从未向他谈起过——“海”,那在我身上形成苦难特质的力量。这是不能不爱的,必由生命进入生命。
我在那儿什么都干过。我曾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我曾尝试……生存。最终,就只有对贫穷的刻骨体验。这种赤贫状态将一个人驱赶得多么精粹。每一个器官都因饥饿而空前地活着,没有心思生锈,不会变得滞钝,最大限度地切入这个世界。那肯定是一个人最强大最自足的时候,不然何以能连上帝的庇佑也谢绝呢?我曾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一样,一次次出入于教堂,去聆听上帝的声音。但那从高处来的声音为什么不能说服我,我为什么不能为那福光的照临而俯下身躯?反倒是当我离开它,站在海岸上远远地眺望——那灰色的教堂尖顶时,我的心,我的与一切都不融合的尖锐、狂暴,才会像听到某种神秘的召唤一样,随着那个“十”字形标记而被引入无穷的寂静。
那样站在那儿,长久地眺望。冬天的海上只有我一个人。一个人,不足以与整个海相抵。在那样的一个边缘地带(精神的,地理的),只需要将时间渡过,之后,就不同了,就如布罗茨基所说的——“边缘”并非世界结束的地方——而正是世界阐明自己的地方。
这就是我生命的神话。天生对苦难的亲合力,使我对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们有一种血缘的亲近,阅读他们的作品就好像在溯寻、辨认自己血脉的源头。而供他们呼吸、生活过的土地,就成为我引颈眺望的故乡——那一个个甜蜜的地名:彼得堡、雅典——卫城、佛罗伦萨……接着,是对我的诗歌观念构成强大冲击并在我的写作中留下影响痕迹的塞弗里斯、希门内斯、巴列霍、耶胡达•阿米亥,还有希默斯•希尼、索因卡、保尔•策兰,在我喜爱他们的作品的同时,更为他们所呼吁的“诗歌的纠正力量”以及艺术的正直担当力而叹服不已。我只读到他们极其稀少的文字,竟也能获得与这“量”极不成比例的“质”的持久享受。卡内蒂的《钟的秘密心脏》——“他需要那种在他之后能够继续他的痛苦的人”,“他把自己扔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在下一个世纪才被人们接住”,这两句话疼痛地契合了我的精神骨缝,点亮了我对艺术的最高追求以及最根本的信念。苏珊•桑塔格在论述西蒙娜•薇依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必须)以作家受苦的代价来衡量真理的标准。我们每个真理都必须有一个烈士。”这样的重金属的密度,句句都仿佛携带着炸药——我终于明白我以前为什么那么鄙夷、厌恶“评论家”那张面孔了,我从来就偏爱那些执狂的,向“健康”挑战的艺术:杜拉斯非得在那样的绝望破碎中,以那样残忍而又不自知的方式讲述爱、欲和死的故事;卡夫卡必须让“他”变成甲虫;希刺克厉夫(《呼啸山庄》)必须有悖常伦地去“掘墓”——去把心爱的人找回来!
正是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那似乎激烈的血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与舒张。然而,与某位作家相遇的时机非常重要。越是优秀的作家,越是容易由于年龄、经历、思想、心态等等积淀不够而错过他。或者即便是接受,也不得不以你的浅薄去“委屈”他。比如我很早就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但我那时没有能力认识他。在我经历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和爱情,惊骇于自己每天、每时、每刻的生活,心灵像高压电流饱满、高涨,回响传递着古老预言的时候,《日瓦戈医生》这本书仿佛带着使命而来,为了验证生命中可能有的全部壮丽景象以及人心的伟大、瑰奇,使读者与作者相互加重,产生不能再负荷的敬畏。这是惟一一本让我不敢再看第二遍的书。它就近在手边,而我却没有勇气打开它——或者,已无需打开,生命自有其更深沉的视线。终于,我也能读到带来“终结”意义的齐奥朗了(我是在《世界文学》一九九九年第六期上第一次知道他的)。如果时间再往前推一年或半年,他可能会从我这儿无声息地滑过,他那种“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生活”的孤独方式,也只能会让我无比欣赏、感动或向往。换言之,在我没有体验到深层意义上的孤独时,我只能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让我感到自己与齐奥朗契合的完美并允许我进入他“孤独”中心的是时间。孤独是随时间(近一年或半年来)自动到来的,是时间收获的一颗神秘之果。

