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评论家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 “沈奇诗与诗学学术研讨会”七人谈 (阅读2004次)



边缘与中心的对话
“沈奇诗与诗学学术研讨会”七人谈1
 
 
把寂寞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

谢冕

  文学批评是一个寂寞的世界,诗歌批评尤为寂寞。在这个寂寞的园地里,能把这份事业做得既热烈又恢宏,这样的人不多,沈奇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人物。他能够把一个非常寂寞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这跟他的努力和学养是分不开的。我本人这一辈子也做这件事,也是一个寂寞园地里的默默耕耘者,我看到他把这个事业做得这么好,心里非常欣慰!
  这次研讨会的会场上,摆放着沈奇多年出版的二十余种著作,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套《沈奇诗学论集》2,一共三卷,2005年第一次出版,2008年出修订版,2013年又出增订版,从七八十万字到近一百万字。按说,一部诗歌理论与理论文集,应该没有小说那么吸引人,也可能比不上诗歌作品那么吸引人,我经常想,我们的读者可能是很少的,但沈奇的三卷本居然能八年里连续出版三次,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部在一般人看来是很乏味的理论批评著作,能吸引这么多的读者,能得到出版社这样的支持,本身就有它迷人的地方——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人,什么地方迷人,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再版,值得我们思考和讨论。
  出席这样的会,本应该对沈奇作一个认真的回顾和发言准备,但因为一些原因,我到前天下午才回国打开电脑看到会议的相关材料,时间非常有限,不能为会议提供很好的发言,对沈奇做全面的评价,觉得非常遗憾。但根据我平常对他的了解,我觉得还是可以说一些自己的体会。做诗歌理论与批评本身很寂寞,很少有人理睬,而且本身也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但沈奇给我们提供了好的范例。他为什么能对那么多复杂的诗歌现象发表那么多的意见,而且这些意见都得到相当好评,我琢磨之后有一点想法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首先,沈奇的学术视野现在变得比较开阔了。
  我曾在我以前的发言中说过有关沈奇的局限性的话,但今天要修改我的看法,当时可能我对他的了解不深,觉得他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因此我做了那样的判断。事实上,沈奇是有全视野的观照的,对中国诗歌特别是中国现代诗歌的把握很全面。一个诗歌批评家,没有文学史做他的背景,没有诗歌史做他的背景,就很难发言,具体评论一部作品一位诗人时,就很难给他定位。沈奇因为拥有全视野,就能够给诗人定位,这一点很多评论家做不到。一些评论家对诗人的作品可以讲得很好很细致,但这个诗人究竟给我们的诗歌史提供了什么,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历史上他的位置在哪里,却说不出来,还有些批评家看似有宏观的视野,实际却是空洞无物不着边际。
  这里我愿意引他早期的一个理论来说明。当代中国新诗潮兴起时,他很快就做了一些归纳或者说总结,提出了“三大板块说”【3】,他说二三十年代的现代诗是一大板块,台湾文学背景下的现代诗是一大板块,八十年代的大陆朦胧诗及后来的新诗謿是一大板块。他这个“三大板块”的确立,是以现代诗的现代性为标准,以此贯通整个中国新诗史的,这样他自己作为批评家的位置也确立了,他是站在推动现代诗发展的基点上来发言的,所以他的发言有底气。
  再就是他提出的新诗“现代性过渡说”【4】,能作这样判断的,他必须要心里有底。中国的新诗从五四刚开始时,如果可以将前十年的诗歌运动概括成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的话,朱自清当时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对李金发先生那么难懂的诗,在编选时选了三十多首,比郭沫若还要多,这就说明,对于中国现代诗发展的重要性朱先生很有认识。沈奇抓住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始终保持批评家的先锋姿态,义无反顾地支持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同时在局部上又有很多研究,包括对台湾的现代诗的研究。
  另外,关于具体的诗歌现象,沈奇也常有很好的分析。我注意到他对诗歌语言的把握,具体到作品研究时非常细致。比如他谈到“第三代诗人”,我们对“第三代诗人”有不少批评,认为语言上有很多问题,沈奇也感觉到这一点,但他能对“第三代诗人”的许多个案,包括其作品当中的叙事性、戏剧性、口语等语言问题,做很细致的分析,这是因为他有整个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的背景,所以能很快确定这个诗人是否有价值。比如他说有的诗人和作品是重要而不优秀的,有的诗人和作品是优秀而不重要的,有的既优秀又重要,他是以他的理论体系来做出判断的,有一个理论的切入点,有“三大板块说”、“现代性过渡说”等作支撑。
  总之,沈奇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沈奇在当代中国诗歌界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诗人和诗评家,也是当代中国诗歌运动的全面参与者,创作、理论、批评和诗歌活动、诗歌出版,以及两岸诗歌交流等,他是全方位的。同时,他的诗歌批评还能够建立在自己诗歌创作体会的基础上,进行感性又理性的归纳和辨析,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诗歌理论与批评家。
  当然,沈奇也有他的问题,比如他喜欢生造一些新的批评话语和自己想出来的新奇的概念命名,对这些我有些眼花缭乱。这一方面说明他思想活跃有创造力,重新命名的意识和能力非常强,但我读来还是觉得多了一点,虽然他一直坚持这样做,但现在看来还是有些突兀或不准确的地方。
  总的来说,我们从沈奇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上得到不少启发,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可以说是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界的成功范例。

