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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创世记 (阅读4612次)



——我的百年文学备忘录(1900-2000)



  1899年12月31日,著名的《申报》刊登了一条题为《叛臣赴美》的新闻。当天夜里,正在太平洋扁舟上的叛臣,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此时月黑风高,这位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却一口气写下了长长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这个叛臣的名字叫梁启超,在若干年后他将以爱国志士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
  就在19、20世纪之交,梁启超先后领衔倡导了三次革命和一次改良。当然,梁启超不是孙中山,他更热衷于纸面上的变革:“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为了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他专门写下了《新中国未来记》,但这部小说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此时风靡神州大地的是翻译家林纾,他的译作仿佛80年代的《英语九百句》相处流传。他先后翻译过《巴黎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鲁滨逊漂流记》等171部小说。国人的面前突然出现一个“美丽新世界”,它带来的震惊丝毫不亚于后来的电视机和因特网。相比之下,晚清作家的民族品牌以“讽刺小说”为主。层出不穷的报纸和杂志,成为打碎“丑陋旧世界”的主要阵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刘鹗《老残游记》纷纷闪亮登场。
  虽然梁启超提倡“新文体”,但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目的在于“小说救国”。在他看来,自己发起的文学运动“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从文言到白话的语言战争,要等到胡适、陈独秀等人来完成。1918年,《新青年》开始采用白话与新式标点符号,这在全国掀起了一次文化风暴。就在这一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结尾发出的呐喊“救救孩子”,在“无声的中国”产生了有力的回声。但它的文学价值并不在此,恐怕鲁迅自己也不会想到,他笔下的“狂人”将开启具有中国特色的“疯癫者家族”。“五四”的暴风骤雨使得鲁迅的另一组作品被人们忽略,那就是《自言自语》等文。它们不仅在新文学史上是最早的散文诗,还与鲁迅的《野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此时的“诗国革命”由胡适来领导,虽然他早期的诗歌相当幼稚,但起到了筚路蓝缕之功。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很快销售到一万部,只是今天看来,它与其说是经典不如说是文献。
  这是一个“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大时代。在这场文言与白话的语言战争里,虽然白话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文言依然固守着它的最后阵地。在世纪之初,陈独秀曾与一个青年在上海租房同住。这个青年即是粤曲《情僧苏曼殊》的主人公,电影《断鸿零雁记》的原作者。苏曼殊翻译过拜伦的诗歌,不幸的是,他与拜伦一样年仅三十多岁即去世。柳亚子称他为“凌绝南朝第一僧”,人们则习惯于称他为“革命和尚”。苏曼殊以七绝见长,他和郁达夫的诗歌,堪称是格律诗在穷途末路中的回光返照。十首《本事诗》闪现着他的风流身影,其中第九首这样写道:“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恰恰经历了“战争与和平”。虽然枪声、鲜血和旗帜在这一时期从未绝迹,但相当一部分作家从呐喊转向沉默,使语言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他们的代价是不为世人所知,但他们最终被时间铭记。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文学史家就扮演着考古学者的角色,拿着放大镜在发黄的纸张间寻寻觅觅。一个又一个丰富的写作者,仿佛出土文物被挖掘出来,并逐渐被洗去岁月的斑斑锈迹。
  虽然鲁迅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主将,人们对他的理解依然非常有限。鲁迅最著名的作品是《呐喊》和《彷徨》,但我最喜爱他的《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的文字中有一种温暖的力量,它唤起了我对万物的朴素感情——这与“杂文笔法向散文的渗透”无关。寒冷的《野草》则伴我度过一段无奈的青春,我迄今难忘在学生宿舍高声朗读它们的时光。这些往事现在看来可笑之极,但我终归无法否认自己当时的心情。鲁迅还有一部小说长期遭到忽视,那就是《故事新编》。这部小说的诗学价值,使得感觉迟钝的批评家们哑口无言。
