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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新诗的一副“古典主义”面孔(程继龙) (阅读126次)



     
当代新诗的一副“古典主义”面孔
 
——沈奇论
                       
 
程继龙
 
 
  沈奇是中国当代新诗界中一个独特的存在。这不仅在于他是一个职业的批评家,一个从事诗歌写作和诗歌活动达四十年之久的诗人,还在于他在这些历程中,所展示出的令人敬佩的风骨和气度。在沈奇这里,写诗、讲诗、批评诗、研究诗,皆关乎“记忆与尊严”,或成为“过客的遗产”[1]。诗人丁当说:“他一直苦苦地用一条他的准则来维持诗歌和日常生活”[i]。批评家南帆说,在沈奇那里,“诗仿佛是这个世界唯一的重心”[ii]
  读沈奇的诗集《沈奇诗选》(2010年版)、《天生丽质》(2012年版)及几部理论著作《沈奇诗学论集》(2008年修订版)、《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2016年版),可大体寻绎出他诗艺、诗学发展的脉络。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前期,浪漫抒情时期;1980年代中期到2007年,现代主义时期;近十年来,借助“天生丽质”和“无核之云”两个系列实验文本的诗与思,进入到对汉语“诗心”“诗体”“诗性”的体认与重构。设若不满足于这种线性的、表面化的归纳,深入一层,肯定会撞见一些揪心的、岩石般坚硬的问题。与新诗发展的整体状况相当,“古典”的确是沈奇诗艺、诗学发展的一块基石,一个参照系,甚至一个带有归宿意味的所在。
  新诗在“现代性”的路上一路狂奔,但也一直承受着“古典”的反向拉力,可以说是在“现代”和“古典”的张力空间中前行的。有所谓“现代性”,也有所谓“古典性”。作为与当代中国先锋诗歌同甘苦共患难、一路奋斗过来的沈奇,最令人深思的,正是他最终展示出来的“古典主义”面孔。
 
一、“道”与“势”—— 沈奇的“哲学”
 
