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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诗心”与“汉语诗性”散论 (阅读2445次)



“汉语诗心”与“汉语诗性”散论
 
沈 奇
 
 1
 
  诗是诗人写的。什么样“存心”的诗人,写什么样的诗。同理,什么样“存心”的时代,出什么样的诗人。
这几句大实话,至少在谈论现当代汉语新诗诗人时,是个必要的前提。
  “存心”,即“动机”,德国人哈贝马斯讲的写作“心理机制”,即谁在写、写什么、怎样写之外,还得深入考察“为什么写”的问题。爱尔兰诗人叶芝说过一句话:“我们和别人争论时,产生的是雄辩,和自己争论时,产生的是诗。”[1] 可以看作对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注脚。
  叶芝这里所说的“别人”,在本文语境中,大体作为指代所有的“他者”性存在,似乎会更明了一些。
百年新诗诗人及其作品,如过江之鲫,何其繁盛?但水落石出后,谁存留了下来?谁还会继续存留下去?谁与时俱进继之时过境迁而后废之朽之不复存在?或者换句话说,谁争了“当下”也便活了个当下,谁心存“千古”而不争也成千古?如此等等,都和诗人的那点“存心”有关系。
  这是“人本”。具体于新诗“文本”而言,“存心”不正,则诗体难正;“动机”不纯,则诗性难纯——无论古今,诗都是最见心性的,“用心良苦”,或“别有心机”,结果大不一样。有关当下汉语诗歌创作诸多现象与问题的解析,其实都得从“心”说起。
 
2
 
  深入反思与辨析新诗以及后来被正名为“现代汉诗”的“诗心”所在,有两个心理机制惯性,一直或隐或显此伏彼起而长期存在,需要认真检讨:一种可谓“创新情结”,为创新而创新;一种可谓“运动情结”,为“他者”而他者。前者,耽于变动不居,因变而益衰,而致优雅的缺失和典律的涣散;后者,乐于与时俱进,或从众造势,成为宣传、时尚、乃至娱乐化的附庸,而至真纯的缺失和初心的涣散。
  两者共同的“病根”,在于其创作心理机制中,总有一个“他者”的存在暗自作怪,缺少那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心胸与气格,所谓自若即失,唯有顾盼,是以大多为小家子成了点小格局,弱诗人写了些弱诗歌而已。
  由上文所引叶芝的说法,又想到孔子的一个说法。孔子谈学问之道,指认“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并认为“为己之学”方为学问之正道。套用圣人这句话,似乎也可将诗人与诗的存在状态,分为“为己”与“为人”两个向度观察之。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汉语诗歌的正根,或者说汉语诗歌的大传统,在“为己之诗”而非“为人之诗”。古典汉语诗词中许多传世之作,大多出之或唱和或赠答之得,便是一证。此种单纯“诗心”,可谓古典“汉语诗心”之要义——以己而发,为己而作,即或有一二“预设”知己,那也是另一个自我的对象外化,所谓“镜像”作用,心理机制上还是为己之诗,而非“他者”式的攀附。
  由此回头看去,百年新诗新了百年,其实主要新了个“为人之诗”:预设受众,预谋他用——现代文学意义上的启蒙、新民、疗救等,当代文学意义上的主旋律、新诗潮、实验、先锋、走向世界等——皆为时代、家国、民族、阶级、大众、小众、以及“与国际接轨”等等所主导而发展变化,且慨而慷,发为各种思潮与运动,造势争锋,与时俱进,形成一个小传统,但若将其比之汉语诗歌大传统,还是多少有些底气不足。
  说到底,“诗在开始就不是救世的工具或媒介,它是最有生趣的艺术,光辉而不实用,但也最属必要。”[2] 故, “诗人的力量在于他的独立”;(雨果语)而“诗,这是人的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海德格尔语)一种存在。按照汉语的说法,诗人乃“真语者”(《金刚经》,“修辞立其诚”(《文言》),非“自性圆明”(《圆觉经》)者难成正果。
  尤其,现代化至今日之物质时代、后消费主义时代、碎片化时代、网络与自媒体时代、以及“娱乐至死”的时代,诗,越发成为无用之用之时,浮华还是上升,更得看诗人的“存心”如何了?所谓自得其所,方有诗得其所。
  ——有必要引用尼采的一段话作参照,或许更意味深长些:
 
