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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女性的诗写姿态——刘虹访谈 (阅读2356次)



现代女性的诗写姿态
   ——访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诗歌类第一名获得者刘虹


    ◎记者:首先,祝贺你获得第七届广东鲁迅文学奖诗歌类第一名!此届评委认为,你的诗集《刘虹的诗》从自身深切的生命体验出发,表现出大气厚重的诗风、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人文关怀。其代表作《致乳房》、《打工的名字》堪称“广东诗届的经典之作”。这样的概括和评价你感觉到位吗?是否道出了你的写作特点?

    ◎刘虹:这样的概括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地抓住了我的诗写风格。我曾在这部诗集的《自序》中表达过这样的追求:“诗写的历程,首先是灵魂熔铸的历程。我始终看重作品所体现出的心灵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以及对价值立场的自觉坚守……作为女性诗写者,我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不在诗写中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在书写形式上,追求情绪的内在节奏感、语言内核的张力,以及词语质地的强烈对比与碰撞……”
其中用“贴地而行”作“人文关怀”的定语,是借用著名自由派思想家朱学勤的观点,意思是要俯下身来近距离地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疾苦和呼声。我的《打工的名字》、《那里的人》、《窗台上的畅想》、等一批诗作,可以视作对这一追求的自觉实践。当然我自己感到这类题材还是写得不够多,就我自己的关注点,可能更多的还是放在对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的批判上,从而大力张扬人格尊严、独立思考和追求自由这一人的现代意识。

    ◎记者:据我所知,你的这部诗集2004年底一面世,就引起了国内文坛的广泛关注和评论界的诸多好评。北师大教授、评论家张清华认为,你的诗歌是包含了精神深度、灵魂高度和心灵宽度的诗歌,是有境界和格调、原则和骨头的写作。《人民文学》主编、诗人韩作荣认则概括说:“《刘虹的诗》既体现出敏锐思想的穿透力,又让人触摸到她感性经历的丰盈饱满;尤其是她倾听大地苦难、作为社会良心对现实发言的诗写姿态,她高标于世俗琐屑之上的求真探索和理想主义的道德诉求,使她的诗纯正深挚、又犀利强悍,其体现出的人格力量力透纸背。”对这次获奖,你有何感想?

    ◎刘虹:这次能获得本省文学最高奖,对我这个业余作者无疑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在这里我首先要表达的是真诚的感谢——感谢广东省和深圳市作协对我的长期关怀和扶持,各位前辈和老师对我的教诲和策励。没有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和不懈努力,在这座经济特区城市勉力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我的业余写作可能很难坚持到今天。
    我第二个要感谢的,可能要让大家见笑——是我自己不争气的多病体质。也许因为常常与病魔打交道,使我比一般人多一份生命之痛的深刻体验;从而对他人之痛、社会之痛也多了一份敏感,以及由己推人的关切与悲悯。保持对身体之痛、生存之痛、生命之痛乃至文化之痛的敏锐感,并由此发出对存在的形而上的追问,这正是一个诗人、作家写作的起点。我认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创作的内驱力多是来自“疼痛感”。无痛感的写作,是缺乏心灵力量的。我的被大家赞誉的诗作《致乳房》,正是3年前“疑似乳腺癌”动手术前夜一气呵成的,应该算得上女性生命之痛的高峰体验之作。另一首同是写于3年前、被几十家媒体广泛转载的代表作《打工的名字》,则来自对进城农民工生存状态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
    我第三个要感谢的,是这个我已经生活了近20年的城市——深圳。它给过我磨难、痛苦和眼泪,同时也给了我希望和欢欣,这些都变成了我创作的源泉。正是坎坷跌宕又丰富多彩的特区生活给了我独特的人生体验,直接影响了我的诗写姿态和风格的转变。我来深圳之前的写作,可称为广阔些的“大地忧思”,是从思考出发,有居高临下之“隔”。来深圳后,进入“存在之痛”(我曾在新闻热线值班,常常会接到打工阶层的“呼救”电话),从我过去轻飘飘的生存优越感到触模“切近的存在之痛”,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使我的笔接入了“地气”,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我曾在一篇散文中表达了这种感怀: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的名句之于我们,也许不仅仅是一个鲜花摇曳的理想诉求,更是需要一步步落实在行动上的现实抗争。在目前社会里,一个真正的诗人,肯定会失去(包括主动放弃)许多世俗利益;但我深知,在物质泥淖中竭力振动心灵的翅膀,应该是一个诗人永远的存在姿态。是什么在命运跛行时令我平衡,在灵魂孤独时令我自足,在物欲诱惑时令我超拔,在遍体鳞伤时令我尽快恢复,是什么在匆促的万丈红尘间令我心安于——慢……常言说:经历也是一种文化。如今,在经历了南下19年的身心漂泊之后,我是否可以以“心安之人”终于说出我的感激——谢谢你,给我以灵魂飞扬和肉身持重的诗歌!谢谢你,给我以生命高峰体验、并因之赐我以磅礴诗心的特区!”

