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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的自我改造及其裂隙 (阅读1882次)



沈从文的自我改造及其裂隙
 
赵思运
 
 
 
    摘  要:沈从文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精神人格符号,对他进行发生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活体意义。如果对沈从文进行内心考古学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灵魂的底色是文学的诗性,这也是他最“顽固”的精神人格基因。经过共和国初年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沈从文获得了进入新社会的通行证,也试图通过体现主流价值需求的文学创作实践与新中国政权保持步调一致,但是,他的诗性基因并未消失,因而导致了他创作中的矛盾与困惑,精神人格出现了裂隙。
    关键词:沈从文;发生学研究;自我改造;人格基因;精神裂隙
    中图分类号:I209
 
 

    沈从文作为中国20世纪舞台上重要人物,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文学家的角色。像周扬、胡风、胡乔木、何其芳等人一样,沈从文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符号,一种人格载体。因此,运用文献—发生学的方法,对共和国初年的沈从文进行内心考古学分析,更具有社会活体意义。作为一个著名作家,沈从文在共和国时期陷入了怎样的危机与困惑?他的文学诗性基因是不是真的消失、变异了?我们有必要深入到发生学层面,分析他的精神人格是怎样发生变异、又在何种程度上外化到他的写作之中的。


 
    如果对沈从文进行内心考古学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灵魂的底色就是文学的诗性,这也是他最“顽固”的精神基因。沈从文的文学观念可以用“生命”、“爱”、“美”等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他还提出了“神在生命中”的命题。[1]( 376-379)文学/生命本位,是沈从文坚执的根本价值立场。他的“抗战无关论”、“反差不多论”、“第三条道路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对抗日、反对政治,而是反对非正常外力对文学纯粹性的伤害。沈从文的文学本位观,一直经受着批判,这种批判来自多方面,包括文学界的、政治界的,或者文学兼政治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也就是解放军即将围攻北京城前夕的1949年1月,北京大学贴出了声讨沈从文的大字报、贴出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给沈从文的精神打击极其惨烈。此时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极大变化,解放区文艺独霸天下,国统区和自由主义文人遭到了“清洗”。对自己的文学才华高度自信的沈从文万万没想到,他一直反对政治指导的文学艺术真正地成为政治力量,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欲置他于“死地”。从此,进入了一段精神崩溃期。这一时期,他的绝望有多方面的,其中打击最大的是众人对他的不理解,他对所有的人都丧失了信心。一向恩恩爱爱的张兆和这个时候也感到束手无策了,让他去清华园住一段时间来休养调节身心,终也无效。一场自杀未遂事件之后,沈从文不得不放下了文学创作,离开了北京大学,在历史博物馆和故宫里做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从此,也正式进入了他个人的“思想改造”阶段:1950年3月2日,入华北大学学习,后转学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6月,在《光明日报》发表《我的感想——我的检讨》;1951年,赴四川参加土地改革,11月11日再次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文章《我的学习》,然后《大公报》予以转载;1952年,参加内江土地改革,写《“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检查》;1956年,沈从文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作为“必需更好的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典型“相信了共产党”;1957年,参加批判萧乾座谈会;1961年11月,访问一批革命圣地;1966年6月,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67年,在运动中受冲击,停工资,写检查,扫厕所,集中学习;1969年9月,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1970年转移到环境恶劣的双溪……
    通过如此这般的政治学习与检讨,沈从文才算是获得了进入新社会的通行证。政治改造肯定经历了无限的痛苦,但是沈从文排解的唯一方法就是:拼命的工作。黄永玉在森林里工作时,沈从文曾以长信回复他,给他三个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正是他自己的体会。
