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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的阅读 (阅读6158次)



八十年代的阅读

何小竹

《成都晚报》读书版编辑陈洁约我为其做八篇专栏文章,让我自己选题目。我选了写与书有关的故事,一共八本书,八个故事,都在八十年代,总题名为《八十年代的阅读》。写完后自己也惊讶了半天,我是阅读的怀旧者吗?我想我这样写,不至于给人这样的印象,九十年代就没什么书和关于阅读的故事了。其实,我今天能够坐下来写这八个故事,本身不已经就是一个故事了吗?关于书,关于阅读,关于人和事,故事永远是一个连着一个的,无论十年,二十年,一万年。

1、 城堡

我的八十年代的阅读,从卡夫卡的《城堡》的开始。
1982年,我不满20岁,一个叫朱亚宁的人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当过“知青”,上过大学,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小说。他面容刚毅,目光忧郁。我那时候正崇拜着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书柜里放了好多这时期作家的书。朱亚宁去我住处看了一眼那些书籍,表情严肃的说,这些垃圾,该拿出去扔了。接着,他又看见我床头放的几本文学期刊,你还读这些?他问我。我就问他,觉得(我列举了当时正红火的一些当代中国作家的名字)他们怎么样?╳,该杀!他这种武断的回答,既让我震惊,又十分的过瘾。
就这样,我知道了卡夫卡的名字,读了他的《城堡》,第一次与现代主义作品有了接触。随后,又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等十多个短篇。那时候,卡夫卡还不是中国阅读界的主流作家,虽然所读的《城堡》和《卡夫卡短篇小说选》都是国家正式出版物(上海译文版),但我总有种秘密阅读的感觉。事实上也是这样,卡夫卡成了我在八十年代初结交朋友和同道的“接头语”,读卡夫卡吗?读。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有点像列宁说的,唱着《国际歌》就能找到同志的那种感觉。
我必须承认,《城堡》以及卡夫卡的其他作品(后来也读到了《审判》)不仅对我的文学观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对我世界观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严重的。我开始用卡夫卡似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世界。事实是,那以后我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才从卡夫卡的那个“城堡”中走出来,在1988年的阳光中透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但我也还是不敢肯定的说,这十多年来,我就没有在梦中重新迷失在卡夫卡的“城堡”?也不敢说,我的身上,就完全没有了那个叫K的土地测量员的影子?我的对未来悲观和对眼前执著的人生态度,敢说不是在“城堡”中感染的?还有我的《梦见苹果和鱼的安》时期的那些诗歌,虽没有人那样索引,但我自己也怀疑,那其中多少是受了一点卡夫卡影响的。
1999年,世纪末的一个晚上,我因失眠而心血来潮,从书柜里取出那本已经发黄并有了霉点的《城堡》,试图再次阅读。意想不到的是,仅仅读了两页半,睡意便浓重的覆盖了我的眼皮。


2、橡皮

关于我怎么在八十年代读《橡皮》,我在1994年的一首题为《在一艘货轮上阅读罗布-格里耶的<橡皮>》的诗中记叙得很完整了——
那是一艘贵州货轮
在乌江上航行的那种货轮
船长为我在驾驶窗的旁边
安排了一间客房
我带了一部海鸥牌相机
准备拍摄沿岸的风光
另外就是
一本罗布-格里耶的小说