  宁静的丰收。——天生的精神贵族是不大勤奋的;他们的成果在宁静的 
秋夜出现并从树上坠落,无需焦急地渴望、催促、除旧布新。不间断的创作
愿望是平庸的,显示了虚荣、嫉妒、功名欲。倘若一个人是什么,他就根本
不必去作什么——而仍然大有作为。在“制作的”人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
种族。[3]

 
3
 
  原本,人类世界诗人的“诗心”,应该都是相同且相通的,何以生出“汉语诗心”一说?
  笔者生造“汉语诗心”的说法,在本文语境中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汉语诗人该有汉语自性的诗心所在,不能总是翻译诗歌主导的“范”;一是说汉语诗人为诗而诗时,多少还得操心点汉语的事。
  一方面,如上述行文中所点到的,至少就古典汉语诗人之主体精神而言,其主要取向,尽可用那句“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概言之:真纯朗逸,笃诚率性,出而入之,入而出之,有顾盼而不失自若,终归自得而美,唯诗文“千古事”为是。这其中的深层心理机制所在,其实与汉语感知与表意世界的根性有关,亦即“诗意运思”(李泽厚语)的汉语本质有关——个中话长,此处点到为止。
  另一方面,如T.S.艾略特所言:“诗人作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4] 作为汉语诗人,其“存心”所在,自然还得“操心”经由现代“诗性编程”后,对汉语的“维护”、“扩展”、和“改进”起了多大作用?尤其现代汉语,恐怕很难经由别的话语方式获益于此,唯有现代汉诗责无旁贷——这可是个大问题,也是忙着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诗歌创作与理论一再延宕荒疏的问题。
  诗是语言的艺术,这艺术除了要尽诗的责任外,还得反转来尽语言的责任。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中尚留存使用的许多成语,多取自古典诗词,从而成为现代中国人,各个层面的感知与表意中,常常画龙点睛式的存在,其“穿越”性的“命名”效应,挥之不去,唯有眷顾,而功莫大焉,便是一个最显豁的例证。
  语言是人的起始,诗是语言的起始;诗由语言而生,语言由诗而生——这其中的相互关系及利害所在,实在大有说头。
  不妨转而讨论有关“汉语诗性”的命题,或可经由此关联而另获启示。
 
4
 
  新诗或现代汉诗,经百年“现代化”,由倚重字构、词构之古典“编程”,转而为依赖句构、篇构之现代“编程”,其外在形式,如当代诗评家叶橹先生所言,只剩下“无限自由的分行”,另走一道,另成谱系,我们再回头谈论“汉语诗性”命题时,究竟要义为何?
  先绕开来说。
  古今汉语诗歌,若概要打通去看,大体可以“情”“义”“体”“境”四字,概括其原本可以共生共有的基本诗性——
  其一,“情”者,可谓“精神诗性”;
  其二,“义”者,可谓“思想诗性”;
  其三,“体”者,可谓“形式诗性”;
  其四,“境”者,可谓“境界诗性”。
  此诗性“四维”,其中,前两点关乎主体,在本文中主要关乎“汉语诗心”所在;后两点关乎对象,在本文中主要关乎“汉语诗性”所在。前两点普遍都明白,后两点须略备细化说明:“体”之所在,包括语感、气息、节奏、韵律等,从中见出文学及艺术修养的高低深浅;“境”之所在,包括文心、文脉、文字、文采等,从中见出文化涵养的高低深浅。
  现代汉诗与古典汉诗,除开精神与思想方面,心系“时代愁”还是心系“万古愁”的明显差异之外,关键是后两点“体”与“境”的差异,亦即“形式诗性”与“境界诗性”方面的差异,较为复杂和微妙。
  顺便一说:这多年的当代诗学,多热衷于“思想诗性”和“精神诗性”的宏观关注与言说,疏于切实有效的微观研究,“汉语诗性”命题的提出,或可引发一点类似的话题,渐开风气,而别具意义。
 
