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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文东:刘春随笔集《或明或暗的关系》序 (阅读2876次)



《或明或暗的关系》序


敬文东



三年前,在接受《锋刃》杂志的书面采访时,我曾经说过,诗人搞诗歌批评是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界的大事之一。我列举了好几位素为我看重的“诗人批评家”:欧阳江河、臧棣、西川、孙文波、肖开愚、王家新、钟鸣、周伦佑、西渡等人。恕我不恭,作为一个诗歌的热心观察者(说旁观者可能更准确),我认为中国的诗歌批评界十分糟糕,批评队伍鱼龙混杂,几乎说不上有几个人是真正懂行的。大多数人差不多都是钱钟书所谓的“摸象派”。但正是这些人在那里吆三喝四,颐指气使,仿佛真成了得诗歌之道的高僧。正是基于这一点,诗人们干脆越俎代庖,业余搞起了诗歌批评,确实不是为了和谁抢饭碗。也正是基于这种实际情况,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读诗人写的诗歌批评文字;若非是迫不得已,若非是不怀好意地看他们如何丢人现眼,坚决不读那些出自职业“批评家”之手的“诗歌批评”。在我看来,读一篇被认为是“不周全”、“不严密”、“不客观”的诗人的文章,胜过读一打自称“客观”、“严密”、“全面”、“公正”、“周全”的诗歌批评家的高头讲章。理由很简单:前者能给我提供对诗歌连骨带皮的内行看法,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能贡献出来的,不过是一些言不及义的概念组合。而老实说,他们使用的概念我不见得就不懂,所以我不希罕。
就是带着这种意识,我读完了刘春的文集《或明或暗的关系》。我要说,即使刘春的文章并没有让我特别激动、特别满意,但让我欣慰的是,他的文章确实提供了不少有意思的看法,对诸多“前辈”诗人——比如王家新、欧阳江河等——的理解也是精辟的,部分看法还堪称准确。和大多数业余从事“诗歌批评”的诗人一样,刘春的批评文字也有些执拗,有时候甚至是过于执拗了。但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略带孩子气的偏执。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上真的存在着某种不带偏见的文学批评,除非有人能够论证文学(或者诗歌)本身是公正的、不带主观色彩的客观“事物”。在今天,有一点或许越来越清楚:诗歌是纯粹个人化的“事业”。假如这一命题能够坐实,我们完全可以下结论说:一种诗歌对另一种诗歌、一个人的诗歌对另一个人的诗歌就具有排斥性。刘春的执拗就体现在这里:他为他认可的同行的诗作大声叫好,也为他不认可的诗人的诗作大为不满。但无论高声叫好还是大为不满,刘春基本上都是从“理解之同情”的角度出发。这实际上是在说,理解同行,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批评同行,也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和自己的写作处境。一句话,理解与批评都是为了自我构造,都是为了自我的再生。尽管刘春对他提及的某些诗人诗作的看法,不能完全得到我的认同——实际上,得不得到我的认同一点都不重要——但我确实欣赏他的执拗劲头。
对诗歌最公正的看法,就是要容忍任何人在“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对诗歌做出的不公正的看法。但这里所谓的“不公正”,显然要涉及到判断力的问题。我十分赞赏歌德的话:知识渊博是一回事,判断力又是一回事。知识渊博如歌德者之所以要这样说话,无非是在暗示:判断力和道德密切相干。本雅明更是一语破的:如果歌德错误地判断了荷尔德林等人,那不是因为歌德的鉴赏力出了问题,一定是他的道德感出了毛病。不过,在我看来,真正的道德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心的律令。道德是内在的。道德是灵魂的事业。仅仅把道德处理成外在的约束,无异于给伪君子大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对于诗人来说,这种道德就是在不断提高自己境界的基础上,对诗歌进行越来越广阔的理解,从而提高自己的眼力和判断力,为自己的写作打下更牢固、更稳健的根基。在此,用“广阔的理解”去限定执拗,或者说,将执拗建立在“广阔的理解”之上,从而让执拗不断得到更新、得到重新发明或者再生,执拗也许才能越来越迹近精辟和正确的“不公正”,才能越来越广阔和具有包容心。不能认为刘春现在的写作已经很开阔了。从他的书里,我看得出来,尽管他已经具有相当优秀的理解力,能剖析、欣赏和解读那么多质地不同的诗人诗作,但作为一个诗歌的热心人,我仍然祝愿他能够更加开阔一些,再开阔一些。因为从他的文章中,已经透露出了这样的消息:他是一个在写作上有“野心”的人(我当然非常欣赏这种野心)。不过,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完成了写作“野心”的人,必定是一个视野开阔、理解力博大、包容心宽广的人。
为了写这篇短序,我又把刘春曾经寄给我的诗集——《运草车穿过城市》——读了一遍。这部诗集很好的那方面、相当优秀的那方面我不说了——实际上他每一首诗都写得不错——限于题旨,只说一点我不太满意的地方:整部诗集中的诗歌似乎显得太清纯了一些,太美了一些,太清澈了一些。也就是说,刘春的诗有一种水晶般的质地。我不认为这就是诗歌的上乘境界。在我看来,一个开阔的诗人,他的诗歌一定是长江入海处那样泥沙俱下,绝不是长江的发源地那样清澈见底得有如水晶。伟大的诗篇、伟大的诗人从来都是不纯的。杜甫、但丁、歌德,也许还要加上苏东坡,早已给我们的诗人做出了辉煌的榜样。不能设想只有《登高》那样的纯诗,而没有充满“杂质”的《三吏》、《三别》和《北征》,杜甫会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篇、伟大的诗人是交响乐,不是轻音乐,所以必须要有噪音;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篇是一座山,所以必须有尘土、毛石、杂草。但我理解刘春。他还年轻,现在也不满三十岁。而不足三十岁的年龄,显然还不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就能泥沙俱下的年龄。他还需要继续操练。但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些。我更想说的是:把《运草车穿过城市》和《或明或暗的关系》放在一起观察,人们或许可以看出,刘春有走向开阔的执拗。他也有这方面的潜质。他的某些诗作已经开始成功地、有机地使用噪音或尘土、毛石、杂草,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诗学效果。因此,我最想说的是:刘春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耐心、虔诚和内省——这些品德他似乎都具备——再仰仗一点不坏的运气,他有机会走向开阔的境地。他的执拗或许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2003年5月27日,北京丰益桥。

(《或明或暗的关系》,刘春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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