当生命像经历了一场化学反应一样,从结构上发生了改变,精神的表现方式也就诉诸于生理本能的“最低”反应了:厌恶(人群),羞耻(对于表达、诉说的羞耻),离群索居,像一只鼹鼠一样,渴望把家搬到深深的洞穴里。那是远离人类的、本质性的黑暗。我越来越沉默——它并非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而是生命处于结冰期的无边的遗忘与冥想。我正一点点远离尘世的声音,人的声音,上帝的声音,像一座飘零的孤岛,逐渐脱离自身的重量——这不就是那不可触摸的虚无之根吗?多少人穷尽一生也摸不到边的玄虚空间!让我们听听齐奥朗的声音吧——“重返隐居生活!让我为自己创造一种孤独,让我用尚存的抱负和高傲在心灵中建起一座修道院吧!”
这明彻、果决也是相对的,只有孤独是绝对的——这能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保持一份古典、庄严和矜持。

《之前……》

人不过是时间和空间渴念的结果,一个特定的使者。
“为什么是我?”第一缕意识的晨曦使你从蒙昧中现身。之后,是变形的路径——当整个沙漠盯紧一滴水。
旷野上,一棵树多么无助,决定命运的时刻悄悄来临:一只斧头在寻找斧柄,一堆蜂群样颤动的音符在寻找琴箱——看谁先赶到。
后来者!如何面对那早在你之前就已布置好的天空和大地——到处是被践踏的痕迹,猎狗狂吠,在废墟的阴影和变聋的耳朵之间……但这所有纠结在你生命中的黑暗,都将被你头顶的那颗星看见并穿越。
男人在路上。从所有岁月中幸存的惟一的男人——他的焦渴,他的叹息……都是发育你柔情的昂贵泥土。作为苦难命定的姐妹,你开始了你一生的追赶……


《苜蓿折了》

在苜蓿起伏的山坡上,我们与蜂蝶戏舞,追踪银亮的小溪的脚步。我们随手采摘枝头的野果,我们互相编织花环赠给对方——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美!
后来,谁教会我们种植,让我们收获绝望和仇恨的篱笆?谁帮我们竖起了梯子,使神灵逃逸,乐园一去不复返……


