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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破产还是突围 (阅读13464次)



中华书局:破产还是突围

冯永锋



零起步:开场自由诗:

命苦
——为中华书局而作

一点点湿雾就能滋润这片山谷,
沟壑里的树会由此益加挺拔。

这些老男人望着远处的鲜花和脚边的青草,
他们颤抖的手合奏出春天的轰鸣。

简直跟赶集的闪电一样啊,
那道要翻身的激流从东击到西。

然而落到头上的却是沉重的鸟粪,
它们砸得每一片树叶头晕。

还有那恶风也跟着起哄,
它们围着发问者,撕咬易碎的喉咙。

古老的废墟从此患上新鲜的恐惧,
枪炮们鸣金收兵,安抚露出伪善的笑脸。

它目光灼灼地试图熄灭每个人的怒火,
虽然,总有一天它会被追得无处可逃。

         2004/4/29

一、中华书局眼睛一亮
    1997年8月至2003年8月,中华书局经历了一场狂欢与噩梦。至今,有人心有余悸,看到的是满目疮痍,觉得无路可走;有人却仍嫌不够过瘾,希望“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这一切和一个人的上台很有关联。虽然,现在评价他的功罪,似乎为时过早。中华书局的人记得很清楚,1997年8月7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桂晓风、副署长杨牧之、人教司副司长阎国庆来到中华书局,宣布“署党组关于调整中华书局领导班子的决定”,在原中华书局总经理邓经元、总编辑傅璇琮退休后,任命宋一夫为中华书局总经理(正局级),任命李岩为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副局级,位列宋一夫之后)。
    当时中华的人有些纳闷,这个凭空出现的宋一夫是何许人也?记者在2002年出版的《中华书局九十周年纪念》“改革发展”篇中,查到了他的简历:
宋一夫,1955年出生,哈尔滨人,1978年毕业于东北师大历史系,1978-1985年在吉林四平师院(现吉林师大)任教,1986-1988年在吉林文史出版社任编辑,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专业研究生,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2年任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副处长兼审读室副主任,1993-1994年任吉林文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书记,1995年任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助理巡视员,1996-1997年任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1997-2001年在北京大学在职攻读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97年8月起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一夫”这个词,历史上有很多典故。可以纳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可以理解为“独夫”;也可以看成“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之士;更可以看成是“一介莽夫”的缩写。现在,为了安排这个一夫,中国出版集团专门成立了现代教育出版社,给了200万元,让他“造”。
    张忱石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华书局编审,现已退休在家。退休前,他是中华书局少数几个敢当面质问、批评宋一夫的人之一。他说:“此人的上任让中华书局的人眼睛一亮。因为他说要改革,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两个轮子一起转,要在几年内让大家富起来,要打造出版界的航母,要创新。现在想起来,他真是赶上了中华书局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
  “当时,正是人心思变的时代。正需要一个热烈的,敢作敢为的,既理解、尊重中华书局传统又有良好经营管理能力的一把手。而他刚到任时的表现,确实让我们为之——也许真该用疯狂来形容。”顾青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到1997年,正是年富力强的“中层干部”。他一开始也是中华书局改革的热情参与者,后来一度灰心绝望,“从一条沉船跳到一条破船”,到了社科院的文学所,但一年多后,宋一夫离开了,他又回到了中华,现在是中华书局大众读物工作室主任。他也这样对记者说。
    中华的人用“不作为”来形容“改革开放”后至宋一夫上任前的几任领导。1987年,中华书局开始自收自支之后,当时中华书局领导班子的意见,就是收缩。收缩有一定的理由,当时,中华在方向上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意见作指导,业务上有日臻成熟的中老编辑把关,稿源上有全国大量学者热心支持,销售上有相对稳定的新华书店和古籍书店系统渠道,加上一些长销书、名牌书的扶持,过得还不算寒碜,每到年终算下来,还有那么一些些利润。不过,收缩也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后果。“从1987年至1997年,编辑业务这块几乎没有进新人。”宁德伟1993年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华书局工作。他掰着指头数了数说:“好像加上我,才一共进4个人。”中华书局主办的刊物《文史知识》主编胡友鸣说:“这导致现在的断层非常厉害,我现在直接面对的,是比我小二十岁的人。”
    由于当时的中华书局是专业的古籍出版社,传统强大,分工明确,业务单一,编辑们要么是“饱学之士”,要么也在长期的实践中成了某个方向的学问家,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方向。所以,从出版上看,外界并看不出中华书局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而且这样的专业分工,其实也很符合中华书局的出版套路。而且,甚至可能是以后的套路。
    自然,中华的人工作辛苦,生活清苦,但由于是与学术界的人来往,而且自己也多半对学术有所钻研,所以,过得还比较浩然。但在日常生活的拷问下,惟一让编辑们不舒服的,可能就是“收入太低”。胡友鸣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一年的所有收入加起来,不过一万来块钱,还不如我的稿费多。”张忱石先生也说:“可怜啊,过年的时候,家家只能分两个小小的‘心里美萝卜’,而且还是蔫巴了的。或者发个100块钱。而当时,据说上海某个跟我们一样的出版社,发的过年费就上万元,我们个个都无法置信。”
    王军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在是中华书局市场营销部的总监。他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过两次较大的传统文化热潮。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但这两次,中华都没有赶上。”这就好比一个绝代佳人,身怀高超技艺和良好情操,却固步自封,不敢或者不愿意出门参加选美,结果,虽然看得眼热心跳,但终究错失了良机。
    宋一夫的到来,让大家开始学会“抓机遇”。张忱石说:“他是个官场好手,善于发表演说,善于发明口号,善于制造气氛。有些事你说没影吧,一想,也似乎有那么点儿,但你说真有他说的那么大吧,又没有那么大。总之,东北出来的官场人物就有这本事。动员会也好,选题会也好,他都能把大家鼓动得欲罢不能。把大家抓挠得内心痒痒。”应当说,宋一夫出手的第一招,还是让人信任的。当时他要求“重印”一些中华版的优良图书。“过去中华版的书,封面单纯,灰是灰绿是绿,反正远远就能认出来。他要求我们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要求进行全新的封面设计,做成全彩的,而且全用电脑设计。这在当时,让我们也确实开了一下眼。”
    顾青也说:“接着,他就开始出《中华活页文选》,小学、初中、高中、成年四个版本同时推出,每星期出一期,搞得大家忙得不可开交。开始时我们也觉得有希望,就加班加点地干。我记得有一天半夜,有个稿子我们拿不准,于是就给‘(陈)抗老’家打电话,向他求教。陈抗先生二话没说,从老远的地方就打的过来。为了写一个出版计划,我和一个同事也是熬夜,两个人轮流各睡一会,到早上六点才把稿子弄出来,然后我再顺一遍,誊好,马上就拿去参加8点钟开的讨论会。更疯狂的是1998年的春节。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埋头干活,都没有想到今天是什么日子。等到中午了,听到外头放鞭炮,我才想起来是大年三十。于是我就对大家说,现在是11点,到11点半,大家都把手头活放下,然后出去吃饭,下午大家全放假,回去过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刘彤的表情,她说,啊,今天过年了吗?等大家走后,我又一个人留了下来,把大伙的活全给弄完了。当天晚上,我是在徐俊家吃的年夜饭。到家后,张宇打电话问我,明天怎么着?我说,大年初一,接着干。第二天一早,他到楼下接我,我们一块坐车奔怀柔,到印厂去了。那时候,人人都怀着这样的热情。不想,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结果却是……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也是他的失败,要是他来到的不是传统深厚的、他理解不了的中华书局,而是一个小出版社,也许他真的会成功。”
    王海燕现在已经离开了中华书局。她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华书局“人人谈改革”的慷慨之态。1997年年底,正是毕业生找工作的时候。作为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90级本科、1995级研究生,到中华书局工作是最顺理成章的事。因为这个专业,原本就是为中华书局或者说为中国培养古籍整理人才,于1959年经中华书局和北大共同努力而特别设立的。“当时,我找到文学编辑室的副主任孙通海先生。一坐下来他就问我:‘我们现在改革了,需要的是两手都硬的人才,光会编辑稿件,光熟悉学术界动向已经不够了,我们还需要会策划,会营销,懂市场,这点,你有把握吗?’我当时虽然回答自己有把握,而且一时间也觉得作为编辑也确实有必要直接面对市场。但现在想来,很多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术业有专攻,一个人怎么可能全都会?”

