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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落的庭院·文人·冷风景(修改稿) (阅读5198次)



【失落的庭院·文人·冷风景】(修改稿)

          在林中岔成两条路的路口,
          我选了条足迹比较少的走,
                   而一切的差别都由此而生。
                                 ——弗罗斯特《没去走的路》


    据史料记载,元朝的最后一个君王将和其它任何一个朝代的末代皇帝一样对即将发生在他的国家的革命性巨变一无所知;并且,按照历代史官的通常做法,他毫无争议地要被描述为一个在位期间无恶不作的暴君——必须对失去他的祖先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负全部的法律责任。此外,从占星学的角度分析,这一系列的变故又被认为是上天对一个人间帝国的弃弄。在民间,反对派发言人、地方武装头目和巧舌如簧的算命先生称之为“气数已尽”。这是一整套神秘主义巫术中的一个富有魅惑力的术语;对于替罪羊元顺帝来说,他唯一能做的事,或许只有责怪他生不逢时的母亲没有给他带来好运。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君王在位的时间是所有元朝帝王中最长的一位,比介于庄严肃穆和哗众取宠之间的世祖忽必烈还要多主政了一年光景。要知道在整个元朝的宫廷历史中,谋杀和暗战总是萦绕在皇室心头的一种暗疾。和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卡夫卡在《万里长城建造时》中所批评的相仿,守卫森严只是号称固若金汤的皇宫的一道无能的防线;那些云集在皇帝周围的口蜜腹剑的廷臣们居心叵测,甚至做梦都想“用毒箭把皇帝从轿舆上射下来”。从成宗铁穆耳去世的1307年至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登基的1333年的26年中,像走马灯一样更换了8位天子。帝国元首的频繁更迭不仅造成政局的动荡、舞弊的蔓延,大众文化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抵制和消极执行,而且互相矛盾的历史文本对日后的历史学家拨开云雾般的往事的种种努力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让他们揪出杀人元凶的繁复考据化为一纸空文。尽管遭到普通民众观望态度的冷漠反应,部分晕头转向的历史学家仍然不得不宣布,或许作为一个旁观者,卡夫卡才是这一切幻像最有力的驳斥者:“假如有人根据这些现象断定,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皇帝,那么他离真理并不太远。”
    和陷入绝望的卡夫卡不同,一部名叫《中国历代帝王录》的通俗读物煞有介事地记录了元朝每一个皇帝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报告。据这位有心人(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一位巧妙的杜撰者)统计,这8位天子中有5个短命鬼死于宫廷政变(元顺帝的父亲也不幸名列其中);其他的3位尚没有定论,但也似乎死得蹊跷,比如顺帝的前任宁宗上任不足两个月就把自己送进了坟墓。一个登基时还活泼泼的7岁儿童,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被太医判了“绝症”的死刑,并且就此一命归西,无论如何都会让后来者油然而生一阵沮丧。
    如此一来,元顺帝的出现就成了一个奇迹,在他执政的36年间,究竟做了什么样的事使他能稳坐龙床,并使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第一大国轰然崩溃?《元史》用了十卷的篇幅来记录这位蒙古君王的一生,但令人困惑的是,越是详尽的记录似乎越是在刻意掩饰某项不为人知的秘密。宁宗死后,在大臣燕铁木儿和太史——一位匿名的后来又神秘失踪的预言家的阻挠下,顺帝一度政途暗淡。幸好,燕铁木儿这个绊脚石在关键时刻一命呜呼(很可能又是一桩悬而未决的谋杀案)帮了顺帝一个大忙,他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元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但是接踵而来的却是一连串的天灾。《元史·本纪三十八》记录的花样就让人目不暇接:6月一即位,京城就发生空前的大水灾,“饥民四十余万”;7月,“潮州路水”;8月,“徽州山崩”;9月,“秦州山崩”;10月,“凤州山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之后的几年中,不论官府怎样救济灾民,灾祸和叛乱却仍然不可抑制地烽烟四起。
