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 戴厚英先生罹难10年祭 (阅读2366次)



                  人啊,人!
                     ——怀念戴厚英先生

                       刘 虹


  戴先生离开我们整整10年了。她的不幸罹难,曾使多少热爱她的朋友、学生和读者体会到什么是“锥心之痛”和“死于非命”这类词语的残酷含义。
  而我,更有着超出一般人的“痛惜”。我读她的书,听她的课,吃过她做的饭,与她散步聊天,且聊到了我们女人痛感的深处……对于我,戴先生亦师亦友,可我却一直未能为她写一点纪念文字。不是不想,而是总感到提不起这支沉重的笔……
  好人薄命。10年前惊闻她死于被自己帮助善待过的打工仔的贪财之手(还包括她刚考上重点大学的侄女的生命),多少人为她以如此方式英年早逝而惋惜她过于善良、因而“引狼入室……是的,她死于她的好。
而戴先生的生命价值又岂是一个“好人”所能涵盖。这样一个思想、才华和人品均堪称出类拔萃的文坛女杰,她的作品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还远远未能给以充分发掘。

  早在上大学时,我就如饥似渴地读过戴先生轰动一时的小说《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在刚刚结束“文革”噩梦的初期,她以自身的血泪经历,对人性回归和人道主义的高声疾呼振聋发聩,不啻为当时文坛乃至整个思想界的晴空霹雳!按与时俱进的说法,它们可称为“以人为本”在新时期文学中最早的先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像当时的主流“伤痕文学”,作者多以受害人的角度控诉声讨;戴先生在作品中却是以自己作为“文革”参与者的角度,做了沉痛的反思和忏悔。这是新时期文学中少见的在历史苦难中有了具体的个体担当者的形象,显然比一场浩劫之后全民控诉四个人的作品更具精神高度。此外,她在艰难孤苦中竭力守持的女性尊严,她作品中厚重的思想和人性的光辉,以及她禀赋中高于一般女作家的理性思维力度、率直坦诚透明的天性所构成的人格魅力,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个刚刚走上文坛的小诗人。后来,我一直追读所能找到的她的作品,包括她的文艺理论文章,对戴先生心仪不已……

  终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初夏,借一次文学笔会到上海的机会,我经一位朋友引见,来到位于市区的她的旧居拜访。为我们开门的,是戴先生的女儿戴醒,个子足有一米七,梳着短短的运动头,戴着有点小了的眼镜,是学化学的大三学生。戴先生围着围裙赶忙从厨房迎出——原来她正在为招待我们动手做晚饭呢。只见她中等身材,皮肤微黑,垂直短发,戴一副浅色眼镜,很朴实的知识女性形象。端茶倒水落座,我们侃起了文学。她眼神柔和,说话始终轻声细语,即使在抨击文坛不健康思潮使用一些犀利言词时。这与我读她的作品尤其理论文章的感觉真是大相径庭。按以前的想像总以为,她这样一个人格独立、精神强悍、思想敏锐、才华横溢的女教授,同时又是在那样一个险恶时代和世俗恶浪中艰难挣扎过来的单身母亲,可能会比一般人更加愤世嫉俗、锋芒毕露、言词尖刻甚至有点狂狷才合乎逻辑(我见过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不少人变成这样),然而眼前的她却是如此温柔娴静,节奏舒缓中透着曾经沧海的睿智和平和。只是在谈到“文革”中母女俩生活实在困难而经常让戴醒去邻居家借钱度月尾揭不开锅的日子,女儿小小年纪受了不少屈辱时,戴先生才有点激动起来,眼角盈着泪光……
  我问为什么不让戴醒追随你学文科,戴先生露出一丝苦笑:因为醒醒亲眼看到了妈妈所经历的一切——4年前才为作品中“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挨过全国性的批判;不久前《人啊,人!》又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再次遭受不公正的打击……“但我决不会趴下的”,戴先生低缓的语调中透着坚定。
  也许是怕妈妈勾起伤心事,女儿不失时机地大声喊我们入席吃饭,并对妈妈说,我一定要考上研究生,之后还要去美国留学(她后来完全做到了)。喝着戴先生亲手煮的香气四溢的排骨烫,我为她们母女相依为命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以及苦难中自强不息的精神而感慨不已……