二、恐慌与混乱在弥漫
    因为改革,中华人一度把宋一夫闹的一些大笑话都忽略不记。比如,中华书局主办学术杂志《文史》在学界地位甚高,先后请过多名学者担任主编。他们时常以“学力不及”而婉拒。宋一夫上任后,自告奋勇,担当“主编”,令学界为之愕然。最通俗的,是他的“不知祖先是谁”。“中华书局总公司”创立于1912年1月1日,创始人是浙江桐乡人陆费逵(1886-1941)。陆费是复姓,陆费逵先人中有一位叫陆费墀的,在清乾隆年间担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副总裁达二十年之久,几与《四库全书》纂修相始终。陆费逵字伯鸿,当时中华上下多半称他为伯鸿先生。宋一夫要卖弄他“知道历史”,于是在会上号召大家要感谢“陆先生”。经常在公开场合大声地说:“中华书局有今天这个局面,没有陆先生是不可想像的。”下面听众个个愕然,不知他所云何指,后来想明白了,是指“陆费先生”。
    仗着“陆先生”,宋一夫四处宣讲中华书局的“传统”。他的理由非常简单,说中华光出古籍肯定没有出路,要想比别人活得好,就得开辟新的战场,多方出击。中华的发家,靠的是教材,靠的是杂志,靠的是教辅;教材是不太可能了,有人民教育出版社把持着,但教辅却是几乎每一家出版社都要动心的肥肉。宋一夫也动了心,而且有“传统”作后盾。这是恢复出版《中华活页文选》以及新推中华大量的教辅书的出版“理论根据”。
    《中华活页文选》当时“一炮打响”。在1998年的春季订货会上,码洋达5800万元。由于轰动效应,还导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发生了一次龃龉。双方为谁才是《中华活页文选》真正的版权所有者在报上争吵过。
    顾青说:“这时候,我已经看出了问题。我对他开始失望。一是时机不对,《中华活页文选》在六十年代出版的时候,全国上下都处于书荒。尤其是便宜而好的传统文化读物,很难找到。而中华活页文选正好投合了这个市场,才可能印多少销多少。我们精选古代典籍的名篇名章,进行精校、详析、评论,只卖三分钱。这样价廉物美的通俗的古典读物,当然令读者尊敬。但现在不一样了,是书滥的时代,是很多人读不懂传统文化作品、不爱读传统文化作品的时代。二是他的销售策略有问题。为了提高码洋数,他要求经销商每月要上涨订数。还要他们互相攀比,说某某订了两万套,你也得订两万套。过去中华版的书,折扣都在七二、七零,最不抵也没有下过六八,但是他往下降,降到五八的都有。还许诺卖不了可以退。经销商多精明啊,他们甚至可以玩这个把戏:我先六八在你这进一批,然后又五八在这你进一批,然后马上退货按六八的退还给你。连来回运费、仓储成本还得你中华出。这么两者一夹攻,即使有利润也是帮别人挣了。”
    何况成了废纸。库里放不下,就找收废品的人来称量。有一次,光卖废纸就卖出二十万元。中华书局编审李解民1979年到这工作。他叹息着说:“可惜了,这么好的纸印上了字,就成了废纸,只能卖二十万元;如果一个字都不印,当大白纸卖,至少可以值二百万元。”
    中华的人并不否认宋一夫的“探索”之功。但是,他们也在疑问:是不是非要如此冒进?是不是需要如此冲动?是不是可以采用更稳妥的、更合理的方法?是不是该与中华的优势结合得更贴切一些?张先生说:“慢慢地,中华的人发现,宋一夫是个好大喜功的人,是一个欺下媚上之人,是一个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可实际却操作得一团糟的人。”
    鲁莽的“突围”还在继续。方向是很多,可“多一个方向就多一个漏洞,多一个亏损面”。此后,中华书局又推出了《中华漫画》、《中华时尚》等杂志,结果,多半也成了废纸。有些期,一本也没有卖出去。做《中华时尚》的时候,一期要赔二十万元。宋一夫夸口说:“赔他个二百万元再说。”《中华时尚》走的是美女封面的时尚路线,全彩色,铜版纸。“结果连重新化浆都不行。收废纸的都不要,就那样堆在库里。”
   每有新方向,都要成立“新特区”。“文化旅游中心”也是这么一个“特区”,出版旅游图书。据说这个选题宋一夫在吉林文史的时候就想做,结果给否决了,于是就弄到了中华书局来做。当时也正赶上旅游图书热潮,要是从中华书局的“传统文化优势”出发来做,可能还真有市场。这些书有的是花大价钱从国外买的版权,有的是临时赶制。为了赶时间,中华书局进入文化旅游中心的编辑们成了“译者”和“作者”,利用上班的时候翻译、此书,把网上的资料扒下来当成自己的“著作”。这就是中华版的《中国旅游指南》和《世界旅游指南》的出版由来。“这个‘特区’说白了,就是给那些愿意为宋一夫效忠的人发高工资的地方。他们根本不熟悉旅游图书的制作套路,又不像中华书局的老编辑一样,有请教方家、共同讨论的风气。为了赶时间,赶订货会,无论翻译还是印刷和制作,都很拙劣。”宁德伟当时已经调离中华书局,在当当网上书店任采编部经理。“我一听说此套丛书出版的消息,就让我手下一个编辑采购旅游图书时顺便进一些。结果回来时她一本也没进。我就问她,她说,这些书不是旅游书,没有读者会要的。后来我表扬了这个年轻人,因为她确实有眼光。”王军则委婉地说:“中华出旅游书出不算太出格,毕竟传统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是名胜古迹,而这和中华书局的品味应当是相符的,如果能够在里面多加上些文化内涵,可能会好一些。”其实,旅游图书市场已经非常发达,早已进入细分时代,宋一夫的草率之作,遭受重创,情理之中。