    ◎记者:你刚才谈到,深圳的特殊经历使你的写作风格有了很大的转变,并在诗写姿态和内涵表达上发生了质的飞跃。请简介一下你来深圳前后的生活与写作经历。

    ◎刘虹: 来深圳以前我在一个省会城市的广播电台任文学编辑,后调入广东一所重点大学做文学刊物编辑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工作。总之,一直漫游在文学的“象牙之塔”中。
来深圳是很偶然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也许总认为“生活在别处”——1987年底,伤寒重症初愈、身体极为虚弱的我,草草收拾了行李:右手一只小皮箱(内藏一本《里尔克诗选》),左手一只编织袋(装有一个300W小电炉),茫茫然“闯入”了深圳。头几年为在人地两生的这块热土立足,吃了一些苦头;颠沛流离中曾好几年中断了文学写作。1997年,在漂泊深圳10年之后,在热闹匆促的娱记生涯中,我心中滋生出越来越强烈的怅然若失和拔出红尘的紧迫感。我积极搜寻人文科学的书籍研读,关注思想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我在读书笔记中对照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检视自己,梳理10年来因快节奏的外在拼搏而日渐荒芜的心灵……我开始深刻地追问内心——
    如何在物欲横流、价值错位中找到存在的座标,守望灵魂、完善人格、不迷失自我?我认为,只有具备强烈求真欲、身心洁净的人,才不会为一时一地的世俗功利所羁绊,才能在物欲世界甚嚣尘上时有自我放逐的勇气。我迫切地感到:当市场经济大潮下人心浮躁、被物欲追得疯跑而丢弃了心灵时,我必须抗拒潮流裹挟,坚守我的精神追求之路——我从新拿起荒疏已久的诗笔,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用生命写作”。

    ◎记者:记得你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诗人在精神上应具有某种高贵的东西(精神贵族?),当平民化写作、口语化写作乃至世俗化欲望叙事泛滥之时,你对此强调的意义何在?

    ◎刘虹:相对于红尘滚滚的粗糙的物质生存世界,诗歌肯定是精神贵族的奢侈之物。但这里不要混淆概念,“贵族”之谓,并非指人身份的高低贵贱,而主要是从价值观念角度说的——有些人更看重感官享受和社会地位,有些人更追求精神生活和心灵的自由。现代主义思想包含的平等观念、独立人格、尊严意识、自由思想、博爱之心、终极关怀、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个人幸福追求、以承担自我形象为基础的诚信品德和人生责任感、以及任何艰难困苦也不能遏止的灵魂飞翔的渴望等等,这些无疑都是“高贵”的题中之义。在这个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泥沙俱下、物欲横流、精神萎缩、人格秩序失范的年头,更迫切地需要永不泯灭精神之光,提升人的心灵素质,以免在纷繁物像的各种诱惑中迷失自我。这既是诗人自我修炼的需要,也是诗歌的现阶段使命。在盛产经济动物和痞子的年代,做精神贵族是奢侈的,更是艰难的,因而才是难能可贵的。
    诗写中保持品位的高贵,与口语化表达、平民化立场似乎并不矛盾。最根本的还是看所表达的内容——底线在于:必须是言而由衷的严肃写作。

    ◎记者:你诗集中的第三辑“给她们”,得到不少著名评论家特别的赞誉,比如张清华曾说:“我还为她的《致乳房》而感到震惊!这是一首写给女性的历史、也是写给个人命运的诗篇,它所包含的悲剧的文化与生命体验,比过去我所读到的所有“女性主义”的作品都要丰厚强烈得多。”陈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刘虹的诗》写得最精彩的是第三辑,既有深刻的文化批判,又没有落入刻薄,这是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女性主义立场。”你对诗坛上一些人强调的“女性书写”和“女性意识”是如何认识的?性别差异之于诗歌表达重要吗?你是否认为诗人、特别是一个女诗人应该保持一点精神的洁癖?