    第二次见到戴先生,是半年之后——我们相逢在广东一所重点大学的校园。她是特邀的客座教授,我则是刚刚调入的文学编辑。那时,信奉“爱情至上”理想的我,正自以为“幸福”地充当“第三者”——跟一个客座教授“私奔”到该大学。他是戴先生多年的朋友,我们几位同住在大学招待所的那栋小别墅里,经常一起吃饭、散步聊天。
  这次与戴先生之缘,就不仅仅是请教文学、探讨思想了,比这些更紧迫更重要,对于当时很快就“幸福”不起来的我来说,她是我的一段情感生活、一段铭心刻骨的惨痛经历从头到尾的见证者,亦是关键时刻的“拯救者”。
  那一年我曾偶然抄下普拉斯的诗句:“我是个30岁的女人/ 还可以像猫一样/ 再死上一回……”抄录时的心情,我想可能是那个岁数的女人多有的自恋吧?殊不知,它竟一语成谶!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爱情随着意识形态的解冻,而变得多元且自我——大旗上写的是恩格斯的明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那位小有名气的教授就是在这种鼓舞人心的气候下与我在一次笔会偶然相遇的。那时我勉强算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单身一人新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工作不久。像所有搞婚外恋的男人一样,他对我这个情感梦游者,用的是全中国此类男人如出一辙的“三部曲”:一是孔雀开屏(展露才华,引起关注),二是痛说革命家史(控诉无爱婚姻折磨并说已分居多年,引发女性的同情心),三是信誓旦旦直奔主题(发誓很快离婚奔向爱情,让人相信你是他的真爱)。我毫不犹豫地听从他的安排,不留退路抛掉了一切(连住房也送人了),只托运了几箱书,义无反顾地南下等他……未料事情很快到了尾声——他感到来此升官渺茫而不想调来了只当“客座”, 他吞吞吐吐表露的意图居然是,让我守在广东给他偶尔来“客座”时当“行宫”……痛悔不已中,我身心俱垮(不久后就为此垮到了底——患伤寒重症报了病危)。那段黑色的日子,我孤独地躺在病床上默念着普拉斯的诗句,像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猫感觉自己正在“死一回”……
  戴先生正是在这时候主动找到我,跟我作了至关重要的两次长谈。她不像一般人那样浮泛地劝慰,而是首先从同是理想主义者的女性的角度,对我的痛苦和绝望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又切中要害地分析了这块土地上男人普遍存在的世俗功名高于一切的价值导向、以及内心深处的封建士大夫式的妇女观、婚恋观,使他们不可能为爱情付出一点点世俗代价。她还对这位多年的朋友的自私、不负责任直言批评,并警示我不要再存幻想。当然,戴先生也委婉地批评了我的幼稚和轻率。她深刻指出,做一个纯情的“第三者”心理上会永远处在不平衡中,因为起点和身份都不平等;又因为不能见阳光,即使当初再真挚的感情也会在不能正常展开中迅速磨损,何况再加上中国男人特有的功名羁绊……戴先生真诚透彻的开导劝诫,唤醒了我的理性,使我伤痛绝望的心一点点地回暖,自尊自强的个性一点点地复苏……

  整整20年过去了。回想当年我能从那“死了一回”的痛苦泥淖中挣扎着爬起来,情感心理与人格不断成熟,就对戴先生充满了感激。当伤寒救活后一出医院,我就抱着病弱之躯独闯深圳。颠沛流离中,我有好几年疏远了所热爱的文学,但如果发现戴先生的作品我还会追着读。比如她的“知识分子三部曲”(除上两部之外)的第三部《空中足音》,以及《流泪的淮河》三部曲的前一部分等等。
  戴先生的作品让我懂得了:无论大作家还是小作家,都首先是一个公民;一个合格的公民就必须时刻关注社会的发展、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命尊严,并以强烈的责任感、作为社会良心对社会发言,以推进社会更加“人”化。作为一个努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现代女性,她参与社会的方式、她永不屈服的灵魂、她对践踏人权的丑类的鞭挞、她对普通人的真诚善良,包括她风刀霜剑中从容平和的神态,都是我一生的楷模!
  如今,我也忝列作家队伍的一员(虽然只是业余作者),每当我提起笔或坐到电脑前,耳边总是回响起戴先生“人啊,人!”的呼唤……我想,我会努力用自己的作品作出真诚的回应的。


      (写于2006年8月25日,戴厚英先生罹难10年祭)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