    宋一夫还有一个宏言,叫“一主两翼”。他的理由听起来非常美妙。一翼的理由是:“在图书结构上,中华书局经历了从出版综合、百科的图书到以出版中国历史典籍和文史哲学术著作为主这样一个过程。”“由于投入大、周期长、读者面窄、销售慢等因素影响,仅仅出版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不仅使书局无法进行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甚至无法支撑书局的简单再生产,并影响人员的经济收入,必然导致出版资源流失,人才流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势必要由原来的单元图书结构开始向多元图书结构的转变”,走“以书养书,以辅养主”的道路;“由原来的2个版块,发展到12个版块。”
    另一翼的方向是“建设市场网络”,中华书局原来是有自己网络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合并到新华书店系统后,才成了单纯的出版社.“为追求经济效益,书店将销售状况好的图书放在店面的主要位置,这样,很多其他种类图书的在架时间、上架率都远好于古籍和学术类图书。种种不利于中华书局图书销售的因素,迫使中华书局必须建立自己的图书发行渠道,建立起自己的市场网络。”“建成新华书店、特约经销店、分局等布局合理的市场网络”。(宋一夫《<中华书局九十周年纪念>序》)在他的鼓捣下,1998年2月,中华书局东北分局率先成立,张治江任东北分局经理;还准备像过去的“军区”一样,按片成立华东分局、华南分局等。当时陈抗就问宋一夫:“你这个分局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它只卖书什么的,跟经销商有何不同?现在是专业分工时代,何必自寻烦恼?如果它有出版权,那你就可能控制不了了,万一出个黄色、反动的东西,你更麻烦。” 宋一夫又改组中华书局各部门,任命了几十人(占中华书局1/3员工)做中层干部,而使第一线干活的人少了。为了给“特区”让路,他又把不相干的部门合并压缩,导致这些部门不好开展工作。比如,文学室与语言文字室合并,一正主任一副主任,两张皮,各自为政。过去中华书局有两个挣钱的部门,外贸部和影印部。宋一夫把外贸部归并到发行部,使业务大受影响;他又撤销影印部,把影印部的部分技术人员派去看大门,致使看门者多达6人之多,同时还雇佣若干临时工。
    面对宋一夫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华人不由自主地问:“他所有的决策都以集体的名义发出,我们就不知道领导班子的那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他们到底有没有一点辨别能力?他们为什么都不提出反对意见,放纵他胡作非为?他又老说我是法人出了问题我负责,可是,他现在走了,他摞下担子,他的失误,他出的这么大的问题,他又哪里承担过?还不是得我们中华的人自己来承担?”
    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冲动之举,导致他在任的六年内,中华书局年平均负债一千万元。到宋一夫走时,中华书局已经负债超过六千万元。另外,更严重的是“库存一个多亿”。而且这些库存不像过去的库存,过去的库存的“活库存”,可以慢慢地“消掉”的。宋一夫留下的库存,却是死库存,最好的出路是卖废纸。一年有那么两次,中华书局让印厂和纸厂告上法院,被封了账号,差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乘坐的桑塔纳2000丢了,马上就去买部新的;又嫌这车不够档次,又出手买了一台奥迪A6。
    但是当离任审计报告出来时,宋一夫还是使中华书局的国有资产“增值”了不少。宋一夫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因为库存是算在资产里头的,而且按照码洋来算。这样的算法,引起了中华书局员工的不满。他们想告他渎职罪,可是,从哪里能找到理由呢?
    在中华书局员工多次强烈抗议下,2003年8月,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杨牧之到中华书局宣布了调离宋一夫的意见。他批评宋一夫说:“明明中华书局这里有水,你却要跑到南极去拉块冰来;街上的姑娘那么多,你不能因为每一个都漂亮,就每一个都爱。特色就是优势,你为什么把特色给扔了?”他在《中华书局九十周年纪念祝词》中说:“中华书局的传统,就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整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一点是中华书局的根本。保持传统,才能保持特色,保持特色才有生命力。”