 
评论也是一种写作
 
贾平凹
 
  对于现代诗以及当代诗坛,拿我自己来讲,具体的都不太了解,又不是评论家,确实是这种情况。沈奇给我来信邀请与会,起初感觉有些为难,后来我同意来,第一是来祝贺,第二是来见一些朋友,有陕西的朋友也有外地的朋友,借这个场合和机会见面。这就是我这一次出席会议的背景和原因,也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再多说几句,谈一点对于诗的认识。
  我觉得诗是当代中国社会、中国文坛、中国诗坛的天气预报。不止是文坛的天气预报,几乎是中国社会的天气预报。在一些场合我也讲过,现代诗是最具革命性的,现代思想、现代观念传入中国时,从文学方面来讲,诗歌是最受欢迎的,它的革命性也是最强的,然后才是小说和散文。这是我对现代诗的看法。
  我自己不写诗,但我爱读诗,读诗的习惯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如此,可以说许多新观念、新思维和新形式,从诗歌中获得了很多启示,这是我的真实情况。诗坛每一阶段的动向我都很关注,无论是从北岛开始,还是到现在的各个流派。但毕竟我不在这个圈子,要说研究我还谈不上。
  再一点是对评论的认识。评论和写小说一样,其实都是一种写作,沈奇在他的书中也说过这样的话。我几年前就一直在这样想,搞评论和搞创作是一样的。在我理解,文学评论和诗歌评论要想对文学对诗歌有一种感觉,必须具备灵气和才气,当然最主要的是要有见地,要有独立的思考,有自己的观点。
  我在大学三年级时读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是部长篇评论,抄了三个大笔记本,这是我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当时我就对这一类评论文章特别感兴趣。后来,我自己在写作以后,读的评论也很多,不敢说我把所有评论家的文章都看过,起码在座的我都看过。当时看这些评论,我是想看文坛的动态,创作会局限在自己的范围内,通过评论我可以看到文坛的变化,看新动向和新观念,也通过这些文章了解评论家的本人情况。总的来说对诗歌和评论我自己都特别热衷,也吸收了很多东西。
  接着再来说沈奇。
  我对诗坛和诗歌的总体了解,具体不是很清楚,但谈到沈奇,我和他几乎同时出道,虽然道路不同,但久为朋友,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这条路上继续跑着。沈奇在他的文章中也表达过这意思,在这条路上跑得久了,就像平常喝水一样,谁也不在乎,但一旦停下来了,可能就立起一座山,不说是一座山吧,也至少是一个土堆,是另外一种存在。
  沈奇写诗也写诗评,我很惊叹他有这两手,他既有灵性,又有学养。我看他的这本新世纪诗歌评论集《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其中第一辑和第三辑,都是一些新的思想和观念,站在一定高度上的整体发言,有胆识,有眼光。第二辑是具体谈诗人和诗歌作品的。我觉得,他在此时出这样一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总结性的,是一本特别厚重的书,一本可以代表沈奇的书,这是我对他这本诗歌评论集的感觉,也表示祝贺。
  我再说一个意思,对沈奇的印象。
  读沈奇的诗和读沈奇的诗学文章,对我来讲,阅读是缓慢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还是艰涩的。因为他的书言之有物,不是摸不着头脑的写法,他的内容货真价实。但沈奇的语言和节奏使我读起来不能连续读完,读完一篇我就要停下来歇一歇。前面我谈过,我是诗坛之外的人来参加会,这场研讨会来了很多诗坛大家,另外在沈奇的书中他谈了那么多的见解,如果面对他的见解我自己就没有见解了,也就说不出来什么。沈奇的诗和文章,像我刚才说的,一时读起来有些不适应,要进入他的世界,往往是进了这个房间就不能再很快进那个房间,更无法从墙的这边或从窗子跳到那边去,我达不到这个程度,所以觉得有些惭愧,真的要谈出点什么,还要认真慢慢读再慢慢谈。
 