那是1983年的冬天
我记得从彭水的港口上船
一直往上游航行了三天
在思南县靠岸
但是我没有上岸
而是在港口
的水上旅馆住了一晚

就是那天晚上
我读完了《橡皮》的最后一章
第二天搭乘另一艘货轮
返回下游
在船上
我又重读《橡皮》
这一次的阅读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为什么引出这首诗?因为我想以此方式向以罗布-格里耶为代表的法国“新小说”派的作家们致敬。格里耶们早就将小说写得不像“小说”了,我于八十年代初接受到这样的诗学冲击,直至十年后才敢于将诗写得不像“诗”。
以后当我读到《窥视者》、《嫉妒》等新的长篇,以及《海滩上》等短篇时,我知道,《橡皮》并不是格里耶最好的作品。但它又的确是我认识格里耶并对之发生兴趣的十分关键的作品。假如我是先读《窥视者》,按我当时的资质,我不敢保证,我会给予这位天才性的作家应有的理解。因为,一个还迷失在卡夫卡“城堡”里的阅读者,是“窥视”不到格里耶的光芒的。由此也必须承认,作为早期作品的《橡皮》,与《城堡》是有那么点血缘关系的。也即是说,《橡皮》吸引我的还不是那个貌似侦探小说的花招,而是其中所呈现出的那种“卡夫卡似”的荒诞。
每说到罗布-格里耶,就会让我想到我的朋友杨黎。1986年杨黎在《非非》创刊号上首发的,继而在诗坛引起广泛关注的《冷风景》,有一个作者题词:献给阿兰.罗布-格里耶。无知的批评家们由此找到了攻击《冷风景》的把柄。我曾经在《我与非非》一文中写道:“……………诗绝不是到语言就完结了。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冷风景》和‘新小说’之间存在的关系的言说,就不会停留在肤浅的所谓‘借鉴’和‘仿效’的层面上,《冷风景》不是因为‘新小说’而存在的,它的存在从‘自身的语言’开始,而语言材料来自何处并不重要。也即是说,不管你所用的语言材料是来自书本还是所谓的‘生活’,这要看它们到了你的手中能否重新‘起步’,能否在那个新的空间中无限的延伸。”
也可以这样说,当1987年我与杨黎见面并能够成为朋友,与我们谈起格里耶是大有关系的。只是,杨黎对格里耶的理解远比我独到和深入,他是先读了《窥视者》而马上就被其光芒所击中的。那是1981年,(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杨黎事隔20年后说:读到它我就放不下了。


3、挪威的森林

先是陈川买了一本《挪威的森林》,然后我也买了一本,那大约是1988年。陈川已经发表了许多小说,我只是个小说的读者。陈川说,写得真好。我一口气读完,也觉得好。那时候,在文学圈内,认为村上春树是值得阅读的作家不多,《挪威的森林》仅仅被看成是通俗文学。1988年,大家谈论得最多的当然是米兰.昆德拉。
而我觉得,村上春树像一股春风,吹进了八十年代已经十分沉闷的阅读空间,也吹散了我自1979年以来紧锁的眉头。那一年我25岁,但从照片上比较,比我在20岁时还显年轻。1988年,我把家留在涪陵,去乌江深处“建设”一个新地区,并与大多数去“创业”的人一样,过着一种单身汉自由而放任的生活。如果记忆没错,《挪威的森林》我应该是读了两遍。那些日子,虽然没有村上小说中的爵士乐和威士忌伴随,但也有不错的齐秦和苏芮,以及长城白葡萄酒。没有豪华的音响,只是一只老“三洋”;没有葡萄酒开瓶器,只有一把笨拙的改刀。我写了一些与《梦见苹果和鱼的安》那个晦暗时期迥然不同的诗,其中有一首《雪中的电报》——
才是今年的初雪
那些飘落我围巾的雪花
被指尖的触动
像消失一声呼吸
我还是第一次
如此仔细的看见
雪花的形状,空气的雕刻
它们胜过人间任何
一种花卉
它们如此新奇
使我年轻,使我
感觉想哭的轻盈

下午,雪越下越大
我听见雪的声音
钻进了锁闭的房屋
那声音送来了
雪中的电报

天已渐黑
电报说:“安病重速回”
我知道今晚的雪还会下大
街道和通往住宅的小路
一夜间
都要变白
树要变白它们的羽毛
我知道明天汽车不能启程
我打了长话,我要在
电话上
对安说:“这里正在下雪……”

