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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论:黑暗中的歌者——试论五•四以来中国女性诗歌 (阅读3307次)



          “五四”以来的中国女性诗歌——黑暗中的歌者
                
一.追溯

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女性诗歌,其中包含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段。在过去多种版本的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著中,有关诗歌的章节,无论长短或以何种标题着重论述,多以几个大时间段来划分:1)五四时期至1949年;2)建国后至文革前;3)文革期间;4)朦胧诗时期;5)八、九十年代诗歌探索时期,并且,在这普遍的以时间为经轴,以文学现象和事件为纬线的概貌论述中,我们留意到,除了在近期出版的某些文学史论著,曾就八、九十年代一些突出的女性诗歌现象(如女性自我世界的独白)辟专章论述外,在过去的对五四以来中国女性诗歌发展的研究中,多把女性诗歌纳入了传统的以各个文学思潮为主要划分线索的时间背景中,如此导致了不仅把五四以来的女性诗歌的发展个性嵌入了整个文学时代的共性中,同时,更因为文学意义的相同而使女性诗歌作品的评价标准时代化、男性中心化、价值观单一化,因而抹杀了女性诗歌作品的特殊的文学意义。因此,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划分合理吗?如果站在以男性、女性为不同主体的个体立场,这种貌似共性的文学意义是否忽略了某些因素?站在以男性中心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而展开的对五四以来中国女性诗歌的研究,是否遮蔽了女性诗歌天然具有的一些重要的本质?

二.文学作品中意义的产生和内涵的时间问题

在此,我们分别从文学作品中意义的产生和内涵的时间问题展开论述。

一直以来,构成文学作品意义的两大永恒的主题是死亡和永恒,也可以说,这也是每一个人一生中所要面对的、不可逃避的问题,从未有人能在现实的层面成功逾越。因而也是人类文化的两大主题。

从创作实践的角度看,许多作品的产生,就是来自人们在现实中面对“如何死”和“人生何为”等终极问题的困境时,用文学的形式,对现实进行审视,对灵魂进行拷问,企图在精神的层面给人生写下答卷,使灵魂得以安顿和超越。

现在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于,传统文化及文学中的对死亡和永恒意义的构建,是否就已涵盖了全人类包括女性在内的对于世界的观察和理解呢?而自古至今,在文学作品中,男、女性作家在其作品中构筑的文字世界里所反映出的女性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具体到对死亡、永恒、时间、爱情、道德等的形象化表述,是否真实地道出了女性自己的心声?还是只是虚幻地活在男性的意义象征系统中被其遮蔽,并早已遗失了真实的自己?

在此,我们从本体论上,在现实的层面上,就男性、女性对“死亡”感性认识进行辨析。男性对于死亡的时间感受是线性的,即:出生——死亡。而“这种线性时间也是语言的时间,语言被视为语句(名词+动词;论题——评说;开章——收尾)的发出。这种时间止于自身的阻碍——死亡。心理分析学家将它称作‘强迫性时间’,在对时间的掌握中看出奴隶的真实结构”。① 而女性对于死亡的感受则不然,女性的生理构造和身体机能,决定了她必须经历妊娠和生产。怀胎十月,意味着一个他者(胎儿)必然会居于她的身体之内,她别无选择,在这期间,她必须包容进而认可,并把身体内的异物当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生产,又让她在辛劳十个月后再次别无选择地面对已与自身血肉相连的异物分离。生产过程高度的危险性,让她深切地体会到了身体的痛苦感受将与死亡的风险相连,而危机过后,将迎来新生命的诞生和自我重生的巨大喜悦。女性对死亡的感受不是线性的,不是强迫性的,而是发散性的,充满想象力、创造力的。“像想象空间那样广阔无边、不可置限……让人联想到形形色色的复活神话,在所有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中,复活神话都将某一先前的或者相随的母性偶像永恒化……”。女性从死亡中感受到的语言,是破碎与绵延相交,过去(传统)与未来(新生)结合,痛苦与快乐共生,感受是立体的、饱满的、魔幻的。在女性对时间的掌握中看出的是从奴隶到主人的心理结构,因而女人常是用直觉、感觉去解放传统语言结构中狭小的自我,并引领自我出入于语言世界的,这种感觉就是诗,所以人们常说:女人如诗。死亡在女人的眼中,也是诗意的。

