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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诗学批评 (阅读388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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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的诗学理论,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理论,往往是一种纯诗学层面上的文本分析理论。公共交往关系中的言语现象是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盲区。为了使诗学摆脱社会政治学的羁绊,俄国形式主义将交流的言谈看作是反诗的、非形式的言语现象,而将文学文本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纯美学形态的符码系统。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文本中心主义”诗学观念。但文学也是一种言谈活动,它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公共交往关系之中。任何一种话语一旦进入公共交往领域,也就自然而热地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意识形态性。因此,萨特对形式主义文论大为不满。他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介入性”。萨特的存在主义关注的是人的自由问题,首先是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的自由问题,即这一特殊境遇中的自由的可能性问题。在萨特看来,自由的文学就是介入的文学。但奇怪的是,萨特的“介入文学”仅限于他所说的“散文”(戏剧和叙事性作品),而不包括诗歌。在“纯诗”这一问题上,萨特与他的敌人——形式主义者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赋予诗以特权,“纯诗”成了一个精神的“特区”。可见,萨特在骨子里还是认为“介入”是一件不体面的事。“介入”需要的只是一双“肮脏的手”,而不是美学的“触须”。“美”是人文知识分子最后一块精神“自留地”。他们不愿意把她交给“肮脏的”现实去耕种。
作为一种言谈,文学话语有着话语的一般特征。说话的是单个的人,但话语系统又是公共性的。文学话语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信息传达或措辞,而且还是一种进入公共交往关系的话语实践行为。文学话语中既包含着既个人审美经验和风格因素,也包含着公共交往经验。就艺术文本而言,其“形式”中就包含话语主体复杂的生存经验。但能有效地进入公共交往过程的经验部分,通常只是其理性的部分(知识部分),而那些个人性的感官经验、情感经验以及无意识经验内容,则往往是语言所难以表达的,因而也是容易为形式主义批评(和社会学批评)所忽略。而这些却成为心理主义批评和意识批评所关注的对象。
心理主义批评和意识批评的理论企图是将那些被社会学所忽略的个体心理经验加以形式化,另一方面则又是对形式主义批评的一个心理学补充。比如,“日内瓦学派”的意识批评对符号系统的心理学阐释,发现了语言符号中所包含的个体的心理经验,并发现了这些心理经验与某种普泛性的神秘经验之间的契合关系。它对个体经验的合法性的认可,是建立在对“不可知”的事物尊重的基础之上的。“日内瓦学派”关注对个体之深层心理经验的呈现和分析,并在意识领域内达到了一个非凡的“深度”。然而问题在于,它在意识系统中进入得越深,与现实的生存经验之间的距离也就越遥远,对公共领域的“介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心理主义始终未能找到意识和心理经验通往公共交往经验的桥梁。
社会政治批评正好相反。它关注人在交往过程中交谈的公共性,但不关注交往的话语形式。社会政治批评企图克服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障碍”。它对文本形式有一种“统一性”(卢卡契称之为“总体性”)的期待。但它忽略了现实“境遇”中的个人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忽略了个体生命经验的感性形式。它关注公共领域中的审美的完整性,但这只是一种想象的完整性。其浪漫主义的幻想色彩与他们在政治上的“乌托邦”意识是一致的。
中国知识分子对“法兰克福学派”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母本(马克思主义),共同的文化和政治理想(社会“乌托邦”),以及共同的批判对象(资本主义文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自有其有效性。但对中国生活的批判却未必如此。比如,在大众文化批判问题上,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就显得比较突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其“权力关系”已经完成了从政治权力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的转换,现代西方大众文化常常是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而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则在于,它与制度化的意识形态之间既是有合谋的一面,又有消解性的或对抗性的一面。由于对这种差异性的忽视,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众文化批判方面往往有一种简单粗暴的倾向。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袭用的另一重危险则来自“乌托邦”激情。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即是“乌托邦”意识的根本匮乏,故“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西方的批判型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激情本身就可能带有某种批判性。由于在话语形式与现实语境方面的双重盲视,当代中国的文化批判理论往往也依赖于一种“乌托邦”激情和道德理想主义的神话。对于具体的生存现象(日常生活、文化及艺术现象等)的阐释,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乌托邦”意识非但在理论的批判性方面是可疑的,在实践上也是危险的。从精神立场上看,他们与制度化的权力形成对抗。但从话语方式上看,却往往与制度化的话语有着一致的结构。他们恰恰在话语方式上维护了权力的结构,甚至很可能成为权力意志的最后的精神堡垒。
