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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 (阅读3860次)



当代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


    新的历史语境下的知识分子还能不能代表(represent)民众发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崇高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风起云涌的自发性群众运动抛开知识分子预言家规定的知识章程和纲领框架,以自由行动而不是应证预言的方式展示着自身的社会处境。行动(performance)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和思维模式的再现,它不再需要在其外部再添加一种额外多余的解释工具。据此,福柯和德勒兹对知识分子群落下达了革职令,宣布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联谊会就地解散。知识分子不仅要摒弃知识分子属性中的传教士遗绪和资产阶级雇佣兵成分,弃绝由权力中心所控制和支配的参谋/智囊式的共谋情境,而且要改变他们局外人的社会位置。知识分子只有投身于运动的漩涡(而不是担任行动指挥官),才能真正参与到当代知识构成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去,而恰恰是这种普通民众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使得他们能够更为深刻地改造着世界。
    福柯和德勒兹的观点代表了六十年代以来的激进知识立场,其中心目标是试图取消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启蒙者的知识特权,将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提升到理论表述、哲学视野和历史深度之上,成为衡量知识的最高标准。知识分子由于其体制内受教育的知识背景,据守知识(作为历史权威表征物的知识)的牢不可破的信念,使他们在对社会进行审度和批判时往往戴上一副服从主义,或是标榜价值中立的知识面具。前者使知识分子跻身于权力机构及其名下的参政议政网络,实际承担起权力话语体系的建构和运作,对匿名的集体压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者虽然表面上使知识分子脱离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和推销商转变为一个“去政治化”的书斋研究者,甚至主张不受惯常逻辑约束,对社会进行质疑和批判,终至被道德法庭判定为知识暴动主义者。但他们以民众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理念已经清晰地证实了他们希望高高地站在民众之上,以另一种知识权威——民众的灯塔——的口吻发话的意图。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可以归纳为对一种译介的欲求,即知识分子试图通过自身的“聚焦”功能,将散置于民众中的、不成体系的思想断片用一种经过严密逻辑整合的语言重新言说,从而达到民众被开发-被理论化-被接受的社会效应。在这里,知识分子其实扮演的是一个桥梁和中间人的角色,他们的扩大再生产,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民众社会活动的原始积累。但问题在于,这种英雄城邦式的知识统治是否真的能够取代通行的民间制度?在译介过程中,翻译者的头脑机制是否在一开始就以一种知识的惯性——常备的反应——使民众的行为方式发生着微妙的扭曲,并通过翻译/解释的仪式化麻醉着民众的行动本能?一般来说,在知识分子面前,民众总是习惯于将自己贬低到一个仰视者的位置上去:一个知识分子就是一个被供于学院神龛上的神。
    福柯对知识权力的批判不可避免地要将他的目光导引向它的承载物。在福柯看来,知识分子简直就是一个人格化了的抽象物,因为他们如筛网一般过滤了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同时,他们又将各种意识形态强加于行动者,从而搅扰了现状中的人。由于知识分子静态地观察方法,导致他们对现象的分析建立在固定或相对固定的视点上,无法对社会运作的各个方面都作出精确无误的话语确定。知识分子的危机表现为洞见卓识的不可能性,经验命题体系与经验本身的脱节性以及启蒙作用的自我循环性(启蒙只对那些知识分子候选人起作用,它是自我指涉的)。因此,知识分子令人沮丧的思考方式必然要遭到行动者的唾弃,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代表的艺术)也只能被划入虚妄不实的伪建构的名下。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指挥与被指挥,核对与被核对的古典主义关系论开始动摇,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倡导在心灵之外,在知识的奴役之外找寻治疗生活疾病的良方。行动是获救的唯一手段,在福柯的知识伦理纲领中,行动论就像是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论的扩大再生产。