十余年过去了,那本《挪威的森林》经过多次搬家,现在已无法在我成都的书柜里见到,我也不知道它是在何处丢失的,或者,是谁借去了没还?1997和1998年,我又买了村上的许多部长篇和短篇集,如《寻羊冒险记》、《奇鸟形状录》、《象的故事》等,但惟独那本《挪威的森林》,我多次在书店的书架上取下来又放回去,终没有下决心买回,这或许是我不能容忍让新版本的书封去冲淡我对那一本书以及那一段经历的特殊记忆吧。


4、感伤的阿赫玛托娃

感伤的阿赫玛托娃,感伤的我。
1985年,我在巡回演出的途中,湖北咸丰县破旧的新华书店,购得四川文艺版的《阿赫玛托娃诗选》,787╳1092MM1/32开本,封面是灰底衬着一片雪地,三棵孤独的树,一个孤独的女人的背影。紧靠版权页的扉页是阿赫玛托娃的黑白头像,抚住额头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颗钻戒,面容感伤,手指苍老。翻过来,分别是苏联画家克洛特脱为其作的版画和意大利画家莫迪利阿尼作的素描。然后,从第一页到第7页,是“我的小传”:“我于一八八九年六月十一日生于敖德萨近郊(大喷泉)。”阿赫玛托娃如是说。
巡回演出的季节是在最阴郁的十一月,感觉上少有晴天,一路上都是淫雨和泥泞。每到一个县城或小镇,上演的都是同一台节目。我当时是剧团的一名大提琴手,对于演出我已经十分不耐烦。幸好剧团在白天总是无所事事,我可以大半天倦缩在旅馆的被窝里,读这本《阿赫玛托娃诗选》。那时候,我自己也已经发表了一些诗歌。
“太阳的形象在我心底凋零,
比衰草更萎谢。
悠邈的悲风在空中踽踽独行,
携来点点早雪。……”
像阿赫玛托娃这种抒情、感伤的诗句我以前不会写,也永远不可能写。但这并不妨碍我在1985年那个阴郁的十一月,被这样的诗句深深的打动和感染,它们将我一次次的从低落的情绪中挽救出来,并给以抚慰。所以,作为一个诗人我也许没有受到这位祖母级的俄罗斯诗人的影响,但作为一个免不了会多愁善感的青年读者,可以说,她给了我最为温暖的记忆。我甚至这样想过,如果在那个时候,我没有读到阿赫玛托娃,没有经受她那感伤的音韵穿过我的心扉,很难说在那一个个晦暗而又沮丧的日子里,我自己就不会因生理的需要而写出一大堆感伤的句子,坠入到“抒情”的泥沼中去。
那一次巡回演出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中旬。我们走过了数十个县城和小镇。有关那一次经历我自己一首诗都没写过,因为所有的情景,县城、小镇、乡村公路、荒芜的田野、带白桦树和炊烟的黄昏,以及我的心境,无不在对应着阿赫玛托娃那些感伤的诗篇,我只阅读就已经足够,我还用写什么?以至于过了很多年,当我回想起那次巡回演出所走过的地方,每一处皆被涂抹上了一层淡淡的俄罗斯风景的调子。
但我也还是不敢肯定,在我八十年代后期的诗歌创作中,就完全没有留下一点点阿赫玛托娃那种特别的感伤的擦痕?