    三、炫目而紊乱的传统
    “假如需要举出一家国内出版社,其特征是编辑兼具学者之功力或潜质,但凡读书人都无法忽略中华书局。”(《中华同人学术论集·出版说明》)可能正是这样的原因,中华的人喜欢谈传统。宋一夫的很多改革理由,也是以传统作为背景来烘托。为了摸清中华书局的脉络,记者阅读了大量与中华书局有关的史料和回忆文章,极想找出中华书局真正的传统在哪里。
    最后发现中华书局真正的传统可能是“变革”。它的历史既有传承的一面,又有断裂的一面。传承的原因,是作为一个出版社,对于文化产业的坚定信念,对于编辑思想的深刻理解,对于把出版单位营造成学术单位的不懈追求。正如陆费逵所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陆费逵《<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而造成断裂的主要原因,是近百年来,中华书局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的紧密,以至于它的兴盛、衰退、转型、曲折,都被时局紧密掌控之中。所以,中华书局有史,中华书局又无自身的历史——它的历史,必须放到全社会、全中国史的场地里去审视。
    从出版史上看,中华书局与商务、三联这些“老字号”,身上有着太多的传统。“中华书局在1949年以前实际上就是一个出版集团,拉动很快,两三年之内,就做大、做强了”(石宗源《中华书局九十周年纪念祝词》)。历史上,它曾经在全国各地设立50多个分支局,还在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相继设立分局,业务遍及全国及海外。迅猛的发展使中华书局成为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家大型综合出版企业之一。1949年前,中华与商务更是成为“两大资本主义出版企业”(齐凯《中华书局实行全面公私合营》)。陆费逵办中华书局之初,即“提出了‘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首先发行中华小学及中学教科书。”由于当时陆费逵对时局估计准确,受“辛亥革命”影响,商务等出的教材封面尚有清王朝的“龙徽”,不及更改,只能作废;而《中华教科书》则完全符合新形势,“体例新颖,风行一时,民国建立之初几乎独占市场,达到了日间摆出,未晚即售完,架上无隔宿之书的地步”(叶瑜荪《怀念出版界先驱陆费逵》)。解放前的中华,一有出版,二有印刷,三有自己的发行和销售渠道,这是它业务繁荣的重要原因。出版上,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学、小学甚至师范学校的教材,又有经营得颇好的杂志如《新中华》、《中华故事》、《小朋友》、《英文周报》、《学衡》等,这些都让它获得了良好的利润和声誉。同时,像《辞海》、《中华大字典》、《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的出版,又为它赢得了学术界的口碑;而教学仪器的生产销售也颇能赚钱。
    印刷业是陆费逵很重视的一块业务,他创立中华书局时,印刷所和编辑所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在他的内心,一直立志要建立亚洲第一的印刷厂,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以至于三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中华书局的营业额中,一大半来自于印刷业务。印刷业务的主业,则是印钞业。193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这就给了当时设备“远东第一”的中华书局印刷厂提供了发展良机。记者手头有一本《中华书局印制的纸币》一书,内中详细记录、展示了由中华书局印制的各种金券。
    1954年,中华书局作为示范单位,完成了社会主义“公私合营”的改造。由于当时的中央精神是重视农业,一度有将中华书局改造成农业出版社和财政经济出版社的想法。到1958年,中华书局才有了明确方向。当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建立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决定把合并了北京古籍出版社的中华书局,作为“出版中国文史哲古籍及学术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机构”,并把“古籍办”设在中华书局。出身于北大历史系、时任文化部出版局常务副局长的金灿然先生(1913-1972),担任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兼总编辑。首要的任务,就是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和《资治通鉴》;同时,也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先生的建议,编辑出版《中国历史小丛书》(前后共出了一百四十七种)。现在大家重视的中华书局的“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社”的传统,可能才真正从这里开始。不过在“大跃进”时,与商务、人民美术、版本图书馆并称为“红十月人民公社”;“文革”时,中华书局一度被并入商务印书馆,成为其“第二编辑室”;此后一度还被改名为“人民文化出版社”;在“五七干校”时期,又有那么三年时间,被称为“十六连”。不过“文革”后,除了人民出版社,首先恢复出版业务的,就是中华书局。可见,古籍出版、延续传统文化,在中国地位之重要。尤其是1981年9月,中央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之后,中华书局的出版业务,更是“如沐春风”。
    当时是“计划经济”,出版社多半按照专业划分,中华是走中国传统古籍,商务则是走外国的文化、历史、哲学、宗教典籍。所以,中华书局此后四十多年来在国内获得的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名牌地位”,并不是“充分竞争”的结果,行政安排的作用远远胜过个人的努力和才能的发挥。用经济学的眼光来观察,中华书局的业务甚至有“垄断”的性质。所以,中华书局现在的痛苦与混乱,是历史的变革所带来的必然。虽然,痛苦总得由具体的人、具体的单位来承担。