  沈奇有他的“哲学”。
  单一的现代人,很难有自己的“哲学”。“古典”一词,自然使人联想到近代从法国兴起的古典主义思潮,强调理性、原则、规范,克服基督教文化式微所带来的全面混乱。也使我们想到中国“天人合一”的信仰,想到屈陶李杜、唐诗宋词,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统一的世界中,恪守着一种普遍的法度,践行着人人皆可理解的成规。及至现代,在一个彻底变乱的、以“动”和“反抗”为主要精神(闻一多语)的世界,难以形成对世界和自我的完整的看法。沈奇逆时而为,仿佛一位穿越到现代世界的古人,置身世界的混乱,他竭力想找到一套说法和活法。这一套世界观体系,化合了生活经验、审美想象、时代观念和古今中外哲学的碎片。他在年深日久的臆想和实验中,有着强烈的冲动,渴望一次性解决存在的混乱,找到自我存在的位置和安身立命之所。参照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模式,我们亦可归纳出沈奇“哲学”的图景,“天地—人—语言—诗歌”,四要素及各自的衍生物配合相互间的实际关联和辩证逻辑,共同撑起了沈奇借以生存其中的思想殿宇。
  “上游的孩子 / 还不会走路 / 就开始做梦了 / 梦那些山外边的事”(《上游的孩子》),这是沈奇早期诗歌代表作中的诗句。“上游”固然和他所出生的“汉江上游”“沔水古城”有关,但更是他对世界的一种自我命名。“上游”是世界的初始、源头和本相。他近乎固执地认为,他心目中世界的模样,就应该等同于实际存在的世界,最起码应该朝此方向回返与进化。他甚至发展出一种“上游的诗学”,“上游,水出发的地方”“上游,为成熟走失、永远想回而回不去的地方”[iii]。在这个世界,“声音是向上走的 / 云烟是向上走的 / 心是向上走的 / 诗也是向上走的 // ‘上’是什么? / 上是轻 / 上是空 / 上是无”[iv],而“世界是原在的”[v]。这个世界本质、纯粹、未受尘俗的污染,且恍兮惚兮,充满形而上的色彩。那里日月空濛,草长莺飞,野花静静开放,滋生万物的自然力量生生不息。这样的世界寂静到听不到声音,浩淼到看不清物象。沈奇自然地接通了老庄哲学的精要,征引《道德经》和《庄子》的话语来进一步描述这个世界:“万物源道”[vi]“众妙之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于是老庄所启示的“体用不二”的“世界”的形象和性质,融汇到沈奇通过沉思、冥合所得到的内心那个“只属于自己的荒原”[vii]。在反复的言说中,还加入了尼采、海德格尔式的言说。“万物先于人类的诞生而存在 / 此‘存在’即为‘道’”,“存在无言—— / 存在只是在着”[viii]。这个世界呈不断敞开却自足的状态,人源于它,也臣服于它的内在规定性。
  在这个理想化的、彼岸化的世界之外,当然还有一个现实中的现代世界。如果说前者是依于“道”的、依道而存的,后者就是依乎“势”的、依势而存的。在这种事关重大的元叙述中,沈奇还征引了孟子的话,“枉道以存势”,“势”取代了“道”,天地的大美和心中的“澄明之境”被强行遮蔽了。现代人处在一个失去“原粹”的、沦落了的世界[2]。沈奇的“哲学”看似古意盎然,使人产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但内里却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作为一个当代诗人学者,他对“全球化”和中国社会、中国人在此浪潮中的巨大变化,有切肤的体验和深入的思考。他借用本雅明、恩斯特·卡西尔、尼尔·波兹曼等西人的说法来印证自己的看法。那个原在的、自然的世界不断被降解、宰制,世界被空前地“物化”,“灵晕”消失,工业化统治一切,标准化大行其道。世界被冷静而迷狂的工具理性肢解,变成可以量化、称量的平均物。对此,沈奇充满了焦虑感,对一个时刻追求“自由呼吸之空间”的诗人,这显然是难以忍受的。“楼台早没了 / 鹂便不知去了哪里 / 连炊烟也变味了 / 雨是酸雨”(《烟鹂》),由“古典”到“现代”的变迁,呈现出剜心刺目般的尖锐痛感。这种体验和焦虑,也正是二十世纪以来整个现代主义文学的普遍主题。在诗人的感知与表意中,“人”,也由庄子“逍遥游”般的个体变成了处境不幸的存在,“现代人类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存在’,并且都是一种被‘体制化’、被‘通约化’、被‘公共化’而成为类的平均数式的存在”[ix]。于是,“人”分裂了,一个逍遥的、原在的人,成为被奴役的、面目模糊的人。就像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描述的“悬在深渊上的绳索”,靠自身的张力而存在,处于不稳定的过渡态,需要奋力抵达前方另一端的彼岸。
  这是沈奇对“世界与人”的性质和关系的基本认识,我们也借以看到了沈奇对更多文化问题的沉思。他没有就事论事,只在自己“诗”的范围里、修辞的、审美的领域里展开自己的精神劳作,并以一种隐秘而深沉的抱负,继续建构他的体系。这就是沈奇的神秘、难懂之处,尽管他的“元叙述”是用诸多话语化合、缝缀而成的。分裂了的人,处在一个同样分裂了的世界上,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诗”自然地出场了。
 
二、“诗心”与“诗性”——沈奇的“诗学”
 
