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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消费时代”汉语新诗问题谈片 (阅读382次)



“后消费时代”汉语新诗问题谈片
——从几个关键词说开去
 沈奇
 
释题:后消费时代

  想好本文题目后,先上网“百度”了一下“后消费时代”,解释为:“后消费时代的消费特征表现为顾客对多方位、多层次体验的需求,这种多方位、多层
次的消费体验给品牌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不过,本文的“后消费”命题本意,是想说在空前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消费热之后,我们似乎又进入了一个空前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消费热,包括而且特别是对诗歌的消费——且而且,近乎于狂欢式的“高消费”!
  而确实,“这种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歌消费“体验”,已然成为“后消费时代”最为典型而又不无吊诡的“消费特征”,进而为某种“品牌”化的文化机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此不妨视为一种隐喻。
 
正文1:介质本质化
 
  两年前读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一书,未及大半,便想到这个概而言之的命名。只是未曾料到的是,这一“介质本质化”的中国版现实指涉,竟如此“高调”而大面积地被落实到当代汉语诗歌界面。
一切艺术,一切审美,有“发生”便有“接受”,道成肉身,及物绍介。这种绍介,在中国“古人”那里,无非二三“素心人”之“商量培养”(钱钟书语)足矣,无妨神气,不伤本根的。
  到了当下“后消费时代”,肉身为尊,绍介为要,诗人转而为“时人”,盛世诗歌转而为诗歌盛事——连同原本暗夜传薪、铁屋呐喊、地火运行般的“先锋诗歌”写作,亦或默牛承佛、天心回家、独自徜徉的个人诗性生命之旅,几乎都先后被席卷于狂欢节般的空心喧哗之中,并最终与这个消费化与娱乐化的时代大合唱融为一体——
  官方的、机构的、学院的、以及等等;诗歌节、诗歌奖、诗歌研讨会、以及等等;文化搭台、诗歌唱戏、资本捧场、政绩总结,以及等等……诸般活动繁盛之相,从形式到本质,从手段到目的,无一不和市场经济下的其他“行业”界面合辙押韵。
  不妨仅以“诗歌奖”一项举证:
  打开任意一个诗歌网站便可见的,盛世诗歌平均两三天就要颁一次奖,其普及率和热闹程度,可谓空前:从大师到准大师到名家到准名家到新锐到准新锐以及等等;从老前辈到后起之秀到几“0后”以及等等;从“知识分子写作”到“民间写作”到“官员写作”以及等等;从“口语”合唱队到“叙事”合唱队到“跨文体”合唱队以及等等;从“朦胧诗”代表人物到“他们”代表人物到“非非”代表人物以及等等;以及从县级到市级到省级到海外级如此等等……走马灯式的,肥皂剧式的,赶场子开派对式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史无前例地热闹着。
  谁的手导演了这一切?!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的诗歌奖吗?我们真的有那么多诗人要获奖吗?获奖的意义以及真实性何在?有什么与诗歌与诗学有关的实质性价值?领奖领到手软的诗人们,坐拥一堆以各种名目出品的奖杯奖状,又将如何思考诸如“诗人何为”这样的老话题?
  不可想象假如鲁迅先生活在今天也会如此忙着领奖?
  不可想象为当代中国诗人们成天挂在嘴上念叨的策兰、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等诗人也会如此乐于领奖?
  而可以想象的是,假如诗人海子还活着,看到如此诗歌盛况,一定会再次选择让“时代的列车”重新碾过他单薄的身躯;而假如真有诗神在黄金的天上看着我们,此时的他(她)一定会蒙面羞愧!
  或许可以以如此的理由稍作辩解:诗人,尤其是几经傲霜傲雪、“梅花香自苦寒来”、乃至度过深寒之境的当代中国诗人,难道不该在某个季节某种语境下,享受一点应得的荣誉之回报?
  而且,这毕竟是作为诗人的存在,唯一可享受的现实之“回报”。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下上演的种种有关诗歌与诗人的连续剧“剧目”,怎么看,都更像是一种时尚版的、肥皂剧式的精神抚摸(包括作为“弱势族群”的自我精神抚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严肃的历史认领。
  又一次错位的“载誉归来”。
  “审时”转换为“趋时”,诗人变身为潮人——千红争荣,浮华大派送,时代的巨影如树,谁还有心眷顾,那曾经、默默向下生长的郁郁老根?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如此投入当代诗歌“高消费”的狂欢中,也必然同时被这种消费性的话语机制所“消费”——这一逻辑关系,应该说,凡称之为当代诗人者,都应该多少知晓而明白的,奈何现实语境的诱惑太过轻浮而紧密,一时罕见稍有清醒而超脱者。
  看来,浮华有如病菌,早已深入当代诗歌的灵魂。
  ——虚构的荣誉,表面的繁荣,话语盛宴的背后,是情怀的缺失、价值的虚位和无所适从的“本根剥丧,神气彷徨”。
  所谓:选择怎样的话语方式,便是选择怎样的生存方式。
 
