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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百年:如何接受,怎样评价? (阅读2346次)



              新诗百年:如何接受,怎样评价?
 
                                陈仲义
 
百年新诗的成就、存在价值及其前景,一直深受各方面的关注与问责。有二十年代于赓虞的挑剔:“自所谓新诗运动以来,我们尚未看到较完整的诗篇……。” 有三十年代鲁迅的低看:“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同一时段伺桁的继续数落:“若将诗作为一种艺术看,我们可以说新诗是毫无收获的,二十年的历史没有产生一个十分成功的诗人”。


建国初始,有冯雪峰的不满:“现在新诗的各种各样的形式都还不能满意……太不像诗”,“太不像话的作品是相当多的”。即便取得不小业绩的九十年代,尚流传肖鹰的文化悲观论:“关于诗歌的胜利, 一个遥远的祝福”“现实却是,诗歌本身的失败正以不可抵抗的速度到来。”老诗人郑敏同样从源头上做了否定:二十世纪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引入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及至新世纪,时不时还会冒出韩寒式的恶言相加:“现代诗这种体裁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没有格式了,那有写歌词的人就行了,还要诗人做什么”。更有文化大家季羡林重磅裁决:“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但是仍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如于坚):“中国二十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也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 这正是伟大的迹象。”包括著名汉学家顾彬的“高抬高举”——新诗的当代成就胜于小说。是否“成就最高”另当别论,高下辨析也非本文目的。许多被误解、被忽略、或被强调的东西,恰恰说明新诗是艺术接受领域里的一个“百慕大”。


笔者拟从接受学的视域再做如下补充:诚然新诗自身尚存诸多弱项,但已然出落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类,不可低估。它承担文言诗的“转型”使命,成为能够适配现代人思维、现代人生活、现代人言说的一种高级精神载体,以其独特的光彩照探世道人心;它在处理世界万物与心灵的关系中,提供了一种此前少有的微妙、细腻而复杂的方式,大大提升了及物过程中难以言说的能力,把现代汉语的诗性奥妙刷向一个新界面;建立了一套思、说、写趋于统一自由表达的言说语系,在存在感、个体经验、细节感受、求真意志,自由灵性、陌生化诗意和非诗意诸方面,寻求杂糅美学,特别于晚近时段,将百年新诗朝向更具现代感与现代活力的轨道开放。


那么,为何至今现代新诗的地位还难以“定于一尊”呢,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多数受众依然以古典诗歌的尺度为比照。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国人依然不屈不饶拿古诗与新诗一决高下,依然用发展了几千年的古汉语经验来衡量当下。固然,这个强大的参照系在无意识作用下,是绕不过去的:古诗有超稳定的审美规范,极适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吻合农耕文明的语境,如采用单音单字的“字思维”,充分释放汉诗的弹性蕴藉;推行意境作为最高美学极地,极易滋养、美化人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别契合自然律等等,千年不变。然而,必须看到一个严酷的事实,这一切堪称优美的诗情画意,已和后起的百年新诗发生了某种离散、脱节、松榫。几年前,笔者曾在一篇论文论证:从差异性出发,从创新性出发,古体诗与现代新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


但是古典诗歌参照系太强大了,公众对新诗的数落与圈内的专业评价很不合拍,普遍不满是:能完整记住新诗名篇的凤毛麟角,经典之作屈指可数;大量作品诗意散漫,诗质杂芜,距世界之林尚有较大差距,世界级诗人难产;新诗语言缺乏出神入化之境,新诗书写缺乏可操作性系统;新诗的教育留有太多空白,所以真正能走进民众生活和内心的,不敢抱有太大奢望。


其实,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它的挣脱完全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性。故而提倡“花开两处,各表一枝”的评价接受体系,是更为科学合理的明智之举。虽然新诗处在3000:100的时间劣势下(差了30倍),但新诗、现代诗后天的超速“疯长”所带来的前景不可估量。如果坚持同一性立场,坚持非要“决一雌雄”不可,笔者倒建议不妨翻看一下星象图谱——打个比方,古典诗歌就好比成年期的“红巨星”,在发生学意义上属于高峰期后的“熟透”,能量发生巨大耗散而趋于收缩;而现代新诗则好比时生长期的“主序星”,处于“一生中的氢燃烧阶段”,充满活力、扩张、而趋于不断的膨胀生长。


第二参照是西方谱系。不可否认,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新诗以西洋诗为马首是瞻。早期的译诗一直等同于“创作诗”,表面看是趋之若鹜的横向移植,实际上埋下了 “翻译诗”作为白话诗创作与接受的逻辑起点。受惠于翻译体的欧化语言,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由外而内的变革动能(包括最简单的新式标点和分节分行)。客观的说,早期白话诗很像“刷洗过的文言诗”,也像马褂系着领带的奇装异服。大量外来语的“掺和”和新造词涌现,加速了汉语复音化进程,同时改造了部分汉语语法。演进到上世纪90年代,冠名 “翻译体”的推行,表明“影响的焦虑”浓重得难以化解,直到新世纪初叶才逐步出现互文性的“改写”转向。