 
我看沈奇对台湾诗歌的研究
 
陈思和
 
  我跟沈奇虽然交往不多,但他是我心目中分量很重的朋友,所以尽管时间很仓促,我还是一定要来开这个会。来了之后心里又惶恐,有点像华威先生一样,感觉这么匆忙好像是来凑热闹的,很抱歉。
  我最先知道沈奇是在台湾。台湾的诗人一谈起大陆的诗歌评论界和研究者,都给我说沈奇,那时我并不认识沈奇,是因为台湾诗人的介绍我才认真拜读了沈奇的文章。后来沈奇的著作我常拿来当我的参考资料【5】,当我读不懂一些诗人和诗歌作品时,我就看看他的评论,看他是怎么研究的。所以我一直把他当作我心目中分量很重的朋友,也一直把他当作学术界对台湾诗歌研究方面的高人。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两岸刚开放,互相之间还不熟悉,但台湾是中国的,这是大家都很看重的一个观点。从八十年代以后,我们讨论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时,肯定会把台湾这一块纳入进来。可怎么纳入?这里又有很多问题,毕竟存在意识形态不一样,创作背景和生存背景与文化背景不一样的地方,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正确评价或者说接纳台湾这一块——说接纳有点过了,在我看来我们就是一家人,而不是此高彼低,关键是怎样把台湾那边的文学创作成果整合进同一个历史书写谱系——当时是新文学八十年,现在已经是一百年的历史谱系来书写,这是一个难题。
  比如我们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或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写到五十年代到后来一段,前面全是谈大陆的,到最后加两章是谈台湾的,顺便讲讲余光中,台湾文学本身并没有得到很全面的评价。这种做法对台湾诗歌、对台湾文学和台湾作家也不公平,他们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成员,可是在我们的体系里,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正式容纳进去,不能使他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个非常有机的必然组成部分。这样的观念在我们这里很缺乏,也是我自己一直想解决而没解决的问题,所以在编写文学史时,我是把台湾文学这一块拿掉的,不是我不重视,是我没办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去整合,与其不准确,宁可不写。当时我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面有好几块地方是空缺的。当时面对这个问题,我就想,既然没办法谈,谈了就是虚伪的文学史,不如干脆让它缺席,所以我把这一块拿掉了。
  沈奇先生是比较早在整合海峡两岸的诗歌史的,而且他提出了一些关涉到理论框架的说法,比如他的“三大板块说”: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诗歌是一块,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他主要整合台湾诗歌这一块,八十年代之后他整合大陆诗歌这一块,这样的叙事方法成不成立要讨论,但至少他把这样的概念这样的理论框架引到了文学史的范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后来我编《中国现代文学一百篇》和《当代文学一百篇》,选编到诗歌部分时,当代文学范畴的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一块,我就大量选了台湾诗人的,选了洛夫、痖弦、余光中等。
  当然,我不能说这段时期大陆的文学比较平凡,如果把海峡两岸都看成是一个中国的话。而且这一个中国,我认为不能说是从1949年开始,实际上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1937年的抗战导致了中国文学版图的变化,这个变化一直在变,变的结果是国统区的地方越来越少,解放区的地方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大解放区和小国统区,但总还是在一个中国里变。洛夫、痖弦、余光中他们,只是抗战期间文学迁徙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硬要整合。这种迁徙不是从1949年开始,而是1937年就开始了,因为抗战才造成这样的局面,这样的格局。
  这个概念,在台湾诗歌界,是洛夫先生最早提出了“大中国诗歌”观,在大陆,是沈奇的“三大板块说”。这个概念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延续,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延续编写文学史,包括编选诗歌作品集。如果我重新修订我主编的那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话,我会努力尝试着把台湾这块引进去,整合起来,我打算从抗战开始说起,这样就很自然地把这两个地区的政治演变讲清楚。台湾现在有本土意识起来了,当时八十年代时本土意识还是被压抑的,那时的沟通和了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那时就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后来就不会那么生硬了。