《诗人之“疯”》

总难以“清醒”地阅读他们。文字明白无误,感受却类似某种晕厥与烧灼的反应——你梦游一般地潜入他们的“国度”:他们那过分充溢的生命力对你刚好适度,他们那躁动、旺盛的激情对你则是天然的秩序,他们那紧张、满弓待发的心灵——甚至连弥漫在他们精神氛围中的那股焦糊的味儿,也让你感到说不出的熟稔和亲切——对于我来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荷尔德林、尼采、凡•高、阿尔托……这些罕见的天才所创造的艺术,这个世界将永远是欠缺的。
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阅读,不是以获取知识为目的——比起“阅读”这一本能的呼吸,任何阅读中的收获都将变成一种副产品。就像野兽为血腥的气味着迷一样,我为他们的“疯狂”着迷。这样的阅读带有难以想象的隐私性质:与其说被他们那惊世骇俗的力量震撼,不如说我被自己生命中潜藏在黑暗中的那一股“蒙昧”的力量所震慑……我带着深深的饥渴凝视着它们,感到它们在正常人的世界里,根本呼吸不到它们所需的氧气。这就是为什么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把他们的作品重读一遍的原因:就像一个被现代都市和人流窒息的人,猛然抽身到一座原始森林里,呼吸着那儿的宁谧和透彻一样。
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疯狂”已成为我们这些过于贫乏的生命的透气孔。从他们为我们辟出的这一片几乎不可能的领域里(我们所有正常人累加起来也达不到的深度和高度),我们可以隐隐推测他们的生命中曾有过怎样熔岩翻滚、山崩海啸的一页。“一个人的精神能负载多少真理,敢于为真理冒多大风险?这对于我来说已越来越成为实质性的价值尺度……任何成就,任何知识上的进步都源自勇气。”尼采道出了一个供我们解读生命极致的重要密码:“勇气”。
那肯定是致命的一步——在他们即将跨出那一步的时候,他们的脚尖抵在一条线上—— 一条自人类以来,强大的经验世界标识着“尽头”的底线,他们将踏空,将不复回来。而人类精神史上正是需要这些“永不回来”的探险者:以他们的毁灭和跌落,来为我们划出一道具有启示意义的轨迹。
因此,我永远无法摆脱“无论谁疯了,都与我有关”这样一种既感恩又负疚的心理,如同这么多年,我在他们悲剧里的烧灼……
曾以《死亡赋格曲》等残酷诗篇闻名的德语诗人保尔•策兰,因他的犹太人出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大屠杀的洗劫。他的父母都被杀害,作为家族的幸存者,他终生都无法逃脱那种梦魇的折磨。在一次度假中,他突然撕下妻子的围巾——他在幻觉中以为看见了大卫王之星(德国纳粹时期,犹太人被迫佩戴的符号)。精神的持续崩溃使他不得不与家人长期隔离,直至最后投河自杀。与他有相似遭遇的犹太女诗人奈丽•萨克斯也曾因熬不住悲痛,而在晚年入住精神病院。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斯大林时期受迫害时,也曾出现精神失常的现象……
够了。一束被痛苦捆绑的干柴——诗人之“疯”!他们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每一个的疯对另一个都仿佛一种无形的印证和支持:“不疯才怪呢!”
只要还忠实于记忆(他们的诗歌就是“忠实”的最好证明),只要良知还没有停止在黑暗中的追问,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承受那样的撕裂,日复一日,夜复一夜……除非他们的神经是用钢筋做成的——啊,不,就是钢筋也会崩溃!
而诗人的神经岂止不是钢筋,而是世间所有事物中最敏感最纤细的。这样的材料特别适合用来制作报警装置——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诗人:当所有的人在那间屋子里沉睡,他感到远处的火光,为确保“屋子”的安全,他拼命发出尖锐的,撕破寂静的啸叫……
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连同他们诗中那滴血的疼痛,终于像某些珍稀物种的绝迹,无缘于我们这个时代了:因为,谁都知道,报警装置——恰恰是以毁掉自身来发出信号的……


《写你命定的那一份》

在一次朋友聚会的饭桌上,一位诗友说他最近无意中读到兰波的一首短诗,没想到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和震荡:他被这闪电般的诗行抓住,从中感受到那成就一个诗人的非凡的东西……想想自己十几年“难见奇迹”的写作生涯,他无法不感到黯然、沮丧……
也许被他悲观的心绪打动了,为了安慰他,情急之下我的脑子里冒出一句话,来不及细想就把它说出了口:“写你命定的那一份。”
这句看似脱口而出的话,实则隐含着深长的背景——
每个写作者都或多或少地遭遇过这样的时刻:在那些天才的、伟大的作家面前突然产生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进而怀疑自己的写作是否还有必要再继续下去……这一文学上的自卑症,总是随着你那一阶段的状态、心境以及你被那位作家震慑的程度等而程度不同地发作。根治它的惟一途径也许就是:获得你的那一份“命定”。
我是在最近几年,在经历了人生中重要的转折和蜕变后才意识到这点的。
文学是一项需要在其中留下“个人标记”的事业。写作就是在纸上按下手印。诗歌尤其如此——诗歌中那极致的部分往往不是靠修辞和技巧推动的,而是靠生命固有的气息,命运中深刻而独特的遭际,即那惟一的,无人可取代的“命定性”来推动的。
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是创伤和苦难的东西,对于诗歌却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和宝藏。正是在伤口和废墟的边缘,才生长出了诗歌那最有生命力的花朵——因为血水的滋养胜过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一遍遍吟诵叶芝那首《当你老了》的原因,因为那里面饱含一个男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强烈的爱情。同样,我们对像保尔•策兰、巴列霍这样的诗人保持特殊的热情和敬意,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诗篇来自于深重的苦难……而对于我来说,诗歌则是一间我随时随地都可遁入其中寻求安息和庇护的屋子。诗歌是我失去一切后仍为我耸立的一切,是不会落空的希望,是永远超出想象的超值补偿……正如美国诗人史蒂文斯所说:“诗歌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
那么,诗歌究竟给了我什么?
这个问题是在几个不同的场合,与友人谈到诗歌,当我说“诗歌给了我很多”时,他们对我的诘问。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拥有的确实相当之少——而且,照他们的眼光看来,反倒是诗歌使我活得沉重和糟糕。
因为信念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它只实实在在地坚定在一个人的躯体、血液、行动和眼神里,一个求索的人与他身边闪过的人群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有时无法发现他隐秘而又鲜明的标记。
但这是带着个人标记进入写作然后经由写作强化和升华的最终标记——诗歌必然使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过着这样的生活。
在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和生活之后,我慢慢明白了我的那些诗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了——
每一行诗,从写下它的那一刻起,就变成一位严厉的债主,她以某种不近人情,甚至是苦行的意志要求生命朝向负重,朝向践约——
“去为你写下的每一个字受苦。”
这时,诗是用心自誓之后,“真刀真枪”的活法。