  沈奇的诗学是以对世界的“道器论”式的认识为基础、对人的处境和价值的追认为起点的。在这样一个离“道”与“本源”越来越远、日益下行的世界中,人受现代社会经济、体制、观念的重重宰制,失却了自由意志和神性,然而在诗人这里,一切似乎仍可挽回——经由诗,返回原在,返回人的自由心性;诗的存在,成为一种精神信仰,一种救赎行为——所谓“诗意如灯,天心回家”[x]
  “诗意”如永不寂灭的长明灯,点亮在社会文化空间,烛照晦暗的灵魂,指引人们找到回家的道路。“诗的存在是家园的存在——对于迷失的现代人,诗已成为唯一来反抗生命中的无意义以及对现代科技文明的焦虑与迫抑感,从而获得充实与慰藉的最后栖息地”[xi],“现代诗的本质,正是在于通过诗的获救之舌,来不断颠覆我们生来遭遇的语言制度,以求在新的语言之光中找回独立鲜活的生命个性”[xii]。诗不单是抒情言志的行为、锻炼修辞的技艺,它集合审美和实践的双重特性,提醒人警惕社会习俗、文化体制、时代观念对人精神潜意识的反制和规训。诗激活感官和智性,驱导人们投身到观察世界和反思自我的精神活动中,看见迷人的微光,唤醒遗忘的初心,进而重新开始自救与自新的行为。诗歌最终是要造就自由、自得、自在、自若的个人。在沈奇的理解中,“自若”这个汉语味十足的词语,即自由在个人身上得到实现后的真实状态[3]。依了诗,自由穿梭于各种边界之间,返顾自身所来的诸种背景,看到现实的痼疾,沉迷于自我自由呼吸的状态。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格状态、精神主体,带有浪漫主义的气质,闪现着人文精神的强烈光芒。
  在原本分裂的时代,在极言现代、后现代的当下,沈奇反倒找到了相对统一的、一贯的人格主体样式,甚至将诗本身,反向地变成了一种用以人格再造的审美功能和意志机制,以顽强对抗主体的矛盾和混乱。沈奇由此激活了汉语古典诗学的“文心论”与“诗心论”。“诗者—— / 为天地立心 / 为生命立言”[xiii]。心,是更内在的关键,是诗性行为和诗意过程得以开启和推衍的肇始、本源。正如传统心性之学所强调的,离开人、离开心的一切事物和行为,都是凌乱的和无意义的,新诗必须找到“心”的源头。只有这样,才能正道直行,进入“众妙之门”,而避免一时的妄作。
  在对“诗心”的沉思中,沈奇拿来了“生命体验”这一法宝,而这正是当代新诗最可宝贵的一个财产。“人生来是完整的、个性的、自由的,人对外来的强制、命运的折磨,对不能自由发展自己以获得幸福的生存局限的反抗是天生的,且到了现代愈演愈烈。正是这种对生命之痛的不断追问和不断超越,才使诗人的言说成为人类存在之最本质的言说。”[xiv] 沈奇偏离了传统心性之学的规范,接通了现代人生命活动的真实存在,吸收了现代生命哲学的精华。生命之流在冲荡中左右奔突,又有它最终的方向,本身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康德语),一切长久或短暂的感觉、幻想、梦想都寓于其中。生命体验,就是将生命活动本身当成一种有意识的、持续的审美行为。沈奇尽管高度警惕现代社会的冲荡和混乱,但同时也将生命体验自觉地当成诗歌内容的来源、诗性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以生命化的审美眼光来批评和衡量诗歌的优劣和成败。诗与生命合一,生命体验的种种因素和力量,充实原本抽象的诗心,也发展了诗心论。
  接下来就是“语言”的出场了。这不单纯是因为“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语言哲学对生命哲学的刷新。几十年来置身当代诗歌创作、评论现场,沈奇以其超乎寻常的问题意识,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可以说,沈奇有自己的逻辑。不能无视语言的存在,“诗到语言为止 / 诗到语言为始 // 恢复命名功能 / 重返生命初稿…… / 诗由语言而生 / 语言由诗而生”[xv]。诗是语言的艺术,海德格尔时刻提醒人们:语言是存在之家,人依靠语言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语言不仅记录生命,而且为世界命名,语言的起源就在对事物命名,这种命名本来就是诗的、美妙的。汉语就是中国人、中国诗人栖居的殿宇、最后的家园。这是沈奇最后认可的结论。然而这仍旧难以满足他心灵的渴望,他强烈地意识到,正是在当代新诗中,汉语本身的问题日益迫切地呈现了出来。
  沈奇认为,新诗是现代汉语的产物,新诗的问题正在于现代汉语的问题。现代汉语是“移洋开新”的产物,以翻译语为主要形态的现代汉语之书面语,受西方分析性思维和逻辑化结构的作用,加重了理性运思的机制,长期以这样的书面语来写作,难免造成食洋不化,甚至“本根剥丧、神气彷徨”的严重问题——沈奇用鲁迅的话来追认这一问题,也在郑敏、木心等人那里找到了大致相似的看法。由此,沈奇最终开出的药方是“汇通”。现代以来持“汇通论”者不在少数,比如宗白华、梁宗岱、卞之琳等。沈奇则有自己的论述,“内化现代,外师古典,汲古润今,融汇中西,重构传统,以求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下,找回一点汉语诗性的根性之美”[xvi]。同时借用当代画家石虎先生所提出的“字思维”理念,认定汉语特性及其诗性思维的根本在“字”,汉语的感知与表意,是依据一个个汉字来进行的,汉字本身音、形、义具足,带着文化的沉淀和情感的温度,这样的汉语才能贴切传神地表达中国人的神采和呼吸。现代汉语的不足,正在于违背了这一宝贵传统,“字思维”被代之以分析运思和谋篇布局,离观念近而离感觉远,变得诗性匮乏。因此,要提醒进而推进在现代汉语的惯性“编程”中,加补并融入“字思维”的传统,尤其是诗,正是恢复这一传统、实现“字思维”的最佳途径——诗和语言就这样相互提升。
  现代人在现代社会漂泊无依,现代诗学也散乱无稽,沈奇花费了数十年时间,走了漫长的道路,最终找到这种建立在“汇通论”基础上的“字思维”法门,并以此来解决当代诗歌的问题,进行可能的平等对话。
 