5、火车和轮船上的博尔赫斯

从86年到89年,是我坐火车和轮船最多的几年。前几天看见自己的一些旧照片:牛仔裤,花格衬衫,泡沫拖鞋,外加一只牛仔包,就是那几年我坐火车和轮船时的模样。只是还有一件东西是照片上看不见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它装在那只牛仔包里,和那些脏衣服、文件袋混在一起。每当我上了船,或上了火车,躺到卧铺上去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从牛仔包里掏出那本小说集。《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成了我的旅行之书。
我为什么要挑选博尔赫斯的小说作为我旅途中的唯一读物?答案或许是,没有第二本书能够盖过轮船的马达声,以及火车厢里的气味;也或许是,没有第二本书,能够与轮船上的马达声,以及火车厢里的气味形成如此和谐的关系;更或许是,没有第二本书,能够让我产生那种身在旅途,而忘记旅途的感觉。那是一种幻想的感觉。以至于我从不在家里阅读博尔赫斯,只有在旅途,我才会打开那些迷幻的页码。
一次,我的朋友陈乐陵告诉我,他觉得《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是一本始终读不完的书。我马上就懂了他的意思,因为我也有同感。一般我上了火车或者轮船的卧铺之后,总是很随意的翻看其中的一篇小说。从得到这本书一开始,我就没有按顺序去读过。其结果就是,这本集子中的许多篇小说我可能重复读过很多遍,而其中的另一些小说,却始终没有被我碰上过一次。这情形简直跟博尔赫斯在他那篇《沙之书》中的描述如出一辙。奇妙的错失。这并非我的刻意,我真的是多次尝试从头读起,下决心不漏掉其中的任何一篇。但都没能成功。要么是因为轮船到岸或者火车到站而中断了阅读;要么就是眼皮沉重,疲乏不堪而合上书页。当下一次重新阅读的时候,我又会发现,仍然是从一篇已经读过的地方开始。直到今天,2000年9月,我又拿出这本书,翻看其中一篇,《爱玛.聪茨》,标题感觉陌生,读下去的故事却依然是熟悉的,印象中何止读过一次?
八十年代的一个冬天,多雾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一艘小吨位的轮船在隐隐约约的江岸上等候着我。已经是上午九点过了,浓雾中却感觉天只是微明。轮船上的船员也是刚刚起床的样子,睡眼朦胧的蹲在甲板上漱口。我背着牛仔背包踏上晃晃悠悠的跳板,穿过后甲板厨房的气味,在第二层客舱用船票换取了卧具,进了自己的卧铺舱室。一些昨晚上先上了船的旅客还在酣睡,舱室里闷着一股暖烘烘、稠糊糊的气息。当我在卧铺上放平身体,并裹好毛毯的时候,轮机舱的机器已经开始轰鸣了,整艘轮船也因此而开始了我多年来已十分熟悉的颤动。十点三十分,轮船起锚,开始往江心漂移,我也正好翻开《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第276页,这一篇是《胡安.摩拉涅》,是不是又是一篇已经读过的故事呢?这次好象不那么敢确定。我读到小说的第一句是:“许多年来,我总是反复地说,我是在帕莱莫长大的。”是啊,许多年我也是反复地在对别人说,我是在乌江边长大的,我的父母是教师。