四、不可能破产的是精神
    但这种传统只是表象的,中华书局还是有它自己的精神所在,百年来经受的那么多苦难,它的精神有了足够的韧性。中华书局素以出版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和研究著作而享有盛名,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华书局的精神传统则自它创始之日起,就从来没有断裂过,那就是出精品以陶冶社会的精神,尊重学术,敬重大师,甘为传统文明的传承默默奉献的精神。而它的表现形式,则是由一个个编辑来完成。
    中华书局的人都知道周振甫先生与钱钟书先生的故事,知道《管锥编》费了周振甫先生多少心血:从一段段做标题,到有疑问的地方提出商榷,从帮助钱先生借书,到出版前对每一个小问题的再三反复追问。钱钟书自己也在《管锥编》的序中说:“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扣则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钱钟书先生很少参加什么什么人的纪念会,但是中华书局为周振甫先生举办的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会,钱钟书先生欣然赴会。这足以说明,钱先生对周先生的敬佩之情。
    作者对编辑的敬佩之情,大概是中华书局的人感受得最多。他们有太多的人值得如此的尊敬,因为他们总能通过自己的学识,以平实的态度与作者商量,并为作者的改稿提供条件,奔走呼号,从而到出版时,作者的作品自然而然地提高了一个层次。出的书“质量高,篇幅厚”,故学界誉其为“出版界之泰斗”,纷纷以著作能在中华书局出版为荣。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郭在贻教授弟子张涌泉说:“郭老师常对我们说,中华书局是国内最权威的出版社,而《文史》是国内最权威的学术杂志。”(《我和中华书局一起获奖》)
    中华书局喜欢传讲的另外一个故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任《万历十五年》的责编的傅璇琮,请在北大上学时的“同窗好友”沈玉成,为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译本在我国内地的首次出版作润色的故事。中译本原是黄先生自己译的,“中不中洋不洋”,不易阅读,而沈玉成(当时已调到《文物》杂志工作)的润色,则既充分保证了原意,又使文字优雅而有文采。
    中华书局“不仅面对大师,他更在帮助各类学人成长上作过贡献”;“鉴别稿件,独具慧眼,因而出书质量上,非一般出版社能望其项背”(李裕民《我与中华书局》);“纵观半个世纪以来的我国学术文化,中华书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古籍整理的‘总厂’,传统学术研究的孵化器。她不是领导机构,却是文史哲学科发展的发动机和火车头”(祝尚书《中华书局:我永远的老师》)。
    从学术界的这些自然生发的感动之词中可以想像,中华书局的这“一大批全国闻名的专家”,在与学术界的长期来往中,“主编主演”无数的感人故事。比如孔凡礼先生的著作,指定刘尚荣为编辑,因为“改稿与审读意见体现出刘先生心细如发的严谨和广博深厚的学养”(孙虹《学高身正 吾人风范》);唐长孺先生的著作,也指定要张忱石为编辑;而且,“他是中华书局作索引的专家”(李裕民《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编辑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高尚沉默“甘做嫁衣”的情操,以及良好的学术修养,确实是中华书局获得学术界敬佩的原生力量。2001年,为迎接中华书局90周年的到来,中华书局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了“我与中华书局”征文启事,2002年,出了一本书,名为《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文集》,内中,张岱年、吴小如、曹道衡、来新夏、黄永年、白化文、胡经之等几十位先生纷纷撰写文章,深情回忆与中华书局的缘分和受惠细节。
    中华书局还喜欢讲一个故事,是关于王国维长子王仲闻的。王仲闻先生长得非常像他的父亲,沈玉成风趣地说他是“唐临晋帖,明翻宋刻”。王仲闻对“全宋词”了然于胸,1963年10月,《文史》第三辑发表了孔凡礼的《陆放翁佚著辑存考目》一文,王仲闻初见之下,马上指出文中提到的《大圣乐词》未必是陆游所作,应当加以说明。
    孔凡礼又说:“陆游佚文中,有几封书简,行体杂草体,十分难认。我到西长安街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和东城锣鼓巷里面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向一些书法家请教,解决了一些问题,有的还是解决不了。我找到沈玉成先生,沈先生带我到中华书局图书馆,向一位郝先生请教。郝先生上下端详了一会,立即指出,此为何字,彼为何字。我跑了那么多地方,请教了那么多人,问题都没有解决,没有想到,到了这里几分钟就解决了。”“这里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孔凡礼《我和中华书局因陆游结缘》)
    柴剑虹在《启功先生推荐我到中华书局当编辑》中提到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启功先生的《说八股》单行本时,“由于责编的疏忽,书中重印了数行字”,柴剑虹说:“他(指启功先生,作者注)常常说:品牌信誉,树之不易,毁之极速,能不慎之又慎乎?”接受记者采访的人,无一不痛心地谈到一点:宋一夫动摇了中华书局的根基。他们都在担心:“人才流失了,可能还可以进,可以重新培养;有形资产的负债我们可以想办法偿还,无形资产的损失如何偿还?与学术界的那种互相敬重的关系,如何重塑?以后中华要想继续获得学术界的支持,就难了。”