  鲁迅去世后,谬托知己者如过江之鲫,但路翎却称得上他真正的精神后裔。这位天才作家,17岁开始写作《财主底儿女们》,可惜书稿在香港的炮火下丢失。他奇迹般地重写了这部长达80万字的小说,作品出版时年仅22岁。小说的成熟不但与他的年龄不相称,也与那个喧哗的时代不相称。《财主底儿女们》渗透着时局的紧张感,但这紧张感也使得小说语言过于急促,让读者有些喘不过气来。如果说路翎具有《野草》的气质,萧红则继承了《朝花夕拾》的血脉。她的《呼兰河传》建筑了一座“精神的后花园”,使人们暂时逃离火药味十足的战场。此外,聂绀弩继承了鲁迅的杂文遗产,坚持驻守在文学的十字街头。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提出“载道”和“言志”,他们兄弟俩恰恰分别开启了这两条道路。周作人的散文仿佛他家乡的茴香豆,让人齿间留有苦涩的清香。他直接影响了废名,后者的《桥》等小说把同时代的作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直至今天,先锋作家们还把他当作一口清澈的古井,不断从中汲取水和空气。在80年代,汉学家们还出土了两个“活化石”,那就是沈从文和张爱玲。沈从文常常以“乡下人”自居,他的《边城》开辟了文学的“世外桃源”。张爱玲则是一个典型的都市人,《传奇》和《流言》成就了她的“传奇”和“流言”。此外,梁遇春的《春醪集》、冯至的《十四行集》和穆旦的《探险队》和《旗》,也成为一枚枚钻石,虽然它们不时被蒙上尘土。
  文学始终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在落后的拉丁美洲,曾经产生过以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文学爆炸”;当战争的火焰烧遍了大半个中国,却出现了一段弥足珍贵的语言和平时期。它不仅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郭沫若《女神》、巴金《家》、茅盾《子夜》,还为后来的人们留下了“新月派”和“新感觉派”。朱湘的《草莽集》、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和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不断被重新发现,甚至成为今天书店里的畅销书。


  在延安时期,丁玲曾写过小说《在医院中》,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医生在新建医院的遭遇。“医院”成为新中国文学的隐喻,喜儿“从鬼变成人”(《白毛女》)、程疯子获得了新生(老舍《龙须沟》),“狂人”也将被一一治愈。这正好符合整风运动的宗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新中国的红色经典无不渗透着这种精神,作家们开始了语言的改造运动,社会主义文学应运而生。
  从1949年到1976年的近三十年,以1966年为界分成两个时期。前一段时间的流行读物是“三红一创,山青保林”,后一段时间则风靡“八部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三红一创,山青保林”指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杨沫的《青春之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这些革命传奇,成为几代中国人的识字课本。浩然则被称为文革期间唯一的作家,他的《艳阳天》与《金光大道》共同关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代楷模高大泉(“高大全”,《金光大道》的主人公),时下已成为报刊中嘲笑的反面典型。
  中国作家的样板是两部外国小说——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和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亚瑟(《牛虻》的主人公)和保尔(《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的主人公)的成长是“脱胎换骨“的过程,他们从小布尔乔亚改造成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成为新中国少年的青春偶像。让读者们怦然心动的,不仅是他们的革命誓言,还有那些恋人们甜蜜的忧伤。林道静(《青春之歌》的女主人公)是他们当之无愧的中国传人,她拒绝了软弱的知识分子余永泽,最后投入革命者的坚强怀抱。《青春之歌》出版后仅一年半就发行了130万册,它的日文版印数也高达20万。
