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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常跑:社会学视域下的“诗歌伦理学” (阅读1403次)




社会学视域下的“诗歌伦理学”

——以董常跑诗集《沉重的肉身》为个案

长    河

一、一个人与一个诗群

近一两年来,先是从网络,继而在现实中,广西的诗坛正在发生振奋人心的变化,一支逐步成熟的校园诗歌创作队伍在相思湖边异军突起,形成以董常跑、大雁、侯珏、李冰、肖潇、长河、黄玲娜、兰章、黄文富为主要成员的相思湖诗群。他们或他们的诗歌扎根于当下虚浮、焦躁、功利、诡诈而又生机勃勃的现实世界和生活,知识功底好,理论扎实,坚守着纯洁的诗心、艺术的火种和大学生“过时”的人生使命,敏感而疯狂地创作,有时稍显稚嫩,却也创作出许多生动活泼且不失生命质感的诗歌。相思湖诗群的兴起,大有复兴沉闷的“相思湖作家群”的趋势。这其中,董常跑功不可没。他以诗人在场的身份,从事诗歌研究与教学,以一种积极入世的生命激情让诗群成员团结在一起。通过对相思湖诗群主要成员的诗歌和理论进行系统的研读,我们不无发现他们诗学探索上的共同性:
(1)矜而不争。“庄以持己曰矜,而无乖戾之心,故不争。”①他们都是一群热爱诗歌的孩子,知识的有待提高和社会阅历的不足,语言艺术和批判意识、技巧、手法、胆量的浅显等原因使他们的作品不免于表象化、平面化,对此他们心知肚明,因此对已成名的诗人,在诗歌创作或诗歌史上走在前头并已取得公众性认可的前辈他们保持谦卑的学习态度。取人所长补己所短。相思湖诗群不参加无意义的涉及利益分配的争吵,不标新立异或投靠那门那派,不诋毁他人的思想以炫耀自己的学术,更不畏惧权威而忽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辩,总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好”,以包容的治学态度诊判、汲取养料。去年十一月份举行的有洛夫先生、叶橹教授、鲁西先生、斯如先生参加的诗歌研讨会和本次相思湖诗歌节可做例证。但是对于顽固的愚昧和空洞的、欺骗性质的权威、说教或训导,他们绝不缺少揭露、批判和抛弃的勇气。“稀里糊涂穿上死人的衣裳/代的跑道中谁在做秀。”(《远方》)“只有,台上的口水/不住//思想,在南疆上空/了一次又一次/往京城的通行证。”(《愚人节》)严谨、科学、纯洁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良心向为相思湖诗群珍视。
(2)群而不党。“和以处众曰群,而无阿比之意,故不党。”②相思湖的迅速抽芽、出枝、长穗,有赖于诗歌创作课、诗歌沙龙、诗学漫步、网络发帖等等活动的开展。爱好诗歌的好友聚集在一起,阅读作品,阅读理论,相互激励,相互批评,学习、探讨各种思想,在网络、报刊或实际生活中,他们也是以群的面孔出现。但相思湖诗群不是一个流派,各个成员在作品题材和内在气质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是相思湖诗群的魅力,为它自身的成长创造一个广阔的空间,使它避免了带有目前许多诗派、诗群一样的“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的致命弱点(在前文已经部分讲到)。董常跑、大雁、李冰注重哲思、技巧、语素的高雅,甚至有点形而上的玄思化,诗歌里外都强烈突显出一个沉思的知识分子思想者形象,但他们却很可能有忽视直接速写身边日常素材——这些日常素材往往含有大量的群众信息——的危险。侯珏、兰章语言欢快、明丽、清晰,带有口语化、平民化写作的倾向,注重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情趣盎然,生动活泼,但他们若带有功利性和表演性又肯定会危及词的精神品质。肖潇是浪漫主义抒情者,在美丽的语词所营造的唯美意境中,我们常常随着作者的泪水和才思沉醉,但有时却少了一点活生生的、现实可感性。可以说这些特征是诗人们本身的优势,但也是他们的局限。若在实际写作中当作美学风格特征加以炫耀,发展成一种风格流派,以获取诗坛认可的类型化身份,无异于给自己套上枷锁,打上注册商标之类的“客观识别标记”。把诗歌带入一条越走越窄的胡同。
