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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的教益 (阅读4077次)



          

                                        

    我不知道,在避免俗套方面,中国的小说家是否由于对诗歌的隔膜,已不情愿去冒修辞、克制表白的风险,他们这种对既成语言的过分信赖、敬意,恰恰是最令人心碎的机会主义行径。他们知道在表达中,不存在面向想象力的均等机会,通过对限度的隐秘的袭用,他们实际也远离了有难度的写作,远离了那些犹豫不决、忧心忡忡,与现实不相适宜的写作。因为当他们的词语突然不迎向现实时,失去对象的恐惧,足以压垮这些脆弱的小说家。他们知道在诗人的词语中,隐藏着多少要人命的深渊啊。还有什么能比“我习惯了”这句话,更能传达公众的阅读惯性,和对作者的推搡力呢?所以,许多小说家与诗歌建立的,不是相互依存关系,而仅仅是像熟人一样的彼此漠不关心的熟悉。他时常得借助表达中最强劲的季风:那些将得到现实回响的散文。但作为诗人,他的飞翔是凌乱、自由、孤寂的,就像风筝在没有季风的时节挣扎着起飞,显得笨拙又奢侈。
    不能设想如果不写诗,我写的那些小说会有什么意义。与一些友人不同,我写诗不是从某个疯狂的写作计划开始的。在湖北的一个小镇,那年我尝试用诗歌表达心中失恋的哀痛。不知不觉中,这短暂的“精神失常”,减低了我对痛苦的敏感度。那些失败的习作,也让我意识到浪漫主义类似这个时代文学中的“政治高调”,它使我面对别人的超脱、减轻道德考虑时,产生了羞愧感。所以,就诗歌而言,我是那种没有处女作的诗人。我相信一首好诗肯定会找到有经验的读者,而一首坏诗,只有糟糕的读者为之进行不可靠的辩护。“没有处女作”是我后来对自己的真实恶意。我开始希望一种对抒情的淡忘,和词语玄秘的含义。那时,我并不知道非个人化与冲破形式感,两者给诗歌带来的限度,以及一个诗人在心理上的格格不入,所隐含的超越性质。很快,我为车前子、周亚平的精湛词艺所陶醉。从他们那种冷峻、毫无感情色彩的词艺表演,我学到了把语言作为一种干预,即形式对诗人洞察的介入。领悟到让词产生多重语义的那些语境,领悟到现代白话可能更适合处理弱主题或无主题诗歌。
    最终是诗歌帮我超越了最初的情感限度,毕竟,一个老囿于情感限度的人,是不会对命运去过多设问的。超越幸福也意味对已置身其中的婚姻的质疑,对前途、代价、反响这类公共事物的麻木。我想,让一个诗人活得忠诚,与让一个普通人活得忠诚,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正是韩东让我意识到,技术主义的颓废和堕落,意识到肉体带给作家的,是真实可信的遭遇感,是劳伦斯说过的“深沉本能的纯洁感”,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相互砥砺的隐秘关系。他的现实主义的肉体信念,像宗教仪式一样,给了我精神上的一次加速。当我转向散文写作时(与韩东恢复交往前),正是诗歌把我的小说从形而下的老实求证中,一步步解放出来。通过诗歌精神的担保,肉体获得了与精神难以分辨的出奇效果。正是诗歌,在它最基本的尺度和难度上,使我学会尽力避免庸俗的流畅。它时刻给我启示,阻止散文滑入非文学的危险。在面对现实,还是复苏虚构这个问题上,正是诗歌坚定了我的区区趣味。使我意识到即使在散文领域,同样存在保持语言与精神自治的众多争议,和更为普遍的孤寂力量。
    我相信,每个人内心渴望发生的,在纸上都会有其对应的复活方式,但现实由于选择了阻力最小的流向,它实际成了若干束缚想象和写作个性的要求,作家在这类要求下的自我放逐,实际是自我保护,对神秘的忠诚,和构建个人化的未来。与许多现实主义的作家不同,我把现实看作是与虚构相称的比喻,甚至是虚构的结果,众多可能性之一。虚构是现实的源头,它的每种可能性中,都包含了自我的那些未定型。所以,只有通过虚构,我们才能表达出完整的自我。至今我认为,歌德是传达出这种完整自我的典范。不过当代的物质主义,也给文学注入了另一种有益的东西:不健康和病态。这是歌德那个时代所没有的。这些不健康、病态,恰恰是自我的某种未定型,除了深化感觉,它与正经、正确、道德、甚至真理无缘,而且仍在变化中。它将确保在未来年代,文学在保持语言和精神自治的高傲时,调子不致过高,又坚实可信。同时,也因为诗歌的榜样力量,这些不健康和病态终将升华为一种令人信服的美学容器。



                                                                                                                                                2001.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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