《疼痛与真实》
                                  ——我关注的两个诗学问题

                       一、疼痛,不该枯萎

诗人,是为世界喊疼的人,他(她)甚至就是那伤口本身。
面对一个既定存在的世界,当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后来者。当他(她)站在世界——这架已运转无数世纪的古老机器面前时,总不可避免地发现它在这儿或那儿出了问题,而且,很严重,这就是疼痛的根源。因为你不是生活在伊甸园,也不是在陶渊明的桃花源里,而是生活在一个严酷的、充满各种现实创痛的世界。远的不说,只说我们所继承的二十世纪,一百年里,留下了多少触目惊心的记忆:世界大战、大屠杀、集中营、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中国的“文革”……这些烙印在人类躯体上的耻辱和罪愆,这些历史的劫难,从没有因为我们是否亲历而减轻无处不在的沉重。事实上,即使我们侥幸逃过的危险,也在对我们的道德和良知构成具有挑战意味的“紧要关头”。
    看到过这样的报道:在一个公共场所,一个歹徒用刀威逼一位妇女,而周围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读到这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如果我在现场,我会怎样?我也会成为那“沉默的看客”中的一个?如果那样,我又怎能义正辞严地去谴责歹徒,谴责一切罪恶和不义?当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在世界两大宗教的圣地发生暴力冲突时,我坐立不安:如果我置身其中,我信仰的上帝会把我领往何处去……发生的一切,不管是远处的还是近处的,最后总能引发到“我”,“我会怎样?”——这种追问常常将我带入一种对自身的清算之中,我想,在它的深处,则是诗歌要承担一份责任的禀性像魔咒一样,时时刻刻在人的灵魂里发生效力。
    如果考察一下人类的诗歌史,就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抒写疼痛的诗人。凭借他们那带血的声带,“时代”从日历和编年史上凸现出来,为后人保留了血肉可触的质感。当我们今天阅读屈原、杜甫、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诗人时,我们无法不感到疼痛。而我们疼痛之时,也正是他们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发生密切联系之时。疼痛,是一根最有情有意的纽带。
但当代诗歌却面临让这根纽带崩断的危险。现实的疮面如此之深,但“见证者”却缺席了——也许是人们早已从那些疼痛的诗人身上看到了可怕燃烧的悲惨下场,转而成为在诗歌中捕捉“趣味”的高手吧(一种功能退化,另一种功能就会特别发达)。现代社会对人最大的驯化之一就是让人变得精明和乖巧,甘愿引火烧身的人越来越少了……