正文2:本根剥丧,神气彷徨
 
  这是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此话摘自先生发表于百余年前的《破恶声论》一文中,原文系文言写就,其主要意旨,在于从文化学层面论析当时中国国情:个性乖张的“沙聚之邦”,文化失去其原有生机,有待独具心性的“个人”之立,而更新与再生。
  此处拿来借用反思当下乃至百年汉语新诗,或不免有些危言耸听之嫌,却又直觉中别有一种意会,割舍不得,包括隐惜其中的苦味与“酷”。
  拿“本根剥丧”说新诗,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新诗的“根”本来就没扎在“本根”上。尤其是汉语“诗意运思”(李泽厚语)及字词思维的本质属性。
  其实也不尽然,所谓“介质本质化”能在“后消费时代”之汉语语境下大行其道,乃至连“先锋诗歌”与“前卫诗人”也被裹挟于其中,从学理上深究,大概既有生逢其时之“大势所趋”为由,也无疑涉及到百年汉语新诗,自发轫到当下,一直以“与时俱进”为“根本”运行轨迹的问题所在。
  ——此处暂不展开,先说“神气”问题。
  “神气”,拆开来讲:精神与气息。新诗百年唯新是问,与时俱进,居无定所,其主体精神和内在气息,每每“彷徨”之中。如此一路走来,多诗心变换,少诗艺建构;多运动鼓促,少商量培养,及至当下,已成愈演愈烈之势。
  “神气彷徨”的反义词是“自若”。
  所谓“自若”,按笔者惯常的说法,一言而蔽之:无论做人、做学问、还是从事文学艺术,有个原粹灿烂的个在“自性”。由此,方得以自由之思想、自在之精神、自得之心境、自然之语境,而“形神和畅”,而“君子不器”,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包括当代诗人在内的当代国人,仅就精神气息而言,到底差在哪里?
  只“自若”一词,立判分明。
  以此反观近四十年当代中国汉语新诗进程(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歌”到“九十年代诗歌”到“新世纪诗歌”),实在太多“运动性”的投入,太多“角色化”的出演,缺乏将诗歌写作作为本真生命的自然呼吸,进而成为一种私人宗教的主体人格,也就必然生成太多因“时过”而“境迁”后,便失去其阅读效应的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唯以不断更新的“量”的拥簇和“秀”的繁盛而高调行世。
  及至“后消费时代”,更是“自若”全失,唯余“顾盼”,每一只眼睛后面,都跑着“七匹狼”!
  说到底,所谓诗的功用,无论在写诗者那里,还是在诗歌欣赏者那里,本源上,都是为着跳脱各种体制性话语的拘押与束缚,由类的平均数回返本初自我的个在空间,得一时之精神自由和心灵自在,以通达存在之深呼吸。——这原本是诗歌及一切艺术审美之精义所在,而我们每每转顾其他。
  有必要再次重复我在题为《诗意·自若·原粹——“上游美学”论纲》(原载《南方文坛》2014年第6期“理论新见”专栏)一文中,针对“后消费时代”各种文学艺术之心理机制病变症候,所写下的这样一段“走心”的话:
 
  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艺术(一切的“诗”与“思”)的存在,并非用
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擢拔”自我,而在于如何才能更好的“礼遇”自我——
从自身出发,从血液的呼唤和真实的人格出发,超越社会设置的虚假身份和
虚假游戏,从外部的人回到生命内在的奇迹,平静下来,做孤寂而又沉着的
人,坚守且不断深入,承担的勇气,承受的意志,守住爱心,守住超脱,守
住纯正,以及……从容的启示。【1

 
  话说回来,在一个“介质本质化”的时代,所有的“话语”系统,从文本到人本,都难免有一个“他者”的深层次存在,左右甚至主宰着我们的意识及潜意识,所谓语境改变心境(人本心境),心境复改变语境(文本语境)。故,当此关口,“自若”之在,尤为关键。
  ——或许,在结构性语境的的拘押之下,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自我心境的适时“清空”,“懂得自己脱身”(木心语),回归自性“本根”(包括文化自性与精神自性),而后保留纯粹的思与诗,以及……必要的冷漠。
  有何荣耀可谈?
  记忆与尊严,过客的遗产。
 
