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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现在的诗越来越像散文 (阅读1102次)





为何现在的诗越来越像散文
赵卫峰
 
 
  如今的诗歌为什么越来越像散文?且大家都越来越容忍了呢?虽然,中国诗歌的散文化现象早已有之,新世纪以来这种倾向愈加明显,当代诗歌的散文化与信息、传播、文化诸环境的变化有关,也体现诗人素质及能力在这一综合环境中的下降;上述诸环境使诗歌的散文化现象还将持续相当的时期。
 
一、前言:自古的平行与当下的失衡
 
  诗歌与散文类文本在古代中国便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其中词、曲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是格律化诗歌散文化的明显结果,漫长的平行与相互作用过程中,古典诗歌以独特的生命力维持了文体的独立。上个世纪初,西方文化文学的传入引进极大地改变了二者的平行状态,一个明显结果是“白话诗”的产生。但在进程中“传统”的强大融化功能使白话诗仍然没有全盘西化,双方“妥协”的结晶是中国式的散文诗。散文诗在中国的产生、延续和发展也是欲将中外古今合而为一的实践过程,在吸取东方思想、抒情传统(风赋骚曲等)和发挥格律诗特色的同时,可较好地将思诗、史事、志情有机接合(就此而言,散文诗在中国百年来的实践仍不乐观)。
  它首当其冲的影响应该是形式。胡适在谈及西方散文样式时就曾感慨有许多“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也正是这些体裁,成为当时“白话诗”的催化剂。宽泛些说,诗歌、散文与散文诗关于内容与精神诉求并无实质性区别,形体的变化则是“白话诗”亦即“新诗”之所谓“新”的重要标记。近百年来,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对现当代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起着实际调控作用,当西方诗文从外部起到催化作用的同时,本土传统文化又内在地递进并使诗歌从形式上自觉地拘束、紧凑和凝炼,这使拿来和搅拌后的现当代中国诗歌相对自成特色并具有本土性。
  上世纪初期,诗歌的散文化就曾引起关注。闻一多等就曾注意到诗歌过度散文化会导致如诗味消散、诗歌特征被覆盖等症结,艾青等则以口语化自然表达能“给文学的形象以表现的便利”而提倡新诗要具有散文美。从此可见的是新诗发展过程几乎也是一个“诗歌与散文”的对立统一过程。但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散文化现象与上个世纪初的情况又有诸多迥异,较明显的是昔日的“散文化”相对主动、进步,总体看积极的探索成份较大,如今诗歌散文化在短暂的鲜活后即陷入大面积泛滥状态,许多从众、被动和无奈与无聊的成份逐渐彰显,在这过程中,诗人们不是主动解决问题,而多是逃遁态度,具体诸如诗歌难度的回避、对语言的无力与游戏以及诗歌精神的隳沉等。