5
 
  诗,以及一切文学艺术的存在,或为语种所限,或为材料所限,或为形式所限,总是以其类、种、个的局限为基本文体属性。换言之,即以其局限为位格之所在,以及风格之所在,以免混同于他者。
  局限即界限,类、种、个的“域”之所在。在具体创作或叫做文本生成的过程中,界限或可适当伸缩,或越过界限探求并扩展新的表现“域”。但总体而言,若过于扩张,则可能反而失去原有的“领土”而无所适从,造成属性的含混不清而致典律的涣散无着。
  百年新诗,其潜在“危机”正在这里——屡屡变动不拘,在在创新不断,“滚动的石头不生苔”(法国谚语),只剩下大众化的、运动性的模仿性创新或创新性模仿。如此结果,只能是不断“下行”而泛化,乃至连“分行”也只是一种表面性的存在,内里的文体意识亦即诗体意识,已经相当模糊。
  道成肉身,这“肉身”之“体要”,是诗之“道”所以然的根本属性。
  记得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编选《西方诗论精华》一书时,读到美国诗人学者乔治.桑塔雅纳的一段话,至今印象深刻:
 
  从形式的角度看来,诗歌的不严格的定义可以这样表达:诗歌是一种方 
法与涵义有同样意义的语言;诗歌是一种为了语言、为了语言自身的美的语
言。正如普通的窗户,其作用只在于使光透过,而彩绘的玻璃使光带上色彩,
从而使自身成为住宅里的物品,继而又使其他物品带上特殊的情调。[5]

 
  回到常识性的再确认:诗(现代诗)是对涵泳于“分行”中的思想、精神、意绪诸“内容”的一种语言“演奏”,其本质不在演奏的“曲目”及“内容”如何,而在于其演奏的方式以及风格如何。
  在这一方面,语感及其风格方面,以及有关形式要素之分行、断连、跨跳、节奏、调式等方面,“笔墨当随时代新”的新诗,以及无限自由分行的现代汉诗,似乎并没有给出多少经典性的规律或范式可言。这样说,不是要归法于一,而不免会伤及以自由为灵魂的现代汉诗的根性,而是要择善为流,于典律的意义层面发挥自由的精义,总比任运不拘及散漫无着要好些。
  这是“形式诗性”的简要讨论,更要紧的问题,还在“境界诗性”上。
 
6
 
  新诗百年,以“现代化”为由,唯“现代性”为上,是以又有以“现代汉诗”为正名之举,从“定义”与“命名”上确立并强调其“现代性”属性。
  而现代性诸问题中,首要一点是人与自然的背离。这里的“自然”,不仅是指“生态自然”,也包含“心态自然”,或“自然心性”——现代诗人也不例外,而且现代诗人之诗写的第一要义,正是要质疑进而填补这样的背离。
  不少诗爱者都体验和发现到:读古诗名作,明知是依循格律做出来的,却常常感觉是从古人心里自然流出来的;反之,读大多数现代汉诗,表面看去是自由潇洒“流”出来的,一旦读多了读久了,却反而感觉到是依循什么“预设”之维做出来的。若深入品味,再上升到理论性的认知,或可概言之:有诗形而乏诗味;有诗感而乏语感;有诗情而乏文采;有诗心而乏文心——“四乏”所致,或轻或重,影响及新诗以及现代汉诗的品质与位格,也是至今难以取代古典诗歌,在现代中国人相关感知与表意的必要位置的主要原由。
  顾随先生在比较宋诗与唐诗时有一个说法:“宋诗意深(是有限度的)——有尽;唐诗无意——意无穷。”[6] 若将此说法套用于新诗普泛之作与古典诗词精华的比较,可谓“昭然若揭”。
  这便是“境界诗性”的关键所在了——此“境界诗性”之有无及深浅,不仅取决于心理机制,也许更重要的还取决于语言机制。是以近年我总在讲一个极而言之且自以为是的“歪理”:在现代汉语语言机制及其语境下产生的现当代文学艺术,说到底,摆脱不了模仿性创新或创新性模仿的局限。
  那么,下一步就要问:如何走出这种“模仿”之怪圈?或者说,我们的现代汉语文学与艺术,何以能在当代世界文学艺术格局中,重新找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定位?
  大概唯有重返对汉语本质属性的再认识,方能有所改观。
 