    在最新一期的《亚洲研究》(Oriental Studies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主办)上,名不见经传的雷姆赛·奥格登(Ramsey Ogden)发表了技惊四座的论文,题为《佛陀、园林与革命: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理解》。这篇富有洞见的社会史论文让人耳目一新,彻底颠覆了通行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元帝国是被以朱元璋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推翻的种种定论。这位异端分子斩钉截铁地指出,由一个年轻的佛教徒带队的杂牌远征军依靠拙劣的军事地图,在经过了茫茫的沙漠、瘴疫横行的山岭、蜿蜒不知所踪的河流和汊道、地方部落之间的互相敌视和仇恨以及几次官府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大规模的围剿和清洗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其整饬的急行军步伐,吹枯拉朽般的战斗力,并且轻而易举地攻陷了由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誓死保卫的京城,这本身就超出了十四世纪汉族人的军事水平,如果不是无稽之谈,也已成为一个神学范畴的问题:

    蒙古帝国的伟大便是建立在一种罕见的、几乎不可思议的暴力和美德的结合之上。在帝国之初,他们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路线,长驱直入而又似乎是永无止境的讨伐、征服、屠杀与劫掠,在斯拉夫人、波斯人、叙利亚人、阿比西尼亚人和缅甸人的土地上树立起一座又一座成吉思汗的青铜雕像,使马背上的鞑靼人因这宽广辽阔而且注定要失去的的疆域而沾沾自喜。那些自诩为文明社会的公民的反抗者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决,他们放下武器,节节溃败,将被战争的风暴摧毁了的废墟留给这群对扩张有着宗教般狂热的野蛮人,并将臣服看作是对激怒的真主的顺从,把受难视为一种与美德息息相关的幸福。鞑靼人的骑兵军如风卷残云一般跨过深不可测的峡谷、开满琥珀花朵的沼泽、由侏儒或愚人统治的王国、永无黑夜的白昼之城,将守卫者赖以负隅顽抗的碉堡和塔楼夷为平地。一位伊斯兰的大阿訇这样满怀着屈辱和感激的矛盾心情评价这场亡国之战:“至仁至慈的主啊,以这喘息未定的逃亡者射瞎的双目起誓,以这被那发焰的烈火烧成焦土的残垣断壁起誓,你让我们与鞑靼人达成的盟约是敬畏者的向导,因我们确信,这超绝万物的武功唯有真主。”
    只有熟练掌握虚构和撒谎艺术、非常注重面子的中国儒家文人才能使农村包围城市的神话一再重复,并让人深信不疑。蒙古帝国的衰亡与农民起义无关,在中国大地上此消彼长并最终由朱元璋宣告游戏结束的骚乱和戒严只是在整个帝国的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小插曲。和历代先王好战嗜杀的卤莽性格不同,元顺帝是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人,他对孔孟学说的深入研究甚至超过当时最为博学的私塾教授。在不同的场合,元顺帝以各种方式表达了他对游牧哲学的不满,他意识到,向遥不可及的远方国度所做的一次又一次冒险尽管使帝国的版图以几何级数扩大着,满足着民族主义者的虚荣心,但也使驻守京城的各级官员不厌其烦。具体说来,他们所有的人都被一张国家地图给束缚住了,每一位皇帝在位期间最为重要、耗费了他们绝大部分精力的繁杂事务并不是财政预算、政府开支和运作计划、对糟糕透顶的社会治安的有效治理、粮食价格的宏观经济调控和市场体系的建立、解决城乡矛盾最佳方案的制订,甚至不是为尊贵的帝王及其妃子们建造一座金碧辉煌、舒适、现代化的寝宫,而是沉湎于规格不一、变化莫测的地图的设计和测绘。元顺帝对他的寓所一直得不到能工巧匠的装潢和整修,而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中岌岌可危颇有微词。他抱怨说,一个由巨大殊荣所笼罩的政府,由于其相对的无能往往表现为,而实际上也是如此,将地理学知识当作他们黑暗的坟墓;地图被迅速符号化了。在元朝文职官员的政府构成中,地图是首要的字眼。通过地图这种宣扬国家意识形态的媒介,这群不善言辞的统治者向被压迫者显示了他们无与伦比的震慑力。同时,蒙古人热衷于旅游的传统习俗也使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一张更为精确的地图,以使他们组织的旅行团不至于迷失在狼奔豕突的荒原之中。分析人士认为,蒙古军团在大城市定居下来之后往往显得无所适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除了举行以各种战报和节日为名的庆祝活动,欣然签署白色恐怖的屠杀将令之外,都是一群游手好闲的酒囊饭袋。即使是最为低下的蒙古妇女也穷奢极欲,身穿由欧洲进口的金线织锦,前呼后拥,颐指气使,对各种流行于欧洲宫廷的烟草、茶叶、家具、时装、化妆品、T型台、人体彩绘和风流韵事了如指掌。时尚是这些贵妇人的风向标。一个巨大的都城里无所事事的蒙古骑手自然把闲暇时间都用于假想的旅行,他们在头脑中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抢劫和杀人事件,并且以口头的方式在贵族之间公然传播。有时,这些似是而非的传奇故事甚至使制定对外政策的部门官员信以为真;据不完全统计,由谣言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4000万磅黄金。通常,在大都,商业活动一直遭人鄙视,即使在失业率呈直线上升趋势的元顺帝时代,人们对财政赤字这个经济学术语仍然毫无概念。