(3)和而不同。“生命的真实不是逻辑,不是中心,而是暧昧,而是差异。没有暧昧一词,更能表达我对于当下诗歌写作的自觉追求了。”③相思湖诗群尊重并注意保持诗人个体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营构一种“和而不同”的和谐氛围。 “同”、“比”、“党”很容易失去或要求消灭风格甚至思想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强求“一致”、“一律”、“一心”只会扼杀艺术个性,带来一种死气沉沉的衰颓景象,多极、多元、多样化才能形成百花齐放的优质诗歌队伍。相思湖诗群首先承认、赞成、鼓励彼此有差异、有区别、有分歧,然后通过不断的交流、谈论、争吵、论证,取得一起成长、各得其所的结果。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如五味的调和,七音的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清浊、疾徐、刚柔、哀乐、迟速、周疏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相思湖诗群追求在特色、差异、多元的组合中达到一种整体的“和”——和谐和发展。
目前,相思湖诗群的创作队伍中,远远走在前面的是董常跑、大雁、侯珏,董常跑在一两年的时间里以“我不入写作地狱,谁如地狱”的悲壮的豪情疯狂创作了五百多首诗歌,出了三本诗集《后现代叙事》、《沉重的肉身》、《爱欲内外》,思考涉及物质/精神、肉体/灵魂、世俗/信仰等生命的基本命题。在心灵的不断反思和叩问中写出了他对信仰、精神、死亡、存在、宗教等命题的终极关照。而且侯珏、李冰、肖潇、长河、黄玲娜等诗人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受到董常跑的影响。解读研究董常跑诗歌,对“相思湖诗群”现阶段的创作状况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二、“尘世”之痛与“天堂”之书

想先说一个故事。微生母问孔子说:“孔丘你为什么整天忙忙碌碌的呢,难道不是在炫耀你的口才吗?”孔子回答:“不敢炫耀口才,我是痛恨世人顽固不化。”这个故事使我们联想到“董常跑”这个俗中见性的笔名。我们不禁要问:常跑何为?
“当我向大地深情地第二次鞠躬/河流穿过秋天的墓地/上面隐现着熟悉的名字/下面与温暖的泥土相依//当我面对模糊的字迹/微风携我回家/我想起自己30年后/必与这些亲爱的人睡在一起//皇冠赐给富人/影子留给自己/如果前世错过了风景/请将今生扮作星空的眼睛/让热风与身上的血/相爱//词语存放意识深处/幻想保卫内心良知/如果遗憾酿成心痛/请将谦卑与仁慈埋藏心底/让夜晚与暧昧的修辞/成亲//经过一座与乡村相临/的城市/熟悉的人回家,不熟悉的人回家/幻想整齐地存放在/大地之上”(《墓碑》)《墓碑》是董常跑的组诗《证词》里的一首。相对于他前期的《后现代叙事》中的诗歌那种金刚努目式的撕扯、解构或众语喧哗的修辞狂欢,这是一组成熟、稳重的墓志铭似的生命誓言。一贯的天马行空而合情合理,一贯的貌似凌乱而质地严谨,却更显得宽容、冷静、超然、深刻、凝重。人都要死亡,当“河流穿过秋天的墓地”,“ 熟悉的人回家,不熟悉的人回家”,我在经厉沧桑30年后,势必将和已逝的“亲人”一样被埋进大地。我的肉体将在温暖的泥土腐烂,我曾经的悲喜也会像模糊的字迹一样在微风中消逝。但在临终的时刻,我将是无悔的,因为我不贪恋“皇冠”,“ 将今生扮作星空的眼睛/让热风与身上的血/相爱”追求精神的完满。因为为了解脱心灵的苦痛我“将谦卑与仁慈埋藏心底/让夜晚与暧昧的修辞/成亲”在潜沉的写作中始终保持心地的澄净和不疚。而事实上,即使我仅仅作为一个影子在时光的长河闪现,我必有一样东西是不死的,那就是我的灵魂或精神——“幻想整齐地存放在/大地之上”。“朝闻道,夕死可矣。”④“道”既是理性知识的真理,更是人生意义和宇宙价值。董常跑诗歌的巨大魅力,在于我们随时可以从简短的诗歌文本中感受他为追求心灵平静富足以及融入星空融入天地的终极理想而不屈不挠努力的“体道”精神。“河流”“星空”“热风”“血”、“修辞”“幻想”,董常跑通过他的诗歌,抒写着一个底层高级知识分子在奔跑的状态中实践“道(为)”——情——境的体道过程。即通过积极地写作和生活,使自己成为一个热爱生活富有情趣的人,一个为社会接受并受到喜爱的人,一个最终俯仰无愧,进入“天人合一”的混沌,达到人生至善的人。正如他在《沉重的肉身》后记中所说:“活着,就是求真,求道。”