    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化张兆和在沈从文生命中的位置和作用。美国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1948-)在《沈从文传》中写道:“沈夫人不管处境多么坎坷艰难,总是亲切照顾她这位年老而又倔强得可爱的伙伴,体贴关心有如一位看护和忠心耿耿的保镖” [2](281) 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说得更幽默:“婶婶象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3](155-156) 张兆和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和艺术能力的女性,写过小说。沈从文去搞土改,以及后来决定写张兆和堂兄的革命故事,都有张兆和的影响在里面。公正地说,张兆和在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既包容着放纵着沈从文,又规约着、呵护着沈从文。可以说,尽管沈从文命运多舛,但她都没有离开沈从文,在共和国初年他精神极度抑郁的时候,张兆和想方设法劝慰他,安排他在他的朋友那里休养。在生活中,沈从文一直把张兆和看作“政委”,也就是思想上给他把关的人。张兆和的同事涂光群到沈从文的家里,问及沈从文是不是还在写小说、为什么写小说那么少了,张兆和“总是以眼色、微小的动作,暗示沈从文‘三缄其口’。这种微妙的局势,自然被编辑们感知了。”[4](273)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张兆和与沈从文在50年代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较大差异,在特定时期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心灵的隔阂,使沈从文感到更加孤独乃至孤立。后来李辉讲过一个故事:李辉去看张兆和的时候,张兆和的孙女说:前几天,张兆和带过的几个学生结伴去看望她,为纪念沈从文去送花篮。看见了张兆和,学生们回忆起来当年张兆和怎样教导她们革命啊、进步啊!她的孙女说:“没想到奶奶当年还这么革命呢!”张兆和对革命的坚决态度当然受大形势的影响,但是,她的这种立场和态度对于暂时不适应新政权的沈从文,会造成一定的思想包袱和精神压力。解放军进城后,沈从文的精神极度恍惚,心理跌到低谷。他在家里和社会上倍感孤独,陷入空前的孤立。一位政治指导员通过张兆和去做沈从文的思想工作。这位政治指导员曾经是张兆和的老朋友。他还劝张兆和去华北大学学习马列主义,把孩子送到学校。结果,张兆和为了追求进步,怀着为革命献身的热情,非常激动地去了华北大学,孩子依然留给沈从文。最后她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这样,二人的价值概念和心理态度形成了极大对比。他们的儿子也在追求进步,跟沈从文大讲革命道理和政治理论,天天快乐地学习革命歌曲。他们都认为沈从文思想太顽固,确实需要改造,每当沈从文说“雨愁人的很”时,孩子就说“翻身农民不会这样想。”周围的人都融入了新社会,只有沈从文感到格外的寂寞,感觉无人支持他、理解他,于是,他只好把西洋古典音当做为精神庇护所。他疯狂地写作长诗,但是第二天就完全毁掉。因此,他的郁闷无人具体破译了。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与思想改造,使沈从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说话谨小慎微,文字低调谦卑,甚至保持缄默。共和国以后官方不让出版沈从文的文字,1953年正式下通知,把他的书全部销毁。直到1957年才又出版他的《沈从文小说选集》。他在题记里说:“性情拘迂的我,前后约二十年中,占主要活动的工作,还是文学创作中的短篇小说和叙事抒情散文,平时看的是它,教的是它,用笔写的是它,友好过从谈的还是它。……社会变化异常剧烈,我的生活方式却极其窄狭少变化,加之是又保守顽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似乎当真变成了一个自办补习学校中永远不毕业的留级生。”[5](138) 这次重新出版作品,他迫于政治形势,不得不做了删改处理:“由于篇幅字数限制,和读者对象今昔已大不相同,习作中文字风格比较突出,涉及青年男女恋爱抒情事件,过去一时给读者曾经留下个较好印象的,怕对现在读者无益有害,大都没有选入。”“记得二十四年前,上海良友公司印行我习作选集时,在那本题记中,曾向读者深致歉意,觉得费起万千读者的宝贵时间,心中极不安,希望在另外一时,还能够写出点较新较好的东西。现在过了二十多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我还写不出什么象样作品;祖国却在伟大的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亿万人民的努力,有了个崭新的面貌。” [5](139)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出他的遗憾和深意——“希望在另外一时,还能够写出点较新较好的东西。现在过了二十多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由于工作岗位的改变,终日长年在万千种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新的业务学习,居多属于物质文化史问题,和对人民生产服务的需要,越深入越感觉知识不足。在这种情形下,我过去写的东西,在读者友好间还未忘记以前,我自己却几乎要完全忘掉了。”[5](139) 流露出自我价值被社会抛弃后的老之将至的感慨……原想能够通过文学来改造政治、改造社会,没成想首先被政治和社会改造了。
    至少从沈从文的表层看来沈从文跟新政权已经互相适应,而且沈从文还写了一些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文章。1950年他在革命大学学习期间,开始创作以食堂炊事员为原型的小说《老同志》,既是寻找触摸文学缪斯的感觉,也是通过主流价值观念的写作,表达对新政权的拥护。1951年10月,他参加四川土地改革,途中创作了主流歌词《土改团来到重庆》,11月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文章《我的学习》。但是他仍然没有过关。到了1952年,他的《老同志》已经写了2年,七易其稿,仍然无处发表,直至终老。
    经过革命风浪的沈从文变得有些“聪明”了,也“沉默”了。1957年北京大学新闻系学生拿着介绍信找沈从文,让他“向党提意见”,但是沈从文坚决拒绝。1958年反右斗争结束后,有关部门曾经考虑让沈从文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沈从文也谢绝了。他默默地把精力用在文物工作上,在短短的时间里,他陆续出版了一些编著:《中国丝绸图案》(1957)、《唐宋铜镜》(1958)、《明锦》(1959)、《龙凤艺术》(1960)、《战国漆器》(1962)。1958—1960年期间沈从文还做《装饰》杂志的编辑。在晚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