    这种风行于统治阶层中的精神冒险让一心要重塑蒙古人形象的元顺帝忧心忡忡。终于,在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的暮春时节,已经站稳脚跟的皇帝下定决心召告天下,宣布为了使渐生懈怠之心的蒙古民族保持赖以成名的强悍的体魄,休闲劳动力能够得到一份安置,也为了帝国的强盛,他命令属下所有的汗国、州县、村落和庄园实行大规模的、赶英超美式的建设。很难说这是一次戈尔巴乔夫式的失败的改革,这是位“知顺天命”(朱元璋对其的高度评价)的皇帝,他所做一切都被认为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天意隐藏在背后。
    一本流传于民间、屡禁不绝的野史小册子记录了元顺帝慷慨陈辞的施政纲领:

奉天承运,皇帝召曰:

    尧舜禹汤以来心法吏治,孔孟程朱而后五经四书之道备,万世治统之所系也。本朝先皇夙好宋儒,留心学问,深谈性理。惜基业未定,流贼纷纷,圣人之道亦极潦草。朕临御以来,每痛感礼崩乐坏,廉耻道丧,而人禽遂几于杂糅。呜呼!志士仁人旷世高节之不存,可知矣。
    朕今敕令天下:一,敦孝弟以重人伦;一,黜异端以崇正学;一,隆学校以端士习;一,重农桑以重衣食;一,讲法律以警愚顽。庶几士风丕变,始足以见先帝之灵。
    布告天下,咸使所闻。国家治平实嘉赖之。钦此。

    具体负责这一改革计划的是右丞相脱脱太师和右丞哈麻(元统十二年添设)。在帝国的晚期,由于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当权的大臣们几乎毫不考虑他们自己的清誉,也不考虑民众的呼声,肆无忌惮地干下许多胡作非为的勾当。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革运动一样,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由他主持的朝廷改造为另一个人。艰苦朴素的呼声言犹在耳,右丞哈麻就开始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劳民伤财的造园运动。很难说元顺帝颁布新政的难以启齿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家年久失修的庭院。当然,这从根本上来说也无可厚非,俗话说得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的意思难道不是在说,一个国家也就是一座紫禁城,一处皇家园林?
    右丞哈麻中等个头,身材苗条,面孔清癯,同受人尊敬的元顺帝和彬彬有礼的脱脱太师站在一起,右丞哈麻看上去弱不禁风。这位善于揣摩皇帝心思的帝国第三号人物吹捧起皇帝来简直是天花乱坠,极度助长了对皇帝的个人崇拜思潮。熟悉大都建筑史和园林史的学者一定会注意到,右丞哈麻上任前与上任后的大都简直判若两城,雍容华贵的金殿、堪与罗马帝国相媲美的大斗兽场、气度非凡的喇嘛庙、绿树成荫的公园和绿地对国内的旅游爱好者具有毒品般的诱惑力。不无夸张地说,大都城内只有在右丞哈麻的统率治理下,才与它的名字所蕴涵的“国际大都市”的寓意符合起来。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右丞哈麻从世界各地调集来放纵的高加索人、狡黠而轻浮的吉普赛人、不开化而头脑顽固的土耳其人,当然还有来自湖广、福建、直隶、陕西近十四个省份100多万的懒惰的平民——他们对赖以糊口的面包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园林这门高深莫测的艺术——以修建可以使皇帝消失于其间的无边无际的园林。
    有学者认为,元顺帝颁布的带有儒家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政之所以迅速蜕变为对民众歇斯底里的盘剥和不惜血本的房地产开发,与他所信奉的中峰和尚的宗教学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位活跃于中世纪的神通广大的僧侣宣扬一种相传源自西藏的享乐主义佛教。与衣不蔽体的苦行僧不同,其学说的要义在于,快感也是修行的一种有效方式。传说元顺帝对这位头顶光环、脚踏祥云出现在他的宫殿上空的僧人表示了由衷地敬意,他平生第一次屈膝跪下,顶礼膜拜,激动得痛哭流涕,颂扬他就是佛陀在世。中峰和尚用一只棉花般柔软的手为这位皇帝做了灌顶仪式,将其收为门下弟子。作为老师的见面礼,自称遍知过去未来的中峰和尚向皇帝指点了一条解脱之道。尽管两人促膝长谈的内容早已淹没于时间的潮汐之中,某些权威人士仍然不无偏颇地认为,这种所谓的解脱之道即为园林。