6、复印的弗络依德

在八十年代初,弗络依德这名字听上去有点像个地下工作者,神秘、厉害、面目不清,因为我们在较长时间里都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书。也因此,有关弗络依德及其学说,靠的都是他人的口头转述。而转述者中也并非全是见了“真人”的,于是很多时候,就成了转述的转述了。弗络依德让我们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体验了一次先哲时期“口头传授”的余味。
1983年冬天,从南川县来了一个叫苟明军的朋友,他听我们说起了弗络依德,并默默的将这个神秘的名字记在了心里。大约半年后,苟明军再来时,从挂包里拿出了一本解放前出版的繁体竖排的《梦的解析》,据说是他从南川县图书馆“偷”出来的。只见书的扉页除盖有藏书单位的图章外,还加盖了一颗蓝色方形的赠书章,该书竟为军阀杨森所捐赠。就是这颗赠书章,使得我们眼见的这本书又多了一层神秘与传奇。当苟明军证实了这本书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弗络依德的著作之后,便自告奋勇提出他可以找朋友将其复印。当时在场的三个朋友便一人“预订”了一本。现在,这本由苟明军复印,后又由我找报社印刷厂的朋友帮忙装订成“书”的《梦的解析》,还静卧在我书柜的底层。
说实话,这本复印版的《梦的解析》,从我拥有它那天起,就成了我书柜中纯粹的收藏品,除了刚拿到时曾经“物理性”的用手指去摸过其中的某个页码,严格意义上的“阅读”却是一次也没有的。我在1984年,就已经很讨厌弗络依德了。这也导致了我今天的书柜里,除了这件复印品,公开出版的弗络依德的书是一本也没有,尽管那以后弗络依德的各类著作乃至传记已经成了出版市场的热销货,他本人也从一个 “地下工作者”变成了阅读界的“公众人物”。
八十年代,在你的周围不乏弗络依德专家。这基本上是一群讨厌的人物。在他们面前,你说话做事都得小心。你随便说个什么,他们都能分析出你的阴暗的潜在意识。更不要把你做过的梦告诉他们,将一个人很平常的梦拆解得花里胡哨,触目惊心,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听得多了,你已经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好象随时你都在魔鬼和好人之间跳来跳去似的。往往一个本来没什么的念头,你一和弗络依德沾边,就吓得不得了,简直是邪恶。我曾经有一位朋友,硬被一个弗络依德专家分析出有“俄狄甫斯”(即恋母)情结,恍恍惚惚的便开始仇恨起父亲来。
由于弗络依德名气太大,崇拜者太多,一度时间,我对自己的“厌弗”情绪感到心虚。直到当我看见我十分喜欢的作家辛格,以及部分喜欢的作家纳博科夫,都坦率和辛辣地表示过对弗络依德的厌恶和嘲笑,我对自己的感觉才稍稍塌实了一点。
其实,说到底,这不是弗络依德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好在我们周围那些弗络依德的崇拜者,都是些好赶潮流的人,而今天,弗络依德显然已经不是潮流了,他们好象又迷上了福柯。


7、月亮与六便士

在我搜索八十年代的阅读记忆的时候,差点就漏掉了英国作家毛姆和他的《月亮与六便士》。这本小说在八十年代并不是阅读界的热门读物,毛姆好象也不是特别受文学界推崇的作家。我敢说,在很多人的书目中,遗漏他应该是很自然的了。但我对于这本小说的记忆,却是一个例外。原因是,它总能让我回忆起一个早已失去联系的朋友,以及那一段过往的生活。
这位朋友叫欧阳无尽。
那大概是82、83年吧,我通过我们剧团的一位小提琴手,认识了欧阳无尽。他和小提琴手是知青时期的朋友,在年龄上自然也要大我近10岁。他不写作,但酷爱阅读,《月亮与六便士》就是他推荐给我的。他那时已经结婚,并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儿子,与妻子的感情看上去不是很融洽。他对文学作品有独到的眼光,对作家也有自己特别的偏爱。他还有买了书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的嗜好。他送过我三本书,其中毛姆的小说就占两部,《月亮与六便士》以及《刀锋》。他送朋友的书都要题上几行文字,签名并盖上图章,好象这书是他自己的著作一样。
读过《月亮与六便士》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部以印象派画家高更为原形的小说。搞文学的人说起印象派画家,首先就会提到高更,我想这也许与毛姆的这部小说不无关系。我那时还是一位文学青年,阅读不仅仅是为了学习写作,可能更多的还是对人生的间接体验。通俗的讲,每读一部喜欢的小说,都是一种全身心的融入,与现在不一样,读什么都保持着一种清醒与距离。《月亮与六便士》便是当时我读得最进去的一部小说。塔希堤,到今天仍然是我意识深处挥之不去的一个美好地名,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地,尽管我早已过了对人生作浪漫之想的年龄。
我相信,欧阳无尽如此推崇《月亮与六便士》,也是因为那个永远的塔希堤。这意义对于一个在婚姻中的阅读者而言,尤其如此。后来,他离婚了。离了婚后的欧阳无尽对于小说的阅读热情便有所减退,我感觉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有时见面也还谈起一些新出版的书籍,但从他的眼神中,我再没有遇见过他在谈起《月亮与六便士》以及《刀锋》时的那种略有点神经质的光亮。再后来,他又结婚了,言谈举止更趋温和与平常。我不知道他对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是否满足,但好象周围的朋友都是有点失望的。
在我印象中,欧阳无尽也萌动过写小说的念头,那好象是在他第一次婚姻破裂和第二次婚姻尚未开始的阶段。如果说《月亮与六便士》是以高更为原形,那他的小说将以谁为原形呢?他说,如果要写,就是以自己为原形了。然而,我们终于没能看见他动笔写那部他要以自己为原形来写的小说。接着就是第二次结婚。新的妻子比他小许多,但是并不漂亮,据说,也不温柔。