再从“永恒”的角度去考察男性女性对时间感受的差异。当人类在尘世里的躯壳必须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会企图在精神的(文化)的层面为心灵寻找突破口,寻求灵魂的的超越和重生。“永恒”,在男性文化的象征体系里,就是“永恒的真理”,词义即:具有终极与绝对意义的真理。形而上学认为凡是“真正的”真理都是永恒真理。既然在这个意义象征体系中存在一个“真正的”永恒,那么,在文化中的表现就是依附在这个绝对价值的光环下的,外于自身的精神上的肯定与延续、不死与重生。在文字中的表述有“永垂不朽”、“流芳万世”、“彪炳千秋”……男性文化中的永恒,是外在于身体存在的精神的永生,是线性的、抽象的,但在现实的语言表述中,又非每个男性都能把“永恒”与自身连接上的。这反映出来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霸权与断裂性。相反,从“女性主体”(female subjectivity)似乎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尺度,本质上维持着文明史所共知的多种时间之中的重复和永恒。一方面是周期。月经来潮、妊娠这些与自然的节律一致的生物节律的重复出现,这种自然节律提出一种时间,其一成不变可能令人吃惊,不过,它的规律性及其与被体验为外在于主观的时间、宇宙时间的统一,带来令人眩晕的幻觉和不可名状的快感。另一方面,也许作为结果,是永恒时间的具体存在,不可分裂,无可逃避,与线性时间(流驶着)几乎毫无关联,以至“时间”一词根本不合,女性的时间观是空间的,并结合到自身的种族延续的。反映在思维及语言方式上,“永恒”的表述之于女性,是隐忍的,内化的,神秘的。

以上的分析基本道出了女性个体的时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线性时间中的相错、相分又相合的秘密。同时也道出了女性个体语言生成、隐匿及被长期埋没的秘密。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

基于以上的分析之后,我们再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父权专制社会,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自足的意义产生的系统,并产生了表达反映这个意义系统的文字语言的象征系统,而这个象征系统反过来又控制、评价着这个意义系统里的每一个人的语言表达及行为标准。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父权文化所建立起来的“人的生命意义的象征”从来就是以封建政治体制下的男权为中心并专有的。在这个“人的生命意义的象征”体系中的中国女性从来都是缺席、无言、面目模糊的。尽管古往今来,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五四时期男诗人笔下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乃至“恶妇”如“母夜叉”,乃至“愚昧者”如“祥林嫂”,绝大多数由男性作家的笔下写出。 而透过文学史的记载,人们就是从这些文字记录中去观摩,然后再塑造中国女性形象。由此,传统道德审美中的“女性美”及行为“善恶”的评判标准,就被镶嵌在由男性所构建的女性作为男人的附属的人的“生命意义的象征”体系中,内容也越来越臃肿,而透过这个语言象征体系所显现出来的女性的面目则越来模糊且日趋雷同与重复。而“如果女性主体置身于‘男性’价值的构建之中,那么,就某一时间概念来说,女性主体就成了问题”,这表现在“这种内在于任何给定的文明的逻辑的及本体的价值之中,清晰地显示其它时间试图隐匿的破裂、期待或者痛苦……”

论说到此,我们似乎已找到了本文立论的线索,那就是,“这种内在于任何给定的文明的逻辑的及本体的价值之中,清晰地显示其它时间试图隐匿的破裂、期待或者痛苦……”,女性的这些隐匿的破裂、期待、痛苦其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的表达,也许被遮蔽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把五四以来的女性诗歌嵌入以时间为顺序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去研究,是欠妥当且不符合女性诗歌的本质特性的。在此,笔者提出了应以研究各时段女性诗歌的本质特性为重点的研究方法。它虽然也无可避免地以时间为经轴,但在文学意义的研究上是偏离了已被普遍命名的各时代的文学意义,而尝试以女性为主体去进行文学意义的定性。

三.“五四”以来的中国女性诗歌——黑暗中的歌者

1.“男性象征意义系统”中的五四时期女性诗歌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机遇下出现的。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军阀混战,国弱民穷,屡遭外族侵略,而且屡战屡败。在这种局面之下,初步具有了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感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族文化已到了不变革就无法再生存的地步。而这个现象背后的的矛盾本质,是以封建父权专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进化的对抗已到了白热化阶段。