    关于中峰和尚及其弟子的种种传闻中,最令人感到诡异惊诧首推苏州名园狮子林。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中峰和尚的名字若有若无,藏身于最专业的佛教藏经阁的布满蛛网的角落里。但当我们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史料与元顺帝的人生遭际加以对照,我们就会发现,与其说这是荒诞不经的迷信,不如说这是与元顺帝秘不示人的一面暗相吻合的一则寓言。

    就在兵荒马乱的元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一位法名“天如”(他还有个名字叫惟则,命名的不统一往往让外国读者如堕云里雾里)的虔敬的苏州佛教徒却决定为他的老师——和历代高僧一样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峰和尚——造一座禅堂。传说中峰在天目山修行时,十年如一日的静思、传道,一块巨大的岩石因为每天聆听法师富有蛊惑力的讲法而有所感悟。在一个明月朗照的深夜里,法师照常在为抵达超脱的境界而思考着,这时,这块领悟了生命真谛的石头吐露了心声:它愿意变成一头狮子坐骑,为法师传道助一臂之力。在惊讶之余,法师感谢佛陀为他的苦行所给予的福报,他们额头相碰,双手相牵,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分离。根据天如禅师的看法,他一定认为,这位道行高深莫测的前辈是他今生奋斗的目标;而狮子,这种中原大陆并不生产的传奇动物让他着迷,也许,甚至超过了他对信仰的追求而成为他内心一个隐秘的嗜好。
    在苏州人眼中,天如是个虔诚和令人尊敬的佛教徒这一点毋庸质疑;然而,在杀人不眨眼的反贼和昏庸的统治者的夹缝中去西方寻求和购买狮子无疑是痴人说梦;但如果不这样做,禅堂总是缺少了些什么而成为天如终生的遗憾。在这段痛苦的日子里,他健壮得像运动员的身体逐渐消瘦,而原来那张釉瓷一样发光的脸也开始暗淡、失色、憔悴不堪。
    他知道单单凭借自己这双平庸的手是无法参透其中的玄机的,于是,他修书几封,命徒弟星夜赶往他的几位道友的府上,力邀他们共商大计。他的好友——当地士绅兼画家倪云林、朱德润、赵善长、徐幼文应邀而来。其中,倪云林是个隐逸主义的狂热分子,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就开始和天如住在一起了,原因是他追求的波西米亚似的生活方式与禅宗的教义正好不谋而合。于是,和那些拼命想多挣钱的苏州男人不同,他宁愿放弃温柔贤淑的妻子和良好教育的机会来研究瑜珈——一种来自印度的秘密修行仪式。正因此,一位研究行为艺术的学者将他列入这一古老艺术形式的先驱者中去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另外的三位文人都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他们清一色地蓄着比德国人优雅几十倍的长胡子(原因也可能是剃须刀的流行还要等到几百年之后),以显示出儒家弟子和正统文人的身份。
    在一顿朴素的聚餐之后,天如禅师以一种哀怨的口吻将心事向几位好友娓娓道来。对此,几位聪明的艺术家早有心理准备,并且早有耳闻。“我都快急疯了。”禅师说出这样不体面的话显然不能让他们吃惊。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位道友委婉地劝告禅师乘早打消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他坦率地承认,他对在禅堂的清净之地养一头污秽的狮子感到厌恶透顶;至于中峰和尚的坐骑也许可以用其它更有效的方式来纪念,比如石头——一种可塑性极强的材质。这种提议得到了与会者普遍的赞同和好评,天如禅师也认为这是个绝妙的好主意,因为那头狮子本来就是一块顽固的岩石。就在那次宴会上,他们开始孕育一些稀奇古怪而又富于幻想的工程蓝图。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倪云林是后来建成的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的首席设计师,他们认为只有心如蚕丝的人才有可能胜任这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另外,也只有这位流浪汉才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设计和施工的全部过程中去。对倪云林来说,这件事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他将自己在大江南北旅游时的心得绘一张详细的水墨画,这让天如禅师感到震惊,他毫无保留地夸奖倪云林的功力,甚至要求即刻按照这张图纸施工。