8、如愿以偿  

  最后,我要写到艾·巴·辛格了。2000年,我多次在好友中茂面前讲起同一个故事:我曾经两次在图书馆借回《辛格短篇小说集》,两次起心吞下这本书,但最终还是归还回去了。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强烈地喜欢着辛格的短篇小说。我已经看过他的长篇《卢布林的魔术师》,之后,我被他的这些短篇所征服。可以这样说,辛格的短篇是我在八十年代后期走出卡夫卡“城堡”的通道之一。也是我从一开始就对“意识流”小说十分抵触的重要凭借。可惜,十多年来,我从未“拥有”过这本让我倾心的短篇集子,我只是时常回想它。我常对喜欢书的朋友说,真奇怪,很多书都再版了,十多年来,唯有这本《辛格短篇小说集》从未见过再版。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中茂说,他藏有一本,要送我。但我觉得这礼太重,一直拖着不敢接受。
  十多年来,关于辛格的短篇,我总是以回想的方式代替手指对书页的翻动,这真是一种过于秘密的奇妙的阅读。我不记得我还对哪本书或哪个作家有过这样的阅读。回想辛格,其实是在我的心目中累积起了一个短篇小说的高度。十多年来,我也记得我很少与人谈论过辛格,那是因为,凡“高度”的东西,可谈论的不多,这就像一个人的心事,除了自己去琢磨,没什么好谈的。在这漫长的回想中,我自己也并没有开始写小说。仅仅是因为喜欢,就像回想一个喜欢的朋友一样。至于我一直想要拥有这本短篇集子,并为这么多年不见其再版而有所微词,那又是另一种心情,一种很放松的心情,完全没有要研究什么的紧张。可能就是怀旧吧。
  要说起来,我得知辛格,媒介还是索儿·贝娄,写《洪堡的礼物》的那个美国犹太作家。他的长篇我读过不下五部,最喜欢的还是《洪堡的礼物》。然后我就听说,一个叫辛格的用意第绪语写作的美国犹太作家,是索儿·贝娄将他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在《纽约客》上发表,才引起世人的关注,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我想,索儿·贝娄都这么厉害了,他愿意花时间去帮另一个作家做这样的服务性工作,那这个人肯定也是相当的厉害。就这样,我开始找这个叫辛格的作家的作品。结果是,吃到了桃子,对苹果就不怎么有兴趣了。后来我几乎不碰索儿·贝娄的小说,尽管我的书柜里有他全部的汉译小说版本(九十年代新译的除外)。我觉得辛格比贝娄更纯粹,更简约,更有力。我不知道老贝娄得知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吃了桃子反倒冷落苹果的读者,是否会不高兴,或者是太高兴?
  我最终还是接受了中茂的馈赠。中茂说,既然你这么喜欢辛格,你就将这本书拿去吧。我知道,我如果再不接受,就是我矫情和虚伪了。由此,也让我更加地感叹,中茂,他真是一个八十年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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