五、担心“以诚待士”之风成为历史
    热爱传统的人们不满宋一夫的一点还在于他居然“有勇气”不给作者开稿费。张忱石先生说:“他能够给那些‘特区’里的年轻人开高工资,开高稿费,但却对我们这边作者的稿费不管不顾。这可不是中华书局应当做的。作者向我要,我到局里又开不出,两头为难。”吴铁生先生在《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中说:“中华书局对作者和读者是有信用的。陆费伯鸿有‘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句话,说明陆费深切了解书局和作者的关系。就我所知,中华书局虽是私营出版企业,但对作者的版税,照规定按实销数到时结算。如当年黎锦晖编的不少儿童读物,每年支付较多的版税,从不拖欠。对作者约稿,恪守信用,稿成以后,即使不能出版,也要说明理由,支付较低的稿酬。作者借支稿费,也是常有的事。”
    宋一夫的很多“改革”,由于离中华人心目中的传统太远,离中华的能力和资源太远,自然会遭到“旧势力”的反对。为了让“改革顺畅”,采用的手法是“排挤”。于是,他采用了三种策略,一是让老的赶紧退休,为此大力推广了“生日之日退休法”;二是把不愿意服从的中层干部挤走,直接引发了几年之中的“跳潮热”;三是大批量选拔“有潜力”的年轻人,同时大量从各大学接收与传统出版方向不太相关的编辑人员。这样还造成一个隔阂问题,有时候,中华书局的人甚至以1998年来划线,分为“1998年前进来的”和“1998年后进来的”;导致本来融洽友好、互相尊重、共同进步的编辑队伍中,出现了不该有的裂痕。
    其实陆费逵很早就意识到了人才问题,舒新城说他的言论能够“每每转移社会风气”;和他共过事的人多半说他“用人唯贤”,善于用才,“爱才若渴,知人善任”。1921年他在上海吴淞中学作《我国书业之大概》演讲时,曾不客气地说:“我国少年学生,毕业后莫不自视很高,不屑琐事。即偶就一职,亦不能自安其位;甚且谓社会不良,怀才不售。问其所怀之才,窃恐未必适用。故余谓学生就职困难,社会固不能无过,然学生自己更不能无责。”
    传统的中华书局在培养人上做得很好。它的“以诚待士”之风贯彻始终,它能提供诸多良善条件,让编辑、作者们“自安其位”。过去的中华书局,编辑一年有一个月的“创作假”;国内重要的学术会议,中华书局都会出经费安排负责相关领域的编辑参加。更典型现象是中华书局的图书馆,陆费逵在任时,一度藏书六十余万册,书库与编辑室间,有“小型升降机”运送图书,以方便编辑和作者使用。
    1983年担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王春先生(1923-1999)在《以诚待士三十年》一文中,回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先生如何培养刚刚从北大、复旦、南开等大学毕业分配过来的青年人才。他说:“对这些大学生,灿然同志的要求是严格的。首先是当面谈话,了解思想和业务水平;其次是看他们写的文章(包括毕业论文),并让他们审稿,从审稿意见中了解处理问题的能力;最后还经常听取编辑组组长对他们工作的评价。经过反复考察,实在不适合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就坚决调出,以便他们在更合适的其他岗位上发挥作用。留在中华书局的同志,大部分都是今天的编辑骨干。”胡宜柔先生1959年调入中华,1990年离休,他在《“平生佩服金灿然”》中说:“灿然同志重视培养和提高编辑,希望编辑会做些研究工作,会写书编书。当时不便公开强调写文章,便提出‘练笔’。”“为开阔编辑的眼界,使之了解各方面的学术情况,灿然同志有开设学术讲座之举,隔几个月,请一位学者来讲某个问题。”同时,金灿然还非常重视传达“学术行情”,要求编辑时刻掌握学术界的动态。
    刘尚荣先生本身就是“苏轼专家”,当年,为了帮助孔凡礼借到点校《苏轼诗集》的各种版本,千方百计、历尽艰辛地帮助他从海内外相关藏书单位中找寻。这还不算,“那时,负责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是一位许女士,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她看到我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校读一部书,很不高兴,我小心翼翼地一再解释,她还是不满。我不管这些,硬着头皮看。有时不得不隔几天去。当看到书单上还是已看过的书时,她立刻沉下了脸。尚荣同志知道了这个情况,亲自去求了一两次情,局面才有所改变。就这样,全部苏诗我至少读了五十遍,写下了七千多条校勘记。全部十七种版本的异文,都汇集在这里,读者不用去查原书。这就是特色,将来任何新的苏诗版本都不能替代”(孔凡礼《<苏轼诗集>校勘工作琐忆》)。有了这样的作为,中华版的、点校过的《苏轼诗集》,自然具有了“鲜明的特色和长久的生命力”。
    而宋一夫的几招严重破坏了中华书局内部的、编辑与作者间的良好的“传帮带”传统。崔文印先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次年到中华书局工作,现在已经退休,被返聘回来做一点工作。他说:“中华过去对年轻人的培养非常重视,但也非常严格。一个人进来了,先要见习,有的还要到印厂排字,当校对,然后才在老编辑的带领下,开始学着写‘审稿意见’,然后学着查版本,写前言,点校,写校勘记。然后根据对这个人的考察和个人的志趣,让他跟着某个老编辑。对他说:‘你喜欢这个方向,那很好,我们的某某编辑在这方面非常强,你跟着他,好好学,肯定会有出息。’而现在,年轻人也不像过去那样虚心和诚恳。宋一夫动不动炫耀自己是博士,所以,他在会上老是列举什么中华书局有多少多少博士,多少多少硕士,绝口不再提有多少多少编审,有多少多少副编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过去那种良好的‘传帮带’早已荡然无存。缺少这种对于学术的、对长者的敬畏,对于学术界的爱护和扶持之心,失去了与学术界互相信任、亲如一家的关系,中华书局如何发展?”
    由于受“文革”的影响,中华书局本来就存在一定的断层;宋一夫上任后,以改革的名义,把传统业务方向多次整合、折腾、压缩,一些优势编辑室已经被取消。1958年中华书局的四大组之一的“近代史编辑组”,有近二十人,现在已经萎缩了;史学方向,与哲学方向合并,取名为“历史哲学编辑室”,就那么几个人。崔文印先生担心地说:“以后,历史这一块的出版工作怎么做啊?总不能让一个人统领上下五千年吧?”
    老编辑的“一口气退休”,让很多很专业的活没法干——如《读史方舆纪要》现在就面临无人审稿的问题;“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也出版乏力。古籍整理的编辑是需要长久的训练的,个人既要热爱,还要有良好的责任感和公益心。本来,返聘还算是一条应急之策。但是,宋一夫又想出了一些招数,让某些他不喜欢的人,返聘不成。汪圣铎是知名宋史研究专家,早已经是编审,宋一夫在给他的返聘聘书上,居然写着聘请他来当“编辑”。此时,正好河北大学非常需要汪圣铎这样的人,多次聘请他去当博导,于是汪圣铎就去了河北大学。中华书局的人就此开玩笑说:“博导都走了,你来那么多博士,有什么用?”