    但石头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当时,一些部落武装和军方的冲突已经广为人们所知,他们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于一场屠杀的数字研究,那些看不见的厮杀和战争在言谈中成了千真万确的事。据说最近,在一个不知名的远方爆发的流血事件至少造成一百多人死亡,四百三十多人受伤,一千多间房屋被烧毁。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天如和倪云林带来了实际的困难,事情还没有那么糟,因为在一个尽是无能的政客、懒散的贵族和蹩脚的山大王横行的国度,最低微最不为人知的就是按照一位古老智者的教导造一座梯形寺庙和石头园了。他们通过教会的势力,也因为对蒙古蛮族近乎本能的轻蔑使他们很顺利的筹措到了足够的石材——都是上好的千奇百怪的太湖石。据考证,这些石料很可能原本将用于宫廷的御花园的整修和扩充。
    之后,尽管设计师几易其稿,并且为狮子在寺庙中的合法地位找到佛教典籍的支持颇费了琢磨,寺庙和园林还是以蝗虫繁殖般难以置信的速度开始成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意大利考古学家指出:狮子林中的元代假山只有复活的神祗才有完成的可能。在一个还没有发明混凝土的时代,是什么让一大堆未经处理光溜溜的巨石堆成一个像模像样坚如磐石的小山?要知道现在流行的各种堆山叠石的口诀在当时只能是镜花水月,而明代的计成和清代的叠山名匠戈裕良都还未出生。显然,倪云林是个天生的叠石高手,他一看到那些石头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也许是他一个人,更可能的是这个秘密宗教集团集体,通过一种复杂的计算公式求出每一块石头应该在的位置,进而确定峰石的布局。这些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创造了奇迹,让没有生命的石头在他们手中复活,变成狮子,也符合中国山水画的美学要求。
    在寺庙竣工与佛像开光典礼上,天如禅师和他的弟子们高唱名目繁多的佛教赞美诗,人们注意到他今天穿着的明黄色袈裟底下露出一双沾满泥土的土布僧鞋,而倪云林小而兴奋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禅师的声音嘶哑、平静,甚至有些冷酷,丝毫没有忸怩作态的喜悦。那位考古学家在其著述中继续写道:要将这座异教徒的神庙勾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是不容易的。这里的神甫身着色彩艳丽的古典服装,不停地指挥年轻的唱诗班学员们摆弄各种华丽的乐器,以配合他们并不动听的演唱。那座神庙的布局同样让人困惑,我甚至找不到轴线,光线在这里发生了折射,交织着记忆、梦幻和同时发生的时间。
    冗长而华而不实的演出一结束,香客就可以任意在寺庙中祈祷和走动。佛陀被打扮成七公尺的巨人,而且还被抹上了具有特殊迷惑力的黄色釉漆(据说其中掺兑了昂贵的黄金)。柱子和匾额都是红色的,它们通常会被资深的书法家留下墨宝而显得与众不同。一扇扇窗户就是一个个画框,窗外的景色由于游客对距离的有意忽略而被认定是一幅活的画。在庭院里,到处都长出了碧绿的青草,地上由考究的鹅卵石铺成图案或者小径。小径旁则必不可少的需要几块石头和落叶点缀,一直通向遥不可及的远方。
    不论老人还是孩童都被“狮林寺”迷住了,他们流连忘返,很多人在回家的路上发觉遗失了钱包和亲人,而不得不向官府报案。那些玄奥莫测的石头组成的假山和洞穴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一旦他们进入其中,幽灵似的石头就仿佛会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阻挡住他们回去的路。他们面临的是倾斜的山坡、分叉的路途和永无止尽的攀登。最后,由于狮林寺僧人的指点才得以从原路返回。所有的人都开始默默地呼唤佛陀的名字,他们的眼中噙满泪水;尽管在这个时候,房子的门和窗子全都紧紧关着,但他们似乎仍然能够清楚地听到在他们永远无法抵达的庭院中的一头狮子的哀鸣。
    香客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艰苦卓绝的浩大梦想的达成,禅师终于能够体悟到澹泊、清远、高洁、闲逸等等词汇的内涵。他现在站在一个崭新的点上,在这里他回忆起那些生动的历史,对师傅和狮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信步群狮之间,预想到终有一天它们在某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变为神奇的野兽,驮着他的身子到达极乐世界与他的师傅会合。云影淡淡,清风习习,他想起师傅的教诲:“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误之自殊,何有圣凡而彼此。”