 
    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不是彻底剪除了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诗性基因了呢?文物工作是不是真正替代了他的文学基因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沈从文到湖北咸宁下放劳动锻炼时,在多雨泥泞的地方,竟然给黄永玉写信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在这么一个倒霉的地方,他竟然也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和诗性,这不正是政治高压下无法剪除掉的文学诗性基因吗?!
    表面看,他是一直在改造自己,其实他内心仍然很“顽固”,尽量保持内心生活的完整。他还有足够的自信心,他认为:批评他的都是些马列主义分子或者农民,他们并不真正懂马列主义,在精神高度上沈从文仍然保持着内心的尊严感,没有产生什么自卑感。他能够接受思想改造,但是对政治仍然不感兴趣。一方面,他本能地热爱共产党,但是由于种种极左政策的严重后果,他又有些敬而远之的态度。虽然1959年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发射“月球1号”探测器颇让沈从文激动,他在给大哥的信里说:“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大事,才足以表示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但是,他的朋友丁西林等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沈从文说他没兴趣。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党的态度是:“敬畏”。沈从文终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金介甫《沈从文传》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是:“直到 80年代中期,他虽然已半身瘫痪,……仍然拒绝写文章体现别人的世界观。”[2](282)他一直保持着他自己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
    尽管由于文学的造化,沈从文在1949年差点儿丧命,尽管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放弃了文学而转向文物工作,但是文学的基因在灵魂深处默默发酵着。1956年12月10日沈从文在回老家的路上给张兆和的信中说:“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一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只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湘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壮,家有一乌金墨玉之宝,遐迩知名!或者文必穷而后工,因不穷而埋没无闻?又或有他故。”[6](269) 天才的文学大师陷落困境,无可奈何! 令人扼腕叹息!
    对于真正的文学大家来说,这种诗性基因往往是融化到血液与灵魂里的,即使身处逆境,基因潜藏起来,但是并未被删除干净。我们宕开一笔,简单地与丁玲类比一下。丁玲和沈从文都是湖南老乡,尽管性格不同,但是在创作至上这一点是还是有很大相同之处的。到了共和国时期,可以说他们二人都在心里深处拥有很浓厚的“创作至上”意识。张凤珠说:“(丁玲)从内心里,她瞧不起行政工作,也瞧不起周扬。她认为只有作品才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7](79) 丁玲经常对文学研究所的学员说:“办这个学校,我只有一个心愿,希望大家写几本书出来。只有写出书来,写出读者喜爱的书来才算得上是一个作家。”[7](43) “我要悄悄地告诉你们:我还有一个雄心,我还想写出一本好书,请你们给我以鞭策。”[7](44) 二人在创作要求上的表达何其相似!我们知道,丁玲在五四时期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非常深刻,50年代人们批评她身上的“一本书主义”、“个人主义”、“艺术至上”等,反过来也充分说明了她身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她身上的自由主义作家身份与共产党员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困惑是十分严峻的,因为她的早年的价值根基并没有消除。这或许与湖南人倔强、好斗、永不妥协,不轻言失败的秉性有关。沈从文的祖父、父辈、兄弟都是习武的,多是军人出身。凤凰有个传统,非常崇拜善斗善战的人。沈从文十几岁就到了地方武装,普遍以能够打仗为骄傲。沈从文同样深受湘西人的文化性格影响。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办《红黑》杂志,发刊词里这样解释刊名的意思:“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可以看得出,湖南人所独有的横竖都要干什么、舍得一切都要干什么的劲头和倔强性格。沈从文也是这样。文学像血液一样,成为他的生命基因,终生无法剪除,“横直”都要走到底的,他骨子里的文学基因并没有消弭。
    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沈从文在 60年代的创作也充满了矛盾与困惑。他也试图按照主流价值观念写作。1960年开始,他打算写关于张鼎和的长篇小说,6月—9月,他还到宣化采访吴昭毅多次,积累了10万字的材料,甚至拟请假1年,集中精力创作。但是他在井冈山住了三个月,没有写成,遂不了了之。究竟是为什么?1961年11月,他与阮章竞、戈壁舟等诗人一起访问南昌、庐山、井冈山等地,创作力爆发,创作了《资生篇》、《井冈山之晨》等一批诗作,次年在各大主流媒体上如《星火》、《人民文学》、《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虽然创造力非常旺盛,但是艺术功力并不深厚,甚至将大量的政治话语直接搬进作品里。我们来看《井冈山之晨》开头一节:
 
