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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豌豆荚与荷马 (阅读4124次)





  维特——一位18世纪的忧郁少年——在信里这样描述他的生活:“清晨,我随日出而出,去到我的瓦尔海姆,在那儿的菜园中采摘豌豆荚,采够了就坐在地上撕去荚儿上的筋,边撕边读我的荷马。”(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不禁让我有些杞人忧天——把豌豆荚与荷马相提并论,会不会激怒喜欢皱着眉头的学者。他们习惯在正襟危坐的灯光下谈论那位盲诗人,又怎能容忍植物的汁液溅到荷马史诗上?无独有偶,一位叫做陈东东的中国诗人,以类似的语法写下《从十一中学到南京路,想起一个希腊诗人》和《冬日外滩读罢神曲》等一系列诗篇。对于一名上海土著来说,十一中学、南京路和外滩像“豌豆荚”一样富有日常生活的味道,而希腊诗人、《神曲》以及荷马更接近钻石或火焰。
  豌豆荚与荷马,如同一道选择题的两个选项,摆在了我们面前。豌豆公主可以感觉到二十床垫子和二十床鸭绒被下面的一粒豌豆,本雅明的皮肤远没有如此敏感。他一厢情愿地宣称:“只要在城市中创造出一个可以高声朗诵荷尔德林或格奥尔格的诗句的地方,这个城市可以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帕斯捷尔纳克在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更是夸张地想像出一副诗歌显灵的场景:“当一个诗人刚刚呼唤过另一个诗人时,空气和天空会出现什么变化。”这种选择与一种不成文的信仰有关——豌豆荚喂养着身体,荷马们则是灵魂的营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这样谈论灵魂和身体:“前者自然地为人们的统治部分而后者自然地为被统治(从属)部分”。
  如果说八十年代是“荷马的年代”,每天都会有传奇、革命和呐喊;九十年代以降则称得上“豌豆荚的时代”,被流言、玩笑和呻吟填满。与其说我们这个时代像柏拉图一样敌视诗人,不如说人民已经将诗歌彻底遗忘。这才是对诗人的致命打击,他们能容忍被驱逐的命运,却无法面对被蒸发的现实。异议者的身份会给他们带来无限的荣耀,但匿名者的身份却会摧毁他们的耐心。对于八十年代的遗老来说,荷马不再与幸福有关,而是开启了一道自我追忆的痛苦之门。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告别仪式,谈论荷马已经成为一件不合时宜的可笑事。九十年代的遗少,突然发现了“豌豆荚是人类必需品”的真理。他们立即把豌豆荚当作整个世界,连荷马也必须向这枚农作物的果实看齐。
  如果细心一点,就会发现上面两个词语被悄悄地加上了形容词前缀——庸俗的豌豆荚,或不食人间烟火的荷马。我们对这种武断的“二分法”并不陌生,并且一直生活在其中。长期以来,我们认定选择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或者是豌豆荚或者是荷马。事实上,荷马们永远离不开豌豆荚,豌豆荚也只有在荷马们的诗篇中才能得到永生。当然,这既不意味着让豌豆荚服从荷马的逻辑,也不意味着荷马遵循豌豆荚的规则。在这里,我想重返歌德的句子:“边撕(豌豆荚上的筋)边读我的荷马”。“边……边……”的句式,仿佛一块词语的平衡木,豌豆荚与荷马分别坐在两头。它们之间是平等的,同时又保持差异。荷马曾成功地将豌豆荚从地面移植到纸上,在《伊利亚特》里,他这样歌唱:
    箭头撞在铠甲上,反弹回来,
    如同在打谷场上,农民用铁铲扬起
    黑黑的荚豆和豌豆,在劲风的吹拂下,
    滴溜溜地落到地上。
  擅长平衡术的不仅是歌德,我们还会想到希尼(Seamus Heaney)和哈维尔(Vaclav Havel)。歌德/维特的“豌豆荚与荷马”,在希尼那里成了“挖掘与写作”,在哈维尔那里成了“蔬菜与政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外滩与神曲”成为中国写作者的稀缺本土资源。陈东东的诗歌,经常被当作梦幻主义和练金术的“神曲”。但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这些辉煌的演奏不在大剧院/音乐厅而是在“外滩”:
    钻石引导,火焰正
    上升。俾特丽采使赞歌持续
    在中午的岸上我合拢诗篇
    我苏醒的眼睛
    又看见一个下降的冬夜
    (陈东东《冬日外滩读罢神曲》)
“外滩”与“神曲”、“上升”与“下降”,在同一首诗里从容不迫地展开。可惜,大多数读者看到上升的火焰并遗忘了下降的冬夜,甚至把读者的遗忘指责为作者的遗忘。陈东东坦承“写作作为逃逸的激情”,但同时作出并非绕口令的修正:“诗歌写作已不仅是逃逸。”其实,荷马们既是词语的乌托邦,又与童年的厨房有关:竹编的菜篮子里堆满了青菜、西红柿或豌豆荚,旁边躺着一本被翻卷了页的书——可能正是《荷马史诗》。
                 (2002年9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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