  不绝对地看,诗歌的“内容”对于诗人相对地是共享也因此是“固定”的,而特定形式在一定时段后必然会有所变化。由此看朦胧诗的出现是及时的,它初步解决了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诗歌的语言表达与思想诉求的模式化(歌谣山歌民歌)阶段,只是朦胧诗在一定时间段后本身又形成新的“模式化”,其内容倾向、想象习惯和表达的大体范式在后来的传播推广中渐被诗界熟悉,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第三代诗人在PASS口号下的种种诗歌实践。由此亦可认为当下诗歌散文化现象也可谓是对之前诗歌种种“拘束”的又一轮PASS?
  不过当代诗歌散文化问题似更复杂,不仅所处的环境与以往大不同,而且在行进相当一个时期后亦产生了另种值得注意的“模式化”,其内容(思)不仅程式化地成为表现公共知识的小品文或新闻纪录,还“主动”吸收了近十年来时尚随笔及八股散文的种种不足,一首诗看去就像是一章散文诗或分行的小散文,就是一次道德立场、文化态度和爱我家乡情感的宣讲,干巴、陈旧、复制和无个人真正创见,这类“传统”型文本主要集中在大部分60年代出生的诗人和相当部分80年代出生的诗人身上。其中以对西方诗作的复制或摹仿的崇洋写作者数量最多,这一群体也渐成中国诗界创作主流。另外还有以市井民间作为立场、以“民谣”方式表述平常生活人事的日常生活叙事型的诗歌数量也众,由于诗人自身素质,其文本面貌大同,很新闻化公文化地以情绪、语言的聪明去“摆事实讲道理”!
  世纪之交以来,网络和诗歌民办报刊作为主要展示平台对散文化诗歌起到很大承载作用,从积极作用看散文化的诗歌方式对以往的文学写作、传播和接受习惯产生了很大改变,散文化诗歌在初期确也显得自在鲜活,佳作闪现,但如今透过热闹的表面我们会发现散文化使诗歌产量丰富、内容多样,好像什么都触及到了,又什么都没有靠近,什么都有了,诗性与诗意却在大量的复制与克隆中渐渐失踪了。语言的变化如果体现于诗歌则在某种意义就是形体的变化,在诗人文化心理、思维模式和文学资源大同背景下的当代,散文化的诗歌的语言在其中似乎很重要但其实几乎没有作用。与此相关的则是“主体性”体认及其表达看似有了进步,但诗歌特质与诗人个人性却在千篇一律的大气候中消散如风烟。
  一首诗最不能原谅的失败实是语言的失败,由此体现着思想的平滑、保守与低境界。近20年来,频频闪动于传媒的中国诗歌诸主张都未真正重视或偏离了语言,或对语言并无建树。大量的网络顺口溜、小故事和日常生活流水帐式“诗歌”不仅表明诗人人自我盲目的重复与自以为是惯性,还说明了当下诗写者精神面貌的平面与苍白。而对于性与色情表达的众多诗歌爱好者,即便不管其文化素质与心性精神,光从类似色情小段子的文本看,诗歌也不会同意这种被题材决定的文本在语言和形式能有多少探索更新的可能性。
  可见,当诗性不再,精神境界凝滞、语言与形式的创新愈加困难之际,叙事为主,抒情泛滥,感慨平淡的闲情逸致的散文体诗歌正集体转变成彩色包装的快餐品,它使诗歌写作成了不讲求思想文化内涵的情绪加技术的堆积。
 