多年来诗界曾有这么一个共识,新时期的诗歌几乎“浓缩”了西方百年道路。西方现代诗歌旅程无疑为中国新诗、现代诗提供了充足的转型契机,中国新诗、现代诗不是分段实现“蜕变”,而几乎是共时性完成的。换句话说,用二三十年的时光,“几乎走完”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全部征程。自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营养过剩。总之,这一外来的镜照在相当程度上已然化为自身的面影。


必须再插一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外诗歌的评价参照,又陷入一个“怪圈”,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菁华与各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联合国军团——从20世纪第一个诺奖得主法国普吕多姆、到爱尔兰叶芝、西班牙希梅内斯、英国艾略特、意大利夸西莫多、智利米斯特拉尔、希腊埃里蒂斯、波兰米沃什、捷克塞弗尔特、苏裔美籍布罗茨基、波兰辛波丝卡,再到瑞典特朗斯特罗默……,多国联军团团进逼,使出全部优势,即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就如此轻松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硬比下去。这种缺乏对等参照的评价谱系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第三参照系是自身“小传统”。新诗究竟有没有自家传统?随着时间推移,问题应该看得越来越清楚,百年新诗积累了足够丰厚的正反两面艺术经验,连深植国学的台湾大家龚鹏程也认可新诗是一种综合性独立:原本强调是横的移植之物,要表达的也是现代感,可是发展下来,却似乎在开发中国性上反而较有成就。这种综合的独立凸显为自身的特性与优势:即现代诗通过不断的违规和越界来为自己开拓疆土,创造新的范式,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语言。


也就是说,百年的探索、实验、挖掘,在无数次争议与沉积中,毕竟涌现一些与古典时期、浪漫时期有别的新质素。除了精神、灵魂、肉身的存在感外,仅就“诗歌思维术”而言,就添补了此前少见的潜意识、意识流、超验、灵视、智性、交感、“诗想”成分;不断渗透或强化隐喻、象征、荒诞,变形、反讽,悖论、戏剧性、魔幻等元素,乃至后现代的拼贴、装置、变体、跨界等等,或多或少都作为不断刺激与催生的激素,参与本土现代诗的同化顺应,尤其在民间、草根、底层、介入的书写与接受中,逐渐形成自身血肉的一部分。略举两个事实:一个是九十年代叙实性全方位铺开,直指事物的褶皱、细部,前所未有地提升诗歌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二个是语感——“抵达本真几近自动的言说”,其妙至毫巅,超越了以往简单化的对语言的感觉,居然成为衡量一首诗优劣的要素。这些都说明新诗自身艺术经验积累已达到一定厚度(包括负面与失败),开始有了可以“自诩”的资本。


在这个意义,新诗的接受参照系应面对更多现代性的挑剔、面对自身小传统——自由、多变、求新的考核,才有利于在行进中继续建功立业。(以郑敏先生为代表的部分人士一直以来坚称“新诗无传统”,本人看法与之相左,具体另文)。一旦接受参照系有所转变,不再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不再耿耿于怀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那就有可能获得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内做出评价的立足。


与此同时,更不要把新诗看成铁板一块。它至少可以分成三大部分:新诗的前端、尖端部分是属于实验、探索的新异追求,其中成功果实会自然沉淀为自身营养,拥有继续分蘖的推进势头;中间的广大地带是属于融汇性的“老少皆宜”,是经过较长时间积累下来容易被接受的基本盘面;而后拖部位则属于那些老化、钝化、固化、僵化的“过去时”,是早期遗留下来的稚嫩、夹生(包括实用工具理性),是需要加以扬弃的平庸残部。只有“分门别类”针对三种具体地带(部位),才能避免在发生学与接受学上重蹈“一刀切”的覆辙。重要的是,三大板块其实还得面对时代历史社会现实当下美学个人化的多种维度的审视。如果不分皂白,继续笼统做“一锅端”的、非黑即白的接受,放弃“分切性”具体分析,新诗的接受光区要么跌落漆黑黯淡,一无是处,要么光芒万丈,异常刺目。


此外,还普遍涉及到对前辈诗人的具体评价问题。当下精英们多数持否定态度,如欧阳江河在“品嚼诗意 流传经典”精读系列首场活动说“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真的很差。”决绝的断语有相当代表性。他们淡忘了接受评价不能偏离历史主义的特定语境,用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现时尺度进行审视。设想上帝要是让欧阳江河们早80年前问世,能写出徐氏那样的水平吗?徐氏在新诗青涩期,毕竟把“新月”推向最高水平,可先锋诗人们只管用“今天”的最高水准进行非历史化的“评估”,完全抹去根本无法剥离掉的时代意义——坚持在同一时间范畴、同一语境下对于对象的认知、理解。如果缺失这样的基本立场,很容易走向一个貌似正确,其实是一个粗暴、低级的误导。
 
 
原载《人民日报》  2017年4月18日
编者加了如下按语(另对原文略作删压)


从1917年《新青年》杂志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算起,中国现代新诗到今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百年来新诗的历史怎样梳理又怎样评价,在创作手法、思想内涵和传播接受上有哪些成败得失?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百年之问。在此刊发诗评家陈仲义一文,分享他从诗歌接受与评价角度展开的思考,欢迎继续来稿参与讨论。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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