  再一点,沈奇先生对台湾诗歌的研究选择,打破了大陆主流的和一般的审美习惯。
  大陆在长期的传统中,比较倾向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对现代意识及西方现代诗歌的实验,主流学术评价体系里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从“五四”开始到今天,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的诗歌只要是偏重于传统的,一般都会叫好,如果是模仿西方的,那就是另一回事,比如我们对李金发这样的诗人,到现在都没有很客观的评价。因此,当台湾文学进入我们的眼界,我们首先选择的,小说一定是白先勇,诗歌一定是余光中,这是最符合我们习惯性的审美标准的。到今天为止,在我们研究台湾文学的领域里,官方认可的是陈映真这一路数的,民间认同白先勇、余光中的传统,比较温柔的传统,带有怀旧的审美,这个审美符合主流。
  沈奇先生做台湾诗歌研究,看重的不是余光中他们,而是另外一拨被我们认为看不懂的诗人。我注意到,沈奇对台湾诗的研究是别有选择的,他的研究重点,在“创世纪”的洛夫、痖弦他们,对“蓝星诗社”的关注,则主要选了罗门,而不是余光中、覃子豪那一批。在台湾诗坛也有这样的情形,我在朋友中介绍过,他们第一要骂罗门,其实是因为罗门讲的话他们听不懂,对洛夫的诗排斥更大,所以叫他“诗魔”,这个“诗魔”的概念,在起初其实是有一定贬义的,对这样一些诗人,在台湾也不太被认可。中国这个巨大的有两千多年传统的审美观念,审美传统,要比政治的传统,比意识形态的传统更顽固,更能根深蒂固地制约我们的审美口味和评价眼光,这不是谁强加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内心里的,是我们的民族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这样形成的审美规范好不好一时说不清,但他代表了我们民族一般审美的状态,而问题在于它比较保守,不能容忍有新东西,凡是有新东西,有打破这种审美规范打破这种语言习惯的东西,往往就不能接受,或者会看得比较低,这一点在台湾和大陆是一样的。新诗刚开始的传统,现代的传统,或者说超现代的传统,有实验意义的有解构意义的东西,在今天依然还是很难生根,很难被大多数人容忍,我们讨论朦胧诗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从那时开始,从二十年代周作人、梁实秋时代就在讨论,到了五六十年代台湾又在讨论是否看得懂,现在总算不讨论了,因为大家都不看了。
  在这个过程中,沈奇先生的观念非常前卫,为大陆的诗坛引进介绍了洛夫、痖弦这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包括罗门。另外我还非常欣赏林耀德,他写诗用的许多字,都是他自己从电脑里生造出来的,不是从新华字典或康熙字典里翻出来的,现在他已经死了,他活着时也被人骂得要死,这样的诗歌都很难引进,很难被大家接受,可沈奇先生介绍了他们,很早就研究了他们,我很佩服他。
  我不研究诗,我讲不清楚,我知道在台湾谁是好诗人,但不太有把握去怎么评价他们,沈奇对他们的评价,不仅对大陆诗歌来说是引进了一个新的观念,对台湾诗坛也是一种非常前卫有力的促进,所以我到台湾去总能听到很多人说起沈奇,我觉得我找到了知音,找到了能帮助我引导我去认知台湾诗歌的兄长。
  沈奇不仅是对台湾诗歌,对中国大陆诗歌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他的诗歌评论主要是朦胧诗以后的“第三代诗人”,及九十年代以来的诗人,这个阶段是各种流派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非常难以去理解,非常难以去把握。跟刚才说到的台湾这批诗人一样,他们不谈意识形态,他们首先是在审美规范上、审美方式上和审美观念上,对我们的主流进行了挑战,批评他们的人常常不是官方的也不是保守派,而往往是一些非常权威的诗坛领袖,或者诗坛资深专家,他们不能接受这个新的东西。比如“口语诗”,包括我在内,我在理论上,在读小说和读文学作品中,比较倾向于民间,但我没法正确理解“口语诗”这样的民间,包括于坚发表在1994年《大家》创刊号上的那首长诗《0档案》,当年我读过,但没感觉,我是后来看了沈奇对于坚的评价,才慢慢醒悟过来。复旦大学也有几个研究诗歌的,也研究得很好,当时我即使是问他们,说能否帮我从这一路数中选一些最有代表性的诗给我看看,他们一时也选不出来,我就认为大概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的诗,后来看了沈奇的书才发现是自己看得太晚。
  所以对沈奇在当代诗歌里的成就我一向看得很重要,也是我今天赶来开这个会的理由。
 
