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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书  (阅读3767次)



(本文为《2001:文化批评地图》一书的“前言”,与朱大可合作完成。)


19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的蜕变和分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文化景观。知识分子从庞大的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中分裂而出,经历剧烈的动荡和改组,分化为诸多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立场、利益份额以及话语方式的群体。这些变化为21世纪文化意识形态及文化批评勾勒出混乱的轮廓,也为新的话语运动的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机。


学院官僚主义

对当下文化意识形态新格局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学院”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对学院学术加大了扶持力度,并鼓励学术研究与产业和商业合作,这样既增加了学院学术的影响力,又为其带来巨大的利益。学院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达到了近几十年来的罕有水平。另一方面,学院体制进一步健全和强化,学位制度、职称制度、岗位制度的完善,使学院迅速官僚化,成为国家机构映射在知识界的一个权力摹本。
学院是主流体制的知识垄断策略的实施者,也是国家进行丝绒化管制的法定代理人。学院在国家授权下圈定知识体系,建立和维系学术威权。在以“学而优则仕”为传统的中国学问制度中,只有经过国家文教体制确认并受其支配的学人,才能够进入社会上层,享用政治、文化、经济和话语的特权。即使在当下的全球化资讯时代,知识体系仍是强大的社会整合工具。公民社会遭到知识等级体系(文凭与学历)的肢解,知识秩序也掌管着衡量主流与边缘、正统和异端、高雅与低俗的尺度,学院学问优劣标准成了决定性律法,只有经它确认,公民才能获得各种正当性地位和权力。
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批学术官僚把持着学术资源的支配权,掌控知识的价值尺度和学术等级的评判权。通过学术研究基金的审批、学术成果的鉴定、学术奖项的评审以及学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等“学术行政”行为,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威。学院知识分子阶层成为新文化秩序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学术评判更多的时候是学术官僚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割。通过培养学生、研究生,学院派拥有大量的、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招生规模的扩大,有效地维持着这个学术官僚梯队的基本结构和规模。
这种学术官僚形态的发育庞大,触发了无可规避的道德腐败。在1980年代对民众进行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启蒙”之后,学院开始对其自身展开“资”本主义的“货币启蒙”。近年来,学术腐败丑闻连续不断:大量的学术抄袭、剽窃事件,招生黑幕,评奖丑闻……由于学术腐败戴上了一张“知识正义”的面具,民众对学院知识精英又具有先天的崇拜心结,令这种罪恶更具伦理欺骗性。而由于专业特性的限制,使之又只能依赖学术界内部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清理,因而它比其他领域的腐败更缺乏监督机制,也更难以审判和惩处。
有一些学院精英分子意识到学院自身的人文危机,于是他们乞灵于五四以来的新学术大师的幽魂,企图依靠重新修订学术神谱来重整学院理念和知识分子精神。一时间,“新国学”的学术宗庙香火不断。但这些努力在强大的现世利益驱动下露出了苍白无力的面容。学术“神谱”的建立,只给学院学术抹上了一层神圣高尚的油彩,强化了学院学术的道德威权,使学院进一步“知识庙堂化”。