  与这些发行量动辄上百万份的小说相比,手抄本文学也开始在民间相处流传。现在的文学史家仿佛拔苗助长的农人,常常过度赞扬它们的文学价值。其实,在“语言的改造”深入人心的环境下,写作者很难摆脱陈旧的语言牢笼。不管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还是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它们都只是特定时代的应急文本,文学价值远远低于红色经典。北岛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和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都出现了精神叛逆者,它们在文革后很快被公开出版。虽然它们为当时的文坛展现了全新的风景,但现在看来也不免有些幼稚。
  真正让后来者吃惊的是当时的诗歌写作——一边是张永枚政治社论式的长诗《西沙之战》,一边是相当成熟的“白洋淀诗群”。食指(郭路生)是一位先驱式人物,他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成为同龄青年的歌谣。2001年初夏,在精神病院疗养的食指被授予人民文学诗歌奖,以纪念他三十年的写作历程。“白洋淀诗群”中的栗世征和姜世伟“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他们就是后来著名的多多和芒克。虽然北岛(赵振开)并不在白洋淀,但与他们拥有着秘密的精神通道。大概他们不会想到,自己正在并且将要创造中国文学的“今天”。


  80年代是中国作家的黄金时代,他们被看作文化英雄,受到各方面的特别礼遇。但这并不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写作者们忙于展览“伤痕”和“废墟”,根本来不及聆听“文学的秘密心脏”。因此,最早扮演先锋角色的并不是少壮派,而是那些受过现代主义文学滋润的“重放的鲜花”。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杜运燮的诗歌《秋》,都在各自领域掀起了一场语言的改革开放。
  让整个中国读者如痴如醉的,恐怕还非香港金庸和台湾琼瑶莫属。金庸先生的十四部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成为没有年龄限制的“成人童话”。琼瑶的言情小说,为少女们创造了众多“爱情神话”,同时也让她们在现实中吃尽苦头。三毛的小说、余光中的散文和席慕容的诗歌,则让坚强的人们体验到柔软的力量。同时,国外理论书不断被翻译过来,它们出现时的面目也非常暧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专著和萨特厚厚的《存在与时间》,以地摊读物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1982年,拉丁美洲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为第三世界的作家们注射了强有力的兴奋剂,无数人开始向诺贝尔冲刺,包括汪国真。
  “海子自杀”是一次标志性事件,它准确地预言了轰轰烈烈的80年代已经成为过去。海子的抒情短诗更是成为天鹅绝唱,无论后来者如何诋毁,我们都无法回避他——2001年,他与食指一起被授予人民文学诗歌奖。海子无意中掀动了诗人自杀的多米诺骨牌,在他之后,有近十位诗人陆续走向死亡。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诗人横空出世——他就是汪国真。汪国真的格言体诗歌,如同一块青春期的创可贴,将伤口化解成淡淡的忧伤。他的出现,标志着语言狂欢节的到来,兴高采烈的人们彻底忘记内心的疼痛。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旗帜下,进行了一次甜蜜的旅行。世纪末的美女作家们,更是当仁不让地属于“糖”(棉棉《糖》)的一代。
  以上所说的“狂欢”与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无关。后者的中国传人屈指可数,王小波和莫言可谓得其真传者。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莫言的小说,引进了大量的仪式和民间语言,以诙谐(笑的)角度看待万事万物。在他们的笑声中,荒谬的事物现出原形,而不是被溶解。这些小说使得批评家遭到挑战,他们只能装作时而不见。顽主王朔的身上羼杂着两种相反的狂欢精神,我们无法简单地指责他为流氓,也不能轻易地将其看作英雄。根据《动物凶猛》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日记。
  网络在世纪末浮出历史地表,现有文学格局被迫重新洗牌。痞子蔡《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网络泡沫使得一部极为粗糙的作品傲然迈入图书排行榜。但这并不能证明“网络文学是垃圾”,在网络成熟之前作出任何结论都还为时过早。唯一看得到的景象是——电影《大话西游》和网络一起催生了“大话文学”。这是一种以戏拟、拼贴和戏谑为主要特色的写作方式,代表作是今何在的《悟空传》。一场关于“大话文学”的争论正在进行,一切都还前途未卜。
   (2002年9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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