董常跑是教授文学创作的大学讲师,从事智力劳动,拥有优越的地位和高雅的交际圈子,但学者的品质和工作的性质,生活的二重性(大学日常生活和书本生活),使他不仅作为日常生活琐碎的的料理者,更作为一个思想者,在精神层面思考生命、死亡、时间、社会、物质、精神、信仰背后深层次的本质问题。然而他初入社会,职位尚低,工作压力大,工资低微,生活艰难,家业、事业、术业都处在万事开头难的情状中。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下层中产阶级。把握他下层中产阶级的大学讲师之身份,我们解读他诗歌:“……当脑部/制服裤裆,人的思想像南方墙头上爬行的草,/在时光的隧道中穿行……//又一个亮丽的语缀,此时,擎起孤独的大手,/一次,又一次地举起,又放下……跌倒/在黄昏的守侯中。……”(《理智》)那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信仰和“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然“君子之为也,行其义也”的担当情怀;解读他“我一直在寻找上帝”,“对圣父的忏悔和吁求让我找到了心灵的平安。”⑤还有解读他诗歌中反复出现“孤独”、“焦虑”、“回家”、“墓园”、“死亡”却掷地有声的说:“活着比死亡更有质地”(《死亡》),就显得豁然开朗,很容易了。
作为下层中产阶级的大学讲师,董常跑的在尘世生活信奉“新教伦理”的思想。新教伦理彻底屏弃基督教的古老箴言:“同尘世分离”,也屏弃了出世的禁欲主义、苦行主义,而代之以诚实、信用、守时、谦卑、勤勉、节制等等入世的禁欲主义德行。而事实上,物质的存在是不可能的,生命的绚丽色彩和其他外在的荣耀.悲喜都是一种短暂的形式,最终在时光中破碎、消释。但物质是精神的依托,就像道路的畅达使汽车奔驰成为可能一样,日常生活是诗意的来源,生命的存在是思想灵动的保证。董常跑的诗歌显而易见地表现出这种精神与现世的紧密关联性,形成一种与日常生活亲密接触的、具有活力且诙谐的、解构宏大叙事的、具备美学合法性的诗歌论理学(李志元在《后现代叙事》的序言中认为,董常跑“试图通过解构宏大叙事,建构一种具备美学合法性的诗歌论理学”)。具体地说,董常跑的诗歌论理学,是一个肯定、接纳、并积极在物质层面生活的感性抒写者,通过诗歌直接关怀现世,试图在伦常日用间建立一种新世界、新境界,寻求大我和小我灵魂之宁静的精神性献身和探索。表现为一种世俗意义上的精神吁求。对董常跑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诗歌, 而诗歌是一种“圣召”,让诗人自觉听从上帝的召唤,服从上帝安排的工作——诗歌创作。诗歌写作,是一种对物质生活的严谨“服役”,一种“成圣”的劳动,他的诗歌是为了自己的完满,也是为了仰望星空,寻找上帝,荣耀上帝。这就是为什么董常跑一直把诗歌写作当成“生活方式”,当成生活的目的,看作生活的功能,看作必须承担不容懈怠去圆满完成的义务的原因。诗人把履行“圣召”的义务尊崇为一个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从而使日常生活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即宗教伦理和世俗伦理有了某种“亲和性”。 例如他在《父亲的遗书》写道:“父亲清楚明白十天之后他将离去/十天的日子成为一生的时光/以遗书的形式托付我/送走最终的外婆/善待母亲,将小妹培养成人/自个儿忙时不要忘了身体//父亲是内心的钥匙/他将不能再走进这喧哗的尘世/他甚至以为我们滤干了温暖的泪水/弯曲了他的身影以及往事的哭泣/他以平安夜的仪式/佑护我,叮嘱珍重”。从肉身的“父亲”,他不断地转向神启的“父亲”成为接受诗人之忏悔的上帝。 上帝是什么?一个巨大的虚无体般的无定形存在体,它是积极建构的,它是基督神学遭遇的后现代主义的上帝。上帝飘忽无定,或虚或实,可能是“超人”、“自己人生的形式”、“诗歌本身”、“孤独甚至死亡”。因为上帝是可以感觉到的,是积极建构的,就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和细节中,所以诗歌写作成为一种可能,在不停息的写作中达到精神的富足成为一种可能,但上帝又是虚无体般的无定形存在体,上帝本身的不完满性,像除夜、像一首未完成的诗歌、像一段未走完的路途般的缺憾为诗歌创作带来一个广大的空间,召唤诗人的激情和与上帝同一的行走义务。请看诗歌《孤独》“在漆黑的墙头画着词语,画下未来:/孤独,一个巨大的瓷器,/俨然像包容的思想,或者行者钩弯/的月亮,也好,时间消解所有活着/的形式。//一定要举一个例子:/比如我将孤独形容成一次并不协调/的初夜,未写好的诗篇,/2/3还没有用粮食填充/的胃,监狱里抬起又落下的钢鞭……//这分明就是恐惧:/婚姻,文学,粮食,可怕的诬告!……孤独,让所有的形式见鬼去了:/不如写诗,或者做爱,或者头/埋得很低吃饭,勇敢地对刽子手/说‘不’……”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正是这种天职般寻找的义务,使诗人在生活的琐碎、语境的压抑、现实的压力下,获得精神动力,试图对日常事务和世俗的成功和超越,以找到解脱被罚入地狱的恐惧(良心自责、遗恨)的途径,消解不尽的焦虑和孤独。