此外,还必须警惕一点,即“法兰克福学派”及西方“新左派”的批判理论与中国“文革”的“造反哲学”之间在精神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数种因素纠结在一起,“批判理论”就很容易转化成为一种“造反哲学”,与权力的对抗就很容易变成暴力的狂欢,进而,在暴力的狂欢节上将批判的激情迅速转化为一种激情化的“武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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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意识形态诗学”首先是一种话语理论。但它又不是一般的话语理论,它关涉话语中的个体经验及其政治性。文学话语既是诗学的,又是意识形态的,是公共性经验和个人深层心理经验的符号化。当修辞仅仅是作为一种表达的技巧时,它就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语用学”的对象。当修辞成为禁忌和压抑的一种出路或结果时,它才成为“话语分析”的对象,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对象。在“话语分析”中,话语、心理经验、交往关系是三位一体的。话语首先是一种个人的表达(包括对个人的深层心理经验的表达),但这种表达又只有进入到公共交往之中才有意义。而在公共交往关系中,个人经验往往显出某种暧昧性,是一种掩盖在“公共面具”下的个人性,一种隐藏在“个人面具”下的公共性,亦可称之为“修辞面具”背后的非修饰性的内容。
一般话语理论宣称“作者死了”,其目的在于赋予文本以独立的主体性的地位。它在一定程度上将阅读从对作者的“意图中心”的迷信中解救出来了。但这又使文本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实体,一个不可动摇的话语的“城堡”。这个“城堡”与权力的机构有着相似的外表和结构,而话语系统中所隐含的富于生命力的东西依然处于一种被囚禁的状态。封闭的批评阅读不断地在封闭的话语空间内寻找“意义”(形上观念、道德威权、终极价值,等等),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富于使命感和道义感的阅读,但同时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自私的”阅读。阅读者强行割裂对象,从外部强行引入一个自以为是的意义系统,像匕首一样地刺进对象文本。被肢解的文本自然是必死无疑,而被肢解的意义部分也无法存活。因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野蛮的”阅读。
福柯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善于从话语的面具背后发现隐藏着的意识形态内容。他将话语结构归结为一种普泛性的“权力关系”。但福柯所注意到的只是一种普泛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权力关系”。从表面上看,福柯处处都在指控“权力”,但在涉及具体的政治权力批判时,反而因缺乏具体的针对性而削弱了批判力。它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批判。这好像是打靶训练与实战之间的关系一样。打靶者可以将任何事物当作靶子,向虚构中的敌人任意的练习瞄准。而实战中的敌人是具体的,有时需要的未必是射击技术,而是敏锐的感觉和勇气。就“中国问题”而言,所谓“权力关系”并非象征性的,并非一种超验性的存在,而是与我们的现实生存息息相关的问题。
“意识形态诗学”所要涉及的是从话语分析的层面进行具体的、有效的诠释。也就是说,话语分析所面临的“中国问题”并非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落实到具体的问题上,“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才会真正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也只有通过对具体的问题的诠释,“交往”才真正具有了现实性。这样,批评不仅使自身的“介入性”得以呈现,而且,能够引导对象本文实现某种“介入”的功能。
存在着两种不同方式和性质的“介入”。一种是企图重建公共秩序的“介入”,比如,许多现实主义文学都有这种理想。启蒙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革命文学,等等。这些文学都那里寻找一种“公共性”,或者是批判的,或者是建设的。而作为对艺术性的补偿,又不得不(像萨特那样)赋予那些个人性和形式感都比较强的艺术门类(如诗歌、音乐、绘画等)以“不介入”的特权。另一种“介入”则不同。“介入”不是为了重建某种秩序,而是为了给既定的秩序引入一种新的因素,有时,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或者只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使得公共领域中的一些原本不显豁的征兆凸现出来了,一些被既定秩序所掩盖的矛盾暴露出来了。比如说,一般而言,在个人的审美领域与公共交往领域之间,有一种“不可通约性”。个人性经验一旦进入话语领域,就会遇到很多麻烦。过分的“个人性”增加了交往的难度,成为公共交往关系的有序化的障碍。这就是一种“症状”。对这一“症状”的揭露,也是“介入性”的一种体现。“介入”不是治疗,而是使“症状”显现。这样看来,后一种“介入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更加广泛的“介入性”。
“介入的”批评写作不是要营造一个密不透风的话语空间,恰恰相反,它是要切入并打破话语的封闭性。它尊重对象文本的独立性,努力追踪话语的变动不居的、“活的”意义状态。为此,批评写作努力营造一个敞开、透明的话语空间,引导“意义”自由地呼吸,这是对话语的压抑与禁忌的释放和解除。因此,话语的“意识形态诗学批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关于文本的“解放理论”。
建立在“意识形态诗学”基础之上的批评写作包含了一个新的美学理想:创造一种新的感性生命的可能。通过改变批评主体与对象文本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的精神活动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某中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新的批评写作拒绝生硬粗暴的道德审判,努力与对象文本之间建立一种意义“对流”过程。它充分地实现精神“对话”的理想,或者说是在建立一种理想的“交谈伦理学”。所以,它也是一种更加民主化和更加自由的公共交往方式的体现,进而,也有可能是一种更加自由的生存方式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写作就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批评理论,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可能是一种“写作的政治学”。

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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