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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坚:尚义街六号房客 (阅读4900次)



于坚:尚义街六号房客


  它远离那些隐喻  远离它们的深厚与辽阔
  这条陌生的河流  在我们的诗歌之外
  在水中  干着把石块打磨成沙粒的活计
  在遥远的西部高原
  它进入了土层或者树根
        ——于坚:《怒江》(节选)

  于坚已经成为一面“旗帜”了。套用娱乐圈颁奖晚会上的一个流行词,是“实至名归”,像歌坛的刘欢。我不知道于坚本人是否喜欢这个类比,因为我据我了解,他更欣赏崔健。但于坚比崔健更“坚挺”,崔健进入90年代后,锐气一日不如一日,而于坚的棱角则日益峥嵘,无论是才智还是日常表现,都堪称中国诗坛少数几个能够贯穿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人之一。
  和几乎所有同龄人一样,我最初接触到于坚的作品是他创作于80年代的《作品39号》、《尚义街六号》、《很多年》等被人们广为传诵的篇章,它们与《有关大雁塔》(韩东)、《你见过大海》(韩东)、《中文系》(李亚伟)、《卡尔·马克思》(尚仲敏)、《瞄准》(京不特)等一道,把诗歌从“朦胧”艰涩造作中解放了出来,显得率性、自然,有原汁原味的生活质感。“尚义街六号”,这座“法国式的老房子”无疑是中国诗坛最为著名的建筑物,出入其间者表现出来的贫穷中的乐趣令人向往不已。2001年10月,我去西双版纳旅游经过昆明时专门去找了一趟,遗憾的是在原址我只看到一排卖窗帘的低矮店铺。这个时代不需要诗意,它更相信钞票。
  我买过于坚的两本诗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于坚的诗》。前者是自费出版,用作者的话说:“乌鸦”通过邮局一只只地飞往全国各地。后者是于坚第一本公费出版的诗集,印数5000册,大中城市的新华书店基本有售。于坚的“处女诗集”《诗六十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89年,也是自费,但当时我“熟悉”的诗人只有徐志摩和席慕容,对“第三代”诗人闻所未闻,自然无从邮购了。当我“熟悉”了于坚而起邮购之心时,《诗六十首》早已售罄。一个成就卓著的诗人,从自费到公费,竟然经历了十一年的历程,诗歌在“诗之国”的地位如何,这一过程可供参考。于坚的散文要走运得多,好像没有自费的记录。1997年出版的《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和1998年出版的《人间笔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为他在散文界找到了一张“虎皮交椅”。近几年更是频频出书,俨然“诗文双栖”。
  作为诗坛所谓的“民间立场”领军人物,90年代中期以后,于坚大有搬出“尚义街”的苗头,国内国际诗歌界的重大活动时常闪烁着他矮壮的身影,作品发表后也不难听到喝彩声。神秘人士百晓生在《诗坛英雄座次排行榜》中说于坚“时时有并吞中原之心,其手下豪杰遍布华夏,一日起事,当能一统河山”,绝非捕风捉影。事实上,很多年前就有人呼于坚为“云南王”了,其80年代的《怒江》、《南高原》等诗歌就暗含着一种大气与霸气,与后来《0档案》的身架庞大而内容琐碎截然有别。只不过当时只流行“pass”而不大注重位置的高低,因而各种风格相安无事。1999年的“盘峰论争”使得中国诗歌一下子出现了“分水岭”,一边是“知识分子写作”,一边是“民间立场”,两派诗人在这一浩浩荡荡的“运动”中各取所需,一改当年的“只破不立”为“既破(别人)且立(自己)”,直逼得另一批不甘寂寞的诗人冥思苦想出了个毫无创意的“第三条道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可见两种写作观念隔阂之深,两派人马对峙之严重。其实这又何必呢?诗歌不是小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包办一切,否则人类只需一个荷马或一个莎士比亚就已足够。我不喜欢于坚在这场论争中的表现。不是说他没有道理,而是说他没有必要如此主动地掺入此类纠纷。一个真正的诗人不会在乎流派和世俗地位,小海在一封信里这样对我解释“领袖”:衣服的领子和袖子是最脏的。