三、“字思维”与“云烟感”——沈奇的诗
 
  沈奇近年潜心持久创作的系列组诗《天生丽质》,有效实践了“字思维”的诗学设想。作为诗写与诗评双栖的沈奇,一边思考,一边实验,文本创作与理论思考双向推进,互为表里,别开一界。
  在《我写〈天生丽质〉——兼谈新诗语言问题》一文中,沈奇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立足于单个的“汉字”,兴发成词,这便是诗题的来源,如“茶渡”“怀素”“桃夭”“光荫”“依草”。这些作为题目的“词”,有的是从古典诗词中提取出来的,有的是现成的地名、物名,有的是旧词翻新,更多的是文字逗引、碰撞、一时偶发的创造。这种命题,本身就兼顾了汉字音形义及文化内涵等多种资源和可能,诗思的起兴、文本的展开,就这样开始了。将这些特殊的“词”剥离原有的语境,搁置它们背后沉积的隐喻及意义,暂时置于完全陌生的情境,然后调取各方资源、煞有介事地进行亦真亦幻、错空镂虚的再创造。沈奇认为这样才切中了汉语的本性,恢复了语言最初命名的功能,而且发挥了创作主体自在自若的心性。
  接下来对诗歌正文的写作,就是一种随方就圆的衍生、假戏真做的“填充”行为,他认为这才符合“情生文、文生情”的诗文传统。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前后奔突,又左右逢源,潜意识中的情结被激活,日常生活的经验被调动,阅读得来的想象被利用,旋生旋灭的意象被缝缀,如此等等,这是从内容方面而言。从修辞方面看,很多重要的方法或姿态被灌注了进来。一个是“悬疑性”,“即将诗中所有的意象和意境,均置于一种不肯定、不明确、自我盘结、古今对话的‘悬疑语境’中”[xvii],打破线性思维和闭合时空,将古典诗句、古意、现代意识都错置在一起。另一个是“戏剧性”,将各种“意象”“语象”都角色化,使其在一个共时的舞台上进行自我表演。就文本实验的具体情况而言,所用的修辞不止此二者,还应该有他常说的“寓言化”,以及叙事、戏仿、悖谬、反讽等。
  如此“天生丽质”式的“现代古典诗”之创生过程,应该说,不仅是一种写作方法,还是一种特殊的诗艺运思机制。它独辟蹊径地弥合了内容和形式的对立,且将其反复书写、塑造为新诗的一个新“体”,“字思维体”,或“沈奇体”——新诗文体范畴内部一个新生的“小文体”。沈奇多年来苦苦找寻新诗可能的“诗体”,或许就此暂可成立,成为合乎他理想的一个结晶,一种收获。这种“天生丽质体”,符合沈奇“诗是有造型意味和一定音乐性的语言艺术”的文体定义,也切合了汉语诗歌精要简洁的语言传统[xviii]。或许,这也暂且告慰了沈奇对新诗诗体混杂、不稳定问题的焦虑。最初的白话诗人胡适、刘半农等人有“增多诗体”的构想,新月派闻一多实验《死水》以验证自己的“格律诗”观念,——百年新诗一直在找寻诗体,以应对“文体”的压力。这种探索,于诗歌发展、诗歌史是很有价值的。
试举二例——
 