另一方面,以各种不同方式谋求与国家主义的媾合,是学院知识分子的最新走向。90年代中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语境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国家主义在新文化格局中的集约力趋于弱化,它需要寻找新的知识代言人。学院精英与主流意识形态一度破裂的关系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得以弥合。以“国学”、“新儒学”和“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中介的学院知识分子,开始了与体制的漫长蜜月,并在新权力系统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更为甚者,80年代处于边缘地位的前卫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现在大多融入学院,成为新一代的“学院精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指望学院知识分子成为自主的批判性力量,并营造出一个哈贝马斯式的健康的“公共空间”,无异于痴人说梦。
由于对主流意识形态性质理解上的差异,学院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戏剧性的分歧。其中最激烈的是近年来爆发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抗。“自由主义”是民间话语与学院话语的混合表达,却只能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夹击下沦为“少数派”。而那些不同学派表面上水火不容,但其处理知识系统的方式及其叙事模式,却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以一种“宏大”的、总体性的知识结构和话语方式来统摄混乱的、支离破碎的、具体而又复杂的社会现象,借以重构业已破败的国家理性体系。他们都力图强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立场,但在运用“毛语”以及对话语权力的垄断心理上,却依然露出了国家主义的“指纹”。其中,滥俗的民族主义话语是最具欺骗性的理论,它竭力用“西方霸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样的间接威胁,来取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其后果是偷换公众的主要批评受体,掩蔽了主流话语的弊端。
在稳定而又陈腐的学院体制下,创造力衰退成了学院派的最大特点。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就惊讶地发现,由学院控制的报刊杂志(如国家研究机构的机关刊物和大学学报)尽管文章数量众多,但在文化批评方面几乎没有值得入选的篇目。究其原因,只能说是学院派已基本丧失了文化批判功能,蜕变为单纯的知识工场,而学院刊物则已成为数量庞大的学术垃圾站。在学报语体支配下的学术叙事,以所谓学术理性(简称“学理”)自居,依赖各种超验的知识术语从事“行业修辞”,“书写”各种虚构的命题与陈述,并以此作为“职称评定”的合法依据,其结果只能营造无效的知识文本,最终构成了大规模的文字公害。
今天,独立立场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与“学院精英”的决裂已无可避免。90年代末以来持续数年的之久的诗歌论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先兆。当时,曾经共同处于民间状态的诗歌界开始分裂,一些带有学院背景和知识分子语境的诗人,被指丧失了原有的民间身份和艺术上的前卫性,部分地谋取公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批评者不仅重申了汉语诗歌的民间传统,而且也试图重新梳理知识者与国家主义的关系。尽管该争论掺杂了明显的利益因素,有不同诗人群体争夺话语权力之嫌,其关于所谓“知识分子写作”的性质判断也不尽准确,但由此引出的关于写作者的“民间身份”问题,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这场争论正在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并将对知识阶层造成新的断裂。


媒体消费主义

跟学院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是,以大众传媒为依托的批评群体具有更加暧昧的特点。基于市场利益的塑造,它拥有一个貌似公民社会的“公共空间”的外貌,同时又保持着对体制的隶属身份,这使中国的媒体批评无可避免地呈现出双重面目。尽管主流媒体仍然承受着“毛语”的支配,但随着商业主义语境的迅速扩展,非主流媒体已放弃政治喉舌的立场,越来越趋向于把消费(受众心理和市场效益)作为批评的核心尺度。
毫无疑问,与学院批评的陈腐、刻板和颓靡的书写性相比,媒体批评是言说性的,它更类似于声音而不是文字,并总是呈现出更加明快的色调。媒体批评家没有重建国家理性的雄心,却在商业利益的强大内驱力的支配下,迸发出无与伦比的活力,恶俗与鲜活、谄媚与攻击性、敏锐和失察、反应快速和用过即扔的特性,怪异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资讯消费时代的奇妙景观。
耐人寻味的是,媒体批评家和学院批评家总是在互相打量和互相鄙夷。多年以来,媒体批评一直在竭力排挤学院批评,力求取而代之,以结束80年代以来学院精英批评独霸天下的格局。市场坚定地支持了这场颠覆运动,经过90年代的长期清洗,以毛语为特征的僵硬的学院批评的声音,在媒体中已经日益衰微,而娴熟地运用“时尚话语”的记者,逐渐成为支撑媒体批评的主干。