马克思主义以唯物主义的立场否决了在自身之外存在另一个救世主的神学命题,马克思主义认为自我解救是首要的心理基础,而福柯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运用或者说是发展到知识伦理学的层面上来,进一步批判传统意义上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的巫幻性。他认为,在民众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革命意志,民众作为知识权力的反作用力而存在,在社会中既是受支配的种族,又是潜在的知识制造者。在这场知识资产者和知识无产者的斗争中,福柯坚定地站在知识分子的对立面,充当起他所属阶层的反面角色。福柯的批判揭示出: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一方面又力图使自己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是一种悖论,而且是知识分子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事实上,追溯和考察学术发展史的结果就会发现,这种植根于知识分子精神深处的心理谬误回荡于知识生产的诸种领域。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思想钻探的价值体现为在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学科中塑造一套作为普遍规范的知识构型,普遍规范的确立客观上预示了历史的循环往复。知识构型充当起历史周期的立法者,它们填充和弥补由断裂造成的历史缺失,营造出一系列历史连续性的假象。福柯认为,在这种连续性假象的背后潜伏着历史的“沉积层”,而这是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无法辨识和区分出来的。正是传统知识分子与连续性假象之间的同谋关系掩盖了历史沉积层中“静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进而,福柯将历史的断裂视作当代学术研究的首要课题。福柯所指称的“断裂现象”,究其实质,是对形而上学的彻底否定,他的方法论既是历史的暴动,也构成了他对知识分子批判的前兆。传统史学方法的信任危机威胁到知识分子的知识编码方案,它使史学的核心由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问题转向事件单体的结构问题。单体/断裂取代统一/连续成为史学的第一关键词,这不仅意味着史学的一次方法论革命,也为以知识分子为元首的大一统知识帝国敲响了警钟。
    如火如荼于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同性恋和女权主义运动、反殖民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可以看作是民众的话语实践。通过种种形式的斗争行为,其目的并不局限于行动的现在时,而是追求其所遵奉的理论在当下的表达。行为与理论是不可分割的知识的两面,对位的(contrapuntal)两面,从这一理解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被符号化了,行为作为一种能指,表征的是理论(造反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诸如此类)这个所指。群众运动的符号化使行动和理论由平行的两套规则发展为DNA似的双螺旋结构,把它们捆绑在一起,具有同步发展的趋势和记录运动、复制运动的功能。有鉴于此,脱离行动的知识分子就丧失了基本的知识决断权,他们只据有知识的一维,不具备话语实践的功能。在运动中,民众已由知识的被动消费者成长为知识民主的倡导者和实际的操控者,他们要求话语疆域的再分配,要求知识分子和他们一起参与到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去。
    六十年代以来,两个急剧分化的知识世界使原本就并不紧密的联盟关系出现了不可恢复的决裂。但这种决裂也在催生着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话语实践——“行动和斗争的人”——提供了知识分子得以收复话语主权的可能性。在这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流亡知识分子的有关论述。尽管萨义德并不认同福柯的知识世界观,坚持为人文主义的知识分子辩护,但事实上,萨义德所描述的背井离乡的移民逐客恰好应证了福柯的论断,成为话语实践的典型例证。在萨义德这里,流亡作为一种隐喻提示着知识分子“业余者/圈外人”的人生模式和知识立场,但与后两者单一的名词属性不同,流亡既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个激烈的动词。如果将以阿多尔诺为代表的流亡知识分子的价值仅仅读解为一种不与权力合作的姿态绝对是有欠缺的,流亡者与圈外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是流亡行动的实际执行者,他们与权力中心的对抗首先是通过行动表达出来,其次才是作者的相关著述。我们当然同样可以把阿多尔诺的著作读作是对流亡行动的模仿,是行动的派生物,同时,流亡行动显然也是在顺从着作者的理论,沿着思维的路线行进。两者是同一的。在《寒冬心灵》一书中,萨义德描述了一种为流亡者所经验的对位的“觉知”,应该说,萨义德所谓的觉知概念不过是对话语实践的不同命名方式,这个术语最终所意指的同样是行动/理论爆发出来的“撼动的力量”。