我们发现,董常跑在诗歌文本中表现出两次“受难”,即指向现世的两种努力。在个体良知上,他“以自己对大学教师的身份认同与人格道义在疲乏平面、表象浮华的时代里作着一种抗争,一种对于‘语言存在之家’的另一扇门的开启和探索。”在对待事业和学生上,他“必须试图向上再拓展一下自身的思想形式,以‘身先士卒’的写作勇气去担当起大学老师这样身份的思想道义。”⑥这两者是他获得动力源泉,是他痛苦的中心,是将他囚禁的灯盏。在董常跑诗歌里,他悲壮而凛然地、毫不掩饰的告诉我们,他非常孤独,一种来自灵魂深出的孤独。孤独的原因,表面上是源于自毙式的永不知足永不停息的疯狂写作,清高自傲的关起门来抒情,坐在140平米的房子中央,自己内心的中央,构想和歌唱诗歌的祖国;实质是源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强烈使命感. 董常跑面对复杂\缺憾的现实境域,常常表现出人文的忧思,表现出当下在颠覆、解构、语言游戏的文学态势中一种对于人类何去何从?如:《2005记事》中写道:“2005,“啪”的一声枪响/几个抢劫杀人的人受到严惩/几个好人街道上再也不能回家/一些人走了,电视上/又新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2005,怒江彻底消失/城市生活与污染的套子相称为兄弟/几个叫做美丽的湖泊幻化成风/北海边的渔民将住家移了又移//……2005,收到一些陌生的来信/中学生,受伤的老人,持异见流亡者/他们说看到了我的文字/我亲切地称他们为知己,为情谊……”。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对“持异见流亡者”的关注,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在董常跑的诗歌中。这样的关怀,源于诗人的对“人类”、人道主义关怀的普世伦理。但是这样的现世关怀,也指向了对于天堂的拷问,人类最终的“墓园”(这个意象反复出现,是解读他的诗歌的一把钥匙)的命运,让他有一种阅尽人世沧桑的虔诚与创造世界的冲动。内心永远清醒的人是孤独的;而沉默地、谦卑地以自己天心可鉴的言行作榜样,让他人从随波逐流的人生走向清醒的天地王者(诗人)更是孤独的。仅仅活在尘世人生不是幸福的人生,由尘世指向天堂,在纯洁灵魂的光环下拥抱尘世才是幸福的人生。董常跑一目了然的洞察力使他清楚地看到社会的冷漠,世人之麻木竟至于完全沉湎于物质的生活,为追求欲望的满足而忽视生命的反思,心灵的拷问变得可有可无,甚至不惜践踏精神的自由和独立。金钱、地位、名声、威望这些外在于生命的短暂形式,原是成就生命幸福的阶梯或佩剑,却反过来变成一种负担一种魔怪对狂盲的世人形成压力,无情地将人割伤,在不断的约束和挤压中将活生生的生命异化成追名逐利的机器。董常跑清楚地看到了社会的盲目、僵化、肮脏和庸俗,他立场分明,坚定地以自己良心的“澄清”,以生命的力量与冰冷的现实作对抗,获得人生存在的确证。在庸俗化、平面化的社会群体里,在被世俗的幸福观念所笼罩的氛围里,董常跑没有找到群体观念所道向的更明确的生活意义和目的,他不认为自己具有更为特殊的社会地位,社会对于他的行为取向的预期(物质的奴隶)不会变得更加明确,他更没有感到自己已经被置入了或联结到了一种超出或高于他自己的关系之中。董常跑于是返回内心,返回自己的世界里,在心灵中自建的堡垒里找到自身的生活目的与意义,他写诗、读书、散步、唱歌、郊游,生活受制于个体的兴趣,相对自由地过着他认为合适的生活,渐渐地变成一种社会的孤立(精神的孤独)。如果说,自杀是享有大量精神自由的人付出的一种代价。那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董常跑的诗歌里那么频繁地出现触目惊心的死亡的原因吧。