    按照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思维的经典论述:“这种思维活动企图同时进行分析和综合两种活动,沿着一个或另一个方向直至达到其最远的限度,而同时仍能在两极之间进行调解”(《野性的思维》),我们不妨认定,存在着两个天如,就像存在着南辕北辙的两个元顺帝一样。1370年,当退居内蒙古阿巴哈祸尔的元顺帝死于痢疾的消息传到大江南北,成千上万表达哀思的唁文如雪片般从世界各地飞往停灵的大佛寺。然而令元顺帝的旧臣们颇感尴尬和意外的是,皇帝的遗孀,帝国的第一夫人答己妃子却拒绝承认躺在鲜花翠柏丛中的男人是她的丈夫。她说:我的丈夫获得了永生。对此,太医的解释是悲伤过度造成的暂时性的精神错乱。于是,前来拜祭亡灵的人们遗憾地发现,在以个人名义向皇帝表示最后敬意的长长名单中,熟悉她的群臣们却没有看到她的名字。
    元朝之后是富裕而强大的明朝,但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来说,朱元璋及其子孙却是元顺帝园林艺术理论的精神继承人。元顺帝建造的数目众多的皇宫和传说会自我复制的园圃如今已无处可寻,在大都的位置上,一座名为北京的新兴城市拔起而起,这让散布在欧洲大陆的马可·波罗主义的众多追随者痛心不已。他们开始追寻那些失落的庭院,从而追溯出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的真实面目。最令人瞩目的学术方法是从明朝园林中甄别出元朝遗物。在这一领域,德国弗莱堡大学哲学系的卡姆·洛伦斯坦教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的朱剑晖博士创造性地运用知识考古学理论和年鉴学派的经验,对明朝园林进行了文本式的解读。由于这种交互性的支援背景的融入,传统园林学研究被多线索叙事的复调语境所代替了。他们的研究极富启发性,甚至可以说是奠基性的。

    在明朝长达276年的历史中,传统文人总是出于一种难以言说的目的艰难地在功利性的仕途和反功利化的个人隐逸生活之间保持平衡。造园运动的复活并且成为士大夫之间竞相追逐的时尚多少带有对朝廷的虚无主义态度,此时,正如元顺帝的新政一样,儒家的经典在民间开始让位于已经有所变质的佛教和道教。知识分子就像一群被宠坏的孩子,脆弱的神经再经不起丝毫地刺激,只得在微缩的自然景观中寻找自己的归宿和理想。对于这群亿万富翁来说,过多的钱财对于他们吉凶未卜的前途只能是一场灾难;于是当一个聪明的官员(他同时又具有诗人、画家和设计师等多重身份)第一次将银子投资到园林这种自娱自乐似的产业上来之后,造园逐渐在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中间流行开来,最终竟不可思议地风靡了几百年。
    在他们身边聚集了身怀绝技的匠师、花木和石料的推销商、夸夸其谈的和尚和道士。对于士大夫们如此热衷此道的种种传闻中,取悦后院那些不知姓名的佳丽被渲染得最为逼真。为了满足那些像柳叶一样柔弱的小脚女人游山玩水的雅致,她们的丈夫必须有义务建造一所私家别墅,以使自己从丰繁芜杂的家庭纠纷中解脱出来。为了避免发生红杏出墙的艳史以及胃口刁钻的夫人和小妾的视觉厌食症的进一步加深,设计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建造一座又一座花园迷宫的任务。他们完成的相当出色,园林的每一处都充斥着隐喻、美景和深刻的典故,它们往往出自一本传诵已久的典籍的描绘,以适合于知识分子“发思古之幽情”的雅兴。
    不论园林的主人究竟是真正的孔孟之徒还是口是心非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留下的成片栽植的树林、清浅的池塘和与世隔绝的建筑物都是千变万化和让人不可捉摸的。明嘉靖年间,太仆寺卿徐泰时的府邸就是典型的迷幻风格。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留园”不同,那座被命名为“东园”的古建筑群已经湮没在茫茫的历史尘埃之中。但是当我们行走在其中,仍然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松树和竹子像投入我们心底之湖上的一粒石子,激起层层想象的涟漪。
    可以这样说,现在看到的“留园”的内部包含了另一座园林,一座落寞的、幽灵般的并且难以抵达的园林遗址。我们往往将它们合二为一,但当我们将二者的平面图做一番粗略的比较之后就会发现,除了在现存的古迹中去找到些只言片语似的的线索外,更重要的是一种让人一见难忘的风韵可以追溯到明代初建时的样子。和狮林寺惊人的相似,徐泰时也对石头情有独钟。在太湖石12峰还没有进驻的200多年前,徐泰时就开始营构他的石头王国。这些石头仿制贫困山区中的一座奇峰或者名画家笔下的某一个虚幻的场景,据说这些看似平常的黄石和湖石在当时就已价值不菲,而人力和畜力的损耗更是缺乏数学天赋的普通群众难以想象的。
    民国十三年,一位园林专业的高才生接受了寻访已经消失的“东园”的任务,他的老师研究这座模棱两可的园林已经十几个寒暑,并且对它以另一种方式活在现代深信不疑。
    要知道在那些飘忽不定的建筑中间被认为是一件既危险又徒劳的工作,以至于他的同学在为他送行时以一种暧昧、不确定的语调道出了他们的不以为然:“也许,你可以再也不回来了。”