    ◎刘虹:先答最后一问:是的。我很欣赏张承志的这个词:清洁的精神。对于女性(包括女作家、女诗人),这种自爱,更是尊严的象征。
    这一辑诗作当然是来自对女性生存状态和精神境况的痛切感。这是我作为女诗人必备的视点。其中的情感也很复杂:有的是哀其不幸,有的是怒其不争,有的是尊严意识的张扬……
    我历来反感从太生物学的角度谈两性写作的差异。女作家、女诗人、女性书写、女性意识、女性视角……等等,无论是他人评判还是女诗人的自我观照,都应该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人!首先追求活成一个真正的人,写出真正的人话,以促进社会的更加人化。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性别的区分。这是一个逻辑的、也是一个现实的不能跨越的前提。性别差异(何况是书写)永远不会大于物种的差异。我在几年前的一篇创作谈中就已痛感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而刻意说:刘虹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绝不标榜所谓“女性诗歌”和“女性书写”,她强调“大写的人”的诗歌,强调以最朴素的灵魂贴近这块土地,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不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
    西蒙·波伏娃在她著名的《第二性》一书中,谈到现代女性的成长时就特别强调:“她们决定,在做一个贤妻良母之前,先要做一个完整的人。”要做好一个女诗人,与此同理。
    近10多年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似有令“性别意识”畸形泛滥之势。在环境的或暗或明的怂恿下,女人们(包括某些女写手们)仿佛忽然明白了性别的交易价值,所谓“功夫在诗外”;也越来越懂得了“注意力经济”,在吸引眼球上,似乎正在为自己的性别优势而窃喜——为了功利目的竟主动将自身降为“第二性”!
    我们的历史传统中,一直把女性钉在“被看”的位置上。如果说五四以前的女性多是被动无奈于此位的,如今的那些“新女性”却已“进步”到主动地引诱“被看”,去刻意迎合“他者”的目光。这其中包括“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下半身诗歌”等方面的炒作,并在作品中津津有味地进行感官自模甚至自渎,还自以为“现代”、“先锋”和“前卫”——其实恰恰相反:在这个封建土壤格外深厚的男权国度里,且男人们的“看”欲格外形而下的市场化语境中,这种迎合和引诱只能强化封建旧时代加予女性的“被看”地位,而它唤醒的也绝不是真正的“女性意识”,因为“人格独立,精神自强”这一基本指征的缺席,唤醒的也许更多的只能是低层次的以“性意识+交易意识”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性别意识”,它放逐的正是现代主义的“人的意识”。这实在是历史的倒退,女性的倒退,文化的倒退。试看现今社会,文坛内外有多少女人忙着为招徕更多异性悦己者“容”着(看看美容院闹出多少人命关天的消费案件,亦能反观到女人如何玩命地把自己塞进男人的眼光里活得惊惶失措),“被看”情结强化到了病态的地步,有的还美其名曰“征服男人以征服世界”,毫不掩饰引诱“被看”的世俗功利目的。
    记得著名作家张洁曾提到,当她总被人强调为“女作家”隆重推出时她曾激愤地说:“我干嘛非得卖这个‘女’字!不亮出这字儿,我就当不好一个作家不成?!”其实这个问题可归结为一句话:如何成长为一个高素质的、丰富的现代人,这应该是男女作家们需用一生来完成的首要的课题。在此基础上,力求在写作中忠实于自己的天性,那么,所谓“女性意识”的表达,应该是“水到渠成”的——我们又何必那么刻意?殊不知越是刻意地舍本逐末,便越显得矫情、虚假和病态。
    无疑,一生反抗“被看”意识,是成为真正的现代女性、包括女诗人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记者:据我所知,你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已有30年之久,上个世纪80年代你已在全国文坛小有名气,以创作实绩参加了令许多文学青年仰慕的“全国青春诗会”。这次获得了本省文学政府最高奖,这对于一个供职于繁忙的新闻单位的业余作者,殊为不易。这次获奖对你今后的写作有何特别的激励?你现在有具体的创作计划吗?

    ◎刘虹:这次获奖应该说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该奖项已经中断了6年,累积了大量的作品要参评。比如诗集,听说光是由各地市作家协会筛选后按所限名额推荐入围的,就达到60多部;广东又素有“诗歌大省”之称,优秀诗人比比皆是,我能获奖实属侥幸,很受鼓舞,又深感压力。我只能更加努力,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我以后可能会多一些其他文体的写作,具体计划却不敢贸然宣布,因为实在是本职工作很忙,体质又不争气……但我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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