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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里人与“农民工” (阅读385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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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惭愧,我在博尔赫斯的散文中得知这段中国历史。成吉思汗对刚征服的帝国的城市是否对游牧民族有用,一度发愁;他的骁勇善战的将领们更是主张夷平城市,把帝国变成一个无边无际的牧场;一位谋士指出城市在地产和商品赋税方面的实际利益,引起成吉思汗的兴趣,这位谋士最终靠蝇头小利拯救了城市。这样的历史提炼固然十分小说化,但恰到好处说明了城市之外的人对城市怀有的特殊心态。历史最终给予了善意的讽刺:被征服者的城市最终征服了征服者,他们在城市的宽街幽巷(而不是在牧场)中老去。我想城市实际把一个文明民族也一分为二:城市之中和城市之外的。这是同民族中的两个相互警惕的国度。“农民工”代表了那些弃“国”它去的人,一个贬义词,历史上的那些游牧入侵者的“后裔”。区别在于,这次“入侵”已无望成为一场象样的征服。历史上的夷平主张也并非销声匿迹了,它转世投胎为“农民工”的一种情绪:愤愤不平。这犹如一把放在儿童手上的菜刀。这种危险时时觊觎着城市。就像当年无计可施的谋士,城市用令人应接不暇的利益化解了危险。某种程度上,乡村是每个城里人的遥远的祖国,他们都是弃国它去的人,也不知从何时起,为在城市中获益匪浅唱起了赞歌。不仅如此,获利者还按照抵达城市的先后,自行划分了梯级(一代一个梯级?或几年一个梯级?谁知道呢),每个梯级上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在进城的农民工眼里,一个城市贫民也是既得利益者)。“城里人”成了一个保护盟约,一套甄别准则,无论在心理或言行上,它对初入城的人都十分有效。它规定了“农民工”的唯一出路:要么放弃江湖切口似的言行方式,归顺城市;要么赚足了钱滚蛋。不归顺,又不滚蛋,是城里人眼里的可耻行径,因为它连背叛都算不上(不归顺从何谈背叛),除非他幻觉般地认为只需征服一栋房子、一个人或某件商品。这种情况有如一个城里人一旦踏上“农民工”的地盘,他的才智完全找不到出路,在那种类似江湖切口的言语方式中,他变得笨嘴拙舌。“入城者”对城市文明的反抗的逐渐消失(如不再在洗脸池洗脚……),只是一个表象,其实至今在我们自己身上还可以找到“入城者”的反抗逐渐转入地下的蛛丝马迹:把乡村作为周末的消遣;文人和画家笔下的古朴的村落;酒吧的乡村情调;书房墙上悬挂的牛角……。这些都表达出我们对自己曾隶属的那个遥远祖国的热爱,虽然我们舍弃了留住在祖国的命运,但内心永远为它空出了最为祥和安宁的一角。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血管里都流淌着农民工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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