酒  醒了
雪还没醒
 
是谁昨夜不辞而别
 
空空盈盈
一个白里
 
唯三两麻雀
叽叽喳喳
         ——《雪漱》
 
  “雪”“漱”二字并置,生造出一个私语化的“词”,这一碰撞,犹如口误或笔误,无意间开启了一种想入非非的奇幻之旅,也仿佛返归了汉语初始生发、命名的天地玄黄中。于是开始“填词”,苦心孤诣地将“雪漱”二字草创的器皿填满、做细。题目涵隐的“雪”之意,被充分调动了起来,“是谁”一行很明显地有了情节感和角色想象:谁(友人?抑或一个根本与“我”不相干的人)昨夜不辞而别(“不辞”,是哀怨而去,还是兴尽而归?),时间、事件、角色均已具足,而“起因”被隐去,故事的一半不说了,只留待读者去补白。
  其实从一开始,“雪漱”的大情境就已经设置,酒醒而雪未醒,暗示诗人似乎在“晚来天欲雪”时即已饮过,历经一夜梦游、一夜雪落,而后迎来一个美丽的雪朝。第三节直言雪之底色、之本质、之境界,结合情境来看,诗人酒醒,记起共饮者已逝,而后放下,安心赏雪。临了在天地一白的空旷里,添上三两麻雀,其色灰黑,其音啾唧,是说万物自由,还是曲意传达落寞别绪?按照“情境”来逆诗人之意,似乎通畅而圆满,一首诗也水到渠成地成立了起来。然而这样读诗,无乃过乎!机心过重而显造作。“酒 醒了”难道一定意味着“我饮过酒,现在我醒了”?还可能意味着是在说完全无关的另一人或一物“醒了”,酒也并没有饮,雪也没有下,无雪也可以“空空盈盈一个白”,这是禅家完全可以做到的,至于“漱”所暗含的意味,诸如“澡雪精神”、“枕流漱石”之类,就须另寻索解。这就有了解构的意味,陷入解释的黑洞。还应看到诗中超量的空格、分行、分节,依照传统见解,此三种起调节节奏(视觉的和听觉的两方面)的作用。从语义表达角度,可以将三者统一命名为“留白”,留白是停顿、是分割,也是解压,随意、随缘地打住、跳跃,松开语言在时空中线性推进的波线,沿着小路旁逸斜出、观望、凝神,以求发生更多的弥散性意涵和歧义性。歧义性即是丰富的表征,这样最大限度地恢复着汉字的丰饶。那或大或小的空白,反向生发出无尽的意味,“无字胜有字”,这本身也应该属于沈奇所认为的“汉语诗性”。
  沈奇的实验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即“现代禅诗”。他一直有意地“引进‘现代禅诗’的运思维度”,“既是‘现代禅诗’,骨子里便少不了现代感的支撑,古典的面影下,悄然搏动的,仍是现代意识的内在理路,只是这‘理路’中多了几分‘禅味’而已”。[xix] 庄禅美学,是古典思想、艺术中最可能通约于“现代性”的部分。道家从实有看到了“虚无”,禅家更进一步,从“无”看到了“空”,“空”可说是“有/无”之一体两面的完整存在状态。沈奇于此类诗思中,不仅喜欢指向“虚无的事物”,而且整个运思方式也经常呈现出时断时连、去留无迹的特点。切入,展开,分叉,宕开,追求艺术思维的复合性、共时性,刻意塑造文本结构的开放性和多样性。因而,一首诗的发生也就像禅悦、道悟的过程了——
 