六、五十年来多少梦
    中华书局由一个“华商自办企业”,到1954年完成“公私合营”,进而相继成为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宣部“直属”事业单位,到今年开始“改制”成企业,正好五十年。中华书局该改制成啥样呢?
    经过几年的折腾,有人担心中华书局已经丧失了它的“局格”,有人觉得中华书局即使从经济学上看还算不上破产,但已经在“心理上破产了”,有人认为现在就是有天大本事的人过来,也不知如何才可能把大家的积极性重新调动,在发挥中华书局的优势的前提下,边觚水,边堵漏,边扬帆前行。
    “挺拔主业”是中国出版集团对中华书局的明确要求,也是中华书局“改制”“理论基础”。按照中国出版集团的要求,中华书局必须在2004年年底前,拿出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单位的“方案”。
    但实际上,在中华书局的员工中,对是改制成企业,还是争取像人民出版社一样成为“公益出版单位”,大家持有不同的意见。毕竟,出版古籍和扶持学术,能有微利就不错了,而且出版周期长、利润回收缓慢,对编辑的能力要求又非常高。这也是为什么过去的中华书局成为一个“半学术单位”,编辑以在某一个学术方向上有相当的发言权为荣的自然原因。《文史知识》主编胡友鸣说:“你去向人家约稿,你不懂人家的学术内涵,谈几句就可能崩了。如果你懂人家的方向,同时你自己又对国内国际的学术动向和学术新人了然于胸,你自己也能在大会小会上有论文宣读,你自然就会成为学术界的朋友。而要做到这样,没有相当长时间的浸淫,没有相关经费的长久信任和支持,怎么可能?光靠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的那么点补贴,根本支撑不了。”所以,中华书局有人就认为,中华应当还是建设成“事业单位”,由国家扶持,人手少,但业务能力很强,经费相对充足,培养成“小而精的高品位传统文化出版单位”。
    但也有人坚信,改制成纯粹的企业,是中华书局最好的出路,因为,陆费逵领导下的中华书局,能够发展得那么迅速,就是“险恶环境下的充分竞争”的结果。如果现在能够慢慢重新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按企业规律运作的文化企业,那么,中华书局即使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和磨合,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已经离开中华书局,现在在一个图书公司工作的王女士说:“其实我觉得中华书局的问题与很多专业出版社——像人民文学出版社——遭遇的问题一样,它们没有把该挣的利润挣到手。中华过去做的是精品书,内容好,选题精良,又多半是学术界的基本材料,所以,必然是长销书。宋一夫的到来可能是想做畅销书。畅销书表面上利润高,但风险也大,而且投入高,周期快,容易挣钱也容易砸牌子。这恰恰不是中华书局的长处。以短搏长,自然会失败。长销书就符合中华书局的‘性格’,既能够获得品牌,又能够慢慢地挣到利润。其实好的出版社,长销书与畅销书的比例,是七比三甚至八比二的。从这点上说,我不替中华书局担心,因为它们有太多的长销书了,问题在于,要在精细营销上下工夫,并且把成本尽量压低。我听说中华书局光看门的人就有6个,这在以后,肯定就不成了。”
    问题是当前的人会过得非常的痛苦。中华书局现在可谓遍体鳞伤,而宋一夫签下的一些古怪合同,还时时进来“锦上添花”,要求兑现。现在的中华书局,负债累累,人心如废墟一般无奈凄凉,出版根基又被剧烈动摇,与学术界醇茶美酒般的关系要重新烹炒和酝酿;又要面对中国加入WTO已经近三年的形势,面对全国出版业完全开放、混乱竞争的形势——有很多出版社,出古籍时,直接拿中华的书做“底本”,恬不知耻地抄袭中华的知识产权,让人徒唤奈何。中华书局要想在短期内复苏,谈何容易?
    如果说准了要改制成企业,还存在着横冲直撞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宋一夫的“改革”如果说是失败的,那么就失败在他的好冲动、不商量和“拍脑袋”上。但小改也有小改的难,尤其是体制问题如果不理顺,事业不事业企业不企业,说放手又不放手,说给权又没有权,想干事的人干起来就会有很多牵绊。这种磕磕绊绊,容易让人灰心。
    看着外头那么多连出版资源都没有的文化公司、图书公司做得热火朝天,中华的人也明白,只有尝试走起来,才是出路,再哭喊,再等靠要,再求全责备,只会耽误工夫,只会导致内讧,“兄弟阋于墙”,搞起“小文革”,徒然在伤口上撒盐而已。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华书局还没逼到绝境,有人还在等待观望中。
中华现在的困境除了欠债、没有资金外,退休人员多,现职非专业人员多,员工工作效率低下,员工内部矛盾重重等,也严重制约中华书局“突围”。出于责任和大道,中华书局需要背着包袱前行,但中华书局也需要轻装上阵。其实,中华书局的很多传统,从一个方面看可能是包袱,从另一方面看,可能恰恰是它的优势所在。