二、 分析:原因也就是问题
 
  导致当代诗歌散文化的若干外部因素近年来已论述颇多,大者主要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化及文学及审美的泛化(这些因素本身又是不同程度和角度地混杂再生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精神界影响与当代传播的力量则是两个重要的潜背景),它的直接产物也可谓文化与文学的大众化。大众文化的某些自然、自由、自在的盎然生机理应成为诗歌创作的资源,但并非是让诗人必须成为大众且以诗歌为工具像大众那般文化娱乐,当诗歌趋于散文化、只能通过“散文化”才能达到叙事、写景、感慨、游记和抒情需求,内容可能更加丰富,诗歌应有的特征或说“拘束感”、以及本该深入的问题和要素难免被排斥和取消。
  即说诗歌散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先就表明了诗人价值判断继而是审美方面的“模式化”。不绝对地讲,不同文体所体现的基本价值观是有差异的,在大量散文化诗歌中,诗者在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中的心理失衡及盲动状态显而易见,如把个人物质现状转化为愤青式的理解,把日常生活审美(物质化)基础上的忧患意识换成患得患失,却难以将文字与文化的观念转化为生活与写作的观念。患得患失,这四字大约也包括了当下诗人的过分自恋、物质牵引、短视等。
  以伦理、道德角度对世俗情感世界进行积极介入是正常的,这种介入以平视为主,向下为辅,如日常生命状态、异域导致的环境差异、小市民趣味等,不过问题并不单单体现于是否介入,而是介入的目的和用什么方式介入。这就几乎决定了这类诗歌写作多以玩世、嫉俗、语言游戏为主色调,使得介入只是借口,谈不上对介入对象的理解与融解。而从另一角度看,普通生命及其世俗生活本来就是文学表达的内容,当诗歌转向平常与日常,这过程本身也并非创新,不过是诗人从某种惯性中暂时脱身,这种相对昔日诗歌的“内容的新鲜”、享受与消费的乐趣极易消失在无创新的泛滥复制与信息传播覆盖中,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则直接体现了创造力的日益枯竭和反抗精神的不再。
  我们还看到,对“大众文化”概念的认识近年来呈现的倾向有些怪异,如部分知识者往往将之作为与主文化形态及严肃文学对抗的借口,或不加过滤地彻底认同市井背景,为自己的融入找到心理安慰。
  因此即便我们认同散文化倾向是诗歌自身变化进化的需要和调整,需要面向大众和通俗化,但目前的事实是诗歌的“民间市井社会”更多地属于诗人虚构,这个“社会”并未真正和完全与当代诗歌融会,诗歌对属于文化范畴的这一领域的涉及更多地是当下传媒与文化大环境的提醒,这让诸多诗歌对“城市化”的“介入”带有从众、焦虑和争先恐后的表现或自我安慰性质。
  这样,在关注所谓现实与貌似自我的表达的同时,文学的主体性并未得到有效提高,至多是使当代诗歌仅仅“恢复”昔日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市井文学原貌,而关于“恢复”——在路线图莫须有、在自身尚未准备充分的前提下,难道诗人们真的会相信:本能欲望冲动与道德规范、现实规则、社会制度约束间的矛盾,会在诗歌亲近散文的过程中(就像个体精神通过进入集体环境)可以得到缓和?
  日常性审美并非诗性的文学的合乎精神追求的,当它不能成为一种与现时空相适应的心理消费时,诗歌只能暂时散文化,其时诗歌趋于“形散”带来的更像是种时间的误觉,更是这个喧嚣时空中身心焦虑和浮躁之反映。
  更具体地说,当诗歌散文化,后者自身的文体特色与优势同时就产生了一种阻碍:它剥夺了诗歌本无止境的艺术想像力、语言与个体经验的可能性融会。当文体的适应性使类似散文化文字在当代传播背景中遍地开花,到处是随笔、小散文,消息、美文、游记、时评、广告语、台词、准歌词、网文、“讲坛”式的说明文,语言的实用和消费度得到了最大限度呈现,直接结果便是已成教条的载道、言志、说教、讲理、示德,格言等仍然继续使诗文本头重脚轻,缺少诗味、诗性更远离了了尖锐和先锋的可能。
  问题始终是自己的问题。散文化诗歌文本中当然亦不乏佳作与灵光,但总的看诗人采取“散文”这种大众化方式来进行诗歌创作,其实运用的方式方法也就是大众化的,其价值体现与文化素质日益提升的大众无异,其表现的生活的丰富与多样也并非是大众所陌生的,加之运用了散文化这种通俗形式,那么这种所谓诗歌作品如何能产生有效和新鲜的思想与艺术性能?苛刻地看当代诗人们提供的东西不仅无效而且还时常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大众需求(包括各种文化层次和趣味的大众对“诗歌”这种早已有之的东西的潜在期待),与此同时散文化诗歌则使“诗歌”好像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均可随地操作把玩之物,类似的产品或情绪流水账,对于一个有起码文字感觉并多情善感的“成年人”不难做到,更不能自我复制——
  当诗人身份正变得尴尬暧昧,诗歌处在怀疑、掉价的外环境中,诗人与他们的诗歌却正在懒惰、庸俗和失效,这就难怪不断有人说当代诗歌是一堆垃圾,也就难怪人们越来越对这种好像谁都可以写、写起来得心应手的诗歌不以为然并不屑之。
 