 
诗坛有位“老中医”
 
杨匡汉
 
  秋风细雨到长安。感慨陕西这块土地,和沈奇的母校西安财经学院,包容并培育了沈奇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诗歌评论家。他从教近四十年,治业近半个世纪,至少在西安财经学院,可能已经是“元老”级的了,但若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年龄的划分,沈奇应该还算是“青年”级别的教授,就像谢冕老师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一样。沈奇的成就已经存在于过去,但他的希望还存在于未来,我是这样理解的。
  会议让我发言,我想了一下,取名为“诗坛有位‘老中医’”。去年我和他一起到鼓浪屿,参加陈仲义的国家科研项目鉴定,我和台湾诗界的朋友一起坐轮渡过岛报到后在街上溜达,我的眼睛不太好,台湾朋友远远看见沈奇,就说“你看‘老中医’来了”,我才知道他有这个雅号。
  我请教过一些真正的老中医。老中医的工作一是号脉望诊,二是开药方,很简单,但也很复杂,因为其中有很多模糊处理。我感觉沈奇确实像一位老中医。他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常常能把握脉搏,提出问题。九十年代末我们《诗探索》收到他那篇后来引发争鸣的《秋后算账》的文章,我刚开始看到题目还不大明白,后来吴思敬老师过来跟我讨论,说沈奇这篇文章,就是想就当时很热络的有关“九十年代诗歌”的一些理论说法和编选理念之类总结性的“算账”,对不对,准不准,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后来仔细一看文章,提的确实都很到位。
  最近他又抛出一篇大文章,发表在去年第8期《文艺争鸣》上,说新诗是“一个伟大而又粗糙的发明”,很不成熟,提醒我们思考:“新诗新了一百年了,是不是还要像这样新下去”?沈奇给出的“诊断”说法是:新诗百年来,过于纠缠于时代,纠缠于各种思潮,进化论等,写得也太多太滥,是否应该慢一点,不要一味求新求变,一条道走到黑,而是要对汉语诗歌的本质要素和基本元素,有所挽留和整合?这个“号脉望诊”,至少基本上符合我的一些想法。
  号脉望诊之后,还得要开药方,要搞辩证诊治。这次研讨会提供的参考材料里,就沈奇多年的诗歌研究成果,提取归纳了十二个主要学术观点,包括“现代性过渡说”,“三大板块说”等等,我粗粗看过后,将其归纳为几个关键词,也可以说是他开出的主要“药方”,都是从他的说法中提取出来的。下面分开来说。
  第一个关键词:“脱势就道”。可以说,沈奇多年来诗歌理论与批评中主要的观点,都可以包涵在这个关键词里。具体说,所谓“脱势”,就是说诗歌要脱离一般的空洞宣传造势,要脱离频繁的运动潮流,要脱离不断变化的时尚追求,而所谓“就道”,就是要在“道”的层面,在诗歌和诗学的本体层面潜沉修远,不要总是忙着趋流赶潮。
  第二个关键词:“移洋开新”。沈奇在多篇文章里提到个词,并指出,新诗发展虽然一直在强调“两元潜沉”,但实际上总是偏重于西方这一头,所以新诗永远处在不断被追问的过程中。沈奇当然不反对“移洋”,而且主张要广泛吸取西方诗歌的精华、精粹,但“开新”的基石不是只求外在的转移,还得反求自身,反求汉语诗歌源远流长的自身传统。我觉得像这样的问题,到底该怎么“移洋”,怎么“开新”,是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研究的。
  第三个关键词:“汲古润今”。说到这个关键词,我要先感谢沈奇。那年我们和乔羽在深圳开音乐文学研讨会,之前在北京同沈奇出席一个诗学研讨会中,私下聊天,我说马上要去开一个关于歌词创作的会,想借用你这个词,改为“汲诗润词”行不行,他说你随便用。沈奇“汲古润今”这个词蛮好的,让我们重新认识汉语诗歌传统的指纹,包括精神指纹和语言指纹,这样的话,对于现在通用流行的现代汉语语言机制,就可以进行一些有意义的反拨。“汲古”当然是为了“润今”,但这是一种特别的润,既是精神层面的润,也是技艺层面的润,而且本体是今而不是古。现在诗坛上有些作品也开始向古典靠,但靠得比较别扭,有的不伦不类,有的比较勉强,希望沈奇继续思考,能不能将这个“汲古”和“润今”发展到无缝对接?以及怎么能做到无缝对接?不但使传统韵味能够延续下来,而且能非常自然地生长。
  第四个关键词:“洗心度人”。近年的沈奇诗歌批评文章里,经常会提到并强调“洗心”这个意思,反复提醒我们要把我们的诗心洗干净一些,少一些时潮与凡尘的干扰,在反省和自律中,真正走向美学层面的自在和纯净,由此跳出并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烦扰。“洗心度人”具体对诗人来讲,就是要沉下心来,写得更内敛一些,更有味道一些。沈奇近年也总爱讲“味道”这个意思,有味道的隐喻系统,有味道的抒情维度等,是很有意义的提示。
  上面是我对沈奇诗学系统的大概理解,有这么几个关键词,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沈奇虽然六十多岁了,但按我开头的说法,现在还没到老,要继续努力,我知道他下一步还有新著作,正在酝酿中,希望他能养好身体,保持活力,取得更大成就。
 
 
突破四个“隔离”
 