七、问英雄谁是英雄
    在今后几年之内,中华书局既承担着个别领导人“自作孽”的恶果;又“狭路相逢”了国家文化单位改制的新形势;还遭遇各家出版社老觉得自己碗里的肉不香,“都想吃别人碗里的饭”的激烈拼杀;场面混乱,人心动荡,在所难免。
    在所有能够想到的救难之策中,引入社会资本、引入外资大概能让中华书局“如饮甘霖”。过去,中华书局获得好的口碑,主要是书籍内容质量高;但在市场运作能力和营销能力上,相对粗糙;而且过去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没有强烈要求,相关膀臂也就不够灵活和强壮。
    为此,双方或者几方合作的互补性和动力就有了。4月份,山东某大型烟草集团与中华书局进行了一次探讨,双方准备成立大型的文化投资公司。中华书局有项目,有聚拢人才的能力,有在学术界的召唤力,有把书做成精品的传统;社会有大量闲散资本,有大量的“职业经理人”正在成熟,有合理的企业经营方略。双方或者多方能够合作,形成多赢的局面不是不可能的。
    国内现在很多出版社,采用“审稿编辑”与“策划编辑”分离的制度,在出版社内,成立了许多公司,互相协作,但互相间又独立核算。国内还有很多出版社,大量的活,已经让文化公司承包,像中央电视台“编播分离”一样,出版社只负责提供书号资源、负责质量控制,其他的,都由合作伙伴来完成。中华书局,完全可以借鉴“兄弟单位”探索得很好的经验,试一试这些方向。
    宋一夫走后,一度有风声说“要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社长过来当负责人,但是人家不愿意来”。目前,任命副总经理兼副编辑李岩主持工作,实行党委集体领导。
    新的班子走的路,猛一看与宋一夫颇为相似。第一步,是想要恢复学术界的信心,为此,向学术界作为相应的“许诺”:重印学术优秀著作。2003年11月20日上午,北京大学朗润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内,中华书局邀请了袁行霈、李学勤、裘锡圭等学界前辈以及一批中青年文史哲研究者,探讨如何对其中最具价值的图书资源进行多层次开发。
    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李岩说:“前段时间,在进行现有图书资源清理的过程中,震惊地发现许多学术价值很高的好书已经断档十年以上,这些书早有许多读者反映想买却买不到。近几年中华书局在拓展业务范围的同时,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做得不够,中华传统品牌图书的优势有所削弱。作为一个以‘服务学术’为宗旨的权威出版社,这几年来为学界服务的意识淡薄了。中华书局希望通过这次座谈会,虚心听取学界的批评和建议,弘扬传统,突出主业,重塑品牌。”
    这次座谈会是中华书局新成立的市场部组织图书市场化运作的前奏。中华书局市场部总监王军说,合理利用和深度开发已有的图书资源,与新选题的策划和实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此次准备重版的图书不仅以满足学界的需求为目的,也将适应市场的需求。一般来说,一家发展良好的出版社,图书重版率应该达到当年出书品种的40%以上。这方面中华书局有着很大的拓展空间和良好的基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曾有过重版率高达70%的记录。为此,中华书局准备从2004年起,分批推出双效重印书,拉开文化传扬与学术类图书双效互动的序幕。
    新班子走的第二步,也是“开特区”。2004年3月份,中华书局内部开了一次大会,会议的主题是“我们离市场有多远”。王军说:“这个会开得大家吓了一大跳,大家发现,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中华书局离市场仍旧很远。”这个会议定下了一个方案,就是要进一步“挺拔主业”,以此为精神,成立了轻装上阵的三个工作室。市场营销总监王军兼任学生读物工作室主任,顾青任大众读物工作室主任,郑仁甲任汉语工具书工作室主任。这几个工作室相对独立运行,在选题、制作、成本结算上,有优先权。
    汉语工具书工作室的突出,说起来跟宋一夫有关。在中华书局的出版史上,如果说教材是最令人迷惑的传统,那么,辞书则是第二个会令人迷幻的兴奋剂。中华书局最骄傲的辞典之作,当属《辞海》。1915年,专收单字的《中华大字典》出版后,编辑所长范源廉听说商务印书馆将推出大型工具书《辞源》,于是便和陆费逵商量,要编辑一本定名为《辞海》的大型综合性辞典。此后历经动荡,最后,由舒新城主编的《辞海》上册于1936年底出版,下册于1937年出版。中华书局主体搬到北京后,在辞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辞书出版社;舒新城因为不习惯北京的气候,留在上海。1957年9月,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约见舒新城时说:“到现在我还只能用老的《辞海》、《辞源》,没有新的辞典。”要求他主持重新修订。后来,重修的《辞海》因为调整,而“花落别家”了。
    回首历史,加上羡慕商务,宋一夫觉得中华要在工具书上有新的作为。于是,开始编辑《中华字典》、《中华成语词典》和《中华词典》。《中华字典》有意思的地方是它索引方式以笔画为主,对于现代人来说,经常“要找的字找不着”,卖得不算太好。不过另外两本词典发行还算可以。
    汉语工具书工作室就是要以这三本辞典为基础,加上《王力古汉语字典》和《说文解字》、《古汉语虚词》、《甲骨文简明辞典》等,在新政策的帮助下,成为改制的先锋之一。
    有意思的是《中华活页文选》开始回生。虽然创办头几年“创”下了巨额的库存,但现在这本刊物开始赢利。《中华活页文选》副社长尹涛说:“虽然一年的利润不高,但至少,我们不再成为新的负担。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出版系列教辅。不过,我们在工作中也仍旧感觉到有困难,主要是上面放手得不够。中华书局如果要改革,就要彻底,否则,老处于‘半拉手’状态,可能会延误战机。”
    不过《中华活页文选》的翻身,并不是宋一夫当时的“战略眼光”,而是一个偶然因素——教育部从2000年9月份开始推行“新大纲”。《中华活页文选》编辑部主任侯笑如说:“新大纲一方面是在考试中强化了阅读量,一方面强化了传统文化的内容。这可能才是直接导致这本刊物发行量开始上升的主要原因。我们有针对性地做过调查,慢慢地了解了市场。而且,随着编辑实践的增长,我们在教辅方面也慢慢地摸索出了一些经验。我想这对我们这块业务的发展会有好处。”
    胡经之先生在《亲近中华书局》一文开篇便说:“50年代初期,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当研究生。那时,在我心目中,中华书局高不可攀,来往无白丁,出入只鸿儒。不是国学大师就别想在那里出书,没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就甭想沾边。”不管改制最后的方案怎么样,都不会影响中华出版优秀学术著作的决心。胡友鸣说:“唐圭璋先生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中华书局出的,但是他全集的版权,中华却没有拿到手。问题非常简单,因为开不出别的出版社那么高的稿费。虽然我们坚信,出文史哲类学术大师的著作,中华能够出得最好。有很多出版社,可能是连稿子都看不明白的。”前不久,张政烺)先生的《张政烺学术文集》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顾青桌子上,放着一沓一千多万字的“黄侃国学文集”稿件,出版事宜,已经列上了日程。
    “挺拔主业”的提法对“收拾旧山河”来说,显然还是得人心的。而且,中华书局前两年出走的人才,也开始逐步回流。徐俊回来了,并且担任了副总编辑,他“为人正直,业务能力强”;沈致金回来了,担任总经理助理,他在华艺出版社呆过一段时间,有“较丰富市场经验”;顾青也回来了,他有“把该挣的钱挣到手”的决心,担任大众读物工作室的主任。还有一些人,可能也会回来;新的英杰,会在考验中涌现。顾青说:“我回来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发现,要做出版,离开了中华,没有意思。我的人生离开了中华,也没有意义。放到历史长河中,当前的这点儿小打小闹,根本算不了什么。而且,越在困难时,我们越要跟它站在一起。我们得通过精细耕作,把每一步都做得扎实稳健,精兵简政,少养闲人,少闹闲事,慢慢地过渡,还旧债,累积新成果,也许过个八年十年,到一百年大庆的时候,中华书局能够突破重围,有所复苏。”
    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华书局:“不出一本坏书”。但现在,中华书局已经经不起这样的评价。2004年10月底的一天,中华书局“内部卖四折书”的消息传遍了北京的各个高校,传到所有爱书人耳中。一时间,学生、学者、嗜书如命者蜂拥而至。在北京丰台区太平桥东大街中华书局楼二楼一间几百平米的不规则屋子里,“四折书”像过去中关村旧书市场的旧书一样,在地上“一字长蛇阵”排开。被买走最多的,是“二十四史”,是《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样的好书,显然,大家看重的,仍旧是中华书局的那些拿得出手的“看家法宝”。而那些“顺应市场”的潮流之作,什么旅游丛书,什么活页文选,什么妖艳封面的“时尚”,全都被读者所抛弃。
    最后,我还是用白化文先生的一段话作结吧。这段话出自他写为中华书局九十年而写的《一以贯之地培养作者》一文。他说:“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极聪明最要强的,只要给他们一定的条件,如能坐下来,少干扰,创造些获取相关资料的机会,即使条件比国际上同行差得多,他们也会毫无怨尤地自动干将起来,并且迅速追回荒废的岁月,赶上国际同行。”这话本来他是针对中国的“敦煌学”说的,用在这里,对存在无数变数的中华书局,对不仅仅靠“饱学”而且也要靠苦干的中华书局,对不仅仅靠知识而且也要靠营销的中华书局,也许正好合情合景。您觉得呢?(完。2004年6月初稿,2004年12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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