    尽管如此,这位内心苦闷的年轻人仍然毅然踏上了北去之路,并且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顺利地进入了留园的入口。入口是阴暗、方向不明和苔藓横行的地方,像一个长方形的深深洞穴,又仿佛引向光亮彰显的世外桃源。在一排漏窗之后,他可以再不必担心瓦楞上的积水从天而降,湖是一面光滑的镜子反射着阳光。但即使这样,他仍然看不清,景物每走一步都在变动——也可能是种不变之动——石头和植物像土著人偷袭的弓箭射出来,又在刹那间隐没无踪。时间仿佛被拉长了,距离也被拉长了,一个缓坡可能走上一年也不会厌倦。屋檐上长出了塔松,露水沾湿了石狮子的脚,而湿黑的树枝也仿佛会不朽。这样美妙的景色可惜不能让那位寻访者完成使命,他在园中转了三圈几乎逛遍了所有的景点也无法回去交差。当他注视着一拨拨漂亮少妇在花枝招展的互拍照片——一种游客的习惯动作——之后匆匆离去的背影不免心中感慨,他的嗅觉灵敏的鼻子无法在游人如织的园子中闻到古代文人淡淡的书香味。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他忽然发觉平面图标明的28个景点中唯有一个被他忽略了,是什么神奇的力量让一位园林专业的高才生在循图索宝之时竟然三次与它失之交臂?于是,他决定从原路返回,这一路上,他跃过了一条条小溪、穿过曲廊、回环的小径以及密集的一环套一环的建筑物,最后在一条岔路上停住了脚步,按照平面图上的标识,那个叫作“还我读书处”的内院应该就在附近。但是从一边看过去是个死胡同;而另一边则已经走了三个来回。
    他别无选择。他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鸡一样哆哆嗦嗦地靠近青砖垒就的墙壁,很快,他就发现死胡同只是眼睛的错觉,一条深幽而曲折的弄堂通向一个秘密住所,也许那里还真的有他的老师所说的“失落的庭院”。可能是5步,也可能是10步,总之,这条通道出奇的短,也出奇的长,他没有看到一个人影,游客似乎一下子从地球上蒸发掉了,喧嚣的人声在他的背后突然变得模糊不清。最后,当他走出这条狭窄的巷道时,他惊讶地发现那个方丈之地中唯一的人——一位年届不惑的中年妇女——斜倚着班驳的柱子。他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他知道那些在冥冥中的文人终于还是留下了搜索的线索,而他,一个嗅觉灵敏的人能够捕捉到它,拥抱它;而更多的人从它身旁走过,对天堂泄露的灵光熟视无睹。
    这位高才生真的如他的同学说预言的那样再也没有回返故土。多年之后,博尔赫斯因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了迷宫式的花园而名声大噪。洛伦斯坦教授在阅读了小说之后颇感讶异,作为那位失踪者的同班同学,他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就叫“余准”。从此之后,洛伦斯坦教授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园林的哲学秘密,他发现,乾隆皇帝的经历就像是元顺帝所做所为的一次循环。

    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元朝的灭亡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作为另一个异族入侵后建立的王朝,清朝的历代王室都喜欢将金朝和元朝的失败经验引以为戒,这使得腐败的晚清在被放肆的英国人打败之后仍然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乾隆是这一朝代的第六位皇帝,他显然不那么安分。乾隆微服私访下江南的故事已经被改编成各种各样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子,这些书都很畅销,迎合了普通百姓对领袖的仿效心理。然而,宣誓效忠于清王室的一班老臣却多次用元顺帝的例子来论证帝国衰落后的可怕后果,他们夸张的手势和唾沫横飞的激愤状让年轻而自负的皇帝厌烦透顶。一般他们不会被理睬,但在皇帝的晚年,他们则大多被流放或者贬黜,并且丧失了继续参政的机会。
    乾隆不仅是位心狠手辣的独裁者,他还是位业余水平的诗人和园林规划设计师。乾隆二十七年,皇帝巡视江南,当他来到已经在战乱中荒废的狮林寺时,他无法相信杂草丛生的荒地中居然隐藏着这样一座令他所有的皇家园林难堪和失色的园子。他饶有兴致地听取了末科状元黄熙的导游和讲解,并仔细考察了每一座假山、每一个易被忽略的细微之处。他像一个贪玩的孩子一样流连忘返,直到随行官员的一再劝谏,才勉强答应回行宫休息。
    回到京城之后,乾隆决定模仿苏州狮子林,在长春园和避暑山庄中各造一座狮子林,以使自己能够免除车马劳顿之苦。但是,好事多磨,这一提议遭到议会的否决,在那些顽固不化的老学究眼中,元至正二年修建的寺庙狮林寺是一个借佛教名义宣扬巫术和魔法的邪教根据地,一个骑着狮子招摇撞骗的和尚和他的徒弟用障眼法迷惑了当地民风淳朴的百姓,现在又来迷惑当今圣上简直是大逆不道。种种迹象表明,元顺帝这个倒霉蛋执政的36个年头里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是不吉利的和会带来祸患的。然而,他们的主子却认为奴才们的危言耸听反面宣传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他所宠信的大奸臣和珅又是一位著名的算命先生,他算出那些坚定的反对者将遭受牢狱之灾,于是他密告皇上:监狱是让他们闭嘴的唯一良药。