李浩
 
    来会上看了沈奇的简历介绍,以及会场展示的他的著作,洋洋洒洒三十多年走过来,现在的创作精神状态还很好,按照刚才杨老师的说法,还是青年学者青年诗人。我有一个思路,前面几位老师也讲到了一些,我觉得沈奇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样本,对于这个样本的评论,如果说一定要有题目的话,我想到一个词,叫做“突破隔离”:一是他试图突破古今之间的隔离,二是试图突破中西之间的隔离,三是突破创作与理论的隔离,四是突破日常生活与诗意哲思的隔离。
  关于突破古今之隔,沈奇多篇理论文章中提到“常”与“变”的问题,探究古典传统和现代意义之间的融会问题,这不是他的独创,但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还有当年新诗诗学界有一个关于“字思维”的讨论,沈奇也谈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尤其他提出“汲古润今”这个概念,很有启发。我在八十年代时关注过当代诗歌评论,到九十年代之后,就比较陌生了。在八十年代那一段,有很多好的诗歌作品和诗学理论,确实很新,但也有为了强调自己的新,自己的先锋,过于强调和古典的隔离的问题,沈奇能考虑到“汲古润今”,我觉得这个思路非常好。
  过去新诗界大多数对传统只想着隔离,或者说决裂,但也有另外一些材料引发我的关注,例如闻一多先生当年在美国读书时,就不停地写旧体诗,写了几十首,其中有一首很有标志,有“勒马回家作旧诗”句,1925年在纽约写的。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像闻一多这样的标志性人物,是只求新的,和传统是完全决裂的,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忘怀传统。回到前面的话题,怎么审视现代诗歌,这对于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学人来说,之前接受的东西有些片面,看到的东西也比较少,现在更多的材料展现出来后,发现“五四”时的学人也不都是那么偏颇,他们有另外一面。沈奇先生力图突破中西之隔,专门有一组文章讨论中西的诗与思比较,对西方的文化传统包括诗歌传统坦然对待,汲取有价值的东西,再融会贯通到汉语新诗创作和理论研究中来,很难得。
  再就是对创作和理论隔离的力图突破。有些同行评论说沈奇是创作和理论的两栖诗者,在我看来岂止是两栖,他一方面潜沉在诗歌创作的深水里,一方面在陆地上做观察搞评论,在学校里还要做文学教育和诗歌教育。我知道沈奇也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我的同事、朋友、包括学生中,很多在这所学校工作,对沈奇在课堂上的激情洋溢有很多赞许,这都非常难得。洛夫评价沈奇的诗歌评论能做到当行出色,其实这种“当行出色”在他是多方面的,而且常有出奇之处。
  最后说突破日常生活与诗意哲思的隔离,或者说试图打通。沈奇诗歌作品里的语言看去比较平易,但读进去以后,会体会到他在日常生活里常葆有一种哲思与禅意的追求,从他的代表性诗集《天生丽质》里我看到,和目前绝大多数诗歌创作有很大区别,追求一种典雅和哲思。在今天这样庸常的生活里,我们缺乏像沈奇这样,还在不断思考不断追求生活意义的状态,而且他还能把这种追求予以文本化和诗意化,很有特点。
  末了我想提一点建议。沈奇在各个方面确实很有追求,刚才谢冕老师的评价我很赞同,说他是全视野,但我有一点不敢肯定,沈奇先生和在座的各位能否突破时代的“天花板”?首先是沈奇是否突破了时代的“天花板”?我注意到他在他的评论和创作中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比如他提到体制外写作与写作的有效性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当然沈奇在这里用的不是突破,他用的是“修复”,我觉得他是在刻意使用。
  是否有思维的“天花板”?这是近年来,我们在文化研究界、哲学理论界、以及创意界都在讨论的问题:我们的时代是否有“天花板”?我们是否达到“天花板”的顶层?是否能突破这样的“天花板”?这个“天花板”,说到底,我觉得就是当下这个时代,商业化、公共化、模式化甚至思想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所共同构成的思维顶层,这样的“天花板”能否突破以及如何突破?我把这个我自己也纠结的问题在这里提出来,沈奇如果能就此再趟出一条路的话,我会不断跟进,向他学习。
 
 
两个沈奇与第三个沈奇
 
李震
 
  我的发言题目为《两个沈奇与第三个沈奇》。沈奇的成与败,都和他的二重性有很大关系。首先,大家都关注到他既是诗人又是诗评家,这两者有一致的方面也有相互冲突的方面。在两个沈奇之间,诗人沈奇和诗评家沈奇之间,我选择诗人沈奇。我觉得诗跟他的本性更接近,他更属于一个诗人。诗评家沈奇非常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大我一轮多一点,但我的努力程度和花费时间以及勤奋程度都不敢和沈奇相比,这一点是值得我学习的。
  具体到他的诗歌批评,我觉得又出现了两个沈奇。他所在的当代诗歌批评的话语场,其实是以西方诗学为核心的话语场,而且他打入此领域的时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基本是现代主义甚嚣尘上之时,这样他作为诗评家的价值坐标,就被固定在了西方诗学的话语场里。但沈奇的个性及灵性,却是巴蜀文化和秦文化交界之地的人的出处,在座的贾平凹也是陕南的,这种地缘文化属性决定了他们的天赋和灵性更接近于诗性。在诗歌批评领域里,沈奇的一些东西比如他的一些命题和概念等,我觉得是硬干出来的,不是发自内心的东西。这一方面,我看重的是他的诗话《无核之云》,这种诗话和他所处的诗歌批评话语场分离了,来自中国传统的诗学路数,感悟式、点评式的诗评,这才是真的沈奇,我觉得是这样。《无核之云》出来之后,我就给他打了电话,我觉得很好很精彩。汉语有自己的诗歌批评,以诗论诗,品味品趣,讲悟而不论理。他的学术观念里有一个“‘味其道’与‘理其道’”的说法,他应该走“味其道”,但他又硬要学“理其道”,把自己搞得很别扭,两个沈奇打架。
  刚才说到在诗歌批评领域,有西学的批评家沈奇和中学的批评家沈奇在打架。还有一个场域,就是古典主义沈奇和现代主义沈奇之间也一直在打架。在他的作品里和批评里都有这样的冲突。我们在座很多做诗歌研究的朋友都知道,有台湾诗评家沈奇和大陆诗评家沈奇。台湾的诗歌场域和大陆的诗歌场域也是不同的,同一个世界两个时代,至少就现代主义这一块,我们可能是九十年代才真正进入的,台湾的现代主义诞生在五六十现代,这是两个诗歌场域,沈奇在两个场域中同时驰骋,而且操控的话语也不太一样,又出现了两个沈奇。比如他写《天生丽质》这一批诗歌,和他做台湾诗评有一定的关系,洛夫晚年就写这样的诗,而大陆没有人写这样的诗,所以两个沈奇同时发生作用,有融合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
  离我们最近的两个诗评家沈奇现象,是九十年代末诗坛发生的那次“盘峰论争”时,有知识分子沈奇也有民间沈奇,夹在中间很难受。所以他的成与败都在二元里难以选择,他是我老兄,我说的都是推心置腹的话,而且这种选择有时会对他的才华有损害。他如果只是一个沈奇,比如说我就是一个诗人沈奇,那他的成就应该更高,但他非要当诗评家沈奇,把自己搞分裂了。
  这种分裂不是沈奇一个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有。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场域几乎都是中西二元对立的,这种投射在沈奇身上显得很典型。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在分裂,从上个世纪之初,从五四时期就分裂。五四时期有三种选择,一种是激进主义,一种是复古主义、保守主义,另外一个选择大家不是很重视,但我觉得它可能是真选择,即陕西人吴宓所代表的学衡派选择。学衡的宗旨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不搞二元对立,而搞融合。这个第三种文化立场,我觉得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应该再选择一次的,文化的轮回到了这个世纪,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这个第三种立场,再做一次选择。
  我的发言宗旨,其实是想呼唤出现第三个沈奇。第三个沈奇应该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沈奇,而不是二元对立的沈奇。
 