觉知这个词揭示出话语实践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内涵,它是流亡者运用多重视野(指流亡者被烙印的双文化或多文化背景)观看/评判世界的结果,流亡知识分子通过本土文化与流亡地文化的差异和比较,从而得出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判断,并进而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他与本土权力话语不相匹配的根结所在。这种觉知存在着受个人因素影响的波动性和变异性,但其中心轴线则始终是流亡知识分子的游牧活动,漂泊生涯。流亡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为新型知识分子塑造了一种范本,它建立了一整套“旅行的术语”,在迂回的行走和多舛的命运洗礼中构成实践中的理论性物体。它是生产性的、具有解放效应的和艰辛的,而不是消费性的、压迫效应的和安逸的。
    “游手好闲者”本雅明漫无目的地行走于都市的各个角落,他是另一类流亡知识分子的命名人。所谓“大隐隐于市”,在本雅明这里,流亡/游荡成了都市知识分子的规定动作。如果说以阿多尔诺为代表的流亡者是以其尤利西斯式的旅行/怀乡模式,在海外的属地,在拓疆万里的宏观流亡(难民)中追忆和想象着知识分子的抗争理论;那么,本雅明则拓展了知识分子在微观流亡中的市场份额。本雅明的理论其实可以总结为在都市中、在相对静止的意识领域中如何进行话语实践的问题。用建筑学的观点阐释《单向街》、《巴黎拱廊街》和《一九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照例将一无所获,本雅明受惠于街道的隐喻,奔波于文字上的街道,为文学设置了一系列的建筑场景,并最终迫使凌空蹈虚的文学手提着一只简易旅行箱在城市中漫游。本雅明描述的波德莱尔被整个城市的暮色所淹没,他们是一群隐匿于街道迷宫之中的潜行者,负载着诗人的信念,小心翼翼地行走于诗歌的内在理路之上。漫无目的只是事件的表面现象,这群形而上的流亡者在都市空间的狭小地域中寻觅着文学的名字,一个隐秘的、被内心化了的文学之名。显然,这种微观的流亡更贴近知识生产的当代走向。行动投射于文本之中,使文本获悉一个名字,行动与文本共同构成一段纠缠不清的历史,任何将两者割裂开来的努力都会导致写作成为一种非指涉性(non-referential)的空洞言说。
    代表作为一个符号学术语规定了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是一种类比关系。而在知识分子的代表制度中,这种类比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者的欲求,对于个体更内心化的隐秘感受能否有真切的、高精度的表达令人怀疑。而更多的却是在代表过程中,代表者总是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被代表者的权益,他们的代表有时只是对被代表者意图的一种吞咽和剥夺。于是,由自己来代表自己的呼声就呼之欲出,与其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人的手里,不如自发地起义,以血、肉、欲望和激情来创造一种属于自身的表现性公式。每一个人的存在皆有其自身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又是不可化约的。知识分子被赋予的言说者角色(它恐怕更多的是一种幻觉,一种虚悬状态)是对被代表者自由型构的一次次微妙的役使。他们运用稳定的知识凌驾于自生自发秩序之上,天然的具有一种充当法官的内心愿望,从而使价值不涉的民主原则被抛到了一边。
    将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提升到一个与代表等量齐观的层面上来有一种隐含的傲慢之感。正因为责任问题不幸陷落于民众的中心地带,它才引发了知识分子经受排斥、冷落、疏离、流放的命运脉络。并不是知识分子发现了责任问题,并且单极地承担起这种重任,而是责任的一切命题永远在民众的一边。在当代,传统知识的触角一度遥不可及的偶发事件、感性记忆、富有歧义的生活之流在民众的话语实践中呈现出来,并进而深刻地改变着知识分子的当代命运。还原了的知识向存在者全面开放,一个密闭的、专业化的知识构型逐渐式威,而一个多声部的、开放程度更高、透明系数更为优越的知识形式浸染了当代话语的空气。如今,经过六十年代的洗礼,知识分子的标准语言已隶属于更为宏大的知识话语,话语实践作为一种语法被行动者编码,并被推广到学校、兵营、监狱、教堂、私人密室,乃至所有有人居住的区域。这是一次全新的知识考量,知识分子独立闭合的空间模型已被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交叉繁殖将孕育出摆脱传统话语制作限制的文学、艺术、哲学和民族史。
    福柯“不屈不挠的博学”使各种噤声不语的历史浮出水面,而他“不屈不挠的话语实践”则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开拓了新的路途。在一个以知识民主为旨归的时代里,知识分子只有不再令人生畏,将其管辖知识的权力与民众分享,重新形塑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形象,他们才能内在于人之中,才能如大海波涛中的一叶小舟,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而上升,下降而下降。


河西
20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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