基于市场原则的媒体批评的立场总是游移不定的。“公众注意力”成了媒体消费主义的发动机。所谓“吸引眼球”,业已成为媒体的关键词,以致一些道德可疑的知识者为了追求“眼球”(无论是青眼还是白眼)的数量,可以不择手段,不惜弄虚作假,用流行的词汇叫做“做秀”。无论是吹捧还是谩骂,都有可能被利用而成为商业“炒作”;一些人甚至自爆丑闻,以向公众献丑来博得红颜一笑。这种厚黑化与无耻化的倾向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因而被称之为“文化口蹄疫”,它与学院腐败一起,构成当下最具摧毁性的“文化病毒”。
这种由媒体消费制造的广场式的喧嚣风光,令象牙塔里的学院派黯然失色。尽管学院派呼吁自己加强自身的“岗位意识”,以抵御来自传媒的诱惑,但由于利益驱使,学院精英总是向传媒暗送秋波,指望得到公众的热吻和拥抱。某些学人动用媒体“炒作”手段来打扮自己的公共形象,令学术在腐败之余又陷入媚俗。近年来充斥于出版市场的大量所谓“学术随笔”、“思想随笔”,无非就是1%的学术思想加上99%的可口可乐勾兑而成的大众精神饮料。另一种流行的折衷策略是以“学理”的方式关注“大众文化”现象,以期从这类研究中获取来自学院和大众传媒的多重褒奖。这些年颇为热门的“大众文化研究”,就是一个精彩的佐证。学院批评家摇身一变,成为大众文化的热心看客,并在这块夹生的学术“比萨饼”上,撒满了生硬的西方文化批评术语和艳俗的大众时尚关键词的碎屑。
媒体批评的核心就是它的话语资讯性,也即它所蕴藏的新闻含量。其次才是它的“态度”和“立场”。媒体批评其实就是“新闻叙事”的一种扩展。媒体批评最初可能只是一些被写坏了的丧失客观性的消息报导,而后竟然演变成了对消息本身的公审。中国媒体利用其自身的记者资源,构筑了一个错误的批评语境,以致中国媒体批评最终等同于“记者批评”。而在一个更加健全的制度里,媒体批评主体不是记者,而是职业化的民间专栏作家,他们是真正的研究者,拥有关于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精确的判断力,以保证媒体批评的判断力、公正性和预见性。
尽管中国的“记者批评”因其独特的事件现场作业方式,而显示出敏锐、快捷和更加感性的特征,但它总是在许多领域暴露出浅薄无知的弱点。“记者批评”的这种即时性和弱智化,使之无法深刻地参与到历史化过程中去。其话语价值寄生于即时性的事件,本身没有语意和话语价值的再生产能力。在事件本身的关注价值被消耗殆尽之后,话语即沦为空洞。因此,除了其中包含的某些“新闻叙事”可作为编年史材料外,媒体批评并未给这个时代留下真正有价值的文本。作为一种资讯快餐和大众娱乐节目,它总是在被公众消费后成为速朽的垃圾,遭到“岁月程序”的无情抛弃。时间是中国媒体批评的头号敌人。
然而,由于中国媒体批评具有迅速再生和循环的机能,它并不担忧资讯的速朽,恰恰相反,它以庞大的读者市场为后盾,形成有力的舆论控制力,并在资讯消费的民主选择中构筑着媒体话语的超级霸权。在某种意义上,批评就是一种权力的展示,而垄断性的批评则构成了强权。媒体批评依赖这种资讯垄断和批评威权地位,最终成了当下文化批评的“主流”。


网络游击主义

19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批评始终在谋求独立的批判立场,寻找自由和民间的公共言说空间。但只有在互联网时代的数码语境中,这一哈贝马斯式的梦想才逼近实现的边缘。
与媒体批评相似,以论坛(而非大型网站的主题板块——后者与传统媒体别无二致)为大本营的文化批评,完全摆脱了“书写”的姿态,而演化为一种更加纯粹的短语式的“言说”。它更加激进、机敏和犀利,更富于挑衅性,同时也流露出更酷烈的话语暴力色彩。另一个戏剧性的差别是,基于一种普遍的匿名状态,网络批评者缺乏成名动机,也完全放弃了商业目标,从而成为区别于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的第三种势力,他们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最具民间气质的言说者。
网络批评敌视“知识”,是学院批评的天敌,同时也对媒体批评构成了威胁。网络批评的现场感性和反应的敏锐都逾越了媒体,并且正在转化为一种公众的基本生活方式,并且正在融入咖啡、麻将、读报和街谈巷议的日常操作之中。只有网络批评才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自由言说体系开辟了未来道路。
然而迄今为止,大部分网络批评的发生仍然局限于少数“职业的”网络批评家之间。他们是愤怒的青年(“愤青”),也是网络幽灵,在互联网各类文化论坛上神出鬼没。他们承袭江湖习气,以游击战术为基本策略。他们频繁化名,或在辗转转贴的过程中佚散了原名;他们突袭文化广场,狙击文化名流,从一个网站到另一个网站,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任何过往的文化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他们的骚扰和攻击。他们有时也与大都市“小资”勾结,追逐时尚,标榜另类。