委员初来时,人民记忆深,“入门谈家常,亲如一家人。干活争动手,作事够细心”。“红军闹革命,只是为人民,斗争有对象,恩仇自分明。官兵重纪律,反霸财同分。谨记六誓约,考验证假真。眼前不如人,迟早攻必成。丑类全消灭,家国始安宁”。话语极平常,实践扎根深。……
 
    另一首《赠蔡天心、江帆兼诸同志》开头是这样的:
 
延安城虽小,茂材集群英,马列勤学习,劳作共艰辛。青春冶一炉,集体成巨人。
 
    如果拿这些诗作与他1949年5月和9月写作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从悲多汶乐曲所得》、《黄昏与午夜》这三首未发表的长诗比较,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精神崩溃时创作的这些诗歌完全是私人话语,淋漓尽致地传递出沈从文特定的历史转型期灵魂的分裂、困惑、苏醒、感悟、陌生、忧虑等种种复杂状态。而《资生篇》、《井冈山之晨》等诗作全部属于公共话语,是宣教式的政治口号,而不是诗意的内省式语言。
    对于这种矛盾,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对自己做了深入解剖:“一面是‘成熟’,一面却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也因此不免到处还是会感到一点痛苦,一点不好受,一点和人难于完全适应协调。”[6](359)三年灾害时期,沈从文能够写出这些格调那么明亮的诗,确实对他来说,已经具有突破性的政治意义。但是他的小说却迟迟没有写出来。在这封信里,沈从文把他的苦恼倾诉出来了:“四哥那个小说长期以来不好如何下笔。不知用某一种方法,即比较容易处理而对读者却易于领会。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适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6](360) 1960年沈从文在给沈云麓的信中表述得更为充分。[1](465-466)
    在极左政策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内心是极其矛盾、极其困惑、极其分裂的。我们比较一下1970年沈从文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时的两类诗歌。第一种是歌颂新时代的《大湖景诗草》、《自检》、《双溪咏》、《红卫星上天》等非常主流风格的诗歌。还有《好八连》(“五七指示尽英明,新屋罗列新农村,人知社会主义好,反帝反修计虑深。”……)、《新认识》(“五七干校气象新,‘三同’‘四好’意义深。反帝防修千年计,加强牢固在基层。”……)第二种风格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代表作是其长诗《双溪大雪》:
 
今有乡曲士,身心俱凡庸。白发如丝素,皤然一衰翁。时变启深思,经春复历冬。五色目迷朦,五音耳失聪。三月犹雨雪,彳亍泥涂中。时怀履冰戒,还惧猛将冲。夜眠易警觉,惊弓类孤鸿。“何不辞辛苦?”“举世皆尚同!”……
 
处处充满了人生的大烦恼、大惊恐,与前面几首简直判若两人!其表层的颂歌与内心的反省以极其矛盾的方式形成了张力。“改造好的形象”其实只是沈从文的半张脸的神话,另外半张脸并没有显示出来,而是隐忍地面对自己的灵魂。这种深深的压抑,一直由他的灵魂独自承担起来。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沈从文才突然泄露了隐忍多年的委屈。一位年轻的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从文很平静地讲述文革期间打扫厕所的故事:“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那位女记者听到这里,激动地拥着沈从文的肩膀说:“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这时,沈从文突然不能自抑,嚎啕大哭,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鼻子一把泪一把地哭个不止。没有一句话,但是哭声里什么都有了。[8]