 
“金针度人”的诗人诗评家
 

吴思敬

  主持人让我为“沈奇诗与诗学研讨会”做个学术总结,总结谈不上,这里就谈一下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感想吧。
  我认为这个研讨会是一次成功的、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会风纯正的研讨会。会议的规模不是特别大,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效果,首先是由于这一次的与会者确实都是当下老中青三代的顶尖学者,谢冕老师、杨匡汉老师、陈思和老师、还有贾平凹老师的出席,提升了我们研讨会的层次,韩国金龙云先生的出席代表了海外对沈奇的肯定,遗憾的是,与会者中缺一位台湾诗人或者评论家,但陈思和老师的发言已经充分肯定了沈奇对台湾诗歌研究的贡献,在座的中青年评论家也是佼佼者,保证了会议的质量。
  这次研讨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一提。
  首先是对沈奇作为一个诗人和评论家其为人的研究。我觉得沈奇有点像金代诗人元遗山,他一方面是诗论家,一方面是诗人。元遗山曾经写过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中最后一首是:“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较短长”。元遗山是期望自己的诗能留给后代来论短长的,而今天沈奇有机会当面聆听了各位诗人和学者论他的短长,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大家对于沈奇作为一个评论家和诗人的人格,以及他对诗歌的热爱,对诗歌事业终身不渝的追求,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用了不同的提法,有“诗坛的老中医”说、有“当代诗歌研究的成功案例”说等,不同的说法,共同概括了沈奇对中国当代诗歌和诗学理论所做的贡献。大家还分析了他能做出这种贡献的原因,特别是他个人坚持不懈的追求,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建议咱们在座的年轻学者,可以用“沈奇:一个诗人评论家的成长”,或者“一个诗人评论家的心路历程”做一篇论文,可能对当代诗学和诗学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大家在这一次会议上,对沈奇的诗学思想做了全面的剖析和研究。我个人认为沈奇的诗歌评论有几个特色十分突出。
  第一是沈奇开阔的学术视野。许多学者都提到他有全局概念,他涉及的学术上的问题都不是小问题。他的“三大板块说”等都是从大处着眼的;他强调打破古今之隔、中西之隔,提出守常求变,这种学术眼光是开阔的,这是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基本素质。如果没有全局观念,你的文章格局过于狭小,总是小打小闹,那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第二是沈奇诗学理论的原创性。这一点很突出,像刚才所提的“三大板块说”、“守常求变说”等,还有他对诗学语言的研究等。上个世纪末的“盘峰论争”中,沈奇是参与者和见证者,他当时坚定站在民间立场上,很多发言都让我觉得生动而在理。他在“盘峰诗会”以后,对口语写作的特质、对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等,都有非常清晰的阐述,是对当下诗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
  第三是沈奇诗学批评的现场感。沈奇的诗学批评不是为批评而批评,他有现实性和针对性,像我刚才提到的“盘峰诗会”的发言和他的系列文章,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他始终和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保持同步,在不同阶段都提出了对当下诗坛的看法,这种对现实的关切和追踪,是我们当代诗歌评论家非常难得的素质,而沈奇具备了。
  第四是沈奇对于批评文体的贡献。刚才大家也提到早期的沈奇和后来的沈奇有很大变化,这里面不仅有他所关注的内容的变化,所讨论的对象的变化,我认为很大的变化还在于他的批评文体上。早期的沈奇没有建立自己特有的批评文体,但今天他的评论文章已经极具沈奇个性。他近年的文章试图借鉴古代诗学,打通古今,包括他写作《天生丽质》诗歌中的感受;特别是他的新诗话《无核之云》,这部诗话内容非常精彩,直接和古代诗学对话,但不是简单的重复。可以说,沈奇正在形成他自己独特的批评语言,建构自己独特的批评文体,这是一个批评家成熟的标志。
  这个研讨会,我们是整体回顾与研讨沈奇的诗与诗学,但从大会发言情况来看,大家多偏向于谈论他的诗学,对沈奇的诗谈得还不是很够。其实沈奇的诗与诗学是相互关联的,这次研讨会的题目“沈奇诗与诗学研讨会”,也是针对他既是诗人又是诗评家这样的身份拟定的。
  沈奇是一位诗人,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写诗起步,此后一直没有断过。而我对沈奇的第一印象却是诗评家,因为读他这方面文章多,我自己也做新诗研究,所以一直关注他的诗歌评论。后来我在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一部“九十年代诗选”时,广泛阅读刊物中,偶然读到他的《上游的孩子》这首诗,是口语的,非常朴实,但有深厚的内涵可以追寻,署名“沈奇”。我当时还想这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沈奇,后来一查,果然就是。这首诗使我对他的诗歌形成了良好印象。当然,沈奇的诗歌创作,最重要的还是他近年所写的《天生丽质》,我认为这是他对当下汉语诗歌做出的重要贡献,里面有他潜心多年的诗学思考和实验。
  我们都知道,诗和诗学是互相关联的。元遗山有一首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很多诗人拿出美好的诗篇就像绣女绣出鸳鸯一样让你尽情观赏,却不告诉你是怎么绣出来的;但沈奇通过他的诗歌作品把他绣出的鸳鸯给大家看了,同时又通过他的诗学文章告诉大家是怎样绣的,所以说他是“金针度人”的评论家。
  总之我认为,沈奇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今天我们只是做了初步探讨,还不完整。沈奇的诗学和他的诗歌创作应该会成为一个大题目,供今后青年学者来继续研究思考。
 