云白  天静
心白  人静
 
欲望和对欲望的控制
 
——人群深处
谁的一声叹息
转瞬即逝
 
空山灵雨
有鸟飞过
     ——《云心》
 
  “云”“心”二字就如国风中的“桃夭”“子衿”一样,突兀地并排站在一起,难分宾主,究竟是云的心、云一般的心,还是看云之心,不可确知,莫可名状。语法从前而后的限定律似乎暂时失效了,语义由一趋于多。从一开始就旨在破解言说的固定与单一。“云白”则“天静”,目击道存;“心白”则“人静”,天人互证。第一节塑造出自我观想、若迷若悟的禅意氛围。“欲望和对欲望的控制”,则是横插进一句谶语般的论断,打破此前塑造出的宁谧气氛,芒刺般划出一道漏着黑光的口子,且其内部逻辑本身就是矛盾互诘的。分节的空白和长长的前置破折号,意味着思绪的中断与陡转急下,茫茫世间,一声“叹息”破尘而出,而此“叹息”本身,亦不能出离世间。禅总是一种破解行为,包括对自身的破解,禅寄生在一切伪作带来的矛盾的罅隙里,无数的破解行为直至抵达“云在天心水在瓶”的空明境界。“叹息”的失效、被破解,甚至推翻了此前一切的观想,“云”“心”“欲望”,“人”和“我”的分别,只不过是“无相”之“相”(《金刚经》)。在心智与言说的轰然坍塌处,又重新生出一层天地,“空山灵雨 / 有鸟飞过”,天地本来自然、万物本来自在,“树为呼吸而绿 / 花为自在而开”(《怀素》)。
  沈奇这些诗,充满了“云烟感”。这也是从风格学的意义上来说的。
 
