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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赌徒的“淘金时代” (阅读4630次)



文化“淘金时代”

“卫慧现象”可以看作是世纪末以来最典型的文化症候之一,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世纪末最严重的文化事故之一,它所带来的后果比事件本身要严重得多。在我看来,问题根本不在于卫慧本人的品行或其作品优劣与否,对她本人及其作品的道德讨伐也是极其荒唐的。现在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卫慧的暴得大名,不仅仅是助长了文学上的虚浮和艳情之风,更重要的是,它刺激起一大批文学写作者(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写作者)的强烈的名利欲,一种“一夜暴富”的文化赌徒心理恶性膨胀起来。
很显然,“卫慧现象”等于是鼓励了文学冒险,而且并非艺术创新意义上的冒险,而是名利上的博彩性质的冒险。一场文化投机,一次针对“成功”的博彩游戏。这就像资本主义时代初期的淘金者一样,淘金者往往铤而走险,以自己的全部家产甚至性命赌一赌可能存在的金矿,要么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要么一夜暴富。文化赌徒的行径也与此相似,快速致富和快速成名,在道理上是一致的。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淘金时代”正在悄然兴起。
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是“淘金时代”价值准则。文化淘金大军中最为活跃的是那些号称“美女作家”一群。她们很乐意被人们称之为“另类”,在“另类”的名义下疯狂地玩着色情与政治的双重博彩游戏。以露骨(然而拙劣)的“性描写”挑战中共宣传当局的禁忌,故意挑逗中共宣传机构的官僚,招致作品被查禁,从而博得“被迫害”或“异议”的名义,进而名声大噪,身价百倍。而博彩过程中的小小的冒险,不仅有可能带来更多的利益,而且为赌徒自己带来一点点小乐趣和小刺激。讽刺的是,在更早一些时候,对抗官方的意志是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的,而在今天,这反倒成为做秀和牟利的手段,可以博取名声和赢得市场。

“乌鸦”,或飞翔的“鸡”

在文化博彩方面,新近冒出来的女作家九丹,堪称高手。她的长篇小说《乌鸦》,写的是几位在新加坡沦落风尘的女子的遭遇。而九丹所要做的不仅是挑战中共宣传当局,而且要挑战卫慧,挑战卫慧的“身体写作”。
“身体写作”,这一谎言我不知道是从何时何地开始流传开来的。所谓“身体写作”如果在行为艺术的意义上尚且能够理解,要么只能看成是写作的感官化倾向的一个隐喻,否则,恐怕只能是一个谎言。隐喻的意义含混性和多义性,给文化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号称“身体写作”的那些人,无非是在为自己的俗艳寻找借口。
九丹的这部半自传半虚构的读物,看上去好像比卫慧更诚实,但也比卫慧更笨拙,更缺乏艺术性。充分了解妓女生活,充其量比一般人更有资格谈论色情,却未必更有资格谈论文学。
如果将《乌鸦》当作一部纪实小说来看,尚有可观之处。而据九丹本人在接受友人的访谈中称,她的小说得到了著名作家王朔和前辈批评家李陀的高度评价。这两位文学界的名流称《乌鸦》“代表了全人类的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向整个男权社会和金钱社会发出的一声呐喊”,并且“很有可能作为一部经典而存留于中国的文学史中”。我不大相信王朔和李陀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是真的,那么,我只能抱歉地将这两位先生的高见看成是一派胡言乱语。
九丹也完全清楚卫慧的沽名钓誉的手段,甚至在访谈中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指控,但她本人却正在变本加厉地重蹈卫慧的覆辙。她对“美女作家”这个名头耿耿于怀,看上去更像是两个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这样,九丹的挑战只能理解为她跟卫慧之间的一场艳舞比赛,胜负取决于谁更大胆。
“乌鸦”,毋宁说是一匹起飞了的“鸡”,正在文学市场的上空作一次短暂的滑翔。

“劣胜优汰”:文化商业化的初级规律

今天,靠揣度官方政治意图来写作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而揣度文化消费市场行情的写作者越来越多。如果说,以往支撑起人们对文学的理解的是官方的文学史家的谎言,那么现在,则是市场虚假行情的骗局。
然而,在不成熟的市场条件下,往往是假冒伪劣产品冲击高品质、高价值的产品。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或者说“劣胜优汰”,正是商品经济初级阶段的一种特殊现象。今天的文化产品的市场状况正是如此。这个市场的唯一尺度就是印数和销售量。据此,卫慧九丹是成功的。其实,这一现象并非小说界的所特有。小女人小男人的散文,余杰等人的思想随笔和更早一些时候的汪国真的诗歌,均与卫慧、九丹等人的小说有着极为相似的外表和文化功能。相比之下,那些高品质的文艺作品则显得很可怜,甚至可笑。
看来,在文化的意义上今天也到了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了。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荒诞的时代,批评的号角却喑哑无声,这才是尤其可悲的。

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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