  我曾经在一篇题为《散漫者的“扎堆”情结》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些热中于命名的诗人具有浓重的“文学史情结”,不管他是否承认,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而在散文集《人间笔记》的后记里,于坚这样说:“我的写作是交代。……交代的结果,将是使我从某种文学史中退出。”似乎有不把文学史当回事的意思。而在我看来,于坚只是不在乎现存的、他认为腐朽的文学史,他“从某种文学史中退出”,只是为了进入另一种文学史,仍然没有脱离“史”的情结。诚然,能在自己所满意的文学史里占有一席之地没什么不好,只是,诗人在写作时能否少想一些“文学史”什么的?
  事实上,1994年以后,我对于坚的兴趣就逐渐淡薄了,《0档案》和《飞行》都没读完,也许是性情所限,我不大容易接受那样的庞然大物。我喜欢《作品39号》、《作品52号》、《罗家生》、《尚义街6号》等简洁平实的于坚,也喜欢《避雨之树》、《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严肃自省的于坚,以及《啤酒瓶盖》里开朗幽默的于坚。朵渔曾寄过一本《大家》来,说上面于坚的诗《苍山之光一秒钟前在群峰之上退去》十分优秀。短短数十行,我读了好几遍都读不完,费劲,跟不上那种“豪气干云”的节奏。我还在一家书店站读过《便条集》,大64开本的“口袋读物”或“袖珍图书”。此书各篇张贴在网上时捧场者甚众,我仍不是很乐观地面对它。这是一部半成半败之作,成功的一半发人深省,不成功的那一半过于随意、缺乏深度,的确像“便条”。如果作者不是于坚,我怀疑这些句子结集成书的可能。想起他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序言中说杨克和非亚70年代末就办《自行车》这一随意性的误会(实际上《自行车》创办于1990年),我就理解了于坚写“便条”时的自在。我一度想给于坚打电话谈谈我的阅读感受,但终于没有。
  而即使是仅凭一首诗也足以挽救一本书:那一年最震撼我的诗歌也出自《便条集》。有一节写的是两个人彼此把对方当作朋友,相互告诉对方自己的一切,如电话号码、初恋情人、当过小偷写过匿名信等等,甚至连自己老婆都不知道的隐私也全盘托出。诗人最后漫不经心地说:有朝一日,这一切都会成为“坦白从宽的资本”。真是“一文读罢头飞雪”!
  顺便罗嗦几句,关于友情的文学作品,给我印象深刻的除了这一则“便条”,还有苏童的小说《星期六》。写的是同在一个城市上班的男人小孟和老漆在火车上相遇,在下车时小孟得到老漆的主动帮助而致使两人相识。成为朋友后,老漆对小孟一家的热情一如既往。每逢周六喜欢到小孟家里闲聊,并常主动义务帮忙,从修钟表、通下水道的小事到调动工作的人生大事,令小孟夫妻感激不已。老漆的来访逐渐引起小孟妻子宁竹的反感,终于有一天,老漆来敲门,宁竹与小孟装作不在家而故意不开门。在老漆失望地离去时,突然看到了正从窗口探头出来查看他是否已走远的宁竹。后来老漆再也没到小孟家里串门。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他们后来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有过一次重逢,只不过小孟是上车去外地出差,老漆是来送客,送一群来自东北的客人,小孟猜想那是老漆新交的朋友。小孟断定老漆看见了自己,老漆的目光好几次从他脸上扫过。但他还是故意把他遗漏了。小孟羞于跟老漆打招呼,他一直埋着头,一边偷偷观看老漆,一边焦急地等待火车启动。火车启动了,他看见老漆在月台上挥手,小孟知道他不是在向自己挥手,他是在向他的东北朋友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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