正文3:深海的微笑
 
  当代诗歌太闹了,闹到让人望而生畏,进而生疑、生厌的地步,已成不争之事实。
  而我们知道,古往今来,诗歌的存在,从来都不是“闹着玩的”。
  在古典中国,诗“代替了宗教的任务”(林语堂语),既是国族文明礼仪之“重器”,从皇帝到庶民,皆敬而重之,又是士人精神魂魄之“容器”,无论穷达,皆守而秘之。“不知诗无以言”(孔子语),在在不可轻薄对待。
  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诗是自由思想之密室、独立精神之宗庙、个人话语之心斋;是寂寞中捡拾的记忆,是记忆中修补的尊严;是“叩寂寞而求音”(陆机《文赋》),是澄怀观照而自然生发。——是生命的托付而非角色的出演,更非“闹着玩”。
  而现代诗人,借用尼采的说法,更应该是在“在制作的人”之外的“一个更高的种族”。
  可我们今天的汉语诗人们,何以就变成了乐于被“制作的”类的平均数?
  在虚构的荣誉面前,在浮泛的交流之中,无论是成名诗人还是要成名的诗人,都空前“角色化”起来,乃至陷入角色化的“徒劳的表演”(陈丹青语),忘了作诗还是做诗人,都是这世间最真诚的事;忘了诗是诗人存在的唯一价值,一旦心有旁顾而生挂碍,必“枉道以从势”。(《孟子·滕文公》)
  实则无论是诗人还是诗歌写作,只活在浮躁的当下与只活在虚妄的精神乌托邦中,其实是一样的问题。诗慰人生,也误人生。曾经的精神炼狱不说,单要做物质时代的“红尘道人”,就已属寓言意义上的矜持或曰矫情了。然而,比起作为一件商品或一种符号化的存在,这种自我安适的寂寞之在,也不失为一种“被抛弃的自由”。(本雅明语)
  有必要回到一个常识性的提示:诗是诗人存在的最高本质,也是其存在的最高理想。
  想起一个已成绝响的“雅正”——
  2009年夏日,由华裔瑞典诗人李笠陪同,笔者有幸和几位中国诗人一起,于出席“第16届哥特兰国际诗歌节”前,在斯德哥尔摩拜见两年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老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秋日午后,在梅拉伦湖畔高地一所普通公寓里,银发如雪的老诗人,用他中风偏瘫后唯一还能活动的左手,为几位到访的中国诗人弹奏一首钢琴曲,以示礼仪。那一刻,流动的音符栩栩而出一座半人半神的诗人雕象,那样宁和、朗逸而又高贵。尤其是那一派融天籁、地籁、心籁为一,而无所俯就、原粹灿烂的自若气息,更让人感念至深!
  而我们知道,正是这位诗歌老人,以其持之一生而不足二百首的诗作,却构筑了一个神奇、深湛而广大的诗的宇宙,不仅影响及整个当代欧洲诗歌,而且暗通东西方诗魂,成为近年汉语新诗界,大家最为心仪的西方诗人——仅就作品的量与质,及其背后所透显的创作心态、人格魅力、诗歌精神而言,特朗斯特罗姆的存在,确然已成为一个深刻的提示和卓异的标志。
  记得那一刻,我的心头缓缓跃出一个凝重的意象:深海的微笑……
  是的,“深海的微笑”——一个隐喻,一种境界,一个真正纯粹的诗人之灵魂的力量与风度!
  这样的灵魂,这样的力量与风度,当代汉语诗人实在已经缺失太久了。
 
正文4:归根曰静
 
  反思“后消费时代”当下汉语诗歌心理机制病变问题,面上分析,似乎是一时“免疫能力”下降所致,底里追究,其实与新诗以及新文学,打一开始就种下的病根有关。
  先借用两处引文开悟——
  钱谷融先生访谈文《人的问题,应是文艺不离不弃的问题》,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好像还处在一种文学实验的摸索阶段,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表现对象和
变现格式,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显得非常突
出。中国传统文学,有变化,有贯通,一步一步下来,纹丝不乱。而二十世
纪似乎有点“慌乱”了,一会儿全盘西化;一会儿弘扬民族文化;一会儿文
化激进,一会儿文化保守。这都是“慌乱”的体现。

  ……有的研究者说,这是因为战乱和政治动荡,使得创造者和研究者无
法沉下心来潜心创作和研究。我想这还不是主要的。像魏晋时期,社会那样
动荡,但士人们的表现以及他们创作的作品,堪称经典,影响至今。为什么
同为战乱和政治冲击,那时的士人能够沉着应对,写出流芳千古的不朽名篇,
而二十世纪以来的作家、研究者,就少有这种作为呢”?【2

   
  这一问,实在问到了关节点上!
  再看木心答客问中谈到当代汉语文学时一段话:
 