二、真实亦有境界高下之分

    越来越多的人在强调真实,把真实当成他们写作的法宝,孰不知真实亦有境界高下之分——即大真实和小真实。试想,一个对生活失意的年青人在诗中诉说的真实,怎能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真实相提并论?
    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拥有真实—— 一个富翁的真实并不比一个乞丐的真实多,而一个在监狱中服刑的、被剥夺正常生存权利的犯人也依然享有他的真实。人人都在自己的那一份真实里,但只有少数者才具有对真实的“洞见”能力。
    正是因为有了这极稀有的、宝贵的“洞见”,才有了卡夫卡那“变形”的真实,有了《等待戈多》那“荒谬”的真实,有了《神曲》那“想象”的真实……一股逆流,一种永远朝向生活深处的挖掘——这几乎是艺术表现真实的惟一途径。
但当代诗歌的所谓“回到生活”,却变成了像复印机一样没有创造性的工作,所谓“在场”则演变成了津津乐道的鸡零狗碎……“洞见”的能力在写作中严重弱化、萎化了,而更令人忧心的是:一些人开始从骨子里鄙弃精神和深度,嘲笑西西弗斯式的悲壮(他们认为这是傻冒),总之,虔敬、感恩、庄严从他们眼中荡然无存,他们的身体则尊从“重力”的惯性——因为,下坠总是轻松的,而上升却是艰难的。

                      
《背   景》

温度计里的水银一跌再跌。西北风在窗外折腾,冬天又往深处近了一步。
大杂院一般的楼群。简易、破旧的楼道里,长年堆放的一垛垛蜂窝煤在矮下去……
与邻居们比起来,我更像一个赤手空拳的“战士”(我未采用任何取暖方式)。寒冷从房间的四壁、从桌子、椅子、钢笔、墨水瓶渗出来……此时,屋子是一叶冬天的孤岛。
温度计在书桌的左上方,读书或写作的间隙,我有时不由自主地瞟它一眼:摄氏10℃。我对这个度数有一点儿抱怨:无论我多么沉溺于自己的状态,我都要迫使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在屋子里走动、搓手,以产生热量。但我对这个度数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特殊的感情,就像我在一年四季中最喜欢冬天的冷峻和庄严一样,10℃,给予我的是我自己的纬度。在这个纬度上,我与书中我热爱的一个个灵魂相会;在这个纬度上,我与我心中的每一行诗相濡以沫;在这个纬度上,我沉浸在冬夜那漫长而静谧的充实中,常常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头顶的铁砧在唱
              早于清晨的第一道光
              ……

    我在日常生活里起床,每天,出现在心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得面对它。”五年了,一种沉闷的敲击声……仿佛来自头顶,又像来自很远的地方。也许我是一个对噪音特别敏感的人,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对我来说无异于受刑。

                   一只充了气的皮球
                   从椅子上弹起来,满楼疯跑
                   找不到那把锤子的所在地

    为了寻找这声音的来源,我曾在我所住的这幢楼里挨个楼层“侦察”,连相邻的几个单元也不放过。我像一只迷路的鸟儿一样在楼梯间扑腾,一无所获。
有一天,我在写一首诗时遇到了障碍。这时,那该死的敲击声就像火上浇油一样,使我更加焦躁、不安。我把笔狠狠一掷,在心里哀叹道:“这诗是没法写了……”我发誓今天查不出这罪魁祸首决不罢休。我失去理智的大脑使我在到达最高一层楼(七楼)时忘了返回,继续闷着头往上爬,一段狭窄、陡峭的楼梯把我带到一扇有些神秘的小门前,这是通往顶楼平台的一扇门。我推开它,被眼前的景象震得目瞪口呆:一个男人正背对着我,抡动他手中的铁锤。锤子毫不含糊地落下来,落在铁砧上面一个正在加工的铸件上。在他脚下堆满了铁片、零件、模型等我在工厂的车间里才能看到的东西,原来他把这里当成了一个露天作坊。
不远处还有一个铁皮小屋,大概是他每天晚上用来存放材料和器具的地方。我在他背后站了很久……这里竟然藏着我不知道的生活!折磨我几年的一个谜终于解开了,我感到如释重负。但很快,另一种沉重更长久地占据了我的心头:他下岗前是一家机械厂的钳工,妻子长年卧病在床,儿子正上高中。我知道这敲击声再也不会停止了,它将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伴奏,存在于我的生活中。
除非哪一天,我从这里搬走。

              敲吧,打吧
              我的兄弟,我的仇人
              把你的愤怒再加深一点

    我重新回到书桌旁,在这锤声中安顿下来。而我的诗,分明已获得一些不同的东西……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