“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出了文体与语体的改革,其精神实质是“人的发现”。在这个时期,少数受过教育并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知识女性,开始用写作进行精神的探索,加入由男性思想先驱所倡导的以“人的发现”为核心的文学改革运动的行列。冰心是这个时期女性诗歌写作的代表,她的代表作品是《繁星》、《春水》,母爱、童真与自然是其诗歌的基本主题。也就是说,她的作品中的对主题意义与同时代的男性诗人作品中的“人的发现”是相一致的。另外,我们也可以推测,在五四后期至解放前的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文学也许曾出现过一些与“人的发现”平行潜行的作品,但却因背离了传统道德而被误读,从而被后来的文学史记载忽略,这也是可能的。因为,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专制制度的“人的发现”,其在文化上的通行的道德律令必然也是带着潜在(或更隐藏)的封建皇权的本质意义的。

因此,我们认为,五四时期的女性诗歌,是一种汇合在文学改革思潮中的对于传统父权文化的对抗性再书写。尽管这个时期的女诗人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自己、写女性,但却还没到达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体的写作。

2.“极权象征意义系统”中的二十七年女性诗歌

从建国初期到文革时期结束,是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巩固时期。在这段时间,中央集权更加加强,对国民的意识形态的控制采取高压及单一化的手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而产生的文学,必然是意义高度象征和统一的,其绝对的高度归于唯一的、等同于宗教领袖的偶像,同时,意义也由他来命名。这已成了不争的事实。诗歌创作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政治抒情诗特别发达,生活风情诗丰富多彩,长篇叙事诗林林总总。但我们也发现,在这个时期中却鲜有女性参与诗歌的写作(或者有,但却几乎没有在这个时段的诗歌史上留下痕迹),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被称为时代半边天的女性,在一个极度专制的政权下,是如何怎样丧失了她自己的诗歌语言的?

3.“男性象征意义系统后续部分”的朦胧时期的女性诗歌

文革结束后,从1977年至1985年之间,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拨乱反正时期,在文化思想上,是“五四”精神的重新凝聚期,沉思劫难的历史,呼唤人的尊严和权力,感应时代的大变动。经过反思、文化寻根,摆脱了以政治审美为文学作品评判标准,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美学原则。在男诗人北岛写出《回答》、江河写出《祖国啊,祖国》、杨炼写出《诺日朗》等充满阳刚意识的诗歌力作的同时期,女诗人舒婷写出了《祖国》、《致橡树》等诗歌名篇。从这些诗歌的名字到内容,女诗人书写的是一种延续了五四“人的精神”的发现的奉献于传统文化意识的高昂之歌,但从中,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致敬”的姿势和心态。女性的主体意识的书写,仍在逃离和掩藏的状态之中。正如评论家程光炜在他的《闲谈近二十年的女性诗歌中》说到:“历史在一夜之间促成一代人的成熟,然而人的成熟不等于有思想自省的能力,它构成反抗历史的冲动,但能够产生多少有思想史价值的成果,仍旧值得人们在今天重新检讨。”

4.“女性身份觉醒与辨析”的八、九十年代诗歌探索前期

1985年之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经过了多年的锐意改革,进入了发展期。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伴随着经济的开放,西学东渐,越来越多的西方现代思想和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1985年、1986年,在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热正走向高潮的时候,知识界也同时出现了狂热接受西方各种外来文化并激进反对(放弃、抛弃)本土文化的现象。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与西方现代思潮相呼应的美、英、法等国女诗人的诗歌作品迅速地被中国的女诗人接受并竟相仿效。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诗歌作品是当时主要的模仿对象。普拉斯的诗歌以独白作为她的主要叙事方式,语言尖锐、热烈,她的人生态度是严肃、认真、虔诚近乎苛刻的,表现在她诗歌中透露出来的坦率和真诚,但在生活中,她又是自弃和自虐的。这些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个性的矛盾,使她的诗歌具有一种弥漫着死亡意识却又无法真正自弃的令人沉迷的气息。也许正是这种矛盾于自我的生命状态,深深吸引了当时女性主体意识已初步觉醒,正在努力地寻找、辨析自我身份的中国女诗人们,所以,这个时期的女诗人的诗歌作品大多带有“中译”
普拉斯的语言风格。毕竟生命状态有可能相似,但生命感觉却必定无法雷同,表现在诗歌语言的风格上,过多的模仿痕迹,只表明了生命体验的贫瘠和表面化。这时期女诗人的诗歌作品显现了一种语言表层的冷漠、嘲讽和诡异,而内容上又透露反叛、排他和面具性(表演性)。一种反映在诗歌语言上的更本真(非模仿)的自我反省和思辩力度仍有待深入。