耐人寻味的是,“大话”是文化游击战运用的常规话语兵器。利用论坛主帖和跟帖短语、以及“无厘头话语”的消极修辞的瓦解性功能,偷袭主流文化(学院文化和媒体文化)的总体构架。港埠市井搞笑剧的垃圾,被这些文化狙击手信手捡来,变成挑战主流精英文化的话语之剑。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用以从事颠覆的话语,大多源自被颠覆的文本。所谓“大话”,就是对母本话语进行反讽性读解,从而消解其初始语义,并制造出滑稽、荒谬或相反的语效。这就是互联网风格的解构性叙事,它闹剧式地摧毁着主流话语的威权。
然而,正是游击作风导致了“大话”的价值原创功能的严重缺失。他们的行为看上去就像古代江湖上的绿林好汉,但他们更是一群行为随意的强盗,剪径却不劫财。他们攻击主流话语堡垒,却没有与之争夺话语权力的野心,而是仅仅满足于在网络丛林里打一场文化游击战,啸聚而至,转眼间又一哄而散。在短暂“无厘头”式的话语狂欢中,获得颠覆快感。他们兼有侠性和痞性,时而像侠客,时而又像流氓。人们甚至无法将这两种特性加以分离。它们互相纠结在一起,重申了中国民间文化中江湖主义的独特传统。
大话式颠覆是一种非原创性颠覆,它仅仅利用现存的主流话语的基本叙事元素,却拒绝提供新的话语及其语法,也放弃了重构批评的正义体系的努力。它甚至没有固定的趣味和叙事模式,这是网络游击主义的文化批评的特征,也是它最致命的弱点。在这种类似后现代主义的旧江湖信念的支配下,新批评话语的秩序、健康的公共话语的营造,都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神话。


话语的“民间主权”与“独立叙事”

本书收集的文章,除了少数属于“网络游击主义”文本之外,大部分是民间话语的产物,它们显示了存在于中国民间的文本叙事的基本状态。在保持了话语的原创性、以及批评家个人独特风格和原创意识的同时,它们比较明晰地表达了独立的非国家主义立场。在暂时无法找到合适称谓的情形下,我们只能对这些文本给出一个临时命名:“民间文本”。
作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语词,“民间”是一个意义含混的概念,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误读与曲解。恢复这个被过度使用的词的活力,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我们试图在众多文本中搜索属于这个领域的部分,但目前已经形成的这个文集仍然存在着大量值得检讨的成份。
民间是国家主义统治领域的边缘地带,也就是非国家主义话语诞生的主要语境。一个健康的理想化的民间社会的构架应当是:以民间资本为基础,民间团体为核心,民间话语为主要言说方式,并成为公众自由发表言论和采取公益行动的意识形态容器。民间是个人自由生长和独立言说的伟大摇篮。
然而,现有的中国“民间”,并不仅仅是一种“人民的空间”,它同时也属于在野的国家主义分子和“知识-观察者”。民间作为一个开放性空间,云集着各种话语势力,从而令其成为价值暧昧的“多义性空间”。这正是我们的编选工作面临重重困难的原因。
这种“多义性民间”并非自我澄明的空间,它带有其固有的昏暗性和喑哑性,有待不同来源的光芒来照亮和借助于“它者”的声音来呈现。这种本质和价值上的依赖性,导致民间无可避免地向主流妥协和皈依的倾向,抑或把主流意识形态引为自身的意识形态。更由于民间具有阔大的属性,并因为与“人民”的天然联系而具有道德优越性,因而该空间总是为各阶层势力所觊觎。
主流知识分子竞相以“民间”姿态相标榜,借“走向民间”、“关心底层”之类的口号,来慰抚自己的良心,舒解自己的道德焦虑,同时也给主流学术抹上一层蛊惑人心的道德口红。不但如此,基于民间的弥散状态的生命力和原创性是知识活力的不竭源泉,主流知识分子因而将知识触角伸向民间,向民间征收精神活力和价值资源,并将其改造为国家主义的一部分,试图为刻板、枯燥的国家理性和国家学术注入活力。
学院知识分子标榜的所谓“民间主义”,在话语方式上也未能摆脱主流模式。相反,学院学术在话语的层面上维持着国家主义的结构,进而更有效地维护了主流话语威权,并企图利用这种威权来重整公共话语秩序。它充其量是一种“在野的”国家主义,它的“民间性”不过是某种机智的话语策略,用以遮盖其国家主义的话语本性。
由于知识系谱、价值形态和话语方式的先天匮乏,自发的民间主义往往只能依赖强势话语来表达自身的立场。民间向国家主义租借话语,并已经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尽管在精神立场上,民间主义具有与主流话语权力形成对抗的趋势,但却在话语叙事上与后者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民间主义不仅在话语方式上维护了权力结构,甚至总是演变为主流话语的坚固堡垒。
正如中国传统中的“江湖”一样,中国民间显示出鲜明的暴力特征。与国家主义高度组织化的暴力不同,民间暴力呈现为瞬间的爆炸性,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因素。国家主义以其宏大的知识系谱和高度组织化的话语机制,在话语空间里占据着威权地位。而有着广阔空间和巨大潜能的民间,一旦被极权者所蛊惑和征服,势必诱发出可怖的非理性破坏力量。“文革”为此提供了最严酷的例证,它显示了民间话语暴力所能企及的非凡程度。
