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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新:巫婆的红筷子 (阅读4013次)





  这是你目光中的忧伤、探寻和质问
  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
  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
  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的一生
      ——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节选)

  在新时期以来有影响的诗人中,王家新是不易被忽略的一个。不管是他的“知识分子写作”同道,还是对他怀有成见的某些“民间”人士,都会将他当作一个标本,或极尽褒扬,或讽刺挖苦。一言以蔽之,王家新是一个话题。
  王家新诗歌中的沉痛和抑郁在当代中国极为少见,诗歌中的“我”总给人一种流亡者的印象,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有人指责王家新“公然撒谎”,因为他的生活比他用以自譬的帕斯捷尔纳克好得多。他们说没有经过真正的流亡怎么能写“流亡诗”呢?这样的论调荒堂透顶。诗歌不是记录片,不是焦点访谈,它只需讲求艺术的真实。衡量一件艺术品是否高明,应从艺术本身去分析,浓墨重彩于“票房”的多少、“作者身分”的高低,无异于舍本逐末。
  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小说家阎连科曾以“巫婆的红筷子”为例做过生动精辟的说明——在偏远的农村,有的人突然遇上了“鬼附体”,变得神神怪怪。按照迷信说法,这人是被鬼魂附体了,得请巫婆来将“鬼”劝出体外。巫婆在屋子中间摆上一个空盘子,用手把三根红筷子扶直在盘子里,对着空气问“鬼”需要人们帮忙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是不是在阴间没衣服穿,或者没钱用什么的。问对了,即使把手拿开,那三根筷子也照样竖着。问得不对,手一拿开筷子就倒下来。起初大家不大相信巫婆,但看到筷子竟然凭空无倚地直立起来,就深信不疑了。作家的创作也如此,不在于你讲的故事的真假,而在于你能不能像巫婆一样,把筷子竖起来,竖起来,一切都是真的。(见《巫婆的红筷子》第6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仅能够把假的东西说成“真的”,而且能让读者一上来就不去想事情的真假,把目标转移到“竖立起来的筷子”——作品的质量上。同理,王家新的诗歌“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诗歌里对命运的审视和对道义的担当表达得是否成功。王家新是成功的,他的诗歌溶入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从众声喧嚣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纪之交的诗坛一道风景。
  我是幸运的,阅读到的第一首王家新诗歌就是他的代表作《帕斯捷尔纳克》。那是1993年,成都《浣花》诗报举行诗歌大展,这首诗和西川的《近景与远景(节选)》是此次大展给我的最大馈赠。那一年正好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于是我模仿《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首题为《怀念》的朗诵诗。后来,《怀念》分别出现在学校的文艺晚会、某民间社团举行的纪念诗会以及当地电台的节目单中。但模仿永远是模仿,李鬼不会成为李逵,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一过,“李鬼”无疾而终。1994年初,我在四川乐山一家造纸厂图书馆里的一本期刊上读到了王家新另一首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瓦诺雷金叙事曲》,这首诗风格与《帕斯捷尔纳克》相去甚远,多了短句和叙事而少了抒情的成分,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高贵品质。居川四年,我所做的唯一“见不得人”的事,就是以实习生的身分悄悄地撕下了实习单位的两页印刷品。
  相对于西川、欧阳江河等“花样多端”的诗人,王家新拙于技巧,因此他的诗歌适合零星阅读而不宜一口气啃完一本诗集。我就是因为读了一整本《王家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而为其中的诗意和技巧的大量重复心生不满的。后来,我几乎不再阅读王家新的诗歌,而把注意力转移到他的诗学随笔上。我甚至认为王家新更适合做一个随笔作家而不是一个诗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没有英雄的诗》是值得收藏的一本文论集。2002年10月,在成都的西南书城,我一把将架上的三本全买了下来,自己留一本,另两本转送给了陪我一同逛书城的朋友。
  在常人看来,韩东和王家新无论写作立场还是个人性格都水火不相容,然而在对他们作品的阅读中,我却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微妙“巧合”。短诗《山民》曾经是韩东的代表作,这首诗曾被收录进《朦胧诗选》、《新诗三百首》等选本中。而许多人不知道,王家新写过一首《在山的那边》——我也只是在《王家新的诗》中第一次读到这首诗,它被列为诗集的开篇。这两首诗都是诗人的少作,却在诗意上令人惊讶地“殊途同归”。更重要的是,这两首诗已初步体现出了“朦胧诗”和“第三代”两代诗人的诗观差异,在风格上也相当清晰地显露出了日后各自的走向。感兴趣者不妨找来对比一下。应该指出,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创作于1979年,要比韩东的《山民》早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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