所以,这个时期的女性诗歌,属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身份辨析时期。她同时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象征意义动摇后的第一次自我的探索和选择——中国女诗人们就在此时选择了西尔维亚·普拉斯作为自己的意义的寄托。这是一次有深意的尝试,是一个起点,是中国女诗人在脱离了男性文化先驱的带领下,摆脱了一直遮蔽着女性主体言说的传统文化话语,第一次以独立而让人颇感陌生和惊讶的面目,写出了自己的诗歌语言。尽管带着模仿的痕迹,但这一步在中国女性诗歌发展的路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5.“女性身份迷失中求证”的八、九十年代诗歌探索后期

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渐扩大化,经济上的外资进入同文化上的西方现代思想的进一步内化,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早些年已出现的人的“异化”现象,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也出现了“异化”的危机,至今仍在持续着。而思想文化的“异化”必然带来的是人的心灵的迷失,甚至沦丧。

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小说创作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人数众多的“美女作家”的大胆的性描写、性诽闻暴露,诗歌创作则出现了大批女诗人作品中的“闺房宣言”式的诗歌,和“下半身”(相对于“上半身”)的性意识、性叙事、性描写等诗歌写作。这些文化现象,其实也是与人在经济社会中的“异化”同步发生的。出现在女性诗歌写作中的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女性诗歌创作的身份觉醒后的迷失或在迷失中寻寻觅觅时期。是一个必然的过渡时期,并非如某些保守的评论家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也非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所描述的,“性”就完全代表了以女性为主体的对抗传统道德叙事的反抗力量,是名副其实的女性主义立场。

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建立的逻格斯中心的象征意义,在尼采断言“上帝已死”后,一直在寻觅着意义的出路(在某种意义上,人类仿佛必得知道人生需具有某种意义才能过得安心),哲学家们从存在与时间、结构与解构、精神分析、心理分析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研究,试图勾勒出人类存在的意义之迷。文化上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多中心、交叉并行等局面。反映在现代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共性的表现:创作的繁荣与读者的冷漠形成强烈对比,语言探索和写作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哲理性和抒情性相互渗透,散文诗和格律诗并行不悖。由此可看出,这些现象同样也出现在当今的中国诗坛,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女性诗歌。

6.“女性身份确认与求真”的新世纪女性诗歌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女性诗歌的创作变得沉着而安静。各种流派、各种观点(如新叙事、元诗歌写作等)的争论,混杂在以男性诗人为主体的各种持续时间不长、峰回路转的争论中,表达着自己并不鲜明的诗歌观点,像一种潜流,仿佛也是一种大浪前的暗涌。我们观察到,就连一直以来令人们神经敏感的女性诗歌的“身体写作”现象,无论创作者和评论者,包括读者,都变得含蓄起来(或是见惯不怪?)。而这些现象,不期然让人对新世纪的女性诗歌充满了好奇和等待。

值得探讨的一个现象是,在当今中国西学盛行,各种主义和流派的流传令人目不暇给的今天,传统文化思想并没有显现出日薄西山的样子,传统的文化背景下的中国诗歌语言与西方现代艺术思想融合后,反而能把人们的思考引向新的出路。

由于信息科技的进步,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密和直接。但由于处在不同的国家政治体制之下,其中有时也会出现思想先于体制的局面。表现在文化思想上,中国目前仍处在意义象征系统单一(甚至有时被人为地强化)的专制国家政治体制之内,而多年经济变革所造成的思想多元化格局,并未能够在现实的层面真正付诸实施,这于中国的女性诗歌反映在语言上的自我身份确认与求真,也是同样的道理。

四.结语

所幸的是,中国女性诗歌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如今正走向主体的独立、成长和成熟,部分女诗人已经开始自觉地探索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和思想书写真实的自己,而非男性象征意义系统中的传统女性。这个“黑暗中的歌者”在经历了漫长的缺席,被遮蔽后,已从幕后的黑暗走了出来,走向新世纪的大舞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唱出了自己的歌声。也许,离真正成熟的歌唱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但其中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值得期待和应该为之拍响鼓舞的掌声的。

正如法国女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说的:“然而,不管妇女作家的这些近作的结果怎么模糊,征兆却是——妇女正在写作,空气因为充满期盼而显得沉重,这一期盼是:她们将写出什么新东西。”
2002年
2008年8月修改
注:凡文中引号内的句子参见朱莉娅·克里斯蒂瓦《妇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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