但董常跑永远不会自杀。“活着比死亡更有质地。”当人们说董常跑像一把绷紧的钢刀,即将折断的时候,当有人说董常跑再也写不出诗歌的时候,董常跑却更精神,更坚韧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并且持续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创作高产的质量日渐完美的诗歌?为什么?大爱。基于大学教师身份的认同和人格道义的大爱。他活在大学校园的日常生活中,相信有终极关怀贯穿终始的尘世,他的诗歌论理学所揭示的生命天问不是虚幻的乌托邦色彩而是着手于切实的现世基础上的自我构建。此外,他爱他的学生们,心疼他的学生们,信赖他的学生们他说,要“以我的生命形式让我的学生懂得努力的价值与意义。努力对于积极人生的重要意义。”⒇人生是艰难而无可休息,活着,董常跑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因为他除了“尽己”,还要“尽伦”,“尽人事”。“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⑦只有魂息的自然熄灭,才可以有休息。这种崇高的人生责任感,便也是“生的意义”所在,也就是《沉重的肉身》的主旨。
要之,董常跑的诗集《沉重的肉身》所呈现的诗歌秩序或规范、或骚动、或愤怒、或宁静,但其实质是一本自我的圣经,一本由尘世通往终极的“天堂”之书。

三、“普世伦理”与“诗歌伦理学”

我们在研读董常跑第二本诗集《沉重的肉身》过程中,明显地感受到他的那种对于生命自身拷问的赤子之心与终极视域探索的执着。但是他的这种生命天问又不是虚幻的乌托邦色彩,而是着手于切实的现世基础上的自我建构,也即他在世俗意义上的精神吁求。或者说,他的诗歌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现世关怀:即人如何在世俗意义上获得精神的平安与宁静,如何平衡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关系,人,诗意地在大地上栖居。他诗歌中的终极关怀,使他的诗歌具有宗教特征,这种关怀也同时具有“普世伦理”的色彩,让他的诗歌不仅是悲悯,更多的具有“未来学”意义。他的“诗歌伦理学”具体从“诗本体”、“语言”、“思维学”、“价值论”几个维度表现他的诗学与诗美追求:
(1)回归抒情:诗本体存在的可能。诗歌不是便条、记事本,诗歌不是散文、小说、记叙文。而是一门在有限意象中追求艺术联想感发情趣,带给人强烈想象和审美空间的语言艺术。抒情是诗歌的基本品质。违背这个基本品质的诗论或文化思潮,都是对诗歌本身的误解和歪曲。董常跑的诗歌与当下流行的叙述成分过重而抒情性明显贫血的口语诗写作不一样,他认为以叙事为特征的口语诗批判力度强,“以思想结构为功能去一些我们不尽人意的上层建筑之痛”,但它本身也将诗歌抒情的本来面目丢失了。“丢失了诗歌的抒情性,人就失去了一种消解自身的精神危机的可能性”。⑧因此,自觉脱离现时的诗歌理论,而试图给自己的诗歌命名为张力派诗歌,他着力于结合现实境域的沉思回归过往的抒情性传统,让诗歌回到张力上来,回到想象上来,以诗言志,以诗来“兴观群怨”,既讲究隐喻、反喻、夸张、通感等技巧运用,也讲究诗人在场的观察和细致而虚构的描述,也讲究诗歌对读者审美情绪的召唤,却又突破了传统“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抒情节制,使喜怒哀乐之情得到酐畅淋漓的表达。他的诗歌有狂欢、有浪漫、有激情,上下前后洋溢着酒神式的抒情色彩。回归抒情本位,不是董常跑首先提出来的,进行这反面尝试的人也不少。但董常跑凭着深厚的文化涵养和真实的生命体验,在古典抒情本位的基础上,融入西方新潮的诗学理论,创作出许多具有暧昧性、多义性和可研读性的诗歌,却极具典型意义。
(2)众语喧哗:嘉年华式的语言狂欢。董常跑的诗歌语言从本质上讲,是传统的,但又时候是狂放的,嘉年华式的,正暗合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巴赫金发现,“中世纪的戏仿文学之所以洋溢着节日的自由自在和随意不拘,是因为节日期间准许把神圣之物“变为令人开心的降格游戏和玩笑的对象。首先从虔诚和严肃性(从‘对神祗的敬畏的不断发酵’)的沉重羁绊中,从诸如‘永恒的’、‘稳固的’、‘绝对的’、‘不可变更的’这样一些阴暗的范畴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与之相对立的是欢快而自由的看待世界的诙谐观点及其未完成性、开放性以及对交替和更新的愉悦。因此,中世纪的戏仿文学完全不是对神圣的文本或学校的难题状况和规则形式主义地进行文学的、纯否定性的戏仿,怪诞的戏仿把所有这一切都转到欢快的诙谐音区和肯定的物质—肉体层面,他们被肉体化和物质化,同时使与之相关的一切变得轻松起来”。 ⑨常跑的诗歌写作也表现相似的狂欢化倾向,大胆地“从虔诚和严肃性的沉重羁绊中”走出,自觉不自觉地创造一些新的语词,然后,又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质地。比如“泪香”、“声部”、“胃部”、“词语”、“指针”等,这些意象在他的诗歌语境中形成了新的“能指”与“所指”(索绪尔)关系,分别是“指向现实的受难”、“意识形态”、“生殖与欲望”、“反权力话语”、“轮回的人生”。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词语”诗人。他常常在自己的诗学随笔里提到这样的词语之痛。福柯说,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话在说我。董常跑就以这种近似游戏与颠覆的话语策略去构造属于生命的词语,有着终极关怀倾向的大诗。
(3)以暴抗暴:“文学作为一种建制”。“我的诗很多都充满暴力,这叫以暴抗暴,抵制没入的话语权”。⑩生活是多层次的,是具体细致的,现场的,可观的、可感的,所以,生活反映出来的是“无体”的,“暧昧”的,人的生命在诗中流动,从而让诗歌作为自身的建制,回归到人生命存在自身。诗歌,在这个意义上,也应该是“无体”的。德里达有个重要的文学观念认为,“文本之外无物”。德里达作为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他的思想成为整个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石。每个人都可以创造,每个人天性是诗人。诗人只有不断的对既往的思维提出挑战,才有可能对生命进行确证,用诗思去营构,通过语言的层面入手,最终实现新的诗歌表现维度与生命原创性的境域营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为一种建制,无时无刻不影响与深化我们直觉性与原创性的思考。
(4)诗歌伦理学:知识分子体道的方式。古人有:“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警戒。告戒学子们不要溺情典籍而忘世道,不要拘泥小节,而忘本质。董常跑为人为诗,表里如一,都透着一股君子儒的风范,表现在他的诗歌文本中就是诗歌论理学,即道在伦常日用中。活着要吃饭,但活着却不仅仅是为了吃饭。甘食美味,家居安逸幸福,这些尘世的生活并非君子活着的终极目的。而是在世俗中、在现实中,以诗人在场的积极入世态度介入日常生活中,“尽己”,“尽伦”,“尽人事”。以现世为门,以世俗为炼狱,指像生命的终极关怀。对董常跑而言,生活就是诗歌,通过积极尘世生活,使自己成为一个热爱生活富有情趣的人,一个为社会接受并受到喜爱的人,一个最终俯仰无愧,进入“天人合一”的混沌,达到人生至善的人。诗歌也就是生活,在诗歌写作中,他成为一个肯定、接纳、并积极在物质层面生活的感性抒写者,通过诗歌直接关怀现世,试图在伦常日用间建立一种新世界、新境界,寻求“大我”和“小我”灵魂之宁静的精神性献身和探索。





[参考文献]

①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转引自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出版社2005年第5版,P432。
③⑤⑧董常跑:《回归抒情本位:当代诗歌写作的可能》,载于2006年《相思湖诗群》(2),P87,P86,P87。
④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出版社2005年,P113。
⑥董常跑:《新的“相思湖作家群”在崛起》,载于2006年《相思湖诗群》(2),P3。
⑦荀子:《荀子•大略》,转引自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出版社2005年第5版,P44。
⑨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P97。
⑩董常跑:《我的诗歌写作扎记》,载于2005年《相思湖诗群》(1),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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