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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水域》和《私语》(随笔) (阅读3442次)



关于《水域》和《私语》




            (一)

我是如何写作《水域》和《私语》



《水域》写完了,那是三年前的事。三年来曾有不少朋友对此诗提过出质疑,可能是他们误读了我呕心沥血的文字,也有可能是我误读了我体内的宇宙;因此我哑然以对。也有不少朋友对此诗击节称赞,我相信,那怕是最真诚的赞赏也可能出于不由自主的谬赞。

诗歌本身并不需要太多的阐释,正如任何针对《老子》、《周易》的注释都可能与原著相左的。里尔克说:“一切事物都不是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可理解而又说得出的;大多数的事件是不可信传的,它们完全在一个语言从未达到过的空间;可是比一切更不可言传的是艺术品,它们是神秘的生存,它们的生命在我们无常的生命之外赓续着。”(《给一位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2003年我生活在动荡之中,本想远离世俗尘嚣,背上行李包躲到云南边远小山区静居两年,但生活的无奈亦或懦弱的本性迫使我选择了面对实现,进修一年画画是无奈之中较能让我接受的一个选择。

《水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完成的,从构思到完稿将近用了一年时间。我一直认为写诗的过程就是呕吐的过程,淤积在胸口的热血经过修凝、沉积、沸腾,最终到呕吐。显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作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觉得它不能算是个完整的好作品,起码它远远低于我构想的高度,即便紧接着我又写了《私语或虚幻的对话》作为它的补充,但终究留有无法弥补的遗憾。

有朋友说这两个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对话,所以看起来更像戏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作为诗歌的血液的纯正。

我并不认为用哪一种风格的语言(或哪一种结构)进行创作是出于必然,在某个题材成为创作的方向后,某种相应的语言才变得必然。写作的前前后后我们苦心孤诣上下求索,考虑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哪一种语言是富有血性而充满精气的?哪一种结构才能搭建起上抵天堂下达地狱的旋梯?

在潜意识中会有一种事物冥冥地召唤着思考的人,而思考和写作的过程就是向灵魂发问的过程,诗歌就是创作者与灵魂对话的附属品或产物。

对话只是一种表现手段,对于《水域》和《私语》来说,是构筑它的零件。当然,对话的运用,也是为了呈现语言自我繁殖的可能性,语言与语言在并行、对立、互斥、互噬、递进的过程中自我赋予血肉,变得丰润起来,完成语言到诗意的抵达,它们殊途同归,并相互为力推动前行。



            2006年7月29日 椿树馆





          (二)

“悲剧时间“的存在与历史无关

            ――关于《水域》



在《水域》中,我想说的不是历史,而是“悲剧意识”和“悲剧意识时间”。

尼采说,一个痛苦的世界对于悲剧是完全必需的。(尼采:《悲剧的诞生》),因为充满悲惨的现实世界使悲剧的产生成为必然。从鸣条、牧野传来的杀筏之声,到日耳曼人越过莱茵河、穿过高卢丛林的生灵涂碳,从匈奴人、保加利亚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和蒙古人进入欧洲腹地的金戈铁马,到殖民主义豪抢掠夺、大东亚共荣村的杀戮与毁灭,以及红海湾的火焰、对伊拉克战争的“公义”入侵;有哪一段关于时间的记载不是血肉模糊的!人类在无法掌控的宇宙面前感到自身的渺小,在自已亲手造就的文明的建筑与毁灭面前感无奈和悲怆,忧患产生了,悲剧意识产生了。

我们与世界同在,悲剧与我们同在,而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感知。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老子》第十三章),老子认为生存即是痛苦,而痛苦源于对实现世界本质的认识。正如朗格说:“只有在人们认识到个人生命是自身的,是衡量其他事物尺度的地方,悲剧才能兴起,才能繁荣。”(朗格《情感与形式》)。

《水域》是我针对或虚或实的历史事件的臆想。但我否认它是之于历史的复述。我相信泰勒斯的时间、爱因斯坦的时间、霍金的时间、佛的时间、老子的时间……但这些都不是作为个体的“我”的时间。

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宇宙”观念(不仅仅是主观上的),也就是说时间存在无数种可能(我下一个作品《隐逸之书》中会具体地写到)。既然时间存在无数种可能性,那么我有个猜想:诗歌极有可能是时间存在的方式之一或是时间的某一部。是嘴唇?还是秘密?

那么,“悲剧“也可能是时间存在的一种方式(我将其称为“悲剧意识时间”)。在“悲剧意识时间”这条索链上,无论“悲剧”被扣挂在哪个链环上(是上是下、是前是后),它的本质是没有区别的,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则成了“悲剧意识时间”最好的佐证。因为“一切当下史都是历史”。



              2006年8月13日 椿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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