  面对这些著作,笼统的感觉是:质薄,气邪,作者把读者看得很低,范
围限得很小,其功急,其利近,其用心大欠良苦。

  主要是品性的贫困……有受宠若惊者,有受惊若宠者,就是没有宠辱不
惊者。“文学”,酸腐迂阔要不得,使佞油滑也要不得,太活络亢奋了,那
个“品性的贫困”的状况更不能改变,而且,“知识的贫困”也到底不是“行
路”、“读书”就可解决。时下能看到的,是年轻人的“生命力”,以生命
力代替才华,大致这样,……整体性的“文学水平”,近看,不成其为水平,
推远些看,比之宋唐晋魏,那是差得多了。推开些看,比之欧洲、拉丁美洲,
那也差得多了。【3

   
 
  “质薄”,“气邪”,“品性的贫困”——时空穿越,木心既委婉又精要地回答了錢先生的大哉问。
  有意味的是,两位先生,一个在国内大学教书做学问,一个在海外书斋写诗画画做文章,且都着力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何以如此不约而同地苛责其爱呢?
  回到“本根”问题上继续反思。
  仅就汉语诗歌概而言之,其古典传统之树、之林、之葱茏千载,无非两条根系养着:主体精神取向的“君子不器”(孔子《论语·为政》),主流诗品取向的“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二者互为因果,“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这是汉语诗歌的一个大传统。
  新诗也销愁,但其主流取向,销的是“时愁”,一时代之愁,是一个小传统。加之新诗诗人的主体精神,也多以“与时俱进”,且每每进身为“器”而“神气彷徨”,便也只能从人本到文本,皆局限于小传统之中。
  这个小传统,置于短期历史视野中去看,确然不失“与时俱进”的光荣与梦想。然而,若将其置于长远的历史视野中去看,就不免尴尬:与时俱进则只能与时而愁,时过境迁,愁也随之过而迁之,那随之“俱进”的诗人及其作品,也难免过而废之,如此移步换形、居无定所,何来安身立命?
  是以百年回首,若仅从诗歌文体上去看,好像是“旧体诗”不自由,但若换由诗歌主体亦即心理机制看去,反而是自称“自由诗”的新诗不自由了——如前所言,关键在文化自性和精神自性的缺失。
  更为关键的是,在整个当代人类世界,正整体性地为资本逻辑和科学逻辑所绑架所主宰之大前提下,所谓诗歌的存在逻辑,以及所谓汉语诗歌的存在逻辑,又将如何定位?!
  眼下的困境是:包括建筑在内的诸器物层面,我们已经基本失去了汉语中国的存在,且几乎成不可逆趋势,所谓文化的物化化(其实全归之为“食洋不化”)。唯有语言层面,尚存汉字“编码程序”机制所在,或许多少能有所作为,而不至也归于“全球一体化”——而这样的作为,大概也只能先从汉语诗歌中慢慢找回,以求回溯汉语文化诗化化的“本根”,而重构传统,再造葱茏。
  归根曰静(老子《道德经》)。
  ——根在“君子不器”,根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与尔同销万古愁”;
  ——超越时代语境的拘押,回返汉诗原本的气质与风骨,直抵生命、生存、生活与天地之在的本惑、本苦、本愁、本空,以及“现代性”的本源危机,而重新开启现代汉诗之本源性的审美取向和核心价值。
 
 
尾语:浮尘与青苔
 
  “后消费时代”,茶道式微而喝茶以及喝咖啡成风,诗道式微而写诗以及当诗人成疯——模仿性的创新或创新性的模仿,两厢尴尬,百年回首,当下反思,“我们如何存在”?(流行歌曲词句)
复想到李劼《木心论》中的一段话——
 
  木心的意味深长在于,以一个背转身去的理想主义姿态,定义了文化死
而复生乃是面向古典的文艺复兴。这种复兴不是运动的,而是作品的;不是
一伙人的,而是一个人的。文艺复兴的首要秘密,正是《道德经》里所说的
反者道之动。……这样的复兴,不是团伙的运动,而是个人的努力。不是群
体的起哄,而是天才的贡献。【4

 
  原本,诗人降生行世,多以是受难来的,套句木心的说法:耶稣是集中的诗人,诗人是分散的耶稣。
而,若连诗人也都成了四处找乐子的主,岂不辱没门第?
  何况,连同诗人在内,这浮生的寄寓与行走,大概总是是要有点青苔的养眼洗心而留步才是的,若都随了浮尘轻去,也就迟早混为浮尘,无所留存了。
  而“青苔”何来?
  脱势就道,归根曰静,居元抱朴,直到青苔慢慢长出……
  繁华的归繁华,忧郁的归忧郁——当心灵选择停止追逐的脚步,一座山脉便自然地耸立在那里了。
 
2016年1月9日改定于西安大雁塔印若居
 
注释
1原载《南方文坛》2014年第6期“理论新见”专栏。
2原载《文艺报》2015年7月27日版。
3《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至13页。
4、李劼:《木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

【原载《文艺争鸣》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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