7
 
  顾随先生有一句话:“诗人最要能支配本国的语言文字”。[7]
  从古典汉语到现代汉语,语言变了,但文字大体没变,不管繁简,总归还是“汉字编程”。汉语感知与表意世界的根本属性在于“诗意运思”,而这一属性的根本脉息,又在汉字。由这一根脉所在,决定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三大基因所在,即,一字一诗,一音一曲,一笔细涵大千(中国书法与中国水墨)。这三大基因,往深里讲,几乎已成为中国文化身份的“指纹”之所在了。
  由此可以反思到,新诗及现代汉诗与古典汉诗在“语言机制”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基本放弃了“字思维”与“词思维”这一“汉语编程”的核心要素,唯现代汉语之句构与篇构为是,流风所致,沿以为习,不做他思。这样带来的问题,其一是总难摆脱由翻译诗歌影响下的洋门出洋腔调式,不免尴尬于复制与投影之嫌;其二即“汉语诗性”亦即“形式诗性”尤其是“境界诗性”的匮乏,难免不断下行而落陷于差异中的同一与肤浅。
  其实说来严重,正之也并非难事。关键在于,能不能摆脱过于信任和依赖现代汉语“编程”的惯性,多少加入一些古典汉语“字思维”、“词思维”的理念,慢慢习惯了,自然会在语感、语境、乃至心境上,都有些新的感受和要求,随之渐生变化,或许连气息、节奏等技艺方面的问题,也会慢慢有所改善。由此,所谓“汉语诗性”以及“中国身份”的要求,也自会有所提升与改观。
  但最终的问题在于:百年新诗历程,潮流所致,我们在在革故鼎新惯了,也在在与时俱进惯了,更在在从众从势惯了,又何以能认同这样的反思与提醒?
  同源基因,要“通”才能“同”。一个常理,何以在在难以落实?
  说到底,还是“诗心不古”,唯新是问,唯当下是问,唯“走向世界”是问,顾不得“常回家看看”而泛滥无归。
 
8
 
  回首百年新诗,有过耀眼的开端,有过艰难的过渡,也有过辉煌的成就。尤其是,还有过作为主要“介质”,去“定义”一个时代的历史功用——如胡适、郭沫若等,之于五四“狂飙突进”时代; 瘂弦、洛夫等,之于海外“漂泊族群”时代; 北岛、杨炼、舒婷等,之于“朦胧诗”时代等等——这一点,是其他新文学新艺术所无可比肩的。
  然而,时代赋予你的,时代也就可能转而他就。当下的问题是,当这种“定义”效应,随着整个文学艺术的“下行”趋势,逐渐减弱乃至丧失后,或者这一效应迟早或已然被其他艺术或亚艺术“介质”所取代后,作为纯粹意义上的现代汉语诗歌,又该如何“定义”自己呢?
  大概,也只能从如何重新认识和定义“汉语诗心”和“汉语诗性”上来,寻求新的位格与走向——设若认同这一理论前提,而需求解于具体人本与文本的“定义”之所在的话,本文给出的临时答案是:
  其一,不可替代的生存体验、生命体验、生活体验——独得之秘的中国经验:
  其二,不可替代的语言意识、文化意识、文体意识——独得之秘的汉语诗性。
  按时下说法,即:一则拼“走心”、“接地气”,二则拼“语感”、“接底气”。“地气”者,当下时代脉动之在场;“底气”者,古今学养修为之在心。二者居其一,即可别开生面;二者兼而得之,或可别开一界。
  ——最后的狂欢后,是该回到最初的诗意,而种玉为月、朗润天下的了。
 
2017年5月29日定稿于西安大雁塔印若居
 
[注释]
 
1 [爱尔兰] 叶芝:《人的灵魂》,转引自《西方诗论精华》第3页,沈奇编选,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
2 [美] J.M.卜润宁:《我写诗工作的几个阶段》,同上第88页。
3 [德] 尼采:《出自艺术家和作家的灵魂》,同上第48页。
4 [英] T.S.艾略特:《诗歌的社会功能》,同上第49页。
5 [美] 乔治.桑塔雅纳:《诗歌的基础和使命》,同上第8页。
6 顾随:《中国经典原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7 顾随:《中国经典原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页。
 
(原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5期“诗论”栏目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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