2016924日于西安财经学院
20161122日校勘定稿
 
 
【注释】
 
【1】“沈奇诗与诗学学术研讨会”,2016年9月24日在西安召开。西安财经学院和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总社联合举办,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
心协办。此次研讨会,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于2015年10月及2016年7月连续出
版的《沈奇诗选》(修订版)和新世纪十五年沈奇诗学文集《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
为主要研讨对象,兼及沈奇从事诗歌创作四十年及新诗理论与批评三十年之得失,并
延伸至新世纪十五年相关诗歌创作与诗学研究的分题讨论。谢冕、陈思和、吴思敬、
杨匡汉、刘福春、李森、王新、刘波等外地专家学者,与陕西作家贾平凹、评论家李国
平、李浩、李震、杨乐生、段建军、刘炜评、邢小利、仵埂、及诗人学者吕刚、雷鸣以
及西安财经学院教师等60多人出席。
【2】《沈奇诗学论集》(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008、2013前后三版印行。
【3】详见沈奇诗学论文《中国新诗的历史定位与两岸诗歌交流》,原载1995年6月《中
    国文化研究》夏季卷,后收入《沈奇诗学论集》第一卷。
【4】详见沈奇诗学论文《过渡的诗坛》,原载《文学家》1986年第5期,后收入沈奇第一
部诗评论集《拒绝与再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该文于1980年代中期,  
即指认“朦胧诗”只是大陆现代主义诗潮的过渡形态,及时肯定“第三代诗歌”的诗
学价值与历史作用,进而分延出有关当代诗歌从“发生”到“接受”的未来发展趋向
和基本结构的论析。同时提出有关划分重要而不优秀的诗(及诗人)、优秀而不重要的
诗(及诗人)、既重要又优秀的诗(及诗人)、研究性阅读与欣赏性阅读等问题,以厘
清中国特色下的文学史和诗歌史所带来的价值尺度混乱问题,及对“第二诗坛”的公
开名命等。既是当时领风气之先的新锐之见,也成为其后理论与批评的基点。
【5】沈奇有关台湾诗歌研究的著作,按出版时间前后,主要有《台湾诗人散论》,台湾尔
雅出版社1996年版;《两岸现代汉诗论评》,台湾三民书局2001年版;《谁永远居住在
诗歌的体内》,台湾唐山出版社2009年版。及《沈奇诗学论集》第三卷。
 
 
(以上根据2016年9月24日在西安财经学院召开的“沈奇诗与诗学学术研讨会”现场速录员文稿校勘整理,并经电子邮件通联获发言人认同后,最后修订定稿)
 
原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