    他的创作产生的症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困惑在生前未发表的论文《抽象的抒情》①里似乎从中可以找到答案。1961年1月,由于患高血压、心脏病而住院,沈从文于6月转到青岛休养。大自然的瑰丽重新激活了沈从文的生命感觉和诗性基因,创作出重要的理论文章《抽象的抒情》。文章对于文学的思考和历史的思考,超越了当时的思想局限,直通他30年代的诗性基因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基因。 所以,当时没有发表。正因为没有发表,其潜在状态或许更能真实地体现他的真实的想法与困惑。
    他在文章开始部分论述了文学艺术作为作家艺术家生命的载体,“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9](130) 后半部分集中论述创作中的困惑与矛盾——作为超越作家肉体有限性的文学所具有的永恒生命价值与现时代政治任务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在文章里他写道:“新的文学艺术,于是必然在新的社会——或政治目的制约要求中发展,且不断变化。必须完全肯定承认新的社会早晚不同的要求,才可望得到正常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作者必须完全肯定承认,作品只不过是集体观念某一时某一种适当反映,才能完成任务,才能毫不难受地在短短不同时间中有可能在政治反复中,接近两种或多种不同任务。”[9](132) 这种对文学艺术暂时的政治要求,必然与沈从文所秉承的文学艺术的永恒性产生矛盾,因为“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唯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 所以他说:“新的代替而来的是一种也极其尊大,也十分自卑的混合情绪,来产生政治目的及政治家兴趣能接受的作品。这里有困难是十分明显的。”[9](132)
    问题不仅是要承认这一点,最关键的是“承认之后,如何创造作品。这就不是现有理论能济事了。也不是什么单纯社会物质鼓舞刺激即可得到极大效果。想把它简化,以为只是个‘思想改造’问题,也必然落空。即补充说出思想改造是个复杂长期的工作,还是简化了这个问题。”[9](132) 他看到当时的文艺/政治问题,可谓一针见血,直抵实质。他说,面对这种局势,也有人“胡写”,胡写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无所谓’的随波逐流态度,一是真正的改造自我完成。截然分开开不大容易。居多倒是混合情绪。”[9](133) 这真是沈从文的“夫子自道”。他指出了这特定时代的价值标准:“适时即伟大”,并评论道:“伟大意义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已有了根本改变。这倒极有利于促进新陈代谢。也不可免有些浪费。”[9](132) “过分加重他的道德观念责任,而忽略产生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动力。因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的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②‘能够爱听’的阿谀效果。”所以,作家处于二难境地:“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9](134) 所以,他呼唤我们国家进入一个更加健全的体制:“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这是必然的。……什么时候?大致是政权完全稳定,社会生产又发展到多数人都觉得知识重于权力,追求知识比权力更迫切专注,支配整个国家,也是征服自然的知识,不再是支配人的权力时。我们会不会有那一天?应该有的。”[9](136) 这本是一个普适性的道理,但是,在当时确实极其“反动”。
    尽管处于“文学所具有的永恒生命价值与现时代政治任务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之中,他对自己的认识仍然是:“他妄自尊大,如还妄想以为能用文字创造经典,又或以为即或不能创造当代经典,也还可以写出一点如过去人写过的,如像《史记》,三曹,陶,杜,白诗,苏东坡词,曹雪芹小说,实在更无根基。时代已不同。有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恰恰又在这一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9](135) 他的心情难免郁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怪外在环境,只怪自己,因为内外种种制约,他只有完事。他挣扎,却无济于事。他着急,除了无可奈何,不会影响任何一方面。他的存在太渺小了,一切必服从于一个大的存在,发展。”[9](135) 貌似宿命,其实流露的是深刻的绝望与无奈。
    沈从文以他独特的个性走完了一生,表面的平和隐忍与深层的波澜壮阔形成了极大的张力。他辉煌的文学成就与他的遭遇同样形成了极大的张力。他有过困苦,但是困苦没有压倒他,他有过屈辱,但是屈辱没有扼杀掉他的诗性基因。他的内心注定是一张无法描画的地图。或许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自己的内心世界。1981年9月,晚年沈从文在他的《〈湘西散记〉序》结尾写道:“或许正如朱光潜先生给我断语,说我是个喜欢朋友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所有作品始终和并世同行成就少共同处,原因或许正在这里。”[10]
 
注释:
①根据沈从文书信来往断定此文大致写于1961年7月-8月青岛,也可能写于8月回京以后。
②重点线为专案组人员红笔在原稿上的标记痕迹。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全译本) [M].符家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3]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C]//沈从文.从文自传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55-156.
[4] 涂光群.沈从文写《跑龙套》[C]//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273.
[5] 沈从文.从文自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6] 沈从文、张兆和.沈从文家书(上)[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7]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 [M].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8] 依旭.沈从文大哭[J].石家庄:散文百家.2003(2).10.
[9]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C]//刘洪涛.沈从文研究资料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0] 沈从文.《散文选译》序[J].北京:读书.1982(2).118.
 
                 原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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