三、 分析:诗歌散文化的弊端
 
  具体地看诗歌散文化的弊端主要有四:
  首先是使语言及艺术想像力这一核心问题。如果将散文化视作广义的“叙事”,对于以直觉见长的中国人,叙事就不得不现时与现实,相对于诗歌它最不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它的流行其实也表明了对西方诗歌的音译仿制、相互间的模仿是很得心应手的,对本土的打油诗式、小品式文化是易于重新复制的。此外是语言这种骨髓亦被迫浪费。
  真正让时光留下的诗人,从骨子里必须通过写作成为时光的反面参照,他必须反“中心时尚潮流文化权威传统”等;反,只是相对的正面或公共面的对立状态,文学的反是种“破”,几乎的文学佳作虽然力度不一,角度不一,必是不走“群众路线”的另辟蹊径,从诗歌的“反讽”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奇异之力。
  遗憾而苦笑的是,当诗人享受着科学技术和物质成果的同时也被后者“控制”,也就不能不置身、认同和依赖“现实”,其写作也不能不省略掉上述的“反”,遁入“无所谓”的空荡无聊之境,这时,日常生活情感化,游戏化,物质消费个性代替了读者道德思考、承担与其他,色情、自恋等情绪遂鸡毛蒜皮地飞舞,语言的游戏功能被放大,诗性退让,诗歌的可能性被有意无意地终止。
  其次是先锋性的缺失。在小说叙事已面临危机及更新的当代,散文化的诗歌仍然不得不以情节、片断、下意识、幻觉、对话等来维持,虽然它曾为诗歌注入新意并被部分论者引以为先锋,但当诗人在“叙事”时,他不会比真实更真实。他与真理南辕北辙。他需要加工、编造,这过程中当然加入了知识(经历)的虚构、卖弄或玩弄。他在貌似理性的同时其实更加陷入感性的困境。
  他不对精神的真、善负责,而只是对新闻般的现实故事本身及编造、语言效果、词藻华丽、诗歌形式的自由充满热情和乐趣。其时,经验的独特与思考的重要在哪呢?换言之,这时他在自以为进入想像力空间的时候,实际上已离开了这种可贵而本身困难重重的个体能力实践。因此过度与过多的散文化进一步表明先锋性在当代诗歌中的继续缺失。对散文(以及其他文体)的依赖,还意味着诗人精神的慵懒从众与诗歌难度的消失。当写作难度消失,必定有什么从写作者体内先行消失了。
  第三,它继续造成诗人(精神)的困境。在诗歌边缘化,诗人身份和方向暧昧不明的同时,在小说类(影视戏剧)逐渐冲击诗歌时,不要说大众就连作家们对诗人的态度也是降价的,是的,诗歌的散文化或许正好证明诗歌这种东西是人人得而消费、人人可以为之的一次性物品,那么诗人是什么人呢?
  如在作家张欣等作品里就较爱提及“诗人”这一概念并在提及时含着某种程度的“怀疑”,在她笔下的诗人已是落后、与物质世界格格不入、与现时有距离的极端自恋的一种人类——是吗?相信作家之心并非是“怒其不争”,而是怀旧罢——实际上,当代诗人与物质世界的距离并不空远反而因为太亲近了,诗人的创作动机、激情、力量几乎直接来自物质信息时空的怂恿与愤懑,物质状态和条件几乎就约等于诗人精神的困境与触摸到的存在,这让作为心灵鸡汤仿制者的诗人们难免浮躁焦虑,更易在丰富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失去判断、处理现实复杂经验的能力。
  第四、诗歌的散文化直接导致了诗歌形体的涣散。与百年前的先辈们的形式开拓不同,散文化的诗歌更像是一种营养过度的肥胖症而非形式探索的自觉,它通常以贴近现实、享受物质、游戏语言为主线,这就极大地影响了诗人对社会、文化和人的反思、探问,享乐与消费、无所谓、无所求的精神状态只能使信息的爆炸烟尘中的诗心日益空洞、虚无。那么,诗歌文体的独立自主在当代传播及信息背景的“帮忙”中只能继续因乏力而散架。虽然我们也相信当代诗歌散文化在极少数高层次的诗人那里,其积极作用是显然的,也相信亦有部分自律的诗人在对散文化写作尝试中坚持创新的自觉。
  诗歌散文化的一个优势是可以对语言、对诗歌形式进行可能的革新实验,但过程中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散文”往往会对“诗歌”本身形成覆盖和偷换,二者会从最被的形异意同(“充满诗意”是称赞散文的常用字语)逐渐成了孪生,“体”已有问题,还谈何“质”呢?这结果不仅仅只是届时将难以分辨何为诗——而是,诗歌的隐喻、通感、象征、深度意象、节奏韵律、陌生化等可以被散文拿去,而诗歌能向散文借到的,不仅少且最终还不得不全部还回去,其时,徒有其表的诗歌又将路在何方?
 
四、结语:危机也就等于新的开始
 
  在这个信息共享,文化公共,文学被动于流行文化、现实经验大同及写作资源的微利时代背景中,它的泛滥体现诗人精神生活的某些失重的变化轨迹,表示在现时、通俗、消费享乐中徘徊的诗歌大众的精神界的虚空,也呈示出诗人与诗歌正失去对想像力和语言的追求,文学信念、艺术理想和思想境界正被复杂多样的信息与消费时代抹平,这已是令人堪忧的事实。亦是一个短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然危机通常也就等于新的开始的可能,既然诗歌中散文因素的引入本身就带有一种“反”的动机,当诗歌散文化成为模式化,从规律上讲新的“反”的发生亦将是必然,虽然不能预定这种新的发生的方式、程度、结果与时间。由此,我们仍可保持足够的乐观。
  (2006年于贵阳煤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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