    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造园运动又像一场瘟疫般流行开来。在大内,不同籍贯的几百万民工被召唤来充当苦力,为他们来生来世都无法享用的娱乐场所献力献策。据西班牙文版的《清史拾遗》记载,民工的待遇不会好过埃塞俄比亚的奴隶。他们吃的是粟米和小麦煮成的糊糊,一周有一次腌制的干肉、方糖大小的乳酪和一小匙蜂蜜。监工不停地挥舞皮鞭,以保证流水线的畅通无阻。骆驼商队负责源源不断地输送黄沙;江南水师提督以极低的价格从乡下收购来奇花异草、美女和建材,由水路运抵皇上的眼皮底下,从中赚取不菲的差价。力大无穷的青年民工只管按图施工。8小时工作制仍是梦想。这位以春秋笔法记载史事的无名氏作者对乾隆不人道的生产方式非常不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荒淫无道著称的元顺帝时代也不过如此。
    毋庸质疑,这场自上而下的园林革命运动使国库的开支像开了闸的洪水,并且为大清朝的由盛转衰埋下了祸根。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富丽堂皇的圆明园在野蛮的英国人嘴里是一块金灿灿的烤鸡,而在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者仇恨的心中又成了万恶之源。
    尽管如此,在乾隆掌权的日子里,他还是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畅游狮子林的门票而不受各种烦心事的骚扰。事实上,他在承德建造的行宫是一处装上了天然空调的总统套房——“避暑山庄”这个名字就泄露了它的功能。这座行宫从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就开始规划和施工,但是他们至死也无福享受凉爽的夏天。从某种意义上说,乾隆是个幸运儿。乾隆五十五年,避暑山庄顺利竣工,在这位长寿君主生活的时代,大陆性气候一直是困扰皇室的难言之隐,但现在,一切都将成为历史:泛舟于半月湖上,凉风习习,群鸭嬉戏;澄泉流石,飞珠溅沫,真可以说是暑气尽消。他每次驾临山庄的保留节目就是游览文园狮子林,不仅是因为在这儿能让他重温几十年前的神秘往事,更重要的是石头静寂的声音正是听惯了都市噪音的皇帝所渴望得到的一种心理慰藉。
    正如洛伦斯坦教授所指出的,在中国古典园林中,静止的运动是惯用的技法。所有的景物在呆若木鸡的观众面前固守着自己的领土,但一旦游客迈开了四方步,景致就会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突然具有了孙悟空似的的七十二变的本领,移步换景,景随人变。这种难以抵挡的魔力让多少文人和贵族神魂颠倒,终年沉浸在拥有一座庞大的耗钱机器的梦想之中。终于,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古老的园林艺术被时代的洪流抛在了一边,它们更像是具有二律背反的哲学命题:越是虚幻,越是真实。
    乾隆以一种安格尔式的冷漠回复他的庭臣们,极其相似乃尔的是,几乎就在同时,一位叫作刘恕的苏州文人收购了已经残破不堪的东园,并加以修葺。不知从什么地方收集来的太湖石12峰中就有传说中被抢劫犯掠走的元朝宫廷旧物,它们现在却归一个文弱书生所有多少有些滑稽。这一回,石头没有被叠成狮子的模样,它们和青翠的竹子配合成一组组旖旎的风景,同时,也因为“竹色清寒、波光澄碧”而被取了“寒碧山庄”这样一个冷冰冰的名字。


[后记]

    这里我有责任说明,未经作者同意,我对雷姆赛·奥格登的论文擅自做了一些改动。1、我把第二章第一节关于知识考古学理论的一般性描述删去了,并把第三章与第二章第四节合为一篇。2、我把朱剑晖博士对此文所做的评论中的主要观点融入此文,并使他们成为一体。3、我将作者对素有当代马可·波罗之誉的德高望重的洛伦斯坦教授所做的冷嘲热讽一律删除,并做了少量的修补工作;我固执地认为,这些文字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而演变为为学者们所不齿的人身攻击。
    至今我还没有和这位自称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雷姆赛·奥格登先生取得联系,我查遍了大英博物馆的通讯录,没有发现他的名字,一个极其相似的名字却存在过,他叫雷赛姆·奥登格,已于1998年在内蒙古阿巴哈祸尔的大佛寺去世,死于痢疾。
    博闻强记的朱剑晖博士诙谐地说:关于元顺帝及其神秘消失的园林是否存在的论辩仍将持续下去。有时我觉得,我就是那位元顺帝,我裸出上身,只穿着内衣躺在沙滩上,你们显微镜般的目光在注视着我。


河西
初稿2002.3
第二稿20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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