在毛语体系中,民间口语、民谣、民歌、民俗被大量征用,透彻地显示了国家主义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亲昵关系。把口语化和民间化加以等同,这是批评界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显然,口语化绝对不是民间化(人民化)的标志,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它却经常成为集权主义的文化标签。所谓的民间话语的纯洁性,最终只能是一个天真的意识形态童话。
甚至,就连民间与人民的所谓天然关系也是十分可疑的。一方面,人民是民间话语的制造者和言说者,显示出无尽的创造性活力,而另一方面,人民的暴力又加剧了民间价值体系的自我崩溃。人民兼具了民间的缔造者和破坏者的双重角色。
“多义性民间”的上述内在复杂性,不仅引发了人们对“民间”价值自身的深切疑虑,也构成了辨认民间以及民间分子的罕有难度。民间是否意味着一个道德完美或话语优越的空间?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民间分子?一个学院里的教师和一个国家公务员究竟是不是民间分子?或者说,使用了民间话语的是否就应当被视作一个民间分子?这些寻常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下话语界的首要问题。人们最终发现,仅仅利用身份和话语进行甄别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只能加剧“民间”理念的混乱。鉴于民间是非国家主义话语诞生的主要语境,它的这种内在多义性,为新话语的诞生制造了严重障碍。
耐人寻味的是,自从80年代中国知识界进行了所谓的“人文主义”的“新启蒙”之后,人们一直误以为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人道主义补课”,实现了对人性价值的重新确认。但“9.11事变”在中国引发的大字报式的激越反响,却宣告了80年代的启蒙运动的彻底破产。人们终于发现,该运动非但没有实现以“毛语”为对象的话语转型,而且根本没有完成思想界的基本使命。90年代以来,“国本主义”和“民本主义”甚嚣尘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主宰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人本主义”的细弱呼声最终遭到了彻底的掩蔽。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混淆了“个人”与“人民”的概念,并竭力要把一种集体主义的人民话语(一个拙劣的中间价值体系)强加给中国社会,其结果是,作为个体的真实的“人”在整个90年代里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人民-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虚妄影像,它把知识界和整个青年一代拖向了巨大的价值陷阱。毫无疑问,“新启蒙运动”应当为中国文化当下普遍的“脑梗塞”危机承担重要责任。
“个人”的消失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个人叙事被国家叙事和民族叙事所取代,整个学术界被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掌控,令叙事者失去个人陈述的权力。所有叙事都已在事先被国家主义征用,任何个人语义在其进入公共空间前就已经遭到篡改,蜕变为一种集体主义的陈词滥调。叙事者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话语主权。
毫无疑问,确立以民间为语境的话语主权,已经成为知识界当下的重要使命。这种民间主权试图限定国家主义的边界,并为非国家主义的公共空间的言说进行授权。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典仪,它需要一种主权的宣示。平等的话语主权就是要保证每一个叙事者(言说者或书写者)都拥有观看、倾听、阅读、言说和书写的均等权利,而不是让这些权利垄断在少数人手里。
数码时代及其BBS从技术主义的层面部分地削弱了话语霸权(行政霸权、学院霸权与媒体霸权),并为民间的自由叙事开辟了道路。2000-2001年间大话风潮的掀起,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例证。在历史上,还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演出着无穷尽的话语分权的喜剧。但是,个人的民间话语主权的意义至今未能得到申明。叙事的主权不是由法理赋予的,而是“人本主义”民间的天然组成部分,它属于每一个自由公民,任何话语强权都不能加以褫夺。
衡量主权实现的尺度,首先是探查言说行为是否发生在“民间”的边界之内,也就是看其是否保持着非国家主义的民间立场,因为越过这个边界,其主权将变得可疑,并需要被重新加以确认;其次是民间资源的分配,即探查公民是否在其资源(例如基金、人力、图书资料、公民荣誉、媒体表达等方面)的使用上具有真正平等的权利。任何与上述两大尺度不符的主权,都不是真正的或完整的主权。