余论:作为方法之一的古典
 
  沈奇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顿悟的、分析的,诗话的、论证的,建立起了自己诗学的小世界。其中,对一个原在世界的想象,对人的完整性和价值尊严的守护,对诗歌救赎与重塑功能的期许,以及对汉语诗性本能的追认,均闪现着古典主义的光芒。
  沈奇的诗学、“准理论”,作为创作观念,帮助他结束了诗歌的偶发性和零散性,给他多年的创作一个多少有点终极意味的方向,将数个阶段、数种理路的探索统领了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有连贯性的过程。比如对早年生活的记忆,对现代社会的焦虑,对个人生命的内视、对传统的眷念,均统摄、笼罩在一种既先锋又怀旧,既现代又古典的格调中,也因此成就了个人写作的风格,提高了辨识度。作为批评理念,使他的批评,遵从了相对统一的理论,在较为一致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做出命名。贯彻乃至反向深化他自己对诗歌的精深思考,助长了批评文体的形成,使批评真正有可能成为“一种别样的写作”[xx],使他的批评和研究成为“有根的”行为,入乎个人心性之内,出乎学术公器之外,既能宏观把握,又能有的放矢,避免了习见的“强制阐释”。同时,也使他有了“沟通古今”的抱负。这都是难能可贵的,没有辜负他“为只顾造势赶路的新诗之众提个醒”的想法。
  然而,一些问题还值得商榷。
  例如,将新诗诸多问题的解决之道归结为“字思维”,是否有大脚穿小鞋的感觉?不错,汉字从其源头来看,确实有“象形”“切体”“及物”等先天优长,文言是以单音节为主的孤立语,具有简洁雅驯的特色,高本汉、张中行等有识之士也都持此种看法。但是不应忘记汉字、文言本身也有向抽象、曲折和繁复发展的倾向。更不应忽略现代汉语发展的时代语境和历史目标。一种语言质地的优化和品位的提升,包括词句的丰富、功能的改善,均应充分地语境化、历史化,更深地放在时代发展的现场和潮流中来整体推进。近几十年来哲学、文论的发展已充分说明,语言符号是多维的整体,语词的能指、所指、指称功能,都是通过反复的、多向的话语实践来实现和提升的。现代汉语在塑造自己的本体、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过程中,固然出现了质胜文等诸多毛病,但现代汉语的改变已成大势和定局,有其自己的规范和功能,一些问题也不是通过简单反顾古典所能根治的,充其量只能提供一种镜鉴。另一方面,也应该充分认可并尊重当代新诗经过艰苦努力所获致的多元发展、多样展开的局面,这不是一句空话,多种感觉在积累,多种技艺在形成,众声喧哗、魏紫姚黄,多元就是多样,常以混乱无序为貌不必为此太过焦虑。或许,更重要的是要忍受混乱,观察、记录、描述,维护这种开放的态势,这种正在展开的空间。要甘做尼采的“负重的骆驼”。
  最后,还应重估“古典”,不应将其“本质化”。南帆先生在《无核之云》序言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与众多反本质主义者不同,沈奇承认‘道’的存在”。“本质主义”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坚信事物背后有稳固而统一的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最终可以找到唯一的解决之道。即使认可“古典”在宽泛的意义上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气质、态度和泛型,也应该看到“古典”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欧洲有欧洲的“古典”,中国有中国的“古典”,即使是中国的古典,也有儒释道的“古典”、庙堂与江湖的“古典”等等,不可定为一尊,不管是显在的还是隐形的。寻找一个稳固的本质、建构一套统一的体系容易,但是建构一个真实有效的体系难。在此,想到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思路,“古典”,不管是哪一种古典,都只能作为方法,而不能作为目标,而且只能是其中之一种。要高度警惕将“古典”当成一种整体的态度和目标,要将其局部化和策略化,使其服从于建构真正的“现代汉诗”的目标。我们在郑敏、胡兰成、木心等人对新诗、中国语言文化的论述中看到了很多本质化的偏颇之举。
  “古典”之风日盛,这与新诗应对传统的压力的实际情况有关。如前所述,新诗一直是在古典与现代构成的张力空间中存在、发展的,新诗需要在歧路彷徨中携手或利用唐诗宋词、庄禅美学。对“古典”的推行,既有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有萨义德“东方学”的意味。西方人以殖民者的偏见想象出一个景观化的“东方”,实际上身处“东方”内部的中国人,在现代性后起的关口竟也自觉地以西方殖民者眼光反观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文化,结果是情不自禁地找到了一个本质化的“古典”,并以此进行自我界说和国际对话。
坚守古典和现代的界限,差之毫厘,将蜕变为一个复古主义者,而遗忘“现代”的初衷。
20172月于湛江岭南师范学院
【注释】


[1] 沈奇几部诗集的封面自题辞。
[2] 这里的一些观点,可参看沈奇《“味其道”与“理其道”——中西诗与思比较谈片》,《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
[3] 参看沈奇《无核之云》上篇第153条。《无核之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i]     沈奇:《沈奇诗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5页。
[ii]    南帆:《改变语词的方向——读沈奇的〈无核之云〉》,《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19日版。
[iii]   沈奇:《“水,一定在水流的上游活着”——论麦城兼评其长诗〈形而上学的上游〉》,《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
[iv]    沈奇:《无核之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
[v]     沈奇:《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9页。
[vi]    沈奇:《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第162页。
[vii]   沈奇:《无核之云》,第137页。
[viii]  沈奇:《无核之云》,第126、127页。
[ix]    沈奇:《无核之云》,第178页。
[x]     沈奇:《无核之云》,第123页。
[xi]    沈奇:《无核之云》,第11页。
[xii]   沈奇:《无核之云》,第14页。
[xiii]  沈奇:《无核之云》,第130页。
[xiv]   沈奇:《无核之云》,第43页。
[xv]    沈奇:《无核之云》,第142页。
[xvi]   沈奇:《我写〈天生丽质〉——兼谈新诗语言问题》,《文艺争鸣》2012年第11期。
[xvii]  沈奇:《我写〈天生丽质〉——兼谈新诗语言问题》,《文艺争鸣》2012年第11期。
[xviii] 沈奇:《无核之云》,第99-102页。
[xix]   沈奇:《我写〈天生丽质〉——兼谈新诗语言问题》,《文艺争鸣》2012年第11期。
[xx]    耿占春:《当代诗歌批评:一种别样的写作》,《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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