目前在知识界流行的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学说,显示一些知识者已经开始意识到民间话语主权的危机,但他们仍然未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建立中国民间(“公共空间”)主权的基石,决不是哈贝马斯的“团体”理念,而是充分自足与自立的个人及其个人叙事。没有完备的“个人化”的存在,任何“主权”运动都将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当下民间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的“公共空间”,每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声音,对确立和维护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性规则都至关重要。
是的,独立的个人是“人本主义”的民间的内在核心,它不依赖任何外在的话语势力。正如诗人普希金所说:“我既不站在国家一边,也不站在人民一边。”为了建构这种独立的新个人主义话语,必须重新打扫被严重污染的“多义性民间”,令其成为一个自由健康的语境,这正是当下中国知识界最迫切的精神事务。
一种健康的民间主权吁请着这样一种书写(言说)运动,它从个人话语立场出发,在“人民-民族-国家”三位一体之外进行原创性话语的建构,并藉此向真正的“人本主义”回归,确立以独立的个人为“本”的“人”的话语体系。由于话语是知识分子最根本的存在方式。我们不仅要在存在空间和价值立场的择取上,更要在话语方式的构筑上,完成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立叙事”(包括记叙、描写、批评、阐释等各种独立的书写和言说活动)。
话语的“独立叙事”,是建构“人本主义”和完成“民间主权”的最重要的逻辑前提。在后毛主义时代,主权的实现并非来源于主流体制的恩赐,也不依赖于“人民”、“民族”和“国家”的道德与话语声援,而是取决于书写者的充分自立的个人话语立场。对于书写者来说,建立独立叙事模式,就是寻找一种个人化的价值准则,以及这种个人价值的充分宣叙,并在书写中建立起自身的知识系谱和话语伦理。这种独立叙事还将成为更精确的身份标识,也即在公共空间里保持个人身份和个人话语特征的纹章。
在这样的独立叙事中蕴含着一个全新的话语理想,那就是创造出一种新的感性生命,通过改变叙事(批评、阐释、)主体与对象文本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的精神活动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书写全新的可能性空间。原创是民间最具价值的传统,只有把原创视为叙事者的生命,才能有效地维系民间主权,并保持民间的伟大活力。就批评而言,它必须依靠敏锐的判断力、精确深刻的分析和独特的文体风格而闪烁光芒。
但“独立叙事”并非要变成躲入象牙塔的自言自语,也不是要构筑书写者个人的孤独语境,而是企求着一个完全开放的话语交往结构,它包含着与对象文本建立一种个人化的意义“对流”程序、以及发生在不同书写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它要在自由的公共空间充分地展开独立叙事,以便使这种叙事转换成一场语法上完全敞亮的对话。
“敞亮语法”保证了独立叙事的“程序”的“内码”向外部完全开放,照亮另一个(些)叙事者的面貌,同时也令自身被照亮,以确保不同的书写者得到必要的阅读(聆听)和理解。同时,它也向历史和现实,向着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敞开,从而保证团体话语的透明、纯净、健全和有效。在澄明的敞亮之中,被撕裂的、彼此疏隔的个人空间和个人信念互相融合起来,正是在这其中诞生了民主的公共空间,它无畏地面对纷乱的数码资讯时代,并把自主的经验与信念投入到广阔的人类历史之中。
学院叙事(学院批评)利用过剩的西方学术术语和晦涩的学术语体,以期凌驾于公众之上,维系话语威权,从而制造了大量与公众无法交流的自闭性文本。相反,媒体叙事(媒体话语)具备足够的敞亮性,但却完全丧失了其独立性,成为某种话语势力的代言人或形象大使。这两种批评模式均不符合“人本主义”的叙事理想。
此外,“敞亮语法”还应当在民间语境下吁请文本与所有现存载体的结盟。独立叙事的声音可以借助于任何传播方式,游走于各种空间(学院、媒体、民间团体等)之间,但无论其栖身于何处,人们都能凭着其独立的个人立场和独特的文体特征,发现它们存在的踪迹。
建构批评者敞亮的独立叙事以及民主化的话语主权,正是本书编撰者的基本理念。我们不能指望中国文化在短时间内发生戏剧性的飞跃,但一种“国风”式的文本采集作业却是全部变化的开端。这不是浮夸的所谓“打造经典”工程,而是要为那些独立叙事的声音在飞速行进的历史中存档,令其成为新叙事行动的参照文本,或是为知识者的存